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通过履行字面上的契约条款来废除这种契约，语言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由此，语言开始转变成描述性的语言了。与此同时，神话中的命运(Fatum)也开始与言说融为一体了。在这种情况下，神话人物注定要在观念领域内去操控命运的裁决，而对这种观念来说，词语与对象之间的区分仍旧模糊不明。词语必须直接拥有把持事实的权力；表达和意图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而狡诈正是利用了表达和意图之间的这种区别。这样，为了改变现实，人们开始着力强调词语了。借助这种方式，有关意图的意识便也随之产生了：奥德修斯正是在他所面临的困境之中，逐渐意识到了二元论的存在，因为，对他来说，同样的词语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物。正因为乌岱斯(Udeis)这个名称，既有可能包含英雄的涵义，又可能指的是“无人”(Niemand)，所以，英雄才有可能彻底破除这个名称所暗含着的诅咒力量。于是，一成不变的词语为冷酷无情的自然条件设定了一套公式。在巫术中，严格的公式已经开始正视残酷的命运了，尽管它同时也反映了这种命运的残酷性。这样一来，词语与被词语同化并表达出来的事物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对立。在荷马那个时代里，这种对立已经变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对立。奥德修斯就从词语中发现了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谓的“形式主义”：词语的永恒义务已经与所有内容丰富的意涵毫无关系了，也与一切可能存在的内涵保持了距离，包括“无人”，也包括奥德修斯本人。神话名称和神话规条中的形式主义，和自然一样，同时规定了人和历史，并最终形成了唯名论(Nominalismus)这种资产阶级的思维原型。同样，自我持存的欺诈行为也凭借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各种法令，获得了自身的基础。当奥德修斯与波吕斐摩斯相互遭遇时，他既承认了波吕斐摩斯的名字，同时又否认了波吕斐摩斯的名字，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行动其实是非常一致的。以“无人”为名义，奥德修斯通过否认自身，向自己确认了自身；通过遗失自身，来拯救自已的生命。奥德修斯用语言来适应死亡，他这样做恰恰已经包含了现代数学的公式。

附论1：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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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狡诈这种交换方式，一切也就都迎刃而解；狡诈既满足了契约的要求，又蒙蔽了对方。这种交换方式完全可以还原成这样一种经济形式，即使它不是在史前神话中形成的，至少在古典时代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很久以前，在封闭的家庭经济之间就已经开始了“偶然的交换”。“剩余产品之间的交换是偶然的，但主要还是自给自足。”[13]在这个意义上，奥德修斯四处冒险的行为方式其实不难让我们想到偶然的物物交换。在可怜兮兮的乞讨过程中，这位封建主已经露出了东方商人的面目[14]，他还乡的时候，带着人们闻所未闻的大量财富，因为他最先打破了传统，跳出了家庭经济的范围，驾驶着战船“驶向了异国他乡”。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形式相比，奥德修斯的冒险事业只不过代表了理性(Ratio)的非理性方面。而且，这种非理性的理性在狡诈那里反映了出来，因为狡诈已经把资产阶级的理性当成了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不仅与资产阶级的理性遭遇过，而且还显示出了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个离群索居而又诡计多端的人，已经变成了经济人(homoo economicus)，对他来说，任何合理的事物都是一样的：这样看来，《奥德赛》已经是一部《鲁滨逊漂流记》了。无论是奥德修斯，还是鲁滨逊，都是脱离了集体的孤独水手，当他们的航船葬身海底之后，他们只能把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软弱一面转化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当他们将自己交给大慈大悲的波涛以及孤苦伶仃的命运以后，这种孤立无助的状况必然会迫使他们去过一种原子式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沦为奴仆之前，他们就已经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不过，他们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全新的事业，还是从沉船那里获得了物质储备，这充分证明，在企业家进行商业竞争的过程中，原始资本往往比单纯的体力更加重要。