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能解决种种问题。没有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了，而只有卑微的、平庸的通常细小的抵抗、骚动和斗争。这些斗争“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不是全国、全民、全阶级的全面的和联合的斗争，不是彻底推翻现有权力、毁灭其原则的斗争，不是确保总体解放的斗争，不是要求所有其他斗争都服从于它的绝对迫切的斗争”①。特殊知识分子参加的斗争，既非针对政治司法权力的政治斗争，也非针对经济权力的经济斗争，也非针对种族统治权力的种族斗争，而是针对牧领权力(pouvoirpastoral)的特殊斗争。福柯在特殊的局部的经验中发现了牧领权力。牧领权力凭借灵修指导、灵魂关切等手段来治理每个个体从降生到死亡的每个生存细节。“治理”无所不在。

福柯谈论的“治理”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是指国家及其代言人的统治，也包括那些通过规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大众传媒)组织人们日常生活的“治理”。福柯所做的只是设法勾勒出某些机构以“理性”或“规范”的名义，通过把个体称为非正常者、癫狂等，最终把它们的权力施加在团体或个体之行为、存在、行动或讲话方式上去的方式。②可见，权力并非像某些传统政治思想所说的愈来愈官僚化和国家化，而是更加个体化了。

鉴于福柯始终关注特殊的、局部的经验问题，有学者就指责福柯不像政党那样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福柯的答复是这取决于他的政治选择，他的使命是探测问题的所在、揭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而不是规定问题的解决措施。福柯既不预言，也不立法，更不代言。福柯的作用就是实际地、真实地提出问题，尽可能严格地、较为复杂而困难地提出像犯罪、癫狂、日常生活中的性这些不能轻易解决的问题。福柯要做几十年的工作，赋予直接相关人士发言的权利，并与他们一起来实现政治想象力。①也就是说，特殊知识分子要了解具体的问题，即使把握了具体问题也不能充当问题的解决者。因为福柯认为当今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是立法、提出解决措施或进行预言，而是像公民那样参与政治意愿，否则就会有助于在他看来必须加以批判的政党权力机制的运转了，就会落入政党布下的圈套：诱使知识分子提出问题的解决措施然后对之加以批判，或者另提问题的解决措施。福柯要探讨社会机体内的特殊问题，但不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个人来承担解决特殊问题的责任。

第三章政治想象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47.

②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Trombadori, Semiotext(e),1991,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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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的政治想象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理论对立。因为传统政治理论所反复研究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对立并不富有成果。权力实施和权力关系的显现才是关键，而普遍、抽象的理论表述却是次要的。福柯不考虑国家作为权力持有者并在市民社会上施加其统治权的出场，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本身并不是类似的权力过程的仓库。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想做说教家或预言家。”②这是因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民众都已成熟了，民众已开始个体地和集体地做出选择了。而福柯作为特殊知识分子所做的就是揭示某个统治体制的运作机制，以便那些被塞进某个权力关系之中的人们有可能通过反抗和抵制行动而逃脱权力关系。虽然福柯拒绝提供问题的解决措施但他相信处于权力关系之中的个体，为抵制或逃避权力关系，有许多事情可做。由此观之，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并不倡导一种消极认命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而是基于绝对乐观主义的假定之上。

第三节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源

福柯要求人们把政治想象力集中在癫狂、死亡、犯罪、性这样一些特殊的、局部的社会政治问题上，批判传统的宏观政治哲学思考，尤其把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源之一归咎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c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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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172.

福柯之所以对癫狂、精神病学、监狱和性等人类边缘的经验领域和“新的政治想象领域(nouvel imaginaire politique)”①感兴趣，就是为了要唤起新的政治想象力(imagination)。在福柯看来，鉴于在18—19世纪，从卢梭到洛克或到空想社会主义者，西方社会充满着社会一政治想象力的丰富成果，而20世纪的人们则不幸地生活在政治想象力极其贫乏的世界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呢？福柯直言：局限于研究宏观政治哲学问题并阐发普遍的政治理论和原则，而轻视甚至忽视特殊的、局部的经验问题和细小的但复杂的权力关系机制，是导致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国家哲学和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又对当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福柯强调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的重要性。马克思只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一个正确无误地解释了某些事情并作为历史事件的确凿的、无法否认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则有所不同，大致具有“历史科学”、“预言科学”和“国家哲学”这样三种形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厚实的政党、国家基础。当今不少国家仍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国家而运作。无论作为这三种形态的哪一种，马克思主义都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权力关系内在相关，形成了权力关系的动力学。②摆脱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开始成形的国家哲学，就是要摆脱与实施着三重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权力关系的动力学。

