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但是，这种逻辑必然性尚未盖棺定论。它还受到统治的约束。它既是统治的反映，同时也是统治的工具。因此，这种逻辑必然性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它的自明性是不可辩驳的一样。当然，思想总能够把自身模棱两可的性质具体地描述出来。思想不是一个主人随便就能控制得了的奴隶。自从人定居下来，并进入商品经济社会，统治本身被物化为法律和组织，因此，它必然会对自身形成限制。工具赢得了独立性：独立于占有者意志之外的精神中介作用，缓解了经济领域内明显的不公。统治工具应当包括一切，诸如语言、武器、以至于机器等，必然被所有人所掌握。因此，合理化因素本身在统治过程中倒显露出与统治互不相同的一面。工具能够得以普遍运用，是因为它有着对象性特征，这种对象性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统治的批判。思想是作为批判手段出现的。在神话学通往逻辑主义的道路上，思想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要素，今天，尽管机器供养了人们，但它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但是，正是在机器形式中，异化理性正在对社会—这个社会把作为物质和精神机制的固定思想模式同自由、生活和思维调和起来—发生着作用，并把社会本身当成思想的真正主体。因此，思想的特殊根源与普遍观念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随着工业所导致的整个世界的转变，思想的普遍观念及其在社会中的现实运用已经影响深远，以至于统治者为了其自身利益不得不否认思想只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从领袖的直觉到动态的世界观(Weltanschanung)，这些集团的启示与早期资产阶级自我辩护的论调是截然相反的，不再把自己的过错看作是法律的必然结果；但这点恰恰是这些集团居心叵测的体现，而经济必然性最终也体现在这些集团身上。他们为此而使用的有关使命与命运的神话谎言是绝对不能揭示出所有真理的：那些曾经主宰着企业家行为的客观市场规律消失了，迎来的却是一场灭顶的灾难，相反，独裁者所作出的是明智决策，决定了古老的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命运，其结果和盲目的价格机制比较起来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统治者们其实并不相信任何客观必然性，尽管他们有时靠着这种必然性来阐明他们的治国韬略。他们宣称自己是世界历史的总设计师。只有被统治者才接受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必然性，这种发展在号称能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时候，却使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只要那些仍旧被雇用来操作机器的人们，只靠为社会统治者工作不多的劳动时间就能保证自己生活的话，那些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庞大数量的人口就会被训练成为一支后备军，并作为一种附加的物质力量服务于社会体制正在实施和将要实施的宏伟计划。由此，广大群众被驯养成一支失业大军。在广大群众的眼中，他们已经被彻底贬低为管理的对象，预先塑造了包括语言和感觉在内的现代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对于这种客观必然性，他们除了相信之外无能为力。这种作为权力与无力相对应的悲惨境地，连同想要永远消除一切苦难的力量一起得到了无限的扩大和增长。每个人都无法看清在他面前林林总总的集团和机构，在这些集团和机构内，从最高的经济指挥阶层到最低的职业行当都各自维护着各种既存地位。对一个工会领导人来说，更不用说一个经理了，无产者只不过是广大群众多余的一员，而老板们则只是在想到濒临破产的时候才会吓得浑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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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这种荒谬的处境彻底揭示出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已经不合时宜。社会必然性只是一个幻象，就像企业家的自由一样，最终在无法逃避的争斗和合同中暴露出了它们的强制本性。在这样一种幻象中，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这种幻象是无法用一种作为统治机构的思想来澄清的，因为思想本身也只能被迫在命令和服从之间作出选择。虽然这一思想没有能力摆脱陷于史前时期的窘境，但它仍有能力去识别首尾一致却又自相矛盾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它可以借助这种逻辑把自身彻底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不可救药和自我异化的自然。自然在思想的强制机制中反映出来，并保存下来。而思想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自我遗忘了的自然，表现为强制机制，这是思想的必然结果。观念只是一件工具。人们在思想中远离自然，目的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以便按照他们设定的支配方式来控制自然。物质工具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同一性，它把世界划分为复杂与熟悉、多元与统一，以及差异与一致；概念也是一样，它作为思想工具，适用于人所能及的一切事物。如果思想一味要去否定诸如划分和对象化这些分离功能的话，那么思想本身也会变得具有虚幻特征。一切神话的统一永远都是欺骗，都是为了避免革命的那些软弱无力的内心痕迹。但是，正由于启蒙针对任何乌托邦的假设维护了它的公正性，并且不断声称其统治具有分裂性，因此，启蒙拒绝掩饰的主客体的分离，就成了其真实和不真实的标志。对迷信的排斥不仅始终指的是统治本身的进步，而且也指对统治揭露的进步。启蒙绝不仅仅是启蒙，在其异化形式中，自然得到了清楚的呈现。精神作为与自身分裂的自然，在其自我认识中，就像在史前时期一样，自然呼唤着自我，但是不再直接用它的全能之名，把自己唤作曼纳，而只是把自己叫做一种闭目塞听、残缺不全的存在。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没有这种征服，精神就不会存在。一旦精神承认是统治并隐退于自然，那么，它就会放弃这种能使其成为自然的奴仆的统治观念。人类在逃离必然性的过程中，在进步与文明的状态下，如果不自行放弃知识，就不会自我止步，即便如此，人类至少不再会错误地把那座反抗必然性的坚实堡垒，把制度和控制实践看作是未来自由的保障。这些制度和实践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和统治一起对平息统治的视角加以更新。然而，真实的历史是由真实的苦难编织而成的，而这苦难并不因为消除苦难的手段的增加而得到相应的减少，统治远景的实现也要求助于概念。因为概念不只是作为科学使人们远离自然，而且还作为科学在盲目经济趋势的束缚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的自我关注，对不公正的永恒距离加以测量。正是因为主体如此深恋着自然，并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拒不承认藏其背后所有文化的真实性，启蒙便与统治根本对立起来；甚至是回响在瓦尼尼(Vanini)时代的制止启蒙的呼声，也并非产生于对精确科学的惧怕，而是产生于对难以驾驭的观念的憎恨，这种观念来自于对自然的束缚，因为它承认自己只不过是自然对自身的极端恐惧而已。教父们总是为了维护曼纳的尊严而对启蒙先驱施以报复，这些先驱们却经常用一些冠以恐怖之名而让人心惊胆寒的观点来博得曼纳的好感，而启蒙的占卜者们则在其傲慢自恃中与牧师结为一体。启蒙作为资产阶级形式的启蒙，早在杜尔哥(Turg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之前，就已经丧失了自已的实证主义环节。启蒙从来没有受到过用自由交换自我持存的影响。概念的悬隔，不管是以进步的名义，还是以文化的名义—进步和文化早就相互秘密结盟来共同反对真理都为谎言敞开了大门。在这个言之必须有据的世界里，大思想家的卓越贡献被贬低为遭人遗弃的陈词滥调，而谎言与中庸的文化商品的真理也不再有什么区别。

