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在强制性实践中，主体就像客体那样被构建，主体双重含义得以彰显出来：施动者和受动者。要理解那种既把癫狂构建为客体又把主体构建为能理解癫狂者的经验，就必须把这种经验与作为特殊的规范化社会的诞生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这种特殊的规范化社会的诞生相关于禁闭实践、相关于与都市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境遇，相关于与经济和国家的需要相抵触的波动的和分散的人口等。主体在“界限一经验”中发生分裂，知识的阐发导致主体自身发生变形。在福柯看来，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在认识确定的、客观的一组事物时又在确定条件下把自身构建为主体。例如，西方人在被构建为理性主体时认识癫狂，在被构建为劳动主体时认识经济学，在被构建为犯罪主体时认识法律等。③在界限一经验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同时构成。这也是尼采、康吉莱姆和福柯等人共有的观点。福柯设法表明人们如何把自己的某些界限一经验(癫狂、死亡、犯罪)归结为认识对象。

第三章政治想象力

①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Marx,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1991, p.124.

② Michel Foucault, “Une 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33.

③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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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权力生物学”所说的政治想象力首先体现为要不同寻常地对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政治思考，进行别样的政治思考，而不是对现成秩序和理论作合法化证明，不是对民众的言行指手画脚。福柯在瑞典、波兰、突尼斯先后经历了当地民众的严重不满甚至暴动，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或其他机构和压抑团体对当地日常生活实施了一种恒久的压抑。实际上，福柯当时之所以离开法国去这些国家谋职，也是因为感到当时的法国日常生活太过压抑，尤其是特殊的个人生活难以如愿地进行。看来，压抑无处不在。这种令人生厌的、难以忍受的压抑来自权力。当然，福柯反对依据一种本质(压抑、法律、经济)来理解权力，而是要询问权力如何实施。不仅有国家权力，还有通过极其不同的渠道、形式和机构而在社会机体内实施的权力。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权力无处不在的明证。于是，人们开始质疑“治理”的方式。不过，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不能说明一切，而且权力本身是必须被说明的。

权力不再神圣，权力不再至高无上。福柯反对提出本质主义的权力观，而主张对权力做非本质主义的分析，研究权力机制的运作，分析权力关系的实施方式，探讨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强调权力不只起消极压抑作用，还具积极生产作用。福柯质疑权力的内在合理性，抗拒权力机制对个体施加的支配和控制。权力的机制、程序、技术和效果，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也许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典型的压抑形式，在福柯看来，启蒙的允诺，通过理性的运用获得自由这一允诺，已经在大写理性本身的领域内被推翻了，与其所追求的自由渐行渐远了。

发挥政治想象力，也就是弘扬自由主义精神，驱除笼罩在国家上面的神圣光环，要剥夺人们通常赋予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因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种国家治理的形式：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权的司法国家，产生于边疆型领土权的行政国家，以及依赖于人口和经济知识的治理国家。权力不再神圣，国家的首要性同样受到质疑。现代国家权力至少奠基于其他权力形式之上，正是其他权力形式才使得国家权力存在的。“我们如何能说存在于两性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家庭中、办公室中、病人与健康人之间、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派生于国家权力的呢？如果人们想改变国家权力，那就必须改变在社会中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①国家权力只能通过其他权力形式的支撑才能发挥其作用。具体的、多重的、发散的、自主的社会一民间权力是抽象的、单一的和集权的国家权力所无可替代的。“当人们仅仅依据立法或宪法，或仅仅用国家和国家机器的术语来提出权力问题，那就会使权力问题变得贫乏。权力极其不一样，要比一整套法律或国家机器更为复杂、更深不可测和更弥散。如果不同时拥有权力机器，那就不能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想象其技术发展。”②福柯看到在军队、工厂那里也存在由最高点和最低点组成的权力等级体系，却不同于君主权力那样构成为生成权力的源泉或原则，因为最高点与较低点之间处于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如在儿童问题上，家庭、医疗、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学校、司法机关等因素在保留各自样态的前提下相互联系、关涉、补充、划界。福柯不仅强调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所中权力关系的重要性，还揭示了所有现代国家的两个深层特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屠杀民众和控制个体。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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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治想象力，也就是要突破狭隘的历史知识视野，清除由权力机制强加在历史知识上的政治趋同性(conformitépolitique)，把历史的内容和规范从政治标准中解放出来，任由我们自己做主去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福柯批评官方历史知识总是把政治权力或者表达为一个社会阶级内部的斗争的关键(贵族政治中的王朝争吵，资产阶级中的议会冲突)，或者表达为贵族政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的关键，而无视像饥饿、税收和失业等民间活动也是为争取权力而作的斗争，无视民间为争取权力而斗争的历史，因而无视权力实施和维持的真实条件的历史。①其实，民众梦想吃饱喝足与渴望权力并不矛盾。福柯把这种无视民间权力的官方历史知识视为传统人文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典型体现，因为“简言之，在西方，人们用人文主义来阻止权力欲望，禁止对权力的向往，排除掌权的可能性。在人文主义核心处的就是sujet理论(在该词的双重意义上)”②。福柯这里说的“sujet”一词之双重含义，也就是“主动”和“受动”这两层意义。因为人文主义相继发明的四个概念都是屈从的主权，都具有双重含义：灵魂(君临肉体，却屈从于上帝)、意识(君临判断领域，却屈从于真相领域)、个体(其权利的最高持有者，却屈从于自然法则或社会规则）、基本自由(内在地是君主，外在地认同于和契合于其命运)。③因此，发挥政治想象力，也就是要或者通过权力意志的一种“非屈从化”，或者通过摧毁作为假君主的主体，来清算人文主义。