面对自然，他们的软弱无能已经被当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用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社会霸权。面对汹涌的波涛，奥德修斯感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同样，旅行家们的滚滚财源也是建立在剥夺土著野蛮人的基础上的。后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利用风险(Risiko)这一概念证实了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失败变成了攫取利润的道德借口。从发达的交换社会及其个人的立场出发，奥德修斯的冒险恰恰就是风险的表现，而这种风险却指明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奥德修斯之所以存活了下来，是因为他贯彻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人必须在欺诈和失败之间作出抉择。欺骗就是理性的标志，在欺骗面前，理性则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无论是周游世界的奥德修斯，还是独立制造商鲁滨逊，他们的叙事都勾画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化过程，从其发端之日起，绝对孤独就已经明确地在资产阶级时代的终结中产生出来了。彻底的社会化意味着彻底的异化。奥德修斯和鲁滨逊都与总体性有关：当前者经历这一历程的时候，后者已经把它生产出来了。正因为他们与所有其他人完全分离开来，才最终实现了总体性，当人们遇到这两位主人公的时候，他们都仅仅具有一种异化的形式，不管他们被当成了敌人，还是盟友，都不过是一件工具或物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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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我们所知，最早的冒险者还可以追溯得更远。有关吃莲子的人的故事要比充斥着妖魔鬼怪的野蛮时代更为久远。谁要是吞吃了莲子，谁就会像听到了塞壬的歌声，或者像碰到了喀耳刻的魔杖一样，走向死亡。不过，当事人是不会死掉的：“吃莲子的人绝对不会对他的同伴造成伤害”。[15]惟一的威胁就是使他们忘记或放弃自己的意愿。对他们的诅咒也不过是对那种既没有劳动、也没有争斗的原始状态的谴责，对这片“蛮荒之地”[16]的谴责：“倘若吃了比蜂蜜还甜的莲子，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自己是谁了，也都不想回家了。他们只想跟那些吃莲子的人一起留在这个地方，共同采摘莲子，打消回家的念头。”[17]这一番田园景象，唤起了仿佛陶醉于毒品中的快乐，将牢固的社会秩序维持在最低的水平上，它借助毒品帮助人们忍受了无法忍受的生活，对那些极力拥护自我持存之理性根据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其实，这种田园生活不过是一种快乐的幻觉，麻木不仁同动物的苟且偷生一样，都是粗鄙不堪的，这意味着，人们最好不要意识到自己的不幸。然而，幸福总归带有真实的成分，从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结果，只有彻底消除了苦难，幸福才会出现。因此，那些因没有与吃莲子的人留在一起而遭受了苦难的人，是有理由存在下去的。他们抛弃了那些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幻想：只有通过历史劳动，才能实现乌托邦；谁要是沉浸在极乐世界的幻想之中，谁就会在睡梦中丧失一切生命的力量。然而，当奥德修斯将理性施加在这种正义之上的时候，同时也使他进人了非正义的世界。这样，奥德修斯的行动便直接变成了为统治效劳的工具。这种幸福踩在了“世界的边沿上”[18]，就像后来的种种经历所证明的那样，这是一种更加危险的形式，是自我持存之理性根据所无法容忍的。懒汉们被敲打醒了，被送到了甲板上：“不过，我还是要把这些哭着喊着的人拖回去，把他们驱赶到战船上去，把他们绑在板凳上。”[19]莲子是一种东方的食物，甚至在今天，在中国和印度的烹饪中，精拣细切的莲瓣还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原料。