启蒙的概念

这里指的是马克思的历史概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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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统治被认为是未取得和解的自然，这种统治甚至渗透到了思想自身当中，这就意味着一种必然性的松动，社会主义本身轻率地把这种必然性确定为一种对反常识的认同。[36]社会主义把必然性抬高到未来的基础地位，并且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精神贬损到最低地位，为此，社会主义紧紧抓住了资产阶级哲学的所有遗产。这样，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便只有量化意义和机械意义了，而完全被置于异化境地的自然，就像早期的神话一样，不仅具有了极权性质，而且把自由和社会主义一并吞噬掉了。思想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式对那些把它忘在脑后的人们实施了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启蒙对一切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尚未开化的整体获得自由，并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万物，进而作用于人的存在和意识。但是，真正的革命实践则取决于理论对麻木不仁拒不妥协，后者正是社会使思想发生僵化的原因。危害上述实践得以实现的，并非是实现的物质前提，也并非是那些获得自由的技术。社会学家们坚持这样认为，为此他们又在寻找着一种救世良方，为了获得这种救世良方，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集体主义的措施。[37]问题就在于令人迷惑的社会语境。世间的人们对其不断创造出来的现成事物的神话般地、科学般地尊重，最终变成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一座坚实的城堡，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和城堡，革命的想象自惭形秽，认为自已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对待客观历史趋势，最终则是服服帖帖。启蒙作为这种适应机制，作为一种单纯的建构手段，就像它的浪漫主义之敌所责难的那样，是颇具破坏作用的。只有在它摒弃了与敌人的最后一丝连带关系并敢于扬弃错误的绝对者，即盲目统治原则的时候，启蒙才能名副其实。这样一种毫不妥协的理论精神，试图把认定目标不再放松的冷酷的进步精神翻转过来。这种精神的先驱者培根所梦想的许多东西是“君王们用金银财宝买不到，用金科玉律决定不了的，更是他们的密探和媚臣所打听不到的”。正如培根所希望的那样，这些东西降临在那些资产者，那些君主们被启蒙了的子孙的头上。资产阶级经济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使权力成倍增长，它同时也使其自身的对象和力量成倍增长，以至于它们的管理者已不再是那些君主，甚至也不再必然是那些中产阶级，而是所有的人。他们最终从事物的权力中学会了放弃权力。只有在实践的近期目标展现为它目前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只有在君主们的“密探和媚臣们打听不到的”范围，即在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科学一直忽视的自然被看作是发源地的时候，启蒙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并最终自我扬弃。今天，当我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用行动来支配自然”这一培根式乌托邦的时候，我们才能揭示曾被培根归罪于尚未征服的自然的那种奴役本性。这就是统治本身。培根曾经坚持认为“人的优越性就在于知识”，现在，知识却随着统治力量的消除而发生了变化。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能，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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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伏尔泰：《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pphiques)，第十二封，载《伏尔泰全集》，巴黎，1879年，第22卷，第118页。

