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技术能力的实施在物的领域里进行，仰仗目的化的技术、劳动和现实的改造，因而不同于人对人实施的权力。这一点容易理解。福柯还把权力关系同各种通过语言、符号系统或任何其他象征媒介来传递信息的交往关系区别开来。虽然能指要素的生产或流通因改变了伙伴的信息场而能把权力效果当作目标和结果，但权力效果并不简单地就是这种生产或流通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否通过交往体系，权力关系还总有其特殊性。当然，福柯也不否认“权力关系”、“交往关系”和“技术能力”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事实上它们总是相互联结，相互支持，互相成为对方的工具。这三者依据一个特殊模式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场所、境遇或时机。②

技术能力、交往游戏和权力关系这三者在其中得以相互适应的整体就构成了福柯所说的广义上的“戒训”。历史上形成的某些戒训清楚地表明了有关技术能力、交往和权力这三者借以相互联系的方式。在修道院或教养院那一类戒训中，权力和服从关系占优；在工场或医院那类的戒训中，目的化活动占优；在学徒那类戒训中，交往关系占优；而在军事戒训中，这三者兼而有之。18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的戒训化不足以使人认为组成社会的个人变得愈来愈服从，也不能说欧洲社会把一切都变成了兵营、学校或监狱；而说是生产活动、交往网络和权力关系游戏之间的适应变得愈来愈受控、理性和经济。福柯就是要在与技术能力和交往关系的复杂关系中来把握种种权力关系。③

权力关系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33.

② Ibid.， pp.233—234.

③Ibid., p.235.

121

在福柯看来，权力就是某些人针对另一些人实施的行动方式，权力只存在于行动之中。实际上，能限定一种权力关系的，并非一种直接和当下地作用于他人的行动方式，而是作用于他们自己的行动的行动方式。一种针对行动的行动，针对可能的或实际的、未来的或目前的行动之行动。权力就是一组对种种可能的行动施加的行动：它施加于行动主体所处的可能性领域。权力关系不同于针对物和身体的抑制和破坏性的暴力关系，权力关系要积极得多。权力关系与两个要素密切相关，这两个要素就是权力关系之所以成为权力关系所必不可少的：“他人”！(权力关系所施加的对象)要被一直看作和保持为行动的主体；种种可能的应答、反应、效果和创举等都在权力关系面前敞开。福柯以为权力关系的特殊性可在具有双重含义的“行为”一词中得到把握。“行为”既指依据或多或少严格的强制机制对他人进行“支配”的行动，也指在或多或少敞开的可能性领域中行为的方式。权力实施在于“指挥行为”并布置或然性。从根本上说，权力与其说是两个对手之间的对抗，或一方对另一方采取行动(engagement)，还不如说是“辖治”或“治理”(gouvernement)。“治理”并不仅仅指政治结构和国家的管理，而是指用来管理个人或团体的行为的方式：对小孩、灵魂、共同体、家庭、病人进行的治理。“治理”并不仅仅指政治的或经济的从属之种种制定的和合法的形式，而是指或多或少被反思的或被计算的但最终都作用于其他个人的行动可能性的行动方式。这个意义上的治理就是建构他人的可能行动的领域。因而，与权力的特有关系方式既不在于暴力和战争，也不在于契约和意愿束缚，而是在于治理这个既非战争也非司法的特殊行动方式。①

福柯的这个权力观和治理说中融含着主体的自由。权力关系与自由之不服从密不可分。权力只施加在“自由的主体”之上，并且正是由于被施加的对象之主体是自由的，权力才能实施。这里说的自由就是指个体或集体的主体面前有一个多重行为、多重反应和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都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领域。权力关系只存在于没有规定性的地方。权力与自由并不相互排斥，并不水火不相容。自由将显现为权力存在的前提条件，权力实施需要有自由存在，自由成了权力永久的支撑，因为如果自由完全避开了施加在其上的权力，那么，权力就会消失，纯粹简单的暴力强制就会替而代之。自由显得只能是这个权利实施的对立面，这个权力倾向于最终完全决定自由。权力的核心问题并非“自愿奴役”，权力关系的核心就是连续不停的“挑衅”、倔强的意愿与自由之非传递性(intransitivité)。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22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36—237.

