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绪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福柯哲学思想作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一批重要成果，但国内外学界真正从福柯第一手著作、论文和访谈出发，对福柯政治哲学的读解和研究还须更加系统和深入，有待挖掘其哲学理论基础，尤其需要对福柯思想作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三者合而为一的整体思考。

本书设想通过挖掘福柯政治哲学的思想根源、哲学基础，力图全面、深入地探讨福柯政治哲学思想的整体内涵及其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联系与差别，旨在深化福柯哲学思想研究和西方政治哲学研究，揭示福柯政治哲学的反中心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特征，进一步推动福柯哲学思想研究和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幼年福柯生活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之中，来自战争的威胁构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背景和生存体系。在福柯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美好而又富有激情的部分都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也许这就是我为何迷恋历史，迷恋个人经历和涉及我们的历史大事之间的关系的原因吧!”①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历史存在论，都表明福柯的思想理论旨趣之核心就在于历史、政治和哲学的有机统一。

① Michel Foucault, “Une interview de Michel Foucault par Stephen Riggins",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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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政治哲学论述西方政治技术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自由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18世纪下半叶前后出现的戒训个体身体的“解剖政治”(l'anatomo-politique)与调节整体人口的“生命政治”(labio-politique)这两种前后相继又相互对照的政治技术之运行机制及其对主体之被动构成和主动反抗所产生的效应。而“性”恰恰处在身体的个体戒训与人口调节的连接点上，因为通过控制青少年的性，就能全方位持续监视青年学生，青少年的性在18世纪已成为医学问题、道德问题、几乎首要的政治问题。一方面，“性”成了“戒训化”(disciplinarisation)的一个手段，解剖政治的关键要素之一，另一方面，“性”确保人口的再生产，人们经由“性”、经由一种“性政”(unepolitique du sexe)来改变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性处在解剖政治和生命政治之间的交接点上，处在戒训和调节的交叉点上，并且正是在这个功能中，性在19世纪成了把社会变成一架生产机器的首要政治要件。”①

尼采一海德格尔主线上的生命哲学可谓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经由法国尼采主义而导向了“生命政治”。在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分别撰写了研究尼采的著作之后，正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把尼采生命哲学研究推向了高峰。福柯从20世纪70年代起系统阐发了18世纪西方社会一种其实质在于对人体和人口实施解剖政治的新型权力—生命权力(biopouvoir)，以确保人的多样性变得井然有序、人口及其相关项(出生率、死亡率、寿命期、生育力、健康状况、疾病率、饮食起居模式等)变得确切可管治。而“生命政治”(biopolitique)则把“生命”和“生命体”视为新政治斗争和新经济策略的赌注(lesenjeux)。“生命”、“生命体”、“生命进程”、“人口福利”等成了资本主义的权力机制和知识系统的关注对象。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政治的动物”，那么，福柯断定“人是政治生命体”：“过去数千年里，人还一直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生命动物且极具政治生存能力；而现代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其作为生命存在的生命在其政治中成了问题。”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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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94,