[2] 培根：《对人类知识的颂扬》(In Praise of Knowledge)，载《弗朗西斯·培根著作集》(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巴希尔·蒙塔居(Basil Montagu)编，伦敦，1825 年，第 1卷，第254—255页。

[3] 参见培根：《新工具》，载《弗朗西斯·培根著作集》，第14卷，第31页。

[4]培根：《自然的解释》，载《弗朗西斯·培根著作集》，第1卷，第281页。

[5]请参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载《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410—411页。

[6]色诺芬尼、蒙田、休谟、费尔巴哈和萨洛蒙·莱因纳赫(Salomon Reinach)在这点上看法是一致的，请参阅莱因纳赫：《俄狄浦斯》(Orpheus)，西蒙斯(F.Simmons)译，伦敦纽约，1909年，第6页及下两页。

[7] 培根：《扩张的科学》(De Augmentis scientiarum)，载《弗朗西斯·培根著作集》，第8卷，第152页。

[8] 德·麦斯特：《圣彼得堡的夜晚》(Les Soirees de SaintPetersbourg)(第五次谈话)，载《全集》，里昂，1891年，第4卷，第256页。

[9] 培根：《认识的进程》(Advancement of Learning)，载《弗朗西斯·培根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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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1: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

如果说《奥德赛》中的塞壬一幕揭示了神话和理性劳动的交叠，那么，整部史诗可以说都是启蒙辩证法的见证。这部史诗，特别是在其最古老的层面上，都表现出与神话之间的紧密联系，它表明：那些冒险故事就是从大众传说中流传下来的。但是，由于荷马史诗的精神采纳了神话的元素，并对神话本身进行了“整理”，因此它在叙事过程中与神话产生了矛盾。哲学上的批判表明，人们通常所说的史诗与神话的同一性(无论如何，现代古典语文学都会驳斥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幻想。史诗(Epos)和神话(Mythos)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指的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即便荷马史诗将各种完全不同的素材调和了起来，我们也仍旧可以从中见到这个历史过程。如果没有现成的普遍语言可供使用，那么，荷马史诗就会在叙事过程中创造出这样一种语言；它通过一种人所共知的表现形式，解析了它极力颂扬的社会等级秩序。对阿喀琉斯(Achilles)暴怒和奥德修斯迷路的赞美，已经变成了对那些无法再被赞美的事物的一种程式化的眷恋；而那个敢于冒险的英雄，也将自身展现为一种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一种源自于自始至终自我确认的观念，然而，这种自我确认也具有它的古代模式，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不得不四海游荡的形象。史诗不仅从历史一哲学的角度说相当于小说，而且说到底它已经具有了非常类似于小说的特点。意义深远的荷马世界是一个神圣的宇宙，它显现了规范理性的成就，这种理性借助其自身所反映的合理秩序彻底砸碎了神话。