如何来分析权力关系呢?福柯反对从种种机构上封闭的空间内去分析权力关系，而主张必须从权力关系出发来分析机构，即使权力关系体现在机构中并在机构中结晶，权力关系的基本处所也还得在权力关系中寻找。权力实施就是一些人用来构建另一些人的可能行动领域的方式。权力关系的特性就是权力关系是个人或团体对他人或团体的活动再实施活动的一种方式。权力关系深深扎根于社会关节之中。生活在社会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些人有可能作用于另一些人的活动。“没有权力关系的社会”只能是一种抽象。因而，在政治上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既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什么，它们的历史形成，使权力关系变得坚固或脆弱的一切，为改造一些权力关系、废止另一些权力关系所需的必要条件。对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关系与自由之非传递性之间的“相互鼓动和争斗”(agonisme)进行分析、阐述和重新讨论，就是一项任何社会所内在固有的连续不断的政治任务。

福柯分析权力关系时确立了以下五个基本要点。由于权力关系是作用于他人行动的行动方式，而这个行动方式却依赖于区分体系，因而对权力关系的分析，第一，是就要确立起这个区分体系：地位和种种特权在司法上或传统上的差异；占有财富和利益的经济差异；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差异;语言学的或文化的差异；本领和技能的差异，等等。任何权力关系都把区分当作自己的条件和效果。①第二，对权力关系的分析还要确立起那些作用于他人的行动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类型：维护特权、积累利润、运用等级权威、行使职能。第三，对权力关系的分析要确立起权力的实施所依赖的种种工具样式：借助武力威胁、言语效果、经济的不平等、或多或少复杂的控制机制、监视体系、有无档案、明确与否、永久或可变的规则、有无实体设施等。第四，对权力关系的分析还要确立起制度化的种种形式，这些形式能把传统的布局、司法结构、习惯或模式的现象混合在一起(如同我们在贯穿家庭制度的权力关系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形式能呈现出具有其特殊场所、特有规则和仔细划定的结构和相对功能自治的自我封闭的布局(如同在学校的或军事的制度中那样);这些形式也能形成像国家这样极其复杂的系统。第五，对权力关系的分析还要确立起合理化的程度。我们可以根据工具的有效性和结果的确实性，或者根据可能的代价去或多或少地安排作为作用于可能性领域的活动之权力关系的运作。权力的实施被制作、被转换、被组织、被配备种种或多或少合适的程序。通过以上五方面的具体概述，福柯强调权力关系植根于整个社会网络之中。权力关系的分析不能被归结为对一系列机构制度的研究，也同样不能归结为对“政治”的研究。当代社会中的国家并不简单地是权力实施中的形式或场所之一(尽管是最重要的一种)，而确实无疑的事实就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权力关系都以某种方式涉及国家。这并非因为它们派生于国家，而是因为权力关系发生了连续的国家化(尽管国家化在教育学、司法、经济和家庭中并不具有相同的形式)。援引狭义上的“治理”，我们可以说权力关系逐渐被治理化了，即在国家制度的形式或保证中被制定、合理性化和中心化。②

第四章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37—238.

123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24

①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p.239.

②Ibid., pp.240—241.

福柯进而谈论权力关系与策略关系，把用来策动或维护权力装置的那种手段称作“权力策略”(stratégie de pouvoir)。就权力关系构成了针对他人的可能的、潜在的和被设想的行动的行动方式而言，福柯也谈论权力关系所特有的策略。因而福柯可以依据“诸策略”来辨认在权力关系中运作的那些机制。但福柯认为权力关系与对抗策略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有一种“不服从”和根本上倔强的自由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核心处并充当权力关系存在的永久条件。因而没有抵抗，没有摆脱困境的良策或逃脱，没有可能的逆转，也就没有权力关系。任何权力关系都至少以潜在的方式暗含着斗争策略。福柯总结说，任何对抗策略都梦想成为权力关系，任何权力关系也都趋于成为得胜的策略。事实上，福柯也指出权力关系与斗争策略之间存在着相互诉求、无边无际的关联和永久的倒转。权力关系在每时每刻都能成为并且在某些点上成了对手之间的一种对抗。一个社会中的敌对关系也每时每刻导致了权力机制的运作。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使得由人类社会大部分历史展现出来的“统治”所具有的那些现象显现出来了。统治是权力的总结构，我们有时在最细微的社会网状结构中也能发现其含义和结果，但同时统治也是对手之间较长历史的对抗中一种或多或少获得的和巩固的策略境遇。有时很可能统治只是权力机制关于对抗关系及其结果的标记；也可能两个对手之间的斗争关系是权力关系展开的结果。但团体、等级集团或阶级的统治，以及统治所遭遇到的抵抗或反叛，在整个社会机体内部，以总括的和大规模的形式显示出权力关系同策略关系的联合以及相互关联的结果。①