也许，这种食物的诱惑力只有可能让人们回想起采集地上果子[20]以及捕捞海里鱼虾的时代，实际上，这一阶段要比农耕、畜牧甚至狩猎更原始，是所有生产中最古老的阶段。荷马史诗将田园生活的理想与食用鲜花的习惯联系起来，绝非出于偶然，即使人们今天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远东地区，人们仍然有用鲜花制作点心的习惯，即使拿欧洲的孩子来说，他们也很喜欢吃用玫瑰汁和堇菜花蜜饯做成的食品，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生命的再生产不仅独立于有意识的自我持存，而且也独立于合理配制营养所产生的充分的满足和极度的欢乐。我们对最遥远、最古老的幸福的短暂回忆，都是以味觉为基础的，然而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味觉却始终会受到我们刚刚产生的实际需要的限制。因此，我们还是被带回到史前时期的历史。那时候，不管人们遭受到了怎样的苦难，他们都不会像现在这样，通过想象远古时代的景象来想象所有的幸福：“就这样，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远航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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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远航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在荷马那里，远航和狡诈是一个意思—他那只车轮般大小的眼睛，正是史前世界的写照：一只眼睛对鼻子和嘴巴的影响，总要比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的影响显得更原始些[22]，同样，只有两只眼睛和耳朵配合起来，才能在感觉的同一性当中制造出认同作用、深度感和客观性。当然，与那些吃莲子的人相比，波吕斐摩斯所代表的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比较晚的阶段，即以狩猎和畜牧为主的野蛮时代。对荷马来说，野蛮时代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农业耕作，也缺乏系统而且守时的劳动组织和社会组织。因此，荷马把这个独眼巨人称作是“还没有被驯化的恶人”[23]，因为他(这非常类似于文明制度本身存在的情况，在那里，人们已经很含蓄地承认犯罪了）“对不朽的诸神所拥有的权力深信不疑，他们用不着去耕种土地；庄稼不经耕种就能生长：因为宙斯赐予的雨露，已经滋润了小麦、大麦以及用来酿造美酒的珍贵葡萄”[24]。大地的果实并不需要依靠法律体系来保证，倘若我们用文明的方式来控告这种随意混乱的状态，反而会将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断送掉：“他们既没有法律，也不举行什么集会，他们都居住在山岩上的洞穴里，居住在拱起来的地窖里；每个男人都随心所欲地统治着妇女和孩子，没有人在乎别人想什么”[25]。很显然，这已经是一种父权制的部落社会了，它建立在弱者臣服于强者的基础上，但还没有根据固定的财产和等级关系来加以组织；人们零散地居住在山洞里，他们还没有客观的法律，因此，荷马对这种野蛮的状态加以了谴责，认为这个阶段的人们相互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尊重。有意思的是，在后面的一段里，叙事者对这个问题严谨而又实用的叙述与他文明的论断之间发生了矛盾：当听到这位已经瞎了的巨人大声呼救的时候，部落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救他，尽管按照荷马的说法，这些人从来就没有相互关心过，因此，奥德修斯的狡诈就在于，他把自已称作“无人”，并以此来防止人们去帮助波吕斐摩斯。[26]这样，愚蠢和无法无天便具有了同样的涵义：当荷马把独眼巨人称作“无法无天的恶魔”[27]的时候，这不仅仅意味着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尊重过文明的法律，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内心和思想从来都是无法无天、杂乱无章和狂妄恣睢的，而不管他是否能够解决资产阶级的思想问题：即奥德修斯，这位不速之客怎样才能逃出山洞，因为他正抓住公羊的肚皮，而没有骑在公羊的背上；也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奥德修斯这个错误名称后面隐藏着的双重诡辩特征。当然，尽管波吕斐摩斯始终坚信存在着一种不朽的力量，但他还是成为了一个吃人的妖怪，因为这种信念使他放弃了对众神的敬仰：“你真愚蠢，陌生人，你是从远方来的吗……”，到了后来，人们甚至看不出愚蠢和陌生之间的区别了，他们把不了解地方生活习惯统统看成是愚蠢的表现，而不管陌生人距离这个地方有多么遥远。