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管治的戒训功能在调动权力关系来消除骚动、暴动、自发组织等反权力(contre-pouvoir)的效应上，在使用全面方法(时间表、集体训练、操练、细致入微的监视）、付出最小成本从肉体榨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和力量上，远胜于那种讲究仪式、借助暴力、付出昂贵代价来强取钱财和人力的封建王权机制。各种戒训用连续的、个体化的等级手法来对付阻碍惩戒权力运作的任何阻力，增进人群中每个要素的特殊功效以及多个要素组合的规模使用效果。“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国家，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学校，当人群到了戒训的入口处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变得令人满意了。”①这种满意关系自然是对管治者而言的，各种戒训造就出来的人都是有用之人，都是让管治者满意之人。

福柯考察了管治与经济、政治、法律等之间的关系。他把西方社会因人员积聚的管理方法而引发的政治起飞与因资本积累而导致的经济起飞相提并论，并探讨了人员积聚与资本积累这两个进程之间的密切关系。人员积聚依赖于生产机构的发展对人力的维持和使用，而旨在使得积聚的人员变得有用的管理方法又促进了资本积累。福柯参考并肯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3章中对于生产机构、劳动分工与戒训技术之间紧密关系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呼唤一整套征服各种力量和身体的戒训权力的特殊模式。“我们说，戒训是人们以最小的代价把身体力量简化为政治力量，并使其有用力量最大化的统一技术程序。”②但福柯又认为权力的全景敞视样态既不直接依附于一个社会的那些巨大的法律一政治结构，也不是它们的直接延伸。资产阶级所赖以成为政治统治阶级的崇尚形式平等的法权体系反而是靠由戒训构成的所有那些根本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权力体系来支撑的。细密的戒训、日常的全景敞视能支撑起重大机构和重大政治斗争，它们与遍布近代社会的阶级统治一起一直是权力据以再分配所依据的司法规范的政治对应物。“真实的和具体的戒训构成了形式的和司法的自由的地基。契约可以被想象成法律和政治权力的理念基础。全景敞视主义构成了被普遍推广的强制之技术程序。它不停地在社会的司法结构深处运作，以使得权力的实际机制能对抗已被赋予的形式框架。”①福柯在此阐述了戒训与契约的相互关系，虽然戒训是法权体系的基础，但差别依然存在。戒训关系的双方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单向的强制和支配关系，而契约关系的双方则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双向的自愿平等关系。

第七章 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57.

②Ibid.,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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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法律往往限定权力实施的范围，而渗透整个社会的全景敞视主义则能使权力在法律之下运作一种既宏大又细密的机制。虽然戒训也依照规则和制度，但戒训运作的机制却会突破法律为权力设定的界限，会暂时搁置法律，因而戒训是一种反法律(contre-droit)。监视这种戒训权力取代了惩罚这种法典化权力，对罪犯的有益矫驯(dressage)代替了刑罚对法律主体的重新定性。作为集中体现最严厉戒训以使得犯人变得驯服和有用的机构，监狱在刑法体系把它规定为典型的刑罚之前就已存在，在法律机构之外就已存在，监狱起源于戒训权力所特有的种种机制，“而非18、19世纪之交所确定的刑事制度中的一个内生要素”②。作为温和有效的全面监视和惩罚机构，监狱的诞生标志着戒训机制征服了以暴力为特征的法律制度，戒训机构愈来愈多地承担起原先由刑事机构承担的功能，戒训权力与法律权力之间的沟通日益频繁。“于是，正是全景敞视程序的有规律的扩展，正是全景敞视程序的无限细密的网络，而非每个法律主体中的普遍法律意识，才推广了惩罚权力。”①体现司法正义的惩罚权更多地来自戒训，而非来自旨在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意识。这就不难理解福柯会说出这样的话：“启蒙运动’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戒训。”②福柯一语道破了启蒙思想的两面性：自由与戒训的共生，解放与束缚的共生，自主与臣服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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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297.