总之，权力是一组在任何地方被组织起来的和经过协调的实施着的关系，而非神秘的实体；权力与抵抗共存，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权力不仅是禁止的、消极的和否定的，而且更是生产的、积极的和肯定的；权力与知识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相互包含；权力的实施必须以自由的存在为必要条件。这就是福柯对于权力的全部见解。在权力问题上，福柯反对人们基于人类学主体主义而对权力所作的本质主义的把握，而强调权力在于通过细小渠道实施着的多重力量关系，从而对权力作了非本质主义的分析。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pp.241—243.

125

鉴于萨特把权力视作恶及自由的对立面，福柯则把权力看作积极的策略游戏及自由的必要张力。如以性或恋爱关系为例，福柯认为在另一个人身上实施权力，这并非恶，而是爱、激情、性快感的组成部分。不少学者片面理解福柯的权力观，竟认为福柯宣传权力无处不在就等于否定了人的自由，从而妄断福柯对人类现状和前景持悲观主义立场！福柯竟被这样判为危险人物和悲观人物！

当福柯通过把权力看作由个体实施并影响个体的关系整体来谈权力产生个体时，这其实已经是一种泛化的、平民化的、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了。福柯对力量关系所做的分析阐发，是与他对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先验主体观以及坚持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的传统观念史的批判一脉相承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26

第五章牧领权力

福柯政治哲学主要从事政治理性批判，而批判的对象主要是西方近现代政治合理性(la rationalitépolitique)所具有的牧领权力观和国家理由观这两个根基，因为这两个观念对个体乃至生命整体实施了过度的权力。18世纪启蒙是理性的时代，思想家致力于增强理性的政治力量，而19世纪是对启蒙的反思和忧虑，开始担忧在一个趋于理性化的社会与某些施加在个体及其自由上的威胁之间存在的那种混杂关系。如果说康德批判哲学是要把理性能力限定在现象世界的经验范围内、那么，此后，随着近现代国家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哲学大有希望的使命就是要监视政治合理性的权力滥用。①福柯表明：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政治合理性得以发展和被人接受是分历史阶段的。由于政治合理性首先植根于牧领权力(pouvoirpastoral)的观念之中，然后植根于国家理由的观念之中，因此，个体化(lindividualisation)和总体化(latotalisation)是政治合理性所具有的两个无可避免的结果。人们只有攻击政治合理性的这两个根基性观念，而非攻击其结果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才能获得解放。②其实，从17世纪开始的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延续至今的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都包含了对理性化与政治权力滥用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但福柯探讨这种关系的方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并未把社会或文化的理性化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分析其在癫狂、疾病、死亡、犯罪和性等多个领域内的进展。福柯的政治理性批判也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始于启蒙运动，而是追溯比启蒙运动更为遥远的“个体化权力”(pouvoir individualisant)进程。

① Michel Foucault, “«Omnes et singulatim»: vers une critique de la raison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134—135.

② Ibid., p.161.

127

不同于国家这种权力集中化和中性化的政治形式，牧领(pastorat)就是连续持久地统治个体的“个体化权力”。

政治犹如牧羊，治理术诞生于羊圈。通过引导灵魂以拯救灵魂的牧领权力招致反引导力量的抵抗。近代国家在基督教牧领权力制度的背景下崛起。基督教牧领制度因典型地构建近代绝对而连续臣服的主体而成为西方社会权力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之一。作为其政治哲学核心内容之一，福柯的牧领权力思想促使我们深思重要的生存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被治理?我们该如何从事政治理性批判？

在福柯看来，近现代国家和社会之所以如凶神恶煞般使人恐惧，是因为其结合了两种权力技术：古希腊的城邦和公民的游戏；基督教会的牧人和羊群的游戏。①前一种权力技术是总体化的，治理的直接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城邦，而后一种权力技术则是个体化的，治理的直接对象是个人。这也就易于理解近代国家为何一开始就既是个体化的又是总体化的原因。希腊城邦政制、基督教牧领权力机制与国家理由的治理术是西方政治理性史上的三个重要形态。显然，如果我们不探讨作为近代国家治理术来源甚至组成部分的基督教牧领权力，我们便不能真正认识近代国家权力机制的运作特征和权力实施的限度。

