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我们若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触动政治理性的根基权力滥用，而牧领权力和国家理由的治理术只是政治理性的两个效果。不仅政治权力、法律权力，而且牧领权力，也不能拯救人的灵魂。灵魂得由一个人自己主导去拯救，每个人都有权确定自己的身份。虽然作为一个社会人，“不想被治理”，这样的念头不切实际。但我们对治理艺术可以进行质疑、制约和批判。我们，作为政治启蒙的一部分，作为启蒙者，作为现时代的人，该如何抵抗国家政治权力的过度甚至滥用呢？国家治理怎么样算得上是适度的呢？国家治理权力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如何对国家治理持一种批判态度？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我们如何不被如此这般地治理？如何可以不以某些原则的名义、不依照某些程序、不付出某些代价而被治理？

作为社会存在，人们的行为往往是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无疑扎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人们行为相互之间作用的方式多种多样，目的不尽相同，力量关系此消彼长，时而互损，时而双赢。但无论如何，权力作为引领他人行为的行为模式，权力实施的必要条件就是我们作为权力施加于的对象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必须有抵抗的自由、拒绝屈从的自由。这说明权力关系双方处于一种张力、战斗关系之中。而社会存在所固有的政治使命就是要分析、阐述和质疑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关系与不可转让的自由之间发生的对抗。

福柯发现以实证科学、完善技术体现出来的理性或合理化与现代社会统治权力之间存在着明显关联。国家作为理性和深层的历史合理性之体现，运用经济和社会合理化程序以及完善的科学技术进行治理。由于理性论证了国家的治理化，因此，理性要对国家治理化以及实施过度的权力负责。我们都是被治理者，因而休戚相关，我们“有权利、有义务奋起反对任何权力滥用，无论谁是其施加者，谁是其受害者”①。我们作为社会人、政治人，作为国际公民唯有满怀信心地从事政治理性批判，质疑权力的真相话语和真相的权力效应才能摆脱自己之屈从于过度权力的状态，捍卫主体之自由和自主的原则。

第五章牧领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Face aux gouvernements, les droits de l'homm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07.

141

鉴于理性与政治的关联、合理化与权力狂热的关联显而易见，福柯明确政治理性批判的使命就是断然拒绝过度的权力，而法西斯主义已在20世纪为我们提供了权力行使过度和狂热的例证。福柯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要求我们审视和质疑体现在西方近代思想、科学、社会关系、国家组织、经济实践、个体行为之中的合理化。鉴于康德把思想启蒙理解成不受监护的理智自主，福柯则把政治启蒙视为不受过度治理的意志成熟。鉴于我们是在知识和权力相互作用的层面上被构建为主体的，我们是否甘愿最复杂的知识体系、最精妙的权力结构把我们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屈从地位和身份？面对社会各个层面经常性的过度的权力治理，我们该如何从事政治理性批判？这些都是福柯牧领权力思想启发我们提出和加以深思的重要问题。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42

第六章国家治理

康德在18世纪曾经探讨过“在我们时代，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确定了福柯所说的“自身的技术”的一般框架。康德探讨的这个问题虽然与传统哲学讨论的世界、人、真相、知识等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康德并未丢弃先前有关真相或认识的问题，而是把它们当作了坚实的分析领域，即福柯所说的真相的形式存在论（ontologie formelle de lavérité)①。福柯追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等，也要历史地反思“我们当今是什么？”这个我们自身的问题，并通过历史地分析西方社会中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来非常局部地、临时地回答这个变动不居的自身问题。

纵观福柯的思想生涯，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他通过研究癫狂、精神病、犯罪和惩罚，曾经设法表明我们怎样凭借把癫狂者、精神病患者、罪犯等排除在外，从而间接地构建我们自身，那么，从80年代初起，他要致力于探究一个问题：我们怎样通过自古至今发展起来的某些有关自身的伦理学技术，而直接构建我们的身份(identité)。②由于人们自身又是社会、民族或国家的一部分，又是相对于政治共同体而言的个体。因此，福柯聚焦的就是个体的政治技术。

①② Michel Foucault, “La technologie politique des individus",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813—814.