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58.

无论在哪种机构，都有致力于行使规范化权力的管治机制在运作：持续的监视、无休止的检查、细致入微的调查、宽大精细的刑罚。“如果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而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又都类似于监狱，那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呢?”③监狱之网及其嵌入、布局、监视和观察体系支撑着近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权力。围绕着监狱的一个整体性政治赌注，无关于监狱的功能、存在理由、管治者们的分权，而涉及管治者行使戒训权力的合理范围。从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监狱到国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规范化机构的激增以及这些机构通过把戒训施加于新对象而具有的权力效应的扩散，势必引发人们对管治适度性问题的思考。

第三节管治的对象：从身体到人口

管治情况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和进展。在16、17世纪，尽管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四分五裂的国家，但意大利重外交而轻管治，而德国却拥有管治这一作为增强国力的机制，它“发展了在欧洲实际上独一无二的管治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④;而法国则不同于德国管治间题之重理论思辨而侧重于行政实践，把治理艺术等同于注重民生和国力的管治。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但从17世纪直至18世纪初，欧洲的管治实践与商业活动、城市发展、市场活动构成了一个统一体。虽然近代管治权力的行使目的在于维护国内秩序、改善民生、增强国力，但人们在不同时期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却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需要新措施加以应对，当管治的必要性、合理性和适度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管治的方式、对象势必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七章 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60.

②1bid., p.258.

③Ibid., p.264.

④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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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17世纪初寄予厚望的管治国家却在18世纪上半叶发生了转型，管治权力的施加对象从身体转向人口，出现了截然不同于管治国家之治理艺术的全新治理形式。福柯通过经济问题，尤其是谷物流通和谷物公共管治问题说明了这一点。鉴于17世纪的管治要面对和解决城市赖以存在的一整套交换、流通和生产的问题，因此“管治化与都市化是同一件事”①，管治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城市一市场成为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一种模式，而18世纪的管治重心则在于农业化和生产间题。18世纪重农主义聚焦于土地及其生产，用农村和农业问题取代了以往管治确定的城市特权以及对市场、交换和流通的重视，它所提出的四个论题在管治体系上撕开了四个口子。首先，农业化压过城市化，生产重于商业。“因此，治理术的根本对象，不再是城市而是土地，不再是流通而是生产，不再是销售或其盈利，而是返回(retour)的问题。”②其次，重农主义怀疑管治管理的原则，而坚持事物可以自行管理自己的进程，无需管治权威的管治，认为管治的管理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再次，重农主义不再把人口本身看作具有绝对价值的财富，也不再把构成人口的个人看作臣民，而是强调人口只具有相对价值，确信人口数量会自行调节，而无需管治的干预。最后，重农主义倡导调节机制在每个国家内部运作，鼓励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国家不再是每个人幸福的原则，全体的幸福不再取决于国家的干预，而是取决于国家放任个人利益机制进行运作和调节，并最终使其服务于大家。“国家是利益的调节器，而不再是一个把每个人的幸福转换为所有人的幸福的超越的和综合的原则。”①从18世纪至20世纪，国家的功能就这样得到了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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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344.

②Ibid., p.350.

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17世纪初，政治家们以国家名义的理由确立了管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确定了治理理由应有的和特有的理性原则和盘算范围，从而使国家摆脱了中世纪和16世纪有关君权的宇宙神学统治。一个多世纪后，以国家名义的理由确立起来的管治这种治理形式却被经济学家们以经济之名为理由确立起来的全新治理形式所修正、改变。“经济理由并未取代国家理由，而是赋予国家理由一个新内容，并因而也赋予国家合理性新的形式。”②虽然我们仍然处在国家理由的秩序中并通过施行对外空间平衡和对内秩序平衡来增强国力，但治理术的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标志着西方治理术在近现代发生了重大转向。

