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第七章 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权力关系的详尽阐发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管治作为17、18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旨在维持国内秩序和增强国力之间确立可控关系。管治以针对身体的戒训为手段，以具有连续细密监视特征的全景敞视主义为基本原则，对监狱、学校、医院、工厂和军营中的各式人群都实施了注重细节的“解剖政治”，造就驯服的个体，谋求国家的强盛。然后，18世纪重农主义却对管治实践及其权力机制的运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随之崛起的自由主义这一新治理技艺把人口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对国家功能作了重新定位。其实，无论是身体的管治，还是人口的管治，都必须解决同一个问题：国家干预和放任自由何者或两者之间的何种关系更能适应特定国家之特定时期的治理实践？

管治(police)①是福柯在探讨西方权力形式从“领土国家”(Etatterritorial)经由“行政国家”(État administratif)走向“人口国家”(Étatde population)过程中所聚焦的治理技艺。虽然有重叠和交叉，但如果从主导趋势和重要特征来看，我们总体上可以像福柯那样来看西方宪政史上权力的巨大形式及其布局：先是司法国家，对应法律社会，其次是行政国家，对应戒训(discipline)社会，最后是治理国家，对应人口社会。西方行政国家采取管治治理技艺塑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戒训社会。人类每时每刻都在向往自由，但身陷戒训社会的权力关系网络而无处可逃。戒训权力如何上承司法权力、下启新的治理技术呢？行政国家的权力实施和治理技艺是否合理呢?这些就是福柯管治思想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

①Police译为“治安”显得太过狭隘，缺了“管”的一面，而译为“公共管理”又显得过于宽泛，少了“治”的一面。本文拟把police译为“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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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是治理技艺得以在权力关系领域内展开所设置和倚重的两大政治技术之一(另一个为外交军事技术)。福柯明确police这个词在不同时期承载了不同含义。在15、16世纪，管治一词主要指对国家、公国、城市、警局这样一些共同体或组织进行有效治理的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而从17世纪起，管治一词开始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指的是一整套可以维持国内良好秩序，用好国力以增强国力的方法、法规和技术。如果说外交一军事技术旨在谋求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关系，那么，管治则主要是为了在维持国内良好秩序与最大限度增强国力之间确立起可控的关系。

第一节 管治的手段——戒训

欧洲封建君主政体经历了一个由强转弱的历史发展过程，庞大的官僚君主政体也从君权理论所捍卫的中心转变为批判的靶子。对于从中世纪到17世纪的君主政体的司法国家来说，其以君主为中心的法律体系要确保君权的合法权利和臣民服从法律的义务，君权作用于领土及其之上的臣民以获取财物，而对于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行政国家来说，它通过旨在规定而非禁止的戒训体系实施连续的严密监视，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及其行为、时间和劳动。“这个无君主的权力，因而与君权形式不相干，这是戒训”的权力。”①当然，福柯并不是说君权理论不再有其市场，而是说君权理论不再占据欧洲政治哲学舞台中心位置。实际上，君权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和重大法律规则是与处于主导地位的戒训理论并置和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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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33.

“以一种更为严密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戒训约束必须既作为统治机制而实施，又作为权力之实际实施而被隐藏时起，君权理论就需要在司法机器中被给出，并通过司法规则而被激活和完成。”①权力就在君权的法律与戒训的机制这两个界限之间实施，却并不是在明的法律和暗的戒训之间运作。这两种界限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戒训有自己的话语，戒训话语不仅不可能是法律话语、司法话语，而且“戒训话语与法律话语不相干；与作为君主意志结果的规则不相干”②。这主要是因为戒训承载的是自然规则的话语，即规范的话语，而非衍生于君权的司法规则的话语。虽然戒训话语胜过法律话语，但当代规范化社会的权力借助医学话语这个中介而同时通过法律和戒训技术进行运作。“实际上，君权和戒训，立法、君权的法律与戒训机制是完全构成我们社会中普遍权力机制的两个零件。”③

管治要维护国内秩序，增强国力。而只有一整套规定人们言行的规章和戒训才能保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秩序井然。鉴于戒训是某种管理和组织人群的方式，是某种确定其植入点、协调性、各种轨迹和等级的方式，戒训的存在、运作和目标就有赖于人群。“对戒训来说，个体更加是勾勒人群的方式，而非人们赖以构建戒训的原材料。”④规章、戒训存在于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但作为管治手段和本质的戒训确有其特殊性。虽然管治权力与司法权力都衍生于王权(pouvoirroyal)，但前者注重细节、瞬间，使用规章、法令、禁令、命令进行干预，运作起来快速和直接，而后者的实施则具有笼统、固定和间接的特点，借助于法律条文进行干预。由于公共管治本质上是一个规章的世界，所以，“我们处在规章的世界中，处在戒训的世界中”①。从16世纪末直至18世纪，城市模式的公共管治造成了戒训的泛滥：军队、学校、车间都集中体现出规章制度化。福柯把商业、城市、规章、戒训看作17世纪、18世纪上半叶公共管治实践最具特色的要素。

第七章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é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33

② Ibid., p.34.