晚期德国浪漫派根据尼采的早期著作，对古典时代进行了解释，强调了荷马史诗中的资产阶级启蒙要素。尼采本人，就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应该“对人民进行启蒙，所有教士之所以能够成为教士，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败坏的良心，对于国家来说，也同样如此。这就是启蒙的任务：让诸侯和政客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1]，另一方面，启蒙也常常作为一种工具，为“那些伟大的政权操纵者(如中国的孔子、罗马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以及手中的权力不啻针对这个世界的教皇)服务……在这点上，大众被自我愚弄了，而在所有的民主政体中，大众的这种自我愚弄都是极有价值的：人的柔弱与温顺，被当作他所追求的‘进步’目标！”[2]由于启蒙的这两个方面被展现为一种历史动机，所以，它不仅有可能把启蒙的观念刻画成进步的思想，也有可能使它延伸到传说时代的开始。不过，尼采与启蒙的关系，也就是说与荷马之间的关联，仍然是很不协调的。尼采清楚地认识到，启蒙当中既有自主精神的普遍运动(他觉得自己就是这种精神的执行官)，也有破坏生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不过，在他的前法西斯主义追随者那里，却只剩下后一种因素，并被转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对一种盲目生活的盲目颂扬，而这样的生活中不断重复的只有一种实践，那就是压制一切生命。这一点在文化法西斯主义者对荷马的态度中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觉得，荷马史诗对封建制度的描述充满了一种民主精神，同时他们也认为，这部作品充满着航海人和商人的气息，此外，他们还指责说这部爱奥尼亚时代的史诗是一种过于理性的叙事，并且巧于辞令。那些觉得自己与所有明目张胆的统治最合拍，并排斥一切中介因素，排斥一切“自由主义”的人，他们作出的不合时宜的评判，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包含着真实的成分。事实上，理性、自由以及资产阶级精神所追循的线索，远远超出了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始于中世纪末期封建主义的资产者观念。当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对资产者观念爱不释手，并认为这种观念可以为神圣纪元的开端奠定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的时候，新浪漫主义者的反抗运动已经逐渐辨清了这种观念，并开始把世界历史与启蒙运动等同起来。这种时髦的意识形态把对启蒙进行清算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同时还违心地将启蒙奉为圭臬。甚至在很早以前，它就不得不承认启蒙思想了。正是启蒙思想的古老足迹对今天拟古主义者的坏心肠起到了震慑作用，从而使整个历史过程再一次获得解放。拟古主义者本来是想压制整个历史过程，却没想到推动了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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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1：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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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荷马史诗中的反神话和启蒙的性质，认识到了荷马史诗与冥界神话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但这种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因而也是不准确的。鲁道夫·博夏特(Rodolf Borchardt)\*，这位德国重工业界最有名、也最无能的秘密代表，为了表现意识形态，早就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他没有认识到，在史诗中曾经被大加称颂的原始权力本身已经代表着启蒙运动的一个阶段了。博夏特在没有对其范畴作出限定的情况下，就宣称这部史诗不过是一种叙事的虚构，这样，他就不可能认识到史诗和神话实际上是有共同点的：比如统治和剥削。在这部史诗中，他从卑鄙和粗俗，即媒介和流通那里所找到并予以谴责的东西，不过是对赤裸裸的权力的一种阐发而已，这根本不是他在神话中所鼓吹的那种高贵品质。在所谓的真实性中，在像流血和牺牲这样确实存在过的古老法则中，统治的邪恶和狡诈早就已经与民族复兴运动串通好了，因此在今天，这场运动还时常求诸古远的过去。原始神话中已经包含了欺骗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又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欺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又反过头来把同样的欺骗之举归咎于启蒙运动。荷马史诗是欧洲文明的基本文本，除了荷马史诗，没有任何作品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启蒙和神话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荷马的作品中，史诗与神话、形式与内容并不像说明和解释那样，是相互生成和相互对举的。审美二元论所表明的是一种历史一哲学倾向：“颇有些阿波罗气质的荷马，只不过延续了能够使我们获得个性化特征的普遍人类艺术进程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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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阿道尔诺档案馆所藏资料，早期手稿中曾经注明这里指的是博夏特为所译的《平达诗集》(Pindarische Gedichten)撰写的后记，Muenchen，1929—1930，第99，103 以及3 页。请参阅《平达诗导论》(Einleitung in das Verstaendnis der Pindarischen Poesie)，载《全集》(Gesammelte Werke)，散文卷，斯图加特，1959，第161页及下两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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