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208147485" library_document_id: "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 source_sha256: "020f8fba164bfd0f7e4041164c2b5004e08753ef1143400ec8d12c36b8b2cce0"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3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6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start=16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md?start=16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md?start=15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md?start=170&limit=10" --- #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0 | PRINTED_PAGE=151 我们不仅不应以国家的存在和强化来证明治理活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效果的最大化，而且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权力是根本的和基础性的。福柯要剥夺人们通常赋予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基于刑事立法之上的戒训(discipline)确实曾经维护了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种种戒训在那些工业化国家中已纷纷陷于危机。社会和个体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愈来愈多的个体并不强使自己遵守戒训。福柯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展望无戒训的未来社会。 人们通常认为国家权力至高无上，国家权力具有优先性，其他权力形式都是从国家权力中派生出来的。然而，福柯则认为，国家权力至少奠基于其他权力形式之上，正是其他权力形式才使得国家权力存在的。“我们如何能说存在于两性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家庭中、办公室中、病人与健康人之间、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派生于国家权力的呢？如果人们想改变国家权力，那就必须改变在社会中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①社会的变革取决于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福柯的三层意思：首先，社会一民间权力要比国家权力来得基础和重要；其次，具体的、多重的、发散的社会一民间权力是抽象的、单一的和集权的国家权力所无可替代的；再次，社会民间权力关系的实施者能够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拥有者而自主地行为。福柯以苏联为例，说明统治阶级虽已发生变化但原先的权力关系却一如既往。因而，福柯认为重要的是那些独立于拥有国家权力的个体们而运作的权力关系。总之，国家权力与其他权力形式相比只具有次要地位。 由于福柯确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体性、身份和个体性成了主要的政治问题，所以福柯就格外关注对个体实施管理的合理性化间题。在这点上，现代国家又成了个体的敌人。现代国家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忽视个体，恰恰相反，现代国家对个体生活的一切都感兴趣。国家对个体的关注表现在，国家发明和展开了种种技术来确保个体不能逃避权力、监督、控制、智慧、校正、纠正。“兵营、学校、工场和监狱，所有这些重大的惩戒机器都使人们能包围个体、知晓他是谁、他做了啥、我们能对他做什么。”①于是，个体及其生存就成了一个对于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实施来说是相关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事件。但现代国家对个体的这种兴趣就好比黄鼠狼给鸡拜年一样不安好心。“正是当国家开始实施其大屠杀时，国家才关切个体的身心健康。”②1784年，法国出版了第一部探讨公共健康问题的伟大著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4年拿破仑战争爆发。福柯感叹，现代国家的主要悖论之一，就是在生与死之间玩游戏。福柯并不局限于研究机构制度的问题，而是要揭示并分析在一组权力技术与像国家这样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存在的关系，探讨对个人治理的合理性问题，梳理在机构制度和人们行为中运作的合理性的历史。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无论在机构制度中，还是在个体行为和政治关系中，都存在着合理性。然而，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福柯要确定这个与暴力如此相容的合理性的本性。福柯言下之意就是国家合理性意味着国家暴力，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如苏联政治制度对苏联人行为所作的强制性塑造就是这种国家暴力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种违背个体意愿的型塑却会受到抵抗。这是因为虽说没有统治就没有政治权力，但没有人甘愿受宰制，于是，政治结构动荡不稳、革命起义此起彼伏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要保持政局稳定，百姓信服，适度的治理 第六章 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 en cris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3. 15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1 | PRINTED_PAGE=152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51. 152 ② 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étudie la raison d'État",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0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2 | PRINTED_PAGE=153 才是上上之策。 