第三章政治想象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 en crise", Dits et écrits ,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3.

②Michel Foucault, “L'œil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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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之所以选择癫狂、犯罪和性这些人类边缘经验，不仅因为他对它们有着浓厚兴趣和较深刻的理解，而且更因为他可从相关权力机制中把握癫狂与理性、非法与合法、不正常与正常之间关系的演变史和文化意蕴，他可以从中探知主体是如何与自身相分离和撕裂的。人是经验的动物，思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治想象力当然得关注这些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经验。

按福柯的说法，他在研究监狱时，既要考虑监狱外部的话语，又要聚焦监狱内部的话语，还需关注所有的决议、规定，监狱自身的运转机器策略和未成形的话语。福柯要揭示所有这些话语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权力实施从惩罚转向更有效和有益的监督，表明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形成了新型的权力实施。而福柯所说的权力机制是指其毛细血管般的存在形式，是权力与个体们切身相连，进入人们肌体，嵌入人们举动、态度、话语、初学期、日常生活的那个点。18世纪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神经突触式制度，权力是在社会机体中实施的。新的微观的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就形成了，这种权力促使社会机体抛弃了像宫廷和国王这样的要素。①创设监狱本意是为了让监狱像学校、兵营或医院一样完美地、精确地作用于个体，但死刑、苦役、徒刑或监禁这些措施并不能改造犯人。根本不可能存在无罪的社会。管治及其机构的正当性正是基于犯罪及其危险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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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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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Ibid., p.226.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景敞视式监视主义盛行的社会里。”②福柯是说：我们不仅身处一个连续监视和惩罚的制度之中，也受到惩戒机制不停的排斥。监狱对那些出狱的和受监狱折磨的人们进行有时直接或几乎总是间接的身体排除，使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生存手段，不能重组家庭。福柯在法国成立监狱报道小组主要并不是为了监狱改革，而是为了把少部分人整合进政治斗争。当时法国的刑事和监禁制度主要针对并不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并不受工会庇护的少部分人。无产阶级斗争并不涉及监狱问题。但实际上，工厂内的斗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与工厂外的斗争密切相联系。犯人们必须接受实际上都来自统治阶级的整个道德体系和法律规范。某些毛主义者犯人要求被当作政治犯，以区别于普通犯，这在福柯看来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如果人们接受了政治犯与普通犯之间的差异，那从根本上意味着，就尊重他人财产和传统价值而言，人们承认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人们不再区分普通犯与政治犯。因为权利就是政治：从根本上，正是资产阶级出于政治原因并基于其政治权力确定了人们所说的权利原则。①毛主义者们应该懂得，从根本上说，刑事制度与道德制度一样，都产生于由资产阶级确立起来的一种权力关系，并构成了这种权力得以实施和维持的工具。鉴于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姻而偏离了暴力活动，“我们今天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这至少是我们小组的观点真正革命性的力量恰恰都是由所有这些难以融入社会、永久被拒斥而又抛弃了资产阶级道德秩序的阶层组成的”②。失业者、妇女、妓女、同性恋、瘾君子，甚至犯人就是这样的阶层。社会要清除他们，他们起而反抗，这就是真正的政治斗争。

第三章 政治想象力

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sur la prison: le livre et sa méthod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741—742.