深受尼采强力意志说和海德格尔存在论、技术哲学的影响，福柯从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研究在真相游戏中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的不同形成方式，福柯的历史存在论在探讨知识一权力机制问题时谈论“知识意志”(la volontédesavoir)并揭示出权力与真相交互奠基的秘密。福柯要揭示出西方社会的权力机关如何以“规范”、“正常”和“理性”之名把权力施加在被其标记为“癫狂”、“错乱”、“不正常”、“非理性”之个体的言语、行为和生活方式上。这里的重点是权力如何实施，而非权力是什么。权力问题主要并不关涉什么原则和基础，而是涉及权力机制的活动、权力关系方式和那些产生权力的话语。在权力问题上，福柯的观点明显不同于马克思。福柯并不把权力视为像上层建筑那样占据唯一场所、像经济基础那样起决定作用的具有本质规定性的实体性概念，而是把权力当作无处不在的、取决于其关系项和具体实施的多重关系。这样的权力关系一旦与社会关系相交织，就通过让个体受制于监狱、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等机构的规章束缚来使个体身体屈服，对个体实施解剖政治学操作。这种戒训权力随后作为生命权力又通过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管治了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相较于传统政治哲学主要研究国家、阶级、政党、政制、民族等宏大意识形态叙事的对象，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则聚焦于人口、健康、生命、安全等相对微观却又极为重要的现实权力关系及其实施问题，把安全机制、人口、治理与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加以考量，他开启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导我们深思一个重要的安身立命问题：既然治理是必须的，那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呢？“权力无处不在”，“个体远未被解放，而是愈来愈受完全的奴役”，福柯的这一思想直接揭穿了奠基于人民主权、个体权利和权力划分之上的近现代宪政民主的虚假和伪善。但权力始终要面对反抗。该如何摆脱此种权力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呢?福柯倡导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快感形式来重塑身体，以达到以生命主体来反抗生命权力这一最高目的。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 La volonté de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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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早年对马克思了解不多，福柯曾是一位“尼采式共产党”①，指望通过巴塔耶和尼采来拒斥黑格尔而通达共产主义。后因不满于存在主义局限性，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于1950年决定加入法共。②1952年又因对斯大林政权失望，福柯开始疏远和脱离法共。用福柯的话说，法国在左派掌权之后，左派思想完全沉寂，左派政权不得不运用它那已很过时的合法性主题。法国知识分子不再能用普遍理性来反对国家，不再能赋予国家以合法性。福柯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左派”一词，它指最晚于1960年开始存在的左派的思想、左派的反思、左派的分析及其扩散、左倾的政治选择。而所有这些左派元素都并不归功于社会党，并不归功于旧第二国际的法国支部，“而是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在整个精神生活领域、整个日常生活领域，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分析领域，存在着一种极其活跃的左派思想。虽然左翼政党由于各种原因名誉扫地，但左派思想仍未死去”③。在福柯眼里，所有左派思想的主题都关注和敏感于日常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妇女地位、工人自治等新问题及其新的解决措施、新观点、新思想。种种新左派思想彻底改变了当时左派运动所据以立足的视角，新社会党通过吸纳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和左派文化的形式参与政权。福柯认为那时许多新社会党领导人辜负了左派思想的很大一部分期望，辜负了社会党那时的历史，甚至用一种相当专制的方式压制社会党内部的思想，以至于知识分子变得有些沉默了。包括福柯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撰文对左派这样的情势作出抗争，但福柯认为比抱怨知识分子的沉默更重要的是要更多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人们还不很了解的现实事件和进程的方向必须采取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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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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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Structuralisme et poststructuralisme”,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452—453.

萨特曾指责福柯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而福柯的回应是：如果资产阶级用他来做堡垒，那这个堡垒也太不坚固了吧。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因要求摆脱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束缚的政治环境，而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牺牲品。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和福柯的《词与物》在当时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批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马克思本人曾断言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归功于李嘉图，福柯在《词与物》中把马克思仅仅定性为一个处于19世纪知识型内、与李嘉图并驾齐驱的一个角色，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福柯不能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却在20世纪仍具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利用马克思来既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反对法国共产党。由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态度暖昧，致使青年学生和左派不再无条件地依附于法共。1968年“五月风暴”表明法共基本上对当时局势失去了控制。而福柯要做到在反思斯大林主义、法共的摇摆态度时又能避免右派言论，确实有不小难度。

真正促使福柯摆脱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冷冰冰争论的，并不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而是1968年3月突尼斯学生暴动。福柯亲身经历并支持和参加了当时突尼斯的学生暴动:学生罢课、警察冲击校园、逮捕学生、监禁学生。如果福柯之前在法国、波兰所见的已是刻板僵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在突尼斯则遇见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凭借一种暴力、激进态度和感人冲劲来诉诸马克思主义。福柯从中看到了突尼斯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如此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运作：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分析现实的方法，也是一种道德力量，也是一个使人目瞪口呆的生存行动。突尼斯学生具有相对较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在反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能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让福柯深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有关世界的政治知觉的作用对激发斗争这一目标来说不可或缺，而理论的精确性、理论的科学特征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甚至是欺骗的手段。①当福柯于1968年11一12月回到巴黎，把巴黎的情形与突尼斯的情况作比较时，感到震惊、困惑和失望。巴黎拉丁区巷战的风险与突尼斯学生暴动面临15年监禁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从此，福柯开始厌倦法国“夸张一马克思主义”的大争论、咒骂、内订和结派，而亲身介入一系列有明确言辞和确定境遇的活动之中。瑞典、波兰、突尼斯和法国等地发生的严重不满和暴动都在持续质疑令人无法容忍的权力机关：不仅有国家权力，还有通过极其不同的渠道、形式和机构而在社会机体内实施的权力。人们不再接受以某种方式被权力所治理。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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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发现，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曾相对沉寂和温顺的法国司法机器被滥用，它镇压法国工人和移民，镇压学生，镇压商人和农民。政治压迫通过法庭、监狱、医院，尤其是精神病医院，以及大学、新闻出版社等机构以不同面目在实施。被剥削阶级始终承认这种压迫，不停地抵抗这种压迫，却被迫遭受这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法学工作者、医生、记者等新社会阶层却不能容忍自己成了这种压迫的帮凶。这些负责传播正义、健康、知识、信息的人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开始感到一种政治权力的压迫了。于是，这两种被压迫者就会重新采用19世纪无产阶级曾经使用过的手段，由工人本身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调研。进行这种调研就是采取政治行动，攻击压迫性权力以正义、技术、知识和客观性之名作出的每一次运作，阻止政治的压迫性权力实施。①福柯重视19世纪初工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所作的非常广泛的调研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肯定这种作为政治斗争的调研活动是无产阶级在19世纪的政治的和工会的实践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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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137.