第三节 国家过度治理的哲学根源 由法西斯主义集中体现出来的过度治理、国家暴力和权力的生产过剩，既潜伏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内部结构之中，又有其哲学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是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而是指哲学国家的当权者利用本是反统治的哲学来为其统治实践服务。 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在西方没有哲学国家，西方哲学并未像东方哲学那样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实践、道德实践结为一体，那么，自法国大革命以来，“19世纪欧洲出现了以前未曾出现过的东西：哲学国家，国家一哲学，同时是国家的哲学以及那些从哲学命题出发、在哲学体系内进行思考、反思、组织并确定其基本选择并把哲学当作历史的哲学真相的国家”①。哲学与国家结为一体了。福柯在法国大革命与18世纪哲学之间、在拿破仑皇帝与卢梭之间、在普鲁士国家与黑格尔之间发现了有机联系。福柯同样惊奇地发现，这些变成国家的哲学，这些关于自由的哲学最终都成了反自由的哲学，都导致了体现为恐怖、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恐怖的权力形式；这些旨在反对权力及其过度行使的哲学，最终却认可了权力的种种过度形式。黑格尔与俾斯麦政权、尼采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滑稽可笑。而当斯大林主义成了作为哲学的国家时，这种哲学恰恰宣告和预言了国家的消亡，这种国家又排除了任何哲学思考的可能性。斯大林主义既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又作为一种哲学学说。作为政治学说，斯大林主义宣扬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行将消亡的理论，而作为哲学学说，斯大林主义禁锢人们的思想，信奉 第六章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538—539. 15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3 | PRINTED_PAGE=154 一种真相，独尊一种主义。 显然，哲学国家并非福柯所能认同的。对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哲学国家的批判反思，导致福柯去深入思考哲学在当代的本真使命以及权力实施和抵抗的特殊性。福柯确信哲学应该在反权力方面有所作为，也可以有所作为。在反权力方面，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分析、澄清、揭示，并因而强化围绕权力而展开的斗争、权力关系内部对手的策略、所使用的战术、抵抗的策源地，要设问：我们身陷其中并且哲学本身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陷于其中的权力关系是什么?要分析在贯穿社会机体的权力关系中所天天发生的一切，要弄清楚权力关涉什么，权力关系的形式、争论焦点、目的是什么?①由于福柯确信理性与非理性、生与死、犯罪与法律等日常问题都是深深触及我们同时代人生活、情感和焦虑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福柯并不想研究国家与公民或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游戏，而是热衷于研究极其有限的、极其谦卑的、在哲学中并无高贵地位的权力游戏：围绕癫狂、医学、疾病、病体、刑罚和监狱的权力游戏。通过对这些权力游戏、抵抗和斗争的考察，福柯发现，当代许多抵抗和斗争都是漠视政治体制或经济制度或社会结构的，并不具有与传统政治或革命运动相同的目标。当代许多抵抗和斗争的根本目标就是权力实施这个事实本身，而非经济剥削，也非不平等。如人们批评医疗机构在身体上、在病人的痛苦上、在其生死上施加-一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当代许多抵抗和斗争还具有直接性，这些斗争指责所有直接施加在个体上的一切权力，这些直接的斗争也并不指望在未来某个时刻(革命、解放、阶级的消失、国家的消亡)能解决种种问题。福柯直言，当代抵抗和斗争所实际具有的根本重要性与人们迄今为止只赋予其边缘价值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权力哲学必须珍惜这些卑微的、平庸的、通常细小的抵抗、骚动和斗争。因为“绝对明显的是，无论使用何种词汇，无论那些参加斗争的人们的理论参照是什么，这都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不是全国、全民、全阶级的全面的和联合的斗争，不是彻底推翻现有权力、毁灭其原则的斗争，不是确保总体解放的斗争，不是要求所有其他斗争都服从于它的绝对迫切的斗争”①。虽然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垄断不复存在，但这些细小的抵抗和斗争却也不是改良主义的含情脉脉，而是要使权力机制变得不复稳定。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54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4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4 | PRINTED_PAGE=155 这些细小的抵抗和斗争，既非针对政治司法权力的政治斗争，也非针对经济权力的经济斗争，也非针对种族统治权力的种族斗争，而是针对牧领权力(pouvoirpastoral)的特殊斗争。从词源学上讲，牧领权力就是由牧人施加在其畜群上的权力。牧师有权利和义务在作为畜群的基督徒上实施牧畜的职责。牧领权力凭借灵修指导、灵魂关切等工具，想通过所负责羊群的每只羊、每个个体从降生到死亡的细节的和展开的生存，来规定为人处世的方式，以拯救群体的灵魂。牧领权力在16—17世纪的欧洲国家的发展中极其重要。现代国家形式需要那些由牧领权力运作起来的程序、机制，以及根本的个体化步骤。牧领技术在国家机器的世俗框架中得到灌输和散播，牧领权力在国家中找到其新的支撑点。个体成了权力之根本性的焦点。福柯的见解显得标新立异：与其说权力愈加官僚化和国家化，还不如说权力更加个体化啦。“我想要知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日常行为、我们的性行为、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科学和理论话语以何种方式相关于本身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多重权力体系。”② 不仅权力更加个体化，而且权力的实施还必须以个体自由为前提。