“在这里，你不是告诉我要敬畏神和神的报复吗！对波吕斐摩斯来说，不论是宙斯，宙斯的雷声，还是神圣的神灵，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就胜过它们了。”[28]“我们胜过了它们”，奥德修斯用嘲弄的口吻说道；实际上，这句话的真正涵义是：我们已经变得更加衰老了。如果说，太阳系所具有的力量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是认识它的方式就像封建制度承认资产阶级的繁荣一样，他私下里觉得自己更高贵，却从来没有意识到他自已所遭受的不公与他自己表现出来的不公其实是一样的。波吕斐摩斯的父亲海神波塞冬，是奥德修斯的敌人，他比普世万能的天神宙斯更古老，实际上，一般的民间宗教和具有逻各斯中心论倾向的法律宗教之间的世代仇恨，是在单个人身上发生的。然而，无法无天的波吕斐摩斯，并不单纯是文明的禁忌所造就的邪恶势力，在用来启蒙儿童的传奇故事里，他还被描绘成了庞大的妖魔。在这个贫困的世界里，波吕斐摩斯要想存活下来，就必须确定一套秩序和习俗，与此同时，他也不乏可取之处。当他让自已的母羊给羊羔哺乳的时候，这种实际行动恰恰说明他非常爱护动物；当波吕斐摩斯的眼睛瞎了的时候，还把头羊称做是自己的朋友，并问道为什么它最后一个离开洞穴，它是否因为主人的悲惨命运而感到伤心，波吕斐摩斯的这番话，就像阿格斯(Argos)这条老狗认出了归来的浪子奥德修斯一样，成为了整部《奥德赛》的高潮：这种感人至深的场面贯彻始终，尽管整部史诗最终笼罩在了残酷恐怖的威胁之中。当然，巨人的行为还没有被客观化为一种“性格”。面对苦苦哀求的奥德修斯，波吕斐摩斯并没有把无法抑制的愤怒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而是通过他还没有掌握的法律拒绝了奥德修斯的要求。波吕斐摩斯没有想去宽恕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伙，“如果我的内心不允许我这样做”[29]，或者像奥德修斯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否真的想去欺骗他的听众，他都不能这样去做。波吕斐摩斯喝得酩酊大醉，并吹嘘说要送给奥德修斯礼物[30]，而奥德修斯则借助“无人”[31]的说法，将邪恶的想法带进了波吕斐摩斯的心中，使他吃掉了所有人以后，最后把部落首领也吃掉了。也许，正因为奥德修斯把自己称作“无人”，所以独眼巨人从他特有的幽默感出发，把“无人”当成了不存在。力大无比的超人尽管在身体上显得很残暴，但他总是值得信赖的。因此，神话规条的实现，不仅对被判决的对象来说是不公正的，对用来规定法律的自然权力来说也是不公正的。被奥德修斯欺骗了的波吕斐摩斯以及其他妖魔鬼怪，恰好塑造了从基督教时期形形色色的愚蠢的魔鬼向夏洛克(Shylock)和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不断过渡的模式。无论是巨人的愚蠢，还是他野蛮残暴的特性，一旦遭到了比他更聪明的人的彻底颠覆，所有这些就会更明显地暴露出来。奥德修斯既博得了波吕斐摩斯的欢心，赢得了他的信任，也在满足神话规条的同时，破坏了这些规条，并借助这样的阴谋诡计，剥夺了波吕斐摩斯吃人肉的权力。这位文明的使者这样劝说道：“拿着，独眼龙，喝吧，用人肉下酒是最好不过的。看到没有，这醇香的美酒正是我们用这条船带来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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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通过要弄改名换姓的诡计，理性对其相反方面的适应，即一种尚未发展出任何固定特性的意识状态(就像这个大笨蛋所代表的一样)，最终得到了彻底实现。在广为流传的民间神话里，我们到处可以发现这样的狡诈。在希腊，狡诈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名字(奥德修斯)与其意涵(无人)彻底分裂开了。在现代人的听觉里，“Odusseus”和“Udeis”(乌岱斯)的发音是一样的，人们完全可能会以为，在用方言讲述的英雄回到伊萨卡的故事中，岛上国王的名字与“无人”的说法听起来也是完全一样的。奥德修斯是这样算计的：一旦波吕斐摩斯瞎了，当本部落的人问他是谁使他如此痛苦不堪时，他只能回答说“无人”，就这样，事实被掩盖掉了，罪人逃脱了惩罚，奥德修斯的算计也成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掩饰。实际上，奥德修斯这个主体也否认了自身的同一性，然而，这恰恰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主体，而且也通过模仿无形的形式使自己存活了下来。