② Michel Foucault, “La vérité et les formsjuridiques”, Dits et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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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反对工具理性，反对极权主义，逃避“文明”，但福柯的政治想象力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的政治想象力。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差异取决于他们各自对马克思的“人产生人”这个命题的不同解释。法兰克福学派把“人对人的生产”基本上理解为：把人从相关于合理性形式的压抑体系中或相关于阶级社会的剥削压抑中解放出来，而在福柯看来，“人对人的生产是一个摧毁我们所是、创造完全不同事物、全新事物的问题”③。鉴于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恢复我们“丧失的”身份，解放我们被束缚的本性，揭示我们最深层的真相，而福柯则必须要造就尚未存在而且我们不知其将如何存在和为什么存在的人，必须造就出并不与自身相等同的人。前者是恢复已有者，而后者是创造未有者；在此意义上，福柯的政治想象力要比法兰克福学派丰富得多、创新得多，也困难得多。

福柯关注局部问题、特殊问题，是否意味着福柯不关心整体问题、普遍问题?福柯是否就不想改变世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À propos de la prison d'Attica", Dits et écrits ,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3.

② Ibid., p.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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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p.121—122.

第二节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

知识分子因其地位和言论而政治化(politisation)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与那些既把他们当作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于是，理论就是实践。①从事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特殊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民众已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获取知识和表达自己的诉求。伏尔泰式的、萨特式的作为社会良心和代言的普遍知识分子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福柯把知识分子定位于像镜子那样起传递作用，被人倾听，在报刊写文章，提出自己看法。因为工人无需知识分子来知晓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人自己很清楚自己所做的。知识分子并不与生产机器相连通，而是与信息机器相连通。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塑造工人意识，因为工人意识早已存在了，而是使得工人意识、工人知识能进入信息系统，得以传播，并因而帮助尚未意识到所发生事情的其他工人或其他人。虽然工人知识需要被阐发、加工、改造，但知识分子的知识相比于工人的知识总是不完全的，知识分子关于法国社会历史的知识相比于工人阶级的知识是完全局部的。②官僚工会没收了工人的自主思考，资产阶级遮蔽了工人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表达。而工人们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就能冲破这种屏障。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来自批判性思考，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从事别样思考，既不能为已有的一切辩护，也不能对民众指手画脚。但关注特殊经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民众的代言人，并不是作为立法者和预言者的普遍知识分子，而是作为实践者的特殊知识分子。

第三章 政治想象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08.

② Michel Foucault, “L'intellectuel sert à rassembler les idées mais son savoir est partiel par rapport au savoir ouvrie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Paris, 1994, pp.4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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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告诉别人必须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请记住知识分子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已设法阐述的所有预言、承诺、指令和计划。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在于塑造其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即在他或她自己的领域内从事分析，重新询问证据和假定，改变行动与思考的习惯、手段，驱逐平庸的信仰，对规则和制度进行新的评估…这是一件参与政治意志构成的事情，知识分子被要求在这件事情中履行作为公民的作用。”①鉴于长期以来哲学家们总是颐指气使地命令人们该怎么做，荒唐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相以及如何发现真相，福柯要人们改变思考方式，尤其要人们学会自己思考。

作为公民，尤其作为“二战”以后的法国公民，福柯与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要急于摆脱曾遭受纳粹主义蹂躏、后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摆脱了纳粹主义的旧世界，而尽快去创造一个截然不同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新社会。显然，倡导连续可理解性的黑格尔主义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而坚持主体具有首要性和根本价值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更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唯有尼采的间断性想法和巴塔耶的“界限一经验”才能引导福柯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福柯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一样也对哲学思想进行连续主义读解，但福柯当时相信通达新世界的理智之路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福柯对尼采或巴塔耶的兴趣并不意味着他远离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福柯当时成了一名“尼采式的共产党”：因此，正是在对马克思所知不多，要拒斥黑格尔主义，对存在主义局限性感到不满的情况下，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在1950年决定加入法共。②两年之后，福柯在得知了所谓犹太医生行刺斯大林事件的真相后，在信仰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福柯断然选择了事实，福柯对苏联式共产主义信仰感到幻灭，福柯就脱离了法共，与法共保持距离。政治说教苍白无力，党派争论没完没了，而政治问题依然如故。福柯拒绝睁眼说瞎话，摒弃冷冰冰的无谓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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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1991,pp.21—22.