二一

秉承法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福柯不仅长期思考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还多次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实践。福柯致力于把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行动，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社会政治现实和东西方制度，努力把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福柯懂得所有的政治活动形式只能以非常紧密的方式与严密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福柯涉足的政治活动广泛而重要。1971年5月，他发起创立监狱报道小组，维护犯人的权利。1971年11月，他与萨特一起参加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1975年，他在美国讲演，回国后，冒生命危险，赴西班牙马德里为11名受到不公正判决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举行请愿活动，召开记者招待会，散发由萨特、马尔罗、阿拉贡等签名的传单，试图阻止佛朗哥专制政权屠杀这些年轻的战士。福柯回国后又在西班牙驻法国大使馆前示威游行。1978年，福柯访问日本。1978年11月，他成为“越南之船”委员会的创始人。1979年6月，为救助越南船民，他与萨特、阿隆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1979—1980年，他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作讲演。1981年，他与布尔迪厄一起为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奔走呼号。

福柯为何谈论、思考和实践政治？按照他的说法，政治是我们生存之最关键性的主题，涉及权力关系的布局、经济关系的运作、人们行为准则的制定等。“我们生活的实质毕竟就是我们所在社会的政治运作。”①这说明社会人同时也是政治人。福柯既无力也无充分理由为西方科学的或技术的社会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的运作模式，而是聚焦一个最为紧迫的、直接当下的问题：应当揭示并阐发“目前控制、压制或抑制着社会机体的政治权力之所有关系”②。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95.

福柯不仅有政治哲学，而且他的政治理性批判极具特色和重要性。他的政治哲学基调与其主体哲学和历史哲学完全相一致，无论是他对主体与权力关系、政治想象力、基督教牧领制度的思考，对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实践的反思，还是对德国、美国自由主义的阐发，对政治历史主义的探究，都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政治哲学思想的创新特征。他的政治哲学重心就在于对西方治理术、治理技艺、政治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思和评析。

政治哲学躲不开对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导出了宏观和微观这样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究竟是从普遍到特殊，还是从特殊到普遍？前者往往是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态度，后者则是实证主义、非本质主义、具体主义和情境主义的研究旨趣。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哲学分析往往从统治者、主权、人民、臣民、国家、市民社会这样一些普遍概念出发来考察特殊的治理实践，福柯从治理实践的具体形态及其合理化出发并在这些治理实践活动的背景下来检验这些抽象的、普遍的政治哲学概念。福柯的研究方法是：倘若这些政治哲学的普遍概念不起作用甚至不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撰写政治哲学的历史呢？答案自然是我们应该聚焦于特殊的治理实践及其合理化问题。显然，福柯的政治哲学是实证主义的，重视政治理性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可能遭遇的种种抵抗形式

具体说来，在如何处理国家、政府与个人、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福柯更多强调的是家庭、学校、工厂、军营、医院这类中间组织的支撑、传导和沟通作用。福柯否认权力仅仅是政府部门、国家机器以国家之名制定、传达和执行决定、处罚不服从者，而是认为政治权力的实施还通过一些表面上与政治权力没有共同之处、独立于政治权力而实则不然的机构，如学校、医院等都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的。一般而言，任何学校制度表面上都是传播知识，而实则是为了某个社会阶级掌权而将其他所有阶级排除出权力工具。在福柯看来，在西方社会，“真正的政治使命就是要批判那些从外表看中立和独立的机构的作用；以这样的方式对之进行批判和抨击，即要揭露默无声息地施加在这些机构上的政治暴力，并与这些机构作斗争”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De la nature humaine: justice contr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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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495.