福柯充分肯定马克思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所起的几乎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断言历史学中的马克思堪比物理学中的牛顿或爱因斯坦。

第三章政治想象力

① Michel Foucault, “Méthodologie pour la connaissance du monde: comment se débarrasser du marxism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p.599.

②Ibid., p.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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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这个决定性作用只限于19世纪的欧洲。这就否定了19世纪的欧洲的马克思能具有超越时空的预言作用，于是，福柯要削弱那些与预言特征相联系的权力关系，要削弱马克思主义作为权力样态所施加的影响，要削弱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喉舌而标明的权力关系，以凸显癫狂、犯罪、性这些文化经验问题的政治意蕴。

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否认马克思与西方整个文化视域作了认识论决裂，从而拒绝拔高马克思思想及其革命内涵的重要性。基于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探讨，基于对现代三大经验科学(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的诞生、发展和衰变的梳理，福柯在《词与物》中把马克思归结为19世纪知识型内的一个插曲，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一般的话语规则属于一类在李嘉图时代成形的话语构成，马克思的经济学话语可以分享19世纪特有的科学话语之构成的标准。福柯反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圣经般欢呼，这种欢愉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之诞生于19世纪却在20世纪仍有重大影响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①在福柯看来，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知识分子的最低职责就是，要凭着完全不受制于马克思的真实情感，去系统地检验马克思主义对于与马克思本人的话语相联系的权力所作的每一个表述。

福柯不能接受作为预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预言有些是错的，如马克思在分析1851—1852年间政变后的形势时作出的帝国即将崩溃的预言。而国家哲学往往用政党意志、集体意志取代了个体意志，从而忽视了斗争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偶然性。福柯批评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政治想象力的贫乏，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喉舌仅仅关注阶级的划分以及参加斗争的阶级立场，而忽视了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具有重要政治意蕴的历史事件和经验素材。权力机制、戒训体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机器之中，像家庭、性生活、疯人、同性恋、男女关系等素来被认为是边缘的和次要的日常生活问题却在当代政治领域中占据着完全关键的地位。要改造社会，必须先改变这些新型的微型的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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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105.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对政治问题作微观的还是宏观的把握、对政治现象作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考察。福柯的政治想象力注重历史维度和经验层面，因而具有实证主义精神，开启了微观政治哲学思想维度。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也乐于人们称他为实证主义者。

第四节 恰当的想象力

对于福柯的政治想象力问题，笔者拟作以下几点评论。

首先，在“二战”以后的世界社会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铁幕笼罩的年代里，人们太多地关注国家、阶级、政党等宏大的政治范畴和普遍的政治问题，而轻视了人口、生命、健康及其相关的安全、财富和资源问题，甚至忽视了癫狂、犯罪、性等边缘问题，福柯所说的政治想象力贫乏这样的情况确确实实存在着，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各党派之间的纷争不仅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变得尖锐和突出了。这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是相同的情形。

其次，“要解放政治想象力，就必须摆脱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福柯这个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福柯去世以后，苏东发生剧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似乎验证了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所作出的理论分析。但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国家意识形态是否就必定束缚政治想象力呢?不一定。这取决于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如何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当今，国家、阶级、政党的意蕴和功能发生了一定的甚至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特殊经验问题进入了政治思考的视野，源自日常生活的越来越丰富的政治词汇进入了人们的头脑。面对全球化、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世纪之交的政治想象力异乎寻常地丰富，有时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和党派争端，这恐怕是福柯当时所没有想到的。