他之所以把自已叫做“无人”，是因为波吕斐摩斯还不是一个自我，名称与事物的混淆可以确保受骗的野蛮人无法逃脱奥德修斯设下的圈套：波吕斐摩斯大喊着要报复，但就像巫术一样，他要报复的人恰恰叫“无人”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却使他的呼叫变得无能为力。既然奥德修斯在这个名字中注人了这样的用意，那么他就可以从巫术王国中把它抽取出来了。不过，无论是在所有史诗中，还是在整个文明中，他的这种自我确认都只能是自我否定。于是，自我便进入了自然的强制性循环之中，而这正是他想借助模仿而要努力摆脱的东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奥德修斯不仅把自己叫做“无人”，而且还把自己接近自然状态的过程当成了支配自然的手段，这样，他就从一个牺牲堕落成了一个傲睨神灵的自大狂(Hybris)。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还在逃难，还没有逃脱巨人的魔掌，他不仅要戏弄这个巨人，而且还要表露出他的真实姓名和身分；尽管他过去总是能够摆脱原始世界，但原始世界似乎还在支配着他，一旦他被称作是“无人”，他就会生怕自已再次变成“无人”，进而采用巫术中的词汇来确定自已的同一性，然而，“无人”这个词已经与理性的同一性毫无关联了。他的朋友曾经试图告诫过他，不要把自己的狡诈公开显露出来，这是一种愚蠢之举，然而，奥德修斯并没有听从劝告；尽管他勉强躲开了波吕斐摩斯投来的巨石，而他对自己名字的发音，则很有可能招来波塞冬的憎恨，因为波塞冬并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奥德修斯，这个绝顶聪明人，不仅采用了一种愚蠢的形式，而且一旦他放弃了这种形式，他的狡诈就会变成一种愚蠢。这就是雄辩的辩证法。从远古时代到法西斯主义时期，荷马一直遭到了这样的指责：他要么借用英雄的嘴巴胡说八道，要么通过来回穿插的叙事唠叨个不休。不过，作为一名爱奥尼亚人，荷马对命运的描画，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要比斯巴达人高出一筹，而这种命运正是一个聪明人(中间人)因自己的语言而招致的命运。虽然语言欺骗了体力，但它却不能产生约束作用。语言是对意识，即思想本身的拙劣模仿，而思想不偏不倚的自主性，则必然包含着愚蠢(疯狂的愚蠢)，一旦它以话语的形式进人到现实之中，就会像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样，其实，对后者来说，前者只有在距离的意义上才具有优先地位。而距离本身也意味着苦难。因此，与常言俗语相反，理智的语言总是供那些昏昏欲睡的人来使用的。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聪明人始终陷人一种恐惧之中：如果他不能成功地确立其实并不存在的词语超出体力之上的优先地位，那么，体力就会反过来重新控制他。因为所针对的恰恰是比它所蒙骗的自然还要脆弱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说得太多，就会使体力和正义成为一种现实准则，这样一来，它也会迫使那些深陷恐惧的人去求诸一种他所恐惧的行动。在史前社会里，词语的神话强制力就曾造成无休无止的灾难，同时，这种灾难也是启蒙语言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灾难。乌岱斯就曾强迫自己承认自己就是奥德修斯，他这样做，便已经带有了犹太人的特征：尽管犹太人惧怕死亡，却还是在死亡恐惧中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因此，对中间人(Mittelsmann)的报复，不仅在资产阶级社会晚期才产生的，而且自打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伊始，各种各样的强制力就已经开始追求否定乌托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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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摆脱野蛮时期的吃人神话不同，喀耳刻的巫术故事表明它已经进人真正的巫术时期。巫术割裂了自我，而自我不仅再次屈从于巫术，而且再次退化为一种更为古老的生物物种。这样，这种毁灭的力量也就再次变成了一种遗忘的力量。它利用固定的时间秩序，来对抗顽强的主体意志，而这种主体意志也只有通过这种时间秩序建立起来。喀耳刻引诱奥德修斯的水手们释放自己的本能：从此以后，人们便把那些受到诱惑，因而具有了动物的形式的人和喀耳刻相提并论。这样，喀耳刻便成为了交际花(Hetaere)的原型——当然，赫尔墨斯的诗篇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认为情欲冲动是交际花所固有的：“看吧，害怕中的人儿，她请你与她一起同床共枕，在女神的床前，不要缩手缩脚的。”[33]喀耳刻的招呼是很模糊的：她首先表现出了堕落的形象，接着又伸手去帮助别人，像个救护神。