143

国家既关注个体的生命，又大肆杀戮和毁灭。福柯通过阐发个体与国家之间持久存在的张力关系，揭示了近现代政治结构之政治合理性的这种二律背反。

国家理论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考察国家从司法、主权到治理的演变历史，福柯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治理及其对象“人口”问题上，提出了以人口为主要目标、以安全配置为根本手段的国家治理理论，剥夺了人们通常赋予国家及其权力的那种重要性，阐发了受制于社会市场调节的国家治理的适度性原则，挖掘了国家过度治理以及当代缺乏政治想象力的哲学根源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从而开启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哲学的微观生物一政治哲学向度。福柯为反对本质主义权力观而把权力关系泛化了，同样，福柯为了反对政治主题的单一化和中心化而把政治主题多样化和边缘化了。福柯的权力分析，福柯的国家理论都无不渗透着其典型的新实证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实质。

第一节国家：从司法、行政到治理

按照福柯的考察，从中世纪直至20世纪，西方依次经历了三种国家：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权的司法国家，产生于边疆型领土权的行政国家，依赖于人口和经济知识的治理国家。与此相应，西方自然也就经历了主权社会、戒训社会和受制于安全配置的治理社会这三种社会形式。福柯的重点当然是落在“治理”及其主要目标“人口”上面。“如何被治理？被谁治理?治理到什么程度？为了什么目的被治理？用什么方法治理？”也就成了一般治理的问题域。

福柯把“治理”(gouvernement)理解为统领人的行为之技术和程序。治理有多种形式，既有斯多葛主义对人自身进行的治理，又有天主教和新教的牧领神学对灵魂和行为进行的治理，既有16世纪教学法对儿童的治理，又有君主对国家的治理。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44

治理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作为道德研究对象的自身治理，作为家政学处理对象的家庭治理，作为政治学探讨对象的国家治理。探讨这三类治理形式和三类治理者之间的实质性关联，成了福柯治理理论的关键所在。一个人只有先学会如何治理自己，如何治理自己的财产，如何治理家业，才能成功地治理国家。同时，当一个国家被合理治理时，家长就知道如何治理家人，如何治理他的财产和他的家业，如何按照他所应该做的那样行事。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家庭是一个关键要素。治理艺术实质上是要探讨如何把家政学(即在家庭范围内管理个人、物、财产的正确方式）、如何把父亲对其家庭的这种无微不至的专注，引入到对国家的管理中来。于是，福柯深信把家政学引入政治实施之中，这将是治理的本质关键。卢梭为《百科全书》所撰词条“政治经济学”就已深含此意:治理国家就意味着施行家政，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家政，也就意味着对国家的居民，对每个人和所有人的财产和行为，实施一种像家长对他的家务和财产一样专注的监视和控制。魁奈把好的治理称做“家政治理”也是此意。

福柯赞赏拉佩里埃(Guillaume de La Perrière)在其《政治之镜：涵盖各种治理手段》中所给出的“治理”定义：治理就是为了便利的目的而负责的对事情的正确处理。拉佩里埃的治理观是反马基雅维利的主权理论的。拉佩里埃的治理观与马基雅维利的主权观之间的本质差异，集中体现了司法国家与治理国家的差异。至于行政国家和戒训社会，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有较多论述，在此不宜展开了。

鉴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认为君主与其主权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和超越的关系，拉佩里埃则把治理者与其治理对象的关系看作内在的多重的关系。鉴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权力针对的是领土和居民，而拉佩里埃的治理所针对的绝对不是领土和居民，而是“事情”，是一种由人和事构成的复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和治理相关的事实际上是人，只不过这个人是与财富、资源、谋生手段、领土(具有特定特点、气候、灌溉条件、肥沃程度的领土)这些事关联、交织的人；是与习俗、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事关联的人；最后，是与饥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这些事关联的人。”①与这种人与事的复合体相比，领土和财产几乎只是次要的、可变的量。鉴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法律来保全君权或达到普遍善，拉佩里埃的治理则并不是通过法律，而是运用策略(tactiques)，为了一种对每一项有待治理的事情来说都“便利”的目的来正确处理事情。为此，治理必须保证尽可能大量的财富被生产出来，必须保证为人民提供了足够的谋生手段，必须保证人口的增殖，等等。治理的目标并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的。