第三章政治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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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于政治想象力，笔者以为“恰当”与否是最重要的，而“丰富”与否倒是次要的。无论是国家层面上的权力机制，还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权力机制，政治想象力都必须恰如其分、一视同仁地加以研究。因为在当今社会中所有权力机制都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环环相扣，密密交织。谈论哪个权力机制重要，哪个权力机制次要，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毫无意义。有此视野，宏观政治哲学思考与微观政治哲学思考就可以相辅相成，携手安顿既作为理性动物又作为经验动物的人。与其把福柯的微观生物权力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思想的对立面，倒不如看作是对后者的一种理论反拨，一种把政治视野从云端拉回大地的有益尝试。

最后，拥有恰当的政治想象力，也就是具备了政治智慧。所谓的政治边缘问题与中心问题其实并不对立和冲突，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组成了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完整整体。福柯真切地看到了这种联系，在边缘问题被轻视甚至被忽视的情况下，福柯想要凸显边缘问题相对于中心问题所具有的基础作用。福柯曲折地展现了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德里达在去世前不久就“新启蒙”发表的看法中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政治智慧。德里达拒绝在美国霸权、中国崛起和阿拉伯一伊斯兰神权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既要继承和保存欧洲的启蒙遗产，又要充分意识到并悔恨过去的极权主义、种族大屠杀和殖民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既批评美国霸权又不至于被指责为同情萨达姆伊斯兰政权，既批评以色列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而不至于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既要反对全球化，又要承认全球性组织所起的积极作用。①显而易见，“恰如其分”并不就是折中和妥协，而更类似于辩证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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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Derrida, “Je suis en guerre contre moi-même”, Le Monde , le 19 août 2004.

正是由于把哲学、历史和政治这三者整合在一起加以思考和研究，并扎根于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境遇，才使得福柯具有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正是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才促使福柯把有关癫狂、疾病、死亡、犯罪、性等基本经验与最为复杂的知识系统和最为紧密的权力结构之游戏结合起来探究双重意义上的个体之形成问题:作为主体的sujet和作为臣民的sujet。

第三章政治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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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主体与权力

福柯毕生都在探讨权力关系与不可传导的自由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关系甚至对抗关系，并把这样的探讨视为任何社会都必定具备的一项政治使命。权力并非福柯研究的最终问题，主体才是福柯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福柯研究权力还是为了说明主体问题，阐述主体如何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进入真相游戏之中。如福柯设问，癫狂主体是如何被置于这个由一种知识或医学模式确定的真相游戏中的？通过研究，福柯发现是禁闭这个重大的权力制度和实践从17世纪初发展起来并成了癫狂主体之进入这类真相游戏中的条件，这与意识形态问题无关。按照福柯的说法，他所说的“游戏”，不是指模仿或娱乐意义上的游戏，而是指一组真相生产的规则，是一组导向某个结果的程序。

应该说，福柯在去世前两年发表的长文《主体与权力》(收入德雷福斯和拉比诺的著作《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释义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能较全面地、准确地告诉我们他关于权力问题的真实看法。从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80年代初，福柯的目的并非要去分析权力的种种现象，而是设法撰写一部人类在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主体化模式之历史，其中有三种客体化模式把人转变为主体。首先在科学理论层面上设法达到科学地位的不同研究模式把主体客体化，福柯思考了普通语法、语文学和语言学中讲话主体的客体化，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劳动生产主体的客体化，博物学和生物学中活着的人的客体化。其次，“区分实践”也把主体客体化，主体或者与他自身相分隔，或者与他人相分隔，于是，主体成了客体。癫狂者与心智健全者、病人与健康者、犯人与“良民”之间的分隔无不如此。最后，人类自身主动地把自己转变为主体，主体化同时也是人自身的构成过程，例如，人们如何自认为自己就是“性”的主体。因此，福柯研究的总论题是主体，而非权力。①只不过，福柯意识到人类主体既可以由历史和经济学在生产关系以及由语言学和语义学在意义关系中得到把握，也同样可以由谱系学在极其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得到把握。谱系学旨在阐明那些影响了思想价值、行为和体系的转化和逐渐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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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始终认为权力运作在话语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所谈论的都是权力，都认为权力控制机构在监视并干预西方理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话语的秩序》首次把权力分析引入话语分析中。如果说《话语的秩序》审视了权力限制话语的消极作用，那么《监视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知识意志》以及同时期的许多论文和访谈则考察了权力事实上生产话语这一积极作用。

