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第四章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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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大致把斗争分为三种：反对(人种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统治形式的斗争，反对种种把个体与其产品分隔开来的剥削的斗争，反对把个体与其自身联系起来并且确保个体屈从于他人的斗争(反对征服的斗争，反对各种形式的主体性和屈从的斗争)。这三种斗争虽然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总是有一种占主导地位。从16世纪以来，“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权力无视个体，而只照料特定团体或阶级的利益。国家的权力是一种全方位的和总体控制的权力形式。福柯感叹即使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即使在旧中国社会，我们也不会在其政治结构内部发现个体化技巧(techniques d'individualisation)与总体化程序(procédures totalisatri-ces)之如此复杂的一种结合。这是因为近代西方社会将一种产生于基督教体制中的牧领权力技术整合进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中。基督教的“牧领”(pastoral)一词指的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最终旨在确保个体在另一个世界上得到拯救。牧领权力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祝圣的权力形式，它还必须为信众的生命和拯救准备献身。这就有别于为了拯救王权而要求其臣民献身的君主权力。牧领权力不仅仅关切整个共同体，而且还关切每个特殊个体的一生。牧领权力运作的前提，就是要知晓个人头脑里发生的一切，要探索其灵魂，要强迫他们袒露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牧领权力因以拯救为指向而与政治权力相对立，因献祭而与君王权力相对立。牧领权力与真相的生产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在国家中看到个体化的一种模型或牧领权力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型牧领权力的目标从引导人们在来世得救转变到在现世得救。“得救”一词有几个含义：健康、福利、安全、防范事故。某些“尘世的”目标替代了传统牧领的宗教目标。国家机器或至少像管治(police)这样的公共机构，私人企业、救助协会、福利机构和慈善家，以及家庭和医学，都共同参与加强牧领权力的管理。最终，牧领权力的目标和代理者的多样化使我们能聚焦于有关人的知识的展开。牧领权力已全方位地延伸到整个社会机体。家庭权力、医学权力、精神医生权力、教育权力、雇主权力等一系列多重权力的特征就是个体化“策略”。我们要拒斥我们的所是，我们应该想象和构建我们能是什么，以便摆脱现代权力结构之同时具备的个体化和总体化这种“双重约束”，摆脱国家及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化。①马克思主义谈阶级斗争，谈论国家机器、武装暴动、革命战争，但福柯再三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们把重点都放在了阶级上面，而忽视了斗争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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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权力分析的一个文化研究对象是监狱。在18世纪末前，监狱只是在嫌疑人被预审之前关押的地方，而非抑制性的惩罚机构。从18世纪末期，监狱开始成为改造罪犯的法律惩罚系统。在监狱中受到军事和学校类型的驯化，犯人指望被改造成守法的个体。《监视与惩罚》认为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在保证每个个体都符合某个“规范”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不同的惩戒机构都沉溺于对个体的监视、戒训和规范中。然而，福柯却认为事与愿违，从监狱初创起，监狱远未生产出守法的个体。恰恰相反，个体在监狱中呆得愈久，就愈不能被改造、就愈能犯罪。监狱毫无生产性可言。但监狱为何还依然如故地存在呢?福柯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原因：监狱能生产犯人。犯罪在任何社会中都能具有某种经济一政治的功效。愈有犯人，就愈有犯罪；愈有犯罪，居民就愈恐慌，居民愈恐慌，警察控制体系就愈可接受和令人向往。福柯由此进一步总结说，在19—20世纪，整个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机构都是在犯罪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②

福柯权力分析的另一个文化研究对象是性，因为规范化权力渗入人类最隐秘的性中。人们通常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因而，性也就成了福柯测试权力机制运作的很好的场所。福柯反对直至20世纪60年代还在流行的把权力当作本质上是抑制、禁止的看法，强调权力应该比这要复杂得多。在福柯看来，如果权力的功能根本上不是禁止，而是生产快感，那么，我们就既能理解我们如何能服从权力，又能在这个服从中发现并不必然是受虐狂的快感。福柯举儿童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人们的借以使得儿童的性成为19世纪资产阶级家庭的根本问题的方式已导致了大量的针对家庭、父母、儿童所采取的手段出现并使之成为可能，同时还已确立起一系列新的快感：父母监视儿童时所具有的快感，儿童反对父母所具有的快感，以及围绕儿童的身体的整个新的快感布局。①福柯要弄清楚在一个团体、阶级和社会中权力之网如何运作，每个人在权力之网中如何定位。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27—232.