② Ibid., p.51.

福柯亲身经历了1968年3月突尼斯爆发的学生运动，这次真实的政治经历真正改变了福柯。因为为了反抗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突尼斯学生义无反顾地参加斗争，置生死于度外。在这场学生运动中，身体介入是首要的，而理论参照是次要的。福柯由此坚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对激发斗争这一目标来说不可或缺，而理论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理论能否指导行动这一点也成了问题。福柯厌倦并远离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争论、大咒骂、内订和结派，怀疑空洞的政治理论的适用性，转而关注特殊和局部的政治问题，亲身组织或参加一系列政治行动，用具体的和明确的言词在确定的境遇中提出种种从特殊到一般的问题。

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始终聚焦于局部的特殊的经验问题，而不相信西方社会所能给出的主要话语，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指向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关键问题。福柯以为，只有走进经验生活，与非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合作，才能提出和探讨局部的经验问题：精神病患者说什么?精神病医院的生活如何?护士的工作是什么?病人如何反应？等等。再从局部化问题来提出一般问题。比如，为何以“理性”的名义，某人的权力能在他人上面确立起来呢？社会如何确立起自己与癫狂的关系?社会以何种方式被确认为个人化的合理性?为何社会把权力赋予理性?合法如何区别于非法?这些就是很普遍的问题，旨在探究社会的运作和历史。①问题是否普遍，这并不是政党的过滤器就能说了算的。福柯始终分析非常确切和局部的现象，如戒训体系在18世纪欧洲的形成，从而否认西方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戒训文明”，戒训体系是由一个团体适用于另一个团体的。福柯的权力分析有着明确的时空定位，在专制君主制和封建制社会中，不可能在个体上面实施像18世纪那样塑成人格的戒训权力。福柯费力地想充分说明为何戒训体系产生于确定的时期、确定的国家，符合确定的需要。而传统政治思想宠统地围绕极权制和民主制的区分展开的讨论却不足以说明权力机制的特殊性。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也看不到权力机制的历史是相对独立于当时发展起来的经济过程的。福柯敏锐地发现，由民主制(尤其是19世纪成熟的自由主义)展开的极其强制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确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自由”的抗衡力。

第三章 政治想象力

①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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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考牵涉日常生活的癫狂、犯罪和性等复杂的和困难的经验问题，福柯要详述知识的构建与权力的实施之间的关系。知识的运作、生产和积累不一定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人类解放的重要保障之一，因为重大的知识体系的构成也具有屈从和规则的效果和功能。“言论权利和政治想象力必须转向这些问题”①，转向特殊的经验问题。由于福柯确信癫狂与理性、生与死、非法与合法、性常态与变态等日常问题都是深深触及我们同时代人生活、情感和焦虑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福柯并不想研究国家与公民或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游戏，而是热衷于研究极其有限的、极其谦卑的、在哲学中并无高贵地位的权力游戏：围绕癫狂、医学、疾病、病体、刑罚和监狱的权力游戏。通过考察这些权力游戏、抵抗和斗争，福柯发现当代许多反抗、抵制和斗争都旨在实现权力实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漠视政治体制或经济制度或社会结构的，它们既不涉及经济剥削，也无关于政治不平等，并不具有与传统政治或革命运动相同的目标。如人们批评医疗机构在身体上、在病人的痛苦上、在其生死上施加一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当代许多抵抗和斗争还具有直接性，这些斗争指责所有直接施加在个体上的一切权力，这些直接的斗争也并不指望在未来某个时刻(革命、解放、阶级的消失、国家的消亡)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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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Trombadori. Semiotext(e),1991, pp.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