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意大利人最早提出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治理，这里的“国家”指什么呢？主要指由具有一定语言、文化、种族和历史的人群组成的并享有领土主权和司法权的政治共同体。“何谓治理?依据国家理由的原则进行治理，就是使得国家能变得稳固和恒久，使得国家能变得富裕，使得国家能面对一切破坏者而变得强大。”②以国家这种共同体的利益之名进行治理，似乎冠冕堂皇，应当遵守某些超国家的神律、道德律、自然律，但实际上往往缺乏法律、道德和宗教的基础。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治理按理只能是为了追求和捍卫国家利益，可在那时政治国家的利益往往就是君主的个人利益，就算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后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治理理由也较重视治理者的利益而轻视被治理者的利益。治理理由决定了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各自的利益受重视和被保护的程度。马基雅维利在神权统治模式之外最早提出了以国家名义为理由进行治理的必要性，认为君主为了国家的公共利益和自己的权势可以不顾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而进行治理。波特罗(GiovanniBotero)曾把国家理由看作是一类合理性③，是对确立、维持和壮大国家领主权和稳固统治臣民所特有的方法的了解。帕拉佐(Giovanni AntonioPalazzo)把国家理由视为对于确保共和国的完整来说是必要的和充分的东西，是人们据以了解如何获得共和国完整、安宁或和平的艺术。开姆尼茨(B.Chemnitz)也认为国家理由是只为国家本身的保存、壮大和幸福而采取最简捷手段的一种政治考量，国家理由在某些时候会以拯救国家的必要性为名不仅不服从法律，还可以违背法律，法律反而要遵从国家理由，这种以必要性牺牲合法性的国家理由其实就是德意志王公们的利益。福柯看到这些定义都描述了国家理由的特征：维护国家的完善状态以使国家的现实符合其永久的本质·运用合理的治理艺术来避免暴乱和革命。

第八章 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②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6.

③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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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波特拉、帕拉佐、开姆尼茨等人把国家理由看作使得国家的现实符合国家永久不变本质，避免发生革命以使得国家形成、保存和进行重大调整，从而对国家理由下了本质主义定义，福柯则发现另一种贴近政治实践的观点更为重要、根本和新颖，这个观点就是：“诸国家在一个竞争的空间中相互为邻”①，旨在增强国力，而不再像在以前那样为了扩张领土和聚敛财富而处于敌对关系之中。竞争主要是指在全球经济空间中根据市场经济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商贸交往。

福柯认为帕拉佐的这种国家理由本质上是保守的，而不是变革的原则。“对这种国家理由来说，根本上重要的是要探索对国家的存在和维护其完整来说是必要和充分的一切，并在国家的完整性被破坏时这一切对重建国家完整性是否是必须的和充分的。”②这个国家理由的定义把国家当作参照物，国家既是治理的理由，也是治理的目的，治理旨在国家的完善、幸福和至福。福柯在其中看不到末世帝国的个人救赎问题，而只是发现了以国家本身为目的之必要治理问题。有人也许会有异议：难道治理就不能带有外在于国家的、个人的目的吗？人们为何要服从只考虑国家而不为个人着想的治理呢?帕拉佐的答复是：治理是共和国每时每刻都在实施的持续的创造性活动。福柯看到帕拉佐定义的一个重要性不仅在于对国家理由所进行的分析不再提出治理权力的来源问题、基础问题和合法性问题，更在于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的治理并不关注个人的救赎问题，并不像中世纪时那样抱有末世帝国的梦想。这样的国家理由既不等同于正当，也不等同于合法，更谈不上神圣。道德、法律、宗教在必要时会成为国家理由的工具，国家理由甚至在紧要关头很可能就是非正义和非法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的暴力只是国家自身的理由之某种突发性的表现。”①国家理由的必要性通常优先于合法性。国家理由往往是国王、大公们的旨趣，路易十四“朕即国家”要表明的是他作为国王就是国家理由。国家利益也就是国王的利益。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治理常常忽视甚至牺牲被治理者的利益。历史上大行其道的暴力和血腥的杀戮是理性和这种国家理由最纯粹的表现形式。福柯认为与国家理由同时诞生的是与政治实践本身和政变相联系的历史悲剧性、政治悲剧性。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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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263.

显然，“治理是否有必要？”这个问题的判别依据都取决于治理的真实理由是什么。任何治理理由，只要它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干着损害被治理者利益的事情，就毫无正当性可言。有悖于法律精神、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的治理理由自然就缺乏理性依据和正义内涵。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国家理由的人们，都批判马基雅维利的治理思想，它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幸福，而是为了大公的权势和利益。马基雅维利的这一国家理由概念的不正当运用受到种种议论和限制也就很自然了。福柯断言马基雅维利那儿不存在治理的艺术。②克莱门(ClaudeClément)指责冷漠的政治家们尊重由国家理由所确定的一切，迷信国家。国家理由曾被当时的教皇(PieV)视为魔鬼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从那时起直至18世纪中叶，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这样的功效性和功利性价值标

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71.