18世纪管治实践重心从身体转向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身体的管治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隐退了，并不意味着人口社会不再存在戒训了。其实，统治权、戒训和人口这三者同时存在于近现代社会生活之中，只是在某个时期某个要素起主导作用而已。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部戒训社会代替君权社会，人口社会又代替戒训社会的历史。尽管治理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但18世纪新治理艺术的诞生并未消除统治权，而只是使得治理艺术不再需要像在16、17世纪那样从那些统治权理论中推导出来，并使人们弄清楚人们能把何种司法形式或制度形式或法律基础赋予作为国家特征的统治权。同样，新治理艺术也未消除

第七章 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354.

② Ibid., p.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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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诉诸戒训的管治，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巨大的行政统治权政体的发展才能体现和理解戒训的组织、实施以及17世纪和18世纪初戒训得以在其中发展的所有制度(学校、军队、工厂等)。

在福柯看来，不仅人口是由以国家理由为名而运作的管治实践而被置于整个政治思考的中心，而且只有当人们设法治理人口时，戒训这种管治的手段才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和最高的价值。在17世纪奉行国家理由的管治思想和实践中，虽然人口并未完全缺席，但国家的目的、财富、幸福都在于国家本身，而不在于人口。国家理由是国家与其自身的关系，是国家的自身表现。人口只是隐约在场、被附带提及、稍稍涉及。只是到了18世纪中期，人口这个政治生活、政治思考、政治科学的中心概念才整个被确立起来。国家的功能在于如何适度管治人口，如何更好地让个体相互共存和交流，实现人口的幸福和国力的增强。国家在行使这种功能时，不再诉诸一整套严酷的法律，而是仰仗主要包括统计学在内的一整套技术知识。国家要了解和掌握某个特定时期国家自身的力量、人口状况和其他各种资源，“让个体的幸福成为国家力量”①，实现人口幸福与国力增强之间的有机结合。

近现代国家的管治始终游走在个体主义和集权主义、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这两种政治合理性之间。18世纪欧洲涌现的新治理艺术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自由主义作为新的权力技术不同于17世纪的戒训技术对身体的关注而把人口这一“集体的主体—客体”②(sujet-objetcollectif)作为管治的最终目标，并设法基于对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了解和研究来管治人口。自由主义之作为基于“放任”原则之上的治理合理性，成了福柯1979年系列课程《生命政治的诞生》的主要论题。

无论是语言交往关系、情感关系，还是制度关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方操纵另一方的权力关系；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权力关系的存在和维系却必须以个体自由为必要条件，权力运作总是伴随着反权力的回应；权力不仅有消极禁止的特性，不仅抑制话语和实施规章，而且更有积极生产的特点，生产话语和提高效能；管治权力是积极的策略游戏、自由之必要的张力。这些都是福柯管治思想的精粹，他从事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权力分析。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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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45.

福柯探讨管治问题所采取的谱系学方法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他试图从戒训的制度、功能和对象中抽取出权力关系网络，并对之作技术分析和策略分析，从而依据变动不居的对象构建出一个真相领域及其知识对象。同时，这种谱系学方法也探讨了戒训机制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管治权力与经济、政治、法律等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从而具有宽广的、整体的研究视野。“谱系学分析重构了联姻、交流和支撑点的整个网络。”①

令福柯想不到的是，在最近三、四十年，当代西方管治实践不仅仅使用统计学，还使用最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以更低成本、通过更细密的渠道、更有效的方式造就了更驯服的人口。遍布楼宇街角的摄录设备让监视技术臻于完美的境地，全时段的严密的网络监控更是使管治者对网民的动向了然于胸。社会生活、生产等各个领域秩序井然，综合国力日益强大。我们处于戒训社会、信息社会、人口社会和安全社会高度合一的时代。但值得深思的问题依然是：为求得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面对诸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不确定因素，国家干预和放任自由何者更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维持秩序与增进幸福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合理关系?