③ Ibid., p.35.

④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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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与惩罚》第三部分“戒训”之第一章的标题就是“驯服的身体”。各种各样的戒训、规章制度都是针对身体而设的，旨在使身体变得顺从、被利用、改造和改善。在古典时期，身体是戒训权力的对象和目标。人们专横而紧迫地关注被操控、被塑造、被矫训的身体，而身体则服从、配合、灵巧或强壮。作为拉梅特利意义上之机器的人，其“温顺性”(docilité)把可剖析的身体与可操控的身体结合起来了。“这些著名的自动木偶并不仅仅是一个说明有机体的方式；它们也是政治玩偶，权力的微缩模型……”②身体身陷细密权力的内部，这些权力在身体上强加约束、禁令或义务。

福柯总结了这种权力机制的三个特征，并宣告一种“解剖政治”在戒训史上的诞生。首先，这些权力控制的规模并不是作为整体的身体，而是身体的细节(动作、姿势、态度、速度)，因而这是“针对能动身体实施的微细权力”③(pouvoirinfinitésimal)。其次，这些权力控制的对象不是或不再是身体言行的意指要素，而是运动的结构、功效、内部构造，是力量的实施。最后，这些权力“依据一种对时间、空间和运动尽可能细分的编码”④(codification)，以一种连续不断的、持续的强制模式来监视身体的运作过程。“这些方式使得人们有可能精细地控制身体的运作，确保身体力量的持续服从并在其上强加一种温顺—功效(docilitéutilité)关系，我们正是把这些方法称作戒训’。”①由于旨在使得身体变得既驯服又有用，因而17、18世纪的戒训作为统治的一般程式，就既不同于奴役(esclavage)，不同于驯役(domesticité)，也不同于臣属(vassalité)，不同于禁欲主义(ascétisme)和修道院式的“纪律”(disci-plines)。戒训也就是一些对身体的要素、姿势和行为进行精细操控，以使得身体驯服和有用的强制政策。“解剖政治”对人体作探究、断离和重组，使得人体在无论是做什么还是在如何做这两方面都能符合人们所愿。“戒训由此造就了驯服的和训练有素的身体，温顺的”身体。”②因注重细枝末节，戒训这种对人体作细节和政治围困的权力形式，形成了一种关于权力的新的“微观物理”(microphysique)。“戒训是一种有关细节的解剖政治。”③鉴于基督教教育、学校或军事教育学以及所有矫驯形式都推崇行使权力要落实到人体的细枝末节处，于是在学校、军营、医院和工厂就有针对人体的各种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查、严苛的监视。“近代人道主义之人可能诞生于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④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348.

②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p.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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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 Ibid., p.161.

戒训运用几种技术⑤来把个体分置在空间中。戒训把人封闭在一个空间中，学校、军营、工厂、医院就是这样的封闭空间。戒训依据简单定位的原则或分区控制的原则来组织一个可分解空间。戒训还对行政、政治和医疗等不同用途的空间进行分类。戒训是各种因素在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的互换和改变排列的位置技术，戒训通过一种把诸身体分布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并使之循环的定位而把诸身体个体化。由戒训组织起的空间不仅是建筑学、功能性和等级性的混合空间，也是现实和理想的混合空间。制定图标(tableaux)是18世纪科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技术的重大问题之一。在18世纪，动植物生物分类图表、商品流通和财富增长的经济图表、军队战术、病人安置和疾病分类图表等，既体现了一种权力技术，又代表了一种知识程序。“战术是人员的空间安排；科学分类是自然生物的学科空间；经济图表是财富的有规律运动。”①戒训还为身体行为规定了精确、专注和有序的高质量使用的时间，使得训练有素的身体的行为能保持高速和效率。戒训还是积累、使用和整合线性时间的机制，而训练这种技术则把任务强加给身体，“训练成了一种有关身体和绵延的政治技术之中的要素”②。戒训还把自己各构成要素、单个力量协调组织在一起以获取最大效率。总之，戒训运用四种技术(制作图表、规定操练、强加训练和布置战术)，从它所控制的身体出发制造了一种个体性，该个体性具有四个特征(通过空间分布的单元性、通过活动编码的有机性、通过时间积累的创生性、通过力量组合的组合性)。由于战术通过被定位的身体、被编码的活动和成型的能力，而构建出增加各种力量效果的机制，因而，战术就被福柯视作“可能是戒训实践的最高形态”③。

第七章 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161.