②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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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往的哲学家大多把象征着真相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象征着抑制和束缚的权力领域分割开来，福柯却发现人文科学的所有知识都与权力实施密不可分，因为一个人自身、他人、社会都成了研究对象。福柯进而指出，通过大学制度、科学实验，甚至科学也被制度化为权力了，由科学产生的真相也是一种权力，像癫狂、犯罪和性这些人类行为都进入真相游戏中去了，完全受制于真相游戏。当然，福柯反对我们把真相当作谬误的对立面，而认为我们要像尼采那样去探究真相是如何被赋予价值的。

第二节 批判本质主义的权力观

福柯通过批判本质主义权力观的三种形态来阐明自己的非本质主义的权力分析。因为它们都设问：“权力是什么？”它们都依据一种本质(压抑、法律、经济)来理解权力，都认为权力具有一种必然的本质。这三种形态都认为权力的所指、关键点、所在点就是禁止、法令、规则、说不，也就是说权力本质上具有“你不该”这样的程式。例如，从杜尔凯姆到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种学就建立了有关乱伦禁忌的权力社会学。福柯认为这个司法的、形式的和否定的权力观并不充分，福柯否认权力体系是法令规则体系，因为规则并不支配权力，权力也没有在社会机体上确立法令体系。福柯要制定另一个权力观，权力的技术观，坚信它能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中在权力与性之间确立起来的种种关系。①于是，福柯要询问权力的“如何”，询问权力是如何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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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01,

首先，福柯批判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赖希等人为代表的认为权力起禁止、束缚、限制和排除等作用的“性压抑假说”。这个权力观有五个主要特征：例如在性经验领域中，对性进行排斥、拒斥、抛弃、阻碍、掩饰或遮蔽；坚持法规、发号施令；通过恐吓、抑制和惩罚、旨在让性否定自己，否定性的存在；其审查机制把非存在、非法和非可表达三者联系在一起；权力在所有层次上都以相同方式实施在性上面。福柯认为这个权力观有三大弊端：首先，它用一种奇怪的限制法来限定权力，致使权力不会随机应变，缺少方法，使用单调的策略，无法创新，似乎注定总是老调重弹。其次，这个权力只有否定力量，只会说“不”，决不会创造和生产，只会设定界限。最后，这个权力观基本上是法律上的，并集中于法律的陈述和禁忌的实施。所有统治、顺从和臣服的方式最终都归结为服从的结果。

福柯认为权力运作并不呈现出禁止、检查和抑制等压抑形式，而是积极的、生产的。现代权力通过构建新的活动能力和方式起作用，而不是通过对预先存在的活动能力和方式进行限制。性压抑假说的困境在于它看不到恰恰在它所假设的主要压抑期内，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并非性谨慎，而是出现了有关性的永无止境和喋喋不休的多形态话语。在医学、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中，话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激增。福柯想用福利假说来取代压抑假说，因为18世纪末西方社会性话语的激增都可归因于个人福利和全人类福利的政治关切。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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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福柯批判“法律权力观”，强调法律并不能表述权力。福柯探讨了“法律权力观”的缘起。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基本上是司法社会，即君主社会。法律问题是根本问题。历史上在君主权力与封建权力的斗争中，司法制度总是君主权力用来反对封建社会并确立起自己权威的有力工具。君主权力根本上体现在法律之中。资产阶级得益于王权的发展和封建体系的式微，热衷于这个能为其经济交换提供规范并确保其社会发展的法律体系。因此，法律的词汇和规范成了资产阶级和君主制共同的权力代表体系。自从中世纪以来，直至18世纪，资产阶级和君主制逐渐成功地确立起一种把法律词汇当作话语、语言的权力形式。当资产阶级最终摆脱君主权力时，也恰恰使用了这个君主制曾经用来反对封建制的司法话语来反对君主制。①君主、法令法规及其话语都成了权力的代表，从而导致权力的内容极其贫乏。福柯认为，如果我们不想再从事权力代表的分析，而去从事权力真实功能的分析，那么，我们必须摆脱这个司法权力观，摆脱基于法令、君主、规则和禁令之上的权力观。福柯要求我们必须在撇开法律来设想性的同时，也要撇开君主来认识权力。