福柯之所以重视这样的批评和斗争，是因为政治权力要比人们所想象的走得更为深远，“政治权力有看不见、几乎不为人知的中心和支撑点”②，人们做不到对政治权力的真正抵抗、触及不到政治权力真实的坚固性。这说明，人们只有深入到政治权力关系的深处并直抵其各种在日常生活和具体实践中的支撑点，才能看清政治权力的本来面目。不仅要深挖权力关系的支撑点，还得弄清权力关系如何实施、在哪里实施、有哪些阻力和抵抗等。“也许只说在政府、国家机器背后有一个统治阶级是不够的，还必须确定这种统治的活动点、场所和实施形式。”③这种统治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剥削的表述，而是经济剥削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得经济剥削成为可能的条件。总之，政府、国家机器的权力运作是通过学校、医院、军队这样一些居间的、作为其支撑的权力机构进行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让那些虽由这些权力机构支撑着却已无存在必要性的阶级权力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人们认不清该阶级权力的这些支撑点，人们就有可能允许这些支撑点继续存在并看到在一个明显的革命过程之后该阶级权力得以重建。”④

绪论

①②③④ Michel Foucault, “De la nature humaine: justice contr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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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福柯要研究在政治主权实施中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可见，福柯关注的是狭义的“治理”，即政治主权在各个具体层面上的实施。按照各个时期治理实践的侧重面、主导特征，尤其是治理原则的不同福柯把西方治理史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执政官时期、基督教牧领时期、以国家名义为理由的管治(police)时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时期。如果说《安全、领土与人口》主要涉及第一、第二、第三个时期，那么，《生命政治的诞生》在总结上个年度课程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第四个时期。

鉴于希腊执政官通过直接治理固定的领土、城邦、国家而间接涉及领土上的个体，东地中海地区的“牧领权力”则指的是上帝如同牧羊人带领其迁徙的羊群那样带领其民众。相较于古希腊罗马思想中的权力除了有善意还有征服、夺取等并非善意的特点，东地中海地区的牧领权力无论从功能、目的还是合法性方面来看，都基本上是一种行善、向善的善意权力，献身于看护、照看和引领他人。可是，原本善意的牧领权力经基督教会改造和运作之后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战、最傲慢、最嗜血、最暴力的权力形式之一。基督教社会发明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形式，发明了一种作为少数人的牧人来统治作为多数人的羊群这样怪异的权力技术。基督教牧领制度和牧领论题制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孔不入的、密不透风的、巨大的制度性网络。

在西方治理史上，在16世纪，当国家理由成了治理的原则时，西方社会就进入了管治时期。管治是17、18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在福柯看来，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合理治理，旨在使现有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和富有的国家。不仅治理的合理性原则是国家，而且以国家理由实施的合理治理的场所也是国家。国家这一特殊的、复数形式的存在与家庭、教会、帝国是有区别的。依据国家理由进行治理的治理者具有两个目标：在对外关系上的有限目标，即既要增强国力而不至于不敌其他强国，又要进行自我限制而不至于成为主宰其他国家的帝国。在对内关系上的无限目标，即治理者要细致入微地、持久地管治和规范臣民的生命、经济、生产活动。从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监狱到国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规范化机构的激增以及这些机构通过把戒训施加于新对象而具有的权力效应的扩散，势必引发人们对管治适度性、合理性问题的思考。如果说16一18世纪初，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宪政问题，那么，从18世纪末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就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而非国家的宪政问题。鉴于柏拉图把知识与权力、真相与政治权力对立起来，而尼采聚焦于知识与政治权力的缠绕。鉴于柏拉图认为哪里有科学和真相，哪里就没有政治权力，而尼采主张权力斗争发生在整个知识背后。于是，19世纪是君主制消失和治理制诞生的分水岭，标志着权力与知识开始联姻：如果说前者是某个以世袭的方式获得权力的人在这个制度中行使权力，那么，后者就是通过对经济、社会、人口等的认知进行干预来行使权力。知识的性质为治理定性，政治知识助长经济腾飞。没有知识，治理就将寸步难行。因此，权力的智慧当下就体现在不断矫正由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效应。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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