②Ibid., p.162.

③ Ibid., p.163.

④ Ibid., p.166.

⑤ Ibid., pp.1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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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比较了戒训与君主法律的不同之处。戒训着重于建构一个封闭空间来组织和处理群体多样性，严密控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实施禁止/允许这种具有否定性思维特征的法律规范，使得权力机制在这个封闭空间内充分运转，因而戒训是向心的。戒训建筑起一个空间并把诸要素之等级和功能分配当作关键问题来看待。如果说君权干预作为能自由行动的法律臣民之个体，那么戒训干预的则是作为多种多样的能有成效的机体之个体。如果说君主的法律是在想象中运作，通过想象禁止不可做的，那么，戒训则是在现实的补充中运作，在戒训空间内构建强制性的规定、义务。戒训造就的个体主要并非是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而是严密的层级监视(surveillancehiérarchique)、长期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以及作为此二者的结合的检查(examen)的对象和工具。每个人都处在一整套由规则编织而成的监视与惩罚的罗网之中，成为戒训调教的驯服身体。“工厂、学校、军队都服从于一整套有关时间(迟到、缺席、工作中断)、活动(疏忽、粗心、冷漠)、存在方式(无礼、反抗)、话语(闲聊、蛮横)、肉体(“错误的”姿态、不相符的姿势、不整洁)、性(放纵、猥亵)的微观惩罚。”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 174.

②Ibid., p.190.

166

③ Ibid., p.196.

鉴于观念史家们乐意把一个完美社会的梦想归于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福柯则向我们指出18世纪社会也有一个军事梦想：“其根本参照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架机器所精心附属的齿轮，不是原始契约，而是永恒的强制，不是基本权利，而是无限渐进的矫训，不是公意，而是自动温顺。”②个体是由戒训这种特殊权力技术制造出来的一个实在，个体在有关身体的解剖政治中成了权力与知识的相关因素。在18世纪，知识与权力同时取得进展，权力实施的对象也是知识认识的对象。戒训权力的增长以及权力关系的提炼在医院、学校、工厂等机构中促成了某种知识，如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劳动的合理化。而新知识的形成和积累又扩大了权力效应。如是，知识的形成与权力的增强依据一个循环过程而有规则地相互加强。换言之，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新模式可通过知识的戒训化/学科化(disciplinarisation)而得到规划。戒训运作时，分配和解析、监视和理解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协同一致的。“discipline”一词兼有“戒训”和“学科”的双重含义。当涉及身体时，它是指“戒训”；当涉及知识时，它是指“学科”。无论是“戒训”，还是“学科”，都离不开“规则”作为其核心标志。福柯发现涉及身体的惩戒技术不仅导致了知识的合并，而且还分离出可能的知识领域。在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下，知识作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赌注和工具，大多经历了挑选、规范化、等级化和集中化这四个运动。18世纪是知识成为学科的世纪。从学科化的知识出发，福柯就能表明知识繁荣的新形式、新规则性以及科学的限制是如何出现的。科学，作为一般领域，作为对知识的学科管治（police disciplinaire dessavoirs)，同时接替了哲学和精确科学的设想(mathesis)。哲学随着知识的学科化而失去了其在科学和知识进程中创造和奠基的作用。

第七章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10.

②Ibid.,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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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管治的基本原则——全景敞视主义

本质在于戒训的管治奉行的基本原则就是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sme)，“其对象和目标并非君权的关系，而是戒训的种种关系”①。英国思想家边沁所谈论的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就是这种基本原则的建筑学形象。受监视者被全方位连续不断地彻底监视且看不到监视者，监视者监视一切而不被受监视者觉察。监狱、工厂、学校、医院、军营，几乎整个社会都有一套全景敞视、时刻警醒的戒训机制在自动、高效、持续地运作。这种使个人陷于权力境遇而控制个人的戒训权力机制，一方面对个人作癫狂/健全、有害/无害、反常/正常这样的二元划分，另一方面又对贴上不同标签的个人作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对待。这种戒训机制使得权力自动化、非人格化和非个体化了。权力更多地根源于身体以及个体所处的关系得以产生的内在安排机制，而不是起源于个人。监视个人行为细致入微，观察个人于无形而无所不在，管治身体无需暴力而卓有功效，权力效应持久稳定；诡秘的权力机制以不同的方式行使着国王曾经拥有的权力。