因为从19世纪开始，另一套权力机制渗透进具有议会、立法、法典和法庭的法律社会中去了，这另一套权力机制并不服从司法形式，并不把法律当作根本原则，而是把规范当作根本原则，不再把法庭、法律和司法机器当作手段，而是把医学、社会控制、精神分析和心理学当作手段。于是，福柯认为由另一套权力机制支配的社会就是戒训的(disciplinaire)社会、调节控制(régulation)的社会，而非像君主社会那样的法律社会。任何一名有点重要的犯人在出刑庭受审前几乎都先在医学、精神病学或心理学的专家那里过堂，这是因为犯罪并不简单地和主要地是违犯法律，而是偏离规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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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85.

②Ibid., p.199.

最后，福柯批判“经济主义的权力观”。这种权力观实际上就是法律权力观的变种，包含有两种形式：法律—自由的权力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坚持权力问题上的经济主义。前者反映在18世纪哲学中，把在法律上承认的法律主体间的契约当作社会合法权力关系的依据，认为权力在于法律主体的权力和能力，权力能像商品一样被拥有、交换和转让。福柯要摆脱契约论和权力让渡说的束缚，使权力分析脱离被规定的和合法的权力关系，从而指向包含在监禁、孩子抚养、治疗和教育等实践中的局部权力关系。后者虽然批判了有关权力的社会契约论和法律自由观，但仍然认为所有权力关系都归因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最终都基于单一的经济关系之上。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包含了一种权力的经济功能主义。福柯对此提出了三点批评：首先，马克思主义通常假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是权力关系的主要功能，福柯虽不否认权力关系像受制于其他关系那样受制于经济关系，但福柯否认权力关系在所有领域都是相似的，都受制于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原则。其次，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权力关系领域等同于国家机关，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么忽视了政治学以外的权力关系，要么就是把所有权力关系都归结为国家关系了。福柯强调我们不仅要分析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权力，也要分析以亚国家形式或邻国家形式出现的权力。最后，马克思主义夸大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把虚假意识当作权力关系的工具。福柯贬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是福柯批判法律权力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权力分析的法律模式，只是用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取代了君主，用经济主体代替了法律主体。在福柯看来，正是基本的权力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

在权力问题上，无论是性压抑假说，还是法律权力观及其两个变种法律自由的权力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都依据一种十分重要的单一本质(法律、经济、国家、构造主体、压抑)来理解权力，都认为权力具有一种必然的、本质的形式，因而都对权力作了本质主义的理解。如果说本质主义的权力观谈论的是唯-·的具有单数形式的权力，起消极作用的权力，那么，福柯谈论的却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复数形式的权力，起积极作用的权力。福柯不把权力看作一个神秘的本质，而是把权力看作一种并不具有必然的本质形式的关系，强调权力在于其实施，因而对权力作了非本质主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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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非本质主义的权力分析