虽然福柯认为无论在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制度或经济关系中，都存在着操控型的权力关系，但福柯强调主体自由是权力关系得以 第六章 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47. ② Michel Foucault, "Dialogue sur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469—470. 15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5 | PRINTED_PAGE=156 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权力关系无处不在，那是因为自由无处不在。 而无处不在的自由也意味着自由主体针对权力关系的抵抗无处不在。 显然，福柯并不是一位悲观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 如果说福柯批判哲学国家在动机与效果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谬关系，从而强调哲学履行其本真使命、抵抗牧领权力的重要性，那么，福柯对国家哲学的讨伐就直指其是造成当代政治想象力贫乏、枯竭的罪魁祸首。 福柯不仅不能接受哲学国家，而且也不能容忍国家哲学。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哲学从根本上直接导致了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和枯竭。 第四节 与马克思的歧异 福柯对当代政治想象力贫乏这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了他与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分歧。福柯认为：作为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涉及福柯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又在什么程度上成了当代政治想象力贫乏和干涸的理论根源。福柯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又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呢？ 福柯强调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的重要性。他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具有与其他历史存在相同的历史性的人物，是一个正确无误地解释了某些事情并作为历史事件的无可置疑的存在。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既不能加以摆脱，也不能加以消除。而马克思主义就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基础意义上的权力样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科学、预言科学和国家哲学，是一种具有强制性效果并相关于某种真相的动力学。马克思主义一旦离开政治运动、政党和国家便无法生存和运作，同时，国家也需要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依然是判断国家哲学存在与否的分界线。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国家始终奠基于宗教之上，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国家则奠基于哲学之上。福柯的结论，作为科学话语、作为预言、作为国家哲学或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权力关系内在地相关联，形成了权力关系的动力学。①摆脱国家哲学，就是要摆脱与实施着三重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权力关系的动力学。福柯的立场是：我们既要充分肯定马克思在19世纪所起的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作用典型地是19世纪的并且只能在19世纪发挥出来。于是，那些与马克思的预言特征相联系的权力关系就必须被减弱。由于马克思并非真相的决定性持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权力样态所施加的影响就必须被弱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只作为政党的表述而运作，从而看不到重大现实社会生活问题所具有的政治维度，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表述而表明的权力关系也同样必须被削弱，以便凸显医学、性、理性和癫狂这些问题的政治意蕴。西方知识分子、学生、犯人等发动的抗议和反叛运动，苏联东欧国家的批评活动，都使福柯看到了摆脱作为国家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契机。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突变实践已经验证了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所作出的预言和分析。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对与马克思本人的话语相联系的权力所作的表述模式，福柯认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人的最低职责就是，要凭着完全不受制于马克思的真实情感，去系统地检验每一个这样的表达模式。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5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6 | PRINTED_PAGE=157 在福柯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学著作，如他论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的文章，论法国的阶级斗争或巴黎公社的文章，都担负着双重使命：一是历史必然性意识要作出预言，一是斗争话语要确定攻击的目标。然而，在福柯看来，马克思的预言有些是错的。马克思在分析1851—1852年间政变后的形势时对帝国即将崩溃的预言，马克思就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独裁的期限方面作出的预言就是如此。福柯认为，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实现“国家的消亡”这个预言，但从抵抗斗争的策略观点看，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的恶性膨胀或过度治理，都验证了“国家的消亡”这个目标。 