基督教牧师因献身于拯救个人的灵魂于来世这样一项特殊事业，而不同于君王、执法官和教育家等人。福柯发现基督教牧师在服务于他人时行使和传播着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牧领权力”指的是上帝如同牧羊人带领其羊群那样带领民众，上帝施加于世人的权力如同牧羊人施加于羊群那般起着带引的作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一段时期君王治理臣民犹如牧羊人畜牧羊群。治理术堪比牧羊术。福柯甚至于感叹: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一度诞生于羊圈!像牧羊人畜牧羊群那样来治理人，福柯所阐发的这种牧领权力思想，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西方国家把一种诞生于基督教制度的牧领权力整合进新的政治形态之中而得以崛起。牧领权力制度开启了近现代西方以国家名义为理由的截然不同的治理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28

① Michel Foucault, “«Omnes et singulatim»: vers une critique de la raison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47.

第一节政治如牧羊

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现象，国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是国家存在和续存的必要条件，而基督教牧领(pastorale chrétienne)、外交军事新技术（nouvelle technique diplomatico-militaire）和管治(police)这三者是国家治理化得以产生的重大基石。①相比于福柯所探讨的国家治理化的另两个主要维度(外交一军事关系制度、国家内部的管治机制)，基督教的牧领制度却是一种源自东方的权力运作模式。

无论是治家，还是治国，似乎治理术最根本的还是治人，个体的人或集体的人。然而，福柯发现，无论是对人进行治理，还是人自身治理，这样的思想却并不来自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古希腊。在古希腊罗马重要的政治文献中，很少见到国王统治臣民犹如牧人引导羊群这样的隐喻。在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牧领权力制度却并不来自古希腊罗马，而是来自东方、前基督教时期的东方和基督教时期的东方。福柯所说的古代社会的东方主要指地中海东部的埃及、亚述(Assyrie)、美索不达米亚(Mésopotamie)，尤其是犹太社会。希伯来人明确把上帝、耶和华视为牧人而强化了牧领主题。

第五章牧领权力

① Michel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13.

129

为什么说牧领制度不是西方的产物呢?牧羊人在草原上过着迁徙的生活，牧羊人的权力并不针对相对固定的领土、城邦、国家，而是针对移动中的羊群。而希腊人却是对相对固定的城邦行使政治权力的。福柯比较了希腊神与犹太神的差异：希腊的神是城邦内的神、领土的神，保卫城邦的神，而东地中海的犹太的神是走动的、看护复杂羊群的神。“希腊的神从不会像一个牧人引领其羊群那样引领民众。”①牧羊人召集和引领羊群，若羊群散去，牧羊人也必将消失。而希腊立法者和执政官们通过治理领土上的城邦而建立了强大的城邦，治理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城邦，而不是城邦中的个体，或者说个体只是因为处于城邦之中而间接地被治理。神是人之最高的牧羊人，国王是仅次于神、接受和执行神的旨意的牧羊人。鉴于牧羊人照看、守护和拯救羊群是出于献身精神，而古希腊执政者则是为了荣耀的义务而谋求整个城邦的利益。虽然某些希腊人在宗教团体、教育关系、治疗身体等上面使用牧人话题，但从整体上看，除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强调城邦执政官应为羊群的牧羊人，古希腊政治文献鲜见牧羊人的比喻，希腊思想并不需要牧人模式来加强针对全城邦的政治权力。当然，福柯也注意到，虽然柏拉图在《政治家篇》、《法律篇》和《理想国》等文本中系统地探讨了在西方基督教中极其重要的牧人主题，但柏拉图明确把政治家与牧人区别开来：认为前者的职责是把不同的要素联系和团结起来，关注的是城邦的建立和统一，后者则可以由医生、农民、体育运动员和教育家来扮演，操心于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命。柏拉图恰恰要说明发布命令的政治家并不是像照看羊群那样细心呵护公民的牧人。柏拉图不仅否认国王是牧人，还批判牧领主题。福柯把牧领权力与政治权力区分开来：政治权力在作为统一体的法律框架之国家的内部实施，而牧领权力的作用则是“永久地照看所有人和每个人的生活，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命运”①。政治权力施加于公民主体之上，而牧领权力施加于活生生个体之上。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30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