福柯虽然批评马克思的经济权力观，但欣赏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对权力的种种积极机制所作的分析。首先，马克思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权力，而是存在着多种权力，复数形式的权力意味着种种统治形式、从属形式，它们都是局部地起作用，例如在工厂、军队和具有奴役类型的场所中。这些都是权力的局部的、区域的形式，它们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运作方式、程序和技术，有其历史和地理的特殊性。社会并不是只有单一权力在实施着的单一机体，而是相互并置、连接、协调并形成等级的不同权力在实施着的群岛。其次，马克思没有把复数形式的权力简单地理解成一种首要的关键的权力的派生和结果。马克思的从虽狭小却重要的权力区域(所有制、奴役、工场、军队)到虽庞大但次要的国家机器这一思考模式截然不同于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卢梭的从君权到社会再到局部和地区权力的法学家模式。再次，这些特殊的、地区的权力所具有的首要功能绝对不是禁令、阻止、说“你不该”，而是产生效能、能力、产品。马克思对军队和工厂中的戒训问题作了极妙的分析。军队被当作一个极其复杂的等级单元，根据每个士兵位置和作用的特殊性，军队确保了自己具有整体单元的最大和最好性能。新的权力技术的功能就是要获取最大最好的军事性能，而非下禁令。工场中的戒训也一样。等级制、监视、工头、对行动所作的计时控制是工场的戒训。劳动分工是人们之所以被迫发明新的工厂戒训的原因，反过来说，工场戒训是人们能获得劳动分工的条件。戒训是一种技术，根本上是权力机制，我们通过它来控制社会机体直至最细小的要素，通过它来达到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体本身。戒训是权力个体化的技术，这种技术针对个体直至其身体和行为，甚至要解剖个体。于是，人们发明了解剖政治学。戒训就是如何监视某人，如何控制其行为、能力，如何强化其性能，如何增加其能力，如何把他置于他最有效用的位置上。学校教育中的戒训类同于军队和工场中的戒训。从小学到大学，种种戒训方法在多样性中把个体们个体化了。权力只是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实施，有永久的控制，有每时每刻的监视。有数量上的评分、考试、会考、为每个学生排定名次，也有定性的评判。最后，马克思把这些权力机制、权力程序看作种种技术，即种种被不断发明的、完善的和发展的程序。真正的权力技术具有自己的历史，如同在工场和工厂中表明的那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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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权力技术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革命：个体戒训的发现与人口调节的发现，解剖政治的完善与生命政治的完善。福柯注意到权力技术不仅有针对个人的，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有针对人口的。人口指受制于生物学法则的人群总数、有出生率和死亡率，有年龄曲线和年龄金字塔，有发病率，有健康状况，有生有灭。在人口层面上，权力与个体的关系不再是从属的，权力并不是从个体那里夺取利益、财富或性命和血汗，人口成了生产机器，生产利益、财富，也生产其他个体。于是，人们发明了生命政治。城市里的居住、生活条件、公共卫生、出生率与死亡率关系的变化、人口流动和迁徙、人口增长率的调节等问题、统计学的技术以及负责人口调节的管理、经济和政治组织都出现了。从18世纪起，生命和身体都成了权力的对象。在从前，只有可从其身上榨取利益、财富和生命的司法臣民，而现在只有身体和人口。权力不再是司法的权力。生命进入了权力领域，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重要的突变之一。性随之也成了绝对首要的东西，因为性恰恰处于身体之个体戒训与人口整体调节的联结点上。从性出发我们就能确保对个体进行监视，这就是为什么在18世纪的中学青少年的性成了医学问题、道德问题，几乎首要的政治问题。因为通过对性进行控制，人们就能每时每刻、日日夜夜监视中学生、青少年。因此，性成了“戒训化”的工具，成了解剖政治的根本要素之一；同时，性又确保了人口的再生产，性政治与在19世纪变得如此重要的生命政治融为一体。性处于解剖政治与生命政治的连接点上，处在戒训与调节的会合处，因而在19世纪末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部件，这使得社会成为一架生产机器。①在《性史》中，福柯要撰写一部关于性的权力机制的历史。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pp.18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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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呢？福柯指出，他自己优先考虑权力的“如何”，这并不是要排除权力的“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了弄清楚是否可以合法地想象一种把什么、为什么和如何连接在一起的权力。通过“如何”来着手对权力作分析，这就引入了权力并不存在的怀疑；这就是在所有情形下都询问当我们在使用权力这个庄严的、总括的和实体化的用语时，我们可以瞄准哪些可确定的内容；这就是当我们面对“权力是什么？权力来自哪里?”这个双重提问而停滞不前时，我们会错过一组极其复杂的现实。②于是，为了抓住权力一词具体的可确定的内容，为了捕捉权力运作的现实关系，福柯就专注于权力如何发生这样的经验问题。

“权力如何实施”，也就是个人如何在他人身上实施其权力。这个权力不同于人们施加在物之上的权力，施加在物之上的权力会对物作修改、利用、消耗或摧毁，它诉诸那些直接位于身体内或经由工具接力(des relais instrumentaux)作为中介的能力倾向，或者诉诸“技术能力”，而施加在人身上的权力则调动了个体之间或团体之间的种种关系。福柯提醒我们决不能把这两者搞混了。如果福柯谈论法律、机构或意识形态的权力，如果福柯谈论权力的结构或机制，那么，福柯仅仅是设想“某些人”对其他人实施一种权力。权力一词指“伙伴”之间的种种关系，一组相互引诱和相互应答的行动。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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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