第六章 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Méthodologie pour la connaissance du monde: comment se débarrasser du marxism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601. 15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7 | PRINTED_PAGE=158 国家哲学往往把集体意志当作国家形成的模型。通过政党，个体的和主观的意志就成了一种铁板一块的集体意志，好像它是一种个体意志那样。当政党把个体意志的多样性转变成一种集体意志的单一性时，阶级就成了一种个体主体。于是，国家哲学往往忽视了意志的多重性和多层面性，也就是忽视了斗争的多重性、差异性和偶然性。 如果说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自然哲学把意志当作力，而以康德为代表的法哲学则只把意志当作善恶的个体意识，那么，福柯则倾向于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看意志问题，把意志当作斗争，从对抗双方冲突的策略观点来分析意志。①虽然马克思确实使用过“阶级斗争”这个用语，但福柯断言迄今为止无人检验和深入挖掘“何谓斗争?”这个问题。斗争涉及冲突和战争。福柯关注这种战争如何展开?战争目标如何?战争手段如何?鉴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关注的是阶级的划分以及参加斗争的阶级立场，而忽视了对斗争本身的探讨，福柯则恰恰关注斗争本身：谁进入这场斗争之中?与谁一起?如何进行的?为何有这场斗争?它基于什么之上？福柯指责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政治想象力的贫乏，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表述仅仅关注阶级的划分以及参加斗争的阶级立场，而忽视了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具有政治意蕴的历史事件和经验素材。福柯本人恰恰是在癫狂、精神病学、监狱、性等日常生活领域，甚至人类边缘经验领域找到了培养政治想象力的灵感，阐发了以非本质主义权力观和实证主义治理观为特征的微观政治哲学，开启了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哲学的生物—政治哲学向度。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58 ① Michel Foucault, “Méthodologie pour la connaissance du monde: comment se débarrasser du marxisme", Dits et écrits ,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60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8 | PRINTED_PAGE=159 鉴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制度基础决定法律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福柯则认为权力关系既简单又复杂。说权力关系简单，是因为权力关系并不必然形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金字塔式结构；说权力关系复杂，是因为在权力技术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着多重关系。我们只有标出了在生产力内部运作的一种或多种特殊的权力时，我们才能理解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权力赋予个体某种空间，人体作为一种生产力，是在政治制度内部并通过政治制度而存在的。福柯指责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构成人的具体本质”为典型的黑格尔观点。福柯断言人与劳动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关系。福柯要追寻人之更为深层的本质。“劳动并非人的具体本质。如果人劳动，如果人体是一种生产力，那是因为人被迫劳动。”①那些役使人劳动的力量关系才是人的具体本质。人之所以被迫劳动，是因为人被政治力量所围困，是因为人陷于权力机制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精神病学和性相比于劳动剥削都被视作边缘问题和次要问题，然而，从这以后、从批判斯大林主义时起，由于政治权力并不唯一地存在于国家机器之中，因而，像家庭、性生活、疯人、同性恋、男女关系等被认为是边缘和次要的许多问题却在政治领域中占据着完全关键的位置。福柯认为我们只有改变了这些新型的政治关系，才能改变社会。福柯仍以苏联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生产关系、法律和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改变，但家庭、性、工厂中以及劳动者之间所有细小的权力关系却与西方国家并无二致。 总之，福柯是想说，如果我们摆脱了作为历史科学、作为预言科学和作为国家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权力关系的动力学，我们就能对权力和权力关系作非本质主义的分析，就能公正对待边缘的、偶然的、细小的，甚至阴暗的和孤独的斗争方面，就能倾听大量各种各样的经验性话语，就能实现多重斗争的多元目标。 第六章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Dialogue sur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470. 15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69 | PRINTED_PAGE=160 尽管我们不应在相同的内涵和外延上来理解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概念，尽管福柯把权力主要理解成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多重的力量关系，尽管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格局已发生重大转型时期政治哲学理论关注的侧重面应该有所不同，但是，福柯有着把权力概念泛化的理论倾向，他在过多关注社会之微观的、实证的、具体的政治生活方面的同时，也忽视了社会之宏观的、先验的、抽象的政治策略。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60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8c70ffdd-8a8c-4694-a2ec-203e499f30b0.md?start=17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