在21世纪，国家究竟应该行使哪些职能?国家管治的合法目标是什么?国家管治的适用范围如何?国家管治的效应有多大?国家管治在哪些领域该强势或弱势?国家干预经济到什么程度合适?国家权力的限制与个人权利的保护如何结合?市场经济的物质繁荣与自由民主的精神升华如何结合?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西方现代性是否有必要或有可能在东方实现？多边和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如何处理?少数国家以国际组织之名强行替别国建立国家制度这样的做法是否在维护国际秩序？所有这些都是福柯管治思想引导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七章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2004,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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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为实现国强民富的最高治理目标，18世纪中叶西方治理实践发生了从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向基于自然现实理由的自由主义的重大转型，治理的对象、治理的技艺、治理的实践、治理的程度、治理的合理性也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作为当代政治理性批判的重要维度之一，福柯的治理理论在阶级、社会、国家、治理实践等重大问题上与马克思相关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并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代治理术的关键点。

探讨西方治理史和治理技艺是福柯后期政治哲学的重要学术使命。按照福柯对治理理由、治理原则和治理实践的分析，西方治理史大致先后经历了这样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牧领权力时期、基于国家理由①(ratio status)的管治主义时期、基于自然现实即尊重市场的自由主义和聚焦市民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这是治理焦点逐步从宪政转向经济、转向社会的历史，也是治理实践逐渐得以合理化的历史。当然，福柯并不热衷于研究现实的治理实践，而是“研究治理技艺，也就是说，研究最佳治理的审慎方式，并且同时也是研究对可能最佳的治理方式所进行的反思”①。

①纠缠于“raisondEtat”究竟应该翻译成“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这样的讨论似乎没多大学术价值，因为与其他西文语词一样，法文“raison”一词多义，“理由”、“理性”、“情理”等词义兼而有之，任何取其一义来译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笔者权衡再三，勉强选择了较为中性的表述“以国家名义的理由”或“国家理由”，而舍弃有点过度诠释的表述“国家理性”。再则，从福柯所勾勒出的治理史来看，与“国家理由”相对的不应是“公民理由”，而是“自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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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需要理由。治理者进行治理以及治理到何种程度需要理由，被治理者接受治理以及对此治理接受到何种程度也需要理由。治理者应依据何种合理性、何种算计、何种想法对人进行治理？治理理由(ratiogubernatoria)是什么?治理理由是出于国家本身，还是出于治理对象的自然本性，决定了治理实践、治理技艺、治理术的不同目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效果，总之，决定了治理活动具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在西方近现代治理史上，治理理由从国家转向自然现实在福柯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就是此种转型对于逐步实现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从而最终实现国强民富的治理理念是至关重要的。而福柯对此种转型的论述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梳理西方治理史的发展线索，而且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治理策略和实践乃至展望今后的治理道路也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节国家理由

如果说希腊人以城邦的名义进行治理，罗马人以共和国或帝国的名义进行治理，那么，16世纪末的西方人则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管治，国家理由似乎至高无上。16世纪和18世纪是西方治理史上的两个分水岭，治理理由从性质上看先后经历了宇宙学的、神学的、宪政学的和经济学一社会学的。鉴于在16世纪以前，人们往往把治理的必要性归于维护某个宇宙的、自然的、神灵的秩序的必要性，而从16世纪起直至18世纪中叶西方治理者往往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治理，把这种治理看作国家为了自身的完善和幸福这个目的而实施的持续的创造行为，并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关系领域主要使用管治这一治理技艺。福柯并不认同国家及其一整套制度诞生于1580—1650年间这样的荒谬说法，并设法从治理术的历史内部、从权力实践领域内部来聚焦国家的崛起这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从而强调国家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奠基于治理实践之上。“国家理由(raisond'Etat)，恰恰是一种实践，更确切说是一种实践的合理化，这种实践将处于既定的国家与要加以构建和确立的国家之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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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