第六章国家治理

145

福柯对“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的理解要比拉佩里埃来得宽泛和完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课程《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详尽梳理了“治理”的概念史，叙述了对人、灵魂、家庭、国家、社会进行的不同治理实践，探讨了种种治理问题，再现了“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的历史计划，论述了自由主义治理原则与社会主义治理之合理性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近代政治合理性及其生死游戏就是“以国家名义的理由”(raisond'Etat)，通过一整套特定的治理技术而在17、18世纪发展起来。gouvernementalité”一词，有人把它译成“统治心态”(如德国学者把它译为“Regierungsmentalität”)，有人则译成“治理术”，也有译为“治理活动”。个人以为这三种译法都不妥，都未能全面反映该词的确切含义。因为福柯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明确用“gouvernementalité”来同时涵盖三方面的含义：首先，指一系列以人口为主要目标、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知识形式、以完全配置为根本技术工具的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这些权力形式及其相关的计算和策略。其次，在西方社会很长一段时期内，“治理”这种权力形式要比“主权”、“戒训”等其他权力形式更占主导趋向，从而既导致了一系列特殊治理机器的形成，又导致了一整套知识学科的发展。最后，通过治理活动这个过程，中世纪的司法国家和法律社会，在15、16世纪开始转变为行政国家和戒训社会，从18世纪开始逐渐成为治理国家和受制于种种安全配置的社会了。①笔者在此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迫不得已选择使用了“治理术”这个虽并不全面但较为接近原意的译法。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46

①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644.

虽然治理以国家为名义、以国家为目的来进行，也就意味着国家取代了基督教上帝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所占据的地位，但国家的治理活动这个西方历史上的根本现象是在基督教教士神学、新的外交一军事技术和治安这三者的基础上得以产生的。当然，“治理艺术”(artsdegouverner)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不仅16世纪“以国家为名的理由”(raisond'Etat)而进行的治理实践，而且17世纪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17世纪主权理论的制度结构和心态结构，都阻碍着这个治理艺术的发展。重商主义第一个尝试在政治实践和关于国家的知识层面上行使作为治理实践的权力，但它那以主权者的权势为目标、以主权为手段的制度结构和心态结构却又切切实实地阻碍了治理艺术。在18世纪初重商主义受到清算之前，在整个17世纪，治理艺术都停滞不前。国家主权的框架太宽泛、僵硬，而家庭的范围又太狭小、脆弱无力，治理艺术找不到自己特有的维度。福柯认为只有当18世纪出现人口问题及其相关的货币和农业问题时，阻碍治理艺术发展的障碍才能得到清除。

人口问题是如何能扫除对于治理艺术的障碍呢？这是因为人口的视角，人口特有现象的现实性，都使得经济学(家政学)概念最终有可能摆脱家庭模式、在家庭以外重新获得中心地位，治理问题最终得以在主权的法律框架之外被思考、反思和算计。在重商主义传统中曾经只服务于君主行政利益的统计学，现在则成了这个扫除主权障碍的主要技术因素之一。统计学表明：人口有它自己的规律性，有它自己的死亡数和发病数，有它自己的偶发性规则。人口领域包括一系列它本身固有的总效果，这些现象不能化约为家庭的现象：像重大流行病、地方病扩散，劳动和财富的螺旋形增长。通过人口的迁移、风俗、职业活动等，人口有一些特定的经济后果。由于人口绝对不能化约成家庭，所以，家庭的重要性就比不上人口了，家庭已不是良好治理的空想模型了，家庭似乎是人口内部的要素，家庭是治理人口的优先手段，因为有关人口的信息(关于性行为、人口统计、儿童数、消费等)都要通过家庭才能获得。福柯强调，家庭从模型层面到手段层面的这种转变是绝对根本的，因为人口正是通过消除家庭这个模型，扫除了对治理艺术的障碍。人口既是治理的最终目标，又是治理最根本的手段。治理就是要利用人口领域内所固有的手段来达到人口福利和财富增加、生命延长、健康增强这个目标。“在18世纪，从治理艺术到政治科学、从受制于主权结构的政体到受制于治理技术的政体的转变，是围绕人口因而也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发生的。”①福柯坚信，自从18世纪至20世纪，治理、人口、政治经济学这三个运动构成了一个坚实的牢不可破的系列，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揭示这三个运动之间深刻的历史联系。

第六章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Ibid. , p.655.