全景敞视主义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普遍方式，可应用于监狱、学校、医院、工厂和军营，从而具有多种使用价值。它既可用于改造犯人，也可用于教育学生、医治病人、监督工人、规范军人、禁闭疯人。这是“一种把肉体安置在空间中，把个人分配在相互关系之中，按等级组织人员，布局权力中心和渠道，确定权力的干预手段和方式的类型”①。无论在哪种机构中，无论承担惩罚、改造，还是教育、医疗、生产，还是履行多种混合职能，这种权力机制都能完善地运作。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为适应各种监视过程都能被精细地调整，旨在改造罪犯、敦化道德、传播教育、保护健康、推动生产、发展经济。也就是说，这种遍布整个社会的权力机制，产生了既经济又有功效的权力效应，但这既不是为了权力本身，也不是为了直接拯救受威胁的社会。“所涉及的是要使得社会力量更加强大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使社会力量增加和增强。”②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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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43.

全景敞视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像其初期那样主要是消除危险、约束个体的消极力量，现在这种权力具有生产性扩充这种积极的特征得到了集中印证。这种权力不仅没有抑制社会力量及其进步，反而在增强自身的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力量。如军事戒训增强战斗力，工厂戒训提高生产力，学校戒训提高认知力等。这些造就各等有用人才的戒训“趋向于安置在社会最重要、最关键、最具生产性的部分之中；它们与某些十分重要的功能相联系：工厂生产、知识传授、技能传播、战争机器”③。那么，权力增强器如何同时也是生产倍增器呢?福柯认为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权力可以在社会基础中以尽可能细微的方式不停地稳定运作在身体的细节、运动、力量和空间关系上。这种关系的和多重的权力之最大强度，并不是在国王身上，而是在这些关系能加以个体化的身体之中。17、18世纪，全景敞视这样一种轻便有效的戒训机制遍布西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和管治机关都通过戒训来管治全体居民，福柯大致所称的“戒训社会”(sociétédisciplinaire)也就形成了。

管治要确保用戒训来统治全社会，因为戒训确保权力关系细致入微地布局。在福柯看来，一个中央集权的管治之组织长期来一直被看作最直接地体现了王权的专制主义。虽然管治这种制度按照国家机器的形式组织起来并且与政治统治权的核心直接相联系，但管治在权力实施、机制运作以及这些机制所针对的要素这些方面却都是特定的。管治面向全社会，时刻关注个人言行的细枝末节、社会机体的基本粒子。有效的管治必须仰仗一种持久的、穷尽一切的、无所不在的、能使一切可见的监视手段，旨在使民众习惯于秩序和服从。管治要比司法制度更能与戒训类型的社会结成一体。18世纪的管治除了传统的司法、政治功能外，又增添了一种戒训的功能。“这是一个复杂的功能，因为它把君主的绝对权力与分散在社会中的细小权力机构联系起来；因为在戒训的这些封闭的不同的机构(工厂、军队、学校)之间，该功能展开了一个中间网络，并在这些机构不能干预的地方进行干预，为非戒训空间制定戒训。”①而管治机构在18世纪的组建又认可了戒训这种权力类型可推广至国家的范围。监狱、学校、医院、家庭，甚至行政机构、国家机器，各种机构或制度都出于不同目的而使用了作为权力类型的戒训，使用了戒训所包括的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和目标。

第七章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41.

② Ibid., p.242.

③Ibid., 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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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福柯很清楚戒训社会的形成与一系列经济的、法律一政治的和科学的进程相联系。②18世纪人口的激增、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费用的增加，都需要增加利润。戒训具有的以下三个目标顺应了当时的这个历史形势：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行使权力，使社会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并加以尽可能地扩展，把权力的“经济”增长与受戒者的驯服性联系起来。而无论是封建权力的残余，还是君主制的行政管理机构，还是地方监管机制，甚或这几种的混合形式，都不能符合当时的历史形势。鉴于这些以往的权力机制主要是通过“抽取—暴力”(prélèvementviolence)原则来运作的，而戒训则是通过“温顺—生产利润”原则来运作的。无论是工厂里财富的生产，还是学校里知识的生产、医院里健康的生产、军队里毁灭力的生产，都是为了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在驯服的身体上获取最大的功效。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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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50.

② Ibid., pp.25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