模糊性已经成了她的世系标志，因为她既是赫利俄斯(Helios)的女儿，又是俄刻阿诺斯(Okeanos)[34的孙女。在她那里，火与水这两种元素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尚未分化的状态，与自然的确定性这一首要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不管是母权制，还是父权制，都构成一种极其混杂的自然：交际花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她仍然有着妓女的外表。[35]交际花不仅提供了快乐，还可以将那个她能够为其带来快乐的人的自主性彻底毁灭掉。这正是她的暖昧之处。但是，她不一定非得将他毁灭掉：因为她可以借此维系一种更古老的生活方式。[36]就像吃莲子的人一样，喀耳刻并没有伤害她的客人，甚至连那些被她变成野兽的人也显得服服帖帖的：“周围到处都是山里的狼群和鬃毛很长的狮子，这些野兽吃了她的迷魂药，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它们蹲坐在地上，从来不发动攻击，而是像狗一样摇着尾巴，当它们的主人站起身来，它们就围着他团团转，因为主人经常扔给它们一些好吃的东西。于是，这些有着锋牙利齿的狼和狮子便开始奉承它们的主人。”[37这些着了魔的人，简直就像那些听到了俄耳浦斯歌声的野兽一样。他们不仅中了魔法，与此同时，这种魔法也将他们身上被压抑的自由本性释放了出来。因此，在返回神话的过程中，能够使人们重新回忆起神话的竟是神话本身。压抑冲动，成为自我并与动物区分开来的过程，也是压抑在毫无希望的、封闭的自然循环之中所展开的内化过程，以前的理论就曾认为，这一内化过程正是喀耳刻的名字所代表的涵义。就另一方面而言，强制性的巫术使他们重新想起了理想化的史前时代：巫术不仅把他们变成了动物，而且还像吃莲子的人所勾画出来的田园美景一样，给他们带来了救赎的幻想，而不管此中夹杂着多少欺骗的成分。不过，由于他们一度已经成人，文明的史诗不可能不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表现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堕落，而且在荷马的理解中，根本不可能流露出任何快乐的迹象。牺牲自身的文明化程度越高，所有这一切就越是会受到压制和铲除。荷马史诗在修订过程中一定被删除过。[38]奥德修斯的同伴并没有像以前的那些客人那样，成为茫茫原野中的神圣动物，而只变成了不洁的家畜—猪罗。或许可以这样说，对得墨忒耳(Demeter)阴间崇拜的回忆，在喀耳刻的故事里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在得墨忒耳那里，猪是神圣的东西。[39]不过，这种情况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人们注意到猪不仅具有类似于人的解剖构造，而且它还总是一丝不挂，显露出一副赤条条的样子，这完全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问题：爱奥尼亚人禁止把类似的东西混淆起来的传统，与犹太人似乎没什么两样。也许，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层意思，即禁止吃人：在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作品中，人肉的味道总是被描写成像猪肉的味道一样。不管怎样，后来所有的文明都喜欢把那些追求不合社会目的的另类快乐本能的人称之为猪罗。在水手们变换形象的过程中，巫术和反巫术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卷心菜和葡萄酒之间的联系；陶醉和清醒都与嗅觉有关，变成了不断受到压抑和压制的感觉，它们不仅与性非常相似，而且也与史前的记忆很相似。[40]然而，在猪的形象中，嗅觉的快乐已经退化成为抽鼻子的声音[41]，它们把鼻子拱进地里，不再愿意直着走路了。这种举动，就像交际花一女巫婆一样，她在其支配男人的仪式中，重新唤回了父权社会用来不断支配她的仪式。同样，文明压抑下的女人也最愿意用文明的方式来评判女人，并贬低性的地位。在史诗遗留下来的启蒙与神话的对峙中，充满魅力的妖女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她们疲弱不堪，没有一点儿抵抗力，只能依靠被驯服了的动物来保护她们。[42]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妇女作为自然的代表，露出了不可抗拒[43]而又软弱无力的神秘形象。她们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了有利于统治的纯粹谎言，这一谎言所追求的不是拯救自然，而是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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