147

西方政体从主权到治理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主权和戒训已经不复存在，恰恰相反，正是随着治理实践的进行，主权和戒训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出来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运用自然、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将让位于主权法律原则的普遍治理原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福柯要摘除人们习惯于笼罩在国家头顶上的美丽光环，因为国家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不应对国家问题进行价值夸大。“或许对我们的现代性，即对我们的现实性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社会的国家管理体制，而是我所说的国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①自18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生活在“治理活动”的时代。治理活动的问题和治理技术之所以已真正成为唯一的政治问题，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的唯一真实的空间，那是因为国家的这种治理化同时就是使国家得以幸存下来的现象。鉴于国家无处不在，力量关系的实施无不遭遇反抗，国家已非无所不能，福柯就把“治理术”视为“特殊的普遍性”，意思是说“一切皆政治”，“一切皆可被政治化”。哪里有政治，哪里就有对治理术的反抗。因此，福柯以为我们只应从治理活动的一般策略出发，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在和国家的界限。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48

①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Ibid., p.653.

第二节 国家治理要适度

自18世纪以来，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种族等人口现象向治理实践(pratique gouvernemental)提出了种种直至今日仍然是政治和经济的焦点问题。生命政治(biopolitique)就是要使这些问题合理化。这些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与“自由主义”这一政治合理性框架密不可分，因为它们是在“自由主义”内部产生并获得其尖锐性的。“治理是否太过?”这成了英国乃至欧洲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之一。福柯关心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为尊重个体的权利和创造性自由而操心的体制中，人口”现象及其专门的后果和问题能得到怎么样的说明呢?人们能以何名义并依据哪些规则来管理人口’现象？”②但必须指出，按照福柯的理解，“自由主义”既非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也非社会用来再现自身的方式，而是一种实践，一系列谨防过度治理的原则和方法，它反对在尽可能减少治理成本的情况下旨在使治理效果最大化这样一种为治理而治理的做法。福柯这里讲的“治理”是指通过国家工具来支配人的行为这样的活动。鉴于16世纪的“以国家为名义的理由”(raisond'Etat)，设法在国家的存在和强化中寻找那易于证明日益增加的治理活动(gouvernementalité)并易于控制其发展的目的，18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则认为治理本身并无存在的理由，治理活动必须接受批判。

第六章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Ibid., p.656.

②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18.

149

自由主义坚守“治理总是过度了”这个原则立场，倡导“有节制的治理”，反反复复询问同一个根本问题：“为何必须治理?”自由主义要询问治理活动达到其效果的计划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因此，自由主义批判也就总是与对社会进行的新质疑密切相联系。如果说以国家利益为名而实施的治理逻辑地融涵了国家的存在直接确保了治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最大效果，那么，自由主义则是以社会的名义，以与国家处于内外复杂关系之中的社会的名义，来询间为何必须要有治理，又如何放弃治理。“正是既作为状况又作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使得我们能不再提问如何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进行最大可能的治理?”，而代之以设问为何必须治理？””①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治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根本上都取决于社会，而不取决于国家。

福柯也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从未被实现的乌托邦，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对以往陈腐的、不合理的、被滥用的治理实践进行批判的工具，一种对治理实践进行批判反思的形式。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的干预政治论都是过度治理的集中体现，三者的共同问题就是看不到市场机制的经济治理能在法律与自由之间左右逢源。尽管对市场合理性及其功能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无论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还是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都无一例外地批评了“二战”前后世界范围内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规划等方面体现出来的过度治理的种种后果。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150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