福柯用法语词“pouvoir”来指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因而它不是一个政治学术语，在汉语中我们找不到与之完全对等的词。也许出于约定俗成的原因，本文也使用了“权力”这个并不确切的译法。虽说此举属迫不得已，但笔者始终铭记在福柯使用这个词的任何地方，这个词就是指复数形式的力量关系。福柯谈论的权力关系无关于政治结构、统治、社会的统治阶级、面对奴隶的主人。福柯想说的是，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因而权力都始终在场。这是一些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现、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关系；这些权力关系是流动的、可逆的和不稳定的。然而，权力始终在场并不意味着个体失去了自由。恰恰相反，主体自由才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完全受制于另一个人并成了另一个人的物品、成了另一个人能在其上施加无限的和无边无际的暴力的对象，那就不存在权力关系。因此，为了实施一种权力关系，在双方之间至少必须始终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自由。如果整个社会领域都存在着权力关系，那是因为到处都存在着自由。如果承认自由是权力关系存在的必要前提，那就意味着在权力关系中必然存在着抵抗的可能性。①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福柯的权力观，既非单纯的政治权力理论，也非权力决定论，这是正确理解福柯权力观的两条重要原则。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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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权力：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

在福柯看来，如果说贫困和剥削是19世纪的首要问题，那么，“权力如何实施?谁对谁实施权力?”这样的权力问题和屈从问题就成了20世纪的首要问题了。福柯强调权力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构成了我们经验的组成部分。法西斯主义等这类病态权力利用了我们的政治合理性的机制、观念和程序。因而，福柯要求我们监督和警惕政治合理性所具有的过度的权力。因为官僚体制和集中营无不说明了合理性化与过度的政治权力之间的明显关系。福柯并不是总括地去考察社会或文化的合理性化，而是从实证的角度去分析癫狂、疾病、死亡、犯罪、性等具体经验领域中各种特定的理性过程。福柯并不是从权力的内在合理性角度去分析权力，而是从抵抗入手来阐明权力关系运作和应用的场所。为了理解权力关系由什么组成，也许必须分析为了拆解这些权力关系而部署的各种形式的抵抗和努力。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子女、心理医生与精神病人、医学与大众、管理方式与人的生活方式之间就存在着福柯所说的权利与抵抗之间的对立关系。然而，这些对立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权威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斗争也不局限于特殊类型的政治和经济管辖，而且，斗争的目的是要指责对立的一方(男人、父母、心理医生、医学、管理方式)对另一方(女人、子女、精神病人、大众、人的生活方式)所施加的权力效果。人们批判最接近自己并在个体上施加作用的权力机构，因而，这些斗争是无政府主义的直接的斗争。然而，福柯认为这些还不是这些斗争所具有的最独特的特征。其独特性在于：首先，这些斗争质疑了个体的身份地位。一方面，这些斗争肯定差异权利(le droità la différence)，并强调能使个体真正成为个体的一切。另一方面，它们又会攻击孤立个人，割断其与他人的关系，分裂共同体生活，妨碍个人隐于自身和依附于自身身份的一切。这些斗争反对“通过个体化而进行的管辖”。其次，这些斗争要抵抗与知识、技能和资格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效果。既要抵抗知识的特权，也要反对神秘化、扭曲以及一切在强加于人的表象中存在的故弄玄虚。福柯要质疑知识流通运作的方式及其与权力的关系。简言之，要拷问知识体制。最后所有实际斗争都围绕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这些斗争拒斥由经济和意识形态国家施加的暴力，因为它疏忽了我们从个体上讲是谁的问题，这些斗争同样也拒斥那决定我们身份的科学的或管理的审问。这些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特殊的权力形式把个体变为主体或臣民，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运作的特殊权力形式对个人进行分门别类，用个人特有的个体性来指称个体，使个体依附于他们的身份，在个体上强加个体必须认可并且他人也必须在其上辨认出的真相法则。“主体”一词在这里有两层意思：因受人控制和依附并屈从于他人的主体，以及通过自身意识或对自身的认识而依附于自己身份的主体。在这两种情形里这个词都隐含着一种起压制或制服作用的权力形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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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éthique du souci de soi comme pratique de la liberté”,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71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