② Ibid,, 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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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不多成了管治者的治理理由。

16世纪末随着不断涌现的公共事务(respublica)问题而来的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向治理者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要求治理者学习和实践治理艺术，从而既不同于君主的统治，也不同于基督教牧领制度的引领。也就是说，国家理由的治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依据功效原则逐步自我完善和趋于合理的过程。国家的确立就只为了维持、维护公共事务的日常运作和治理，这也是国家的合理性所在。如果说以往的君主权具有法学一神学基础，那么16世纪的治理权则需要合理性论证。“因此，重商主义、管治国家、欧洲平衡：这些都是这种遵照国家理由原则的新治理技艺的具体形式。这也是依据一种以国家为原则和应用领域的合理性进行治理的三种方式，而且是相互协同的三种方式。”①

福柯概述了在国家理由治理问题上，马基雅维利与弗朗西斯·培根之间的三点差别②:鉴于马基雅维利探讨了大公如何不被夺权乃至失去公国的问题，从而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大公的敌手而非人民，重在为使大公表面上更显得权威合法而献计献策，弗朗西斯·培根则论述了好的治理应该预防可能的暴乱和骚动，于是治理所关注的焦点就是危险的难以对付的人民，重在预防暴乱的经济措施和舆论导向。而培根的治理思想对经济和舆论这两大现实领域的重视被福柯视为导向了后来的重商主义用来考量经济的政治实践。虽然培根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有差别，但福柯认为他们两人都还是以国家名义的理由来思考治理问题，虽然培根和他的同时代人会谈论财富、贸易，但他们从不提及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的人口。

在福柯看来，国家理由是以国家名义对人进行治理的艺术的合理性，而治理者想要治理得合理就必须知道那些保持国家力量及其发展的要素，就必须了解国家本身的现实力量和资源，就必须了解和运用“统计学”。因而，国家的问题“不再是了解整套法律或需要时熟练运用这套法律，而是要掌握一整套刻画了国家本身之现实的技术知识”①。以国家名义的理由的治理对象已从马基雅维利的大公的敌手逐渐转变为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公众舆论。福柯试图阐明国家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的焦点如何真正出现在治理术的历史上和权力实践的领域内。福柯只把国家看作一种建立在治理实践之上的政治性类型和实践方式，而不是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中威胁并凌驾于公民社会之上的冷酷怪物。由于国家只出现在一个从16世纪起被治理化的社会里，国家也就只是治理、治理术的一个横生枝节，治理并非国家的一个工具。②这意味着福柯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既不赞同神权论、暴力论，也不接受契约论和阶级压迫论，而是倡导国家治理说。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é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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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p.277—278.

虽然福柯把国家理由的一般理论视为绝对主义理论，但仍认为国家理由的治理这一绝对特殊的有其理由、合理性和理性的治理艺术，“是西方理性史、西方合理性史上的重大事件”③，堪与同时期以开普勒、伽利略和笛卡尔等人为标志的事件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它标志着另一种思考权力、王国、治理以及尘世和来世之间关系的方式的诞生。标志着作为治理艺术之基础的国家政治的诞生。福柯把国家视为治理理由的调控理念。治理理由的原则和目标都是国家。国家是某种构思、分析、决定像国王、君主、法官、官员、法律、领土、财富这样一些国家要素的本质和关系的方式，因而，国家首先是一种现实的可理解性原则。国家的完整、完善和富强还是治理理由的合理性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我认为可理解性原则和战略性目标囊括了被确切地称为国家理由’的治理理由。”④国家支配着治理理由，国家因其自身已然存在并为了其延续而进行合理的治理。依据国家理由进行的治理，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中设定有限目标而放弃了全球帝国梦，而在对内政策中则奉行旨在管治无限对象的无限目标，尽管有法学理由(raisonjuridique)①和神学理由试图从外部来限制国家理由。

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80.

②Ibid., p.253.

③ Ibid., p.293,

④ Ibid,, 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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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西方治理史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治理实践从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police)过渡到基于自然现实的自由主义，对治理技艺的限制也不再像在17世纪以前那样来自外部的法律和神学，而是仰仗政治经济学并依据治理的各种目标和治理的各种实践从内部来调整治理的合理性，以确定要做的事(agenda)和不要做的事(nonagenda)，避免治理实践的过度治理。“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根本上能确保对治理理由作出自我限制。”②显然，基于自然现实并能自我限制的治理理由更贴近现实政治实践。

随着能确保对治理实践进行自我限制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以往由政治主权所统治的臣民在18世纪变成了由治理实践所关注的人口。福柯认为18世纪西方社会政治生活、政治思考和政治科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形成了把人口作为最终目标的新治理技艺。以往国家理由的治理所追求的主要只是国家本身的完善和幸福，是国家的财富，尚不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口的幸福，人口的财富。只有当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然本性成为治理理由时，人口的幸福和富裕才会成为治理的目的。当然，说治理理由从国家过渡到自然现实，这并不是说国家理由已经在治理实践中销声匿迹了，而是说国家理由相比于自然现实理由已不再是主要的了，但仍然在起作用。在福柯眼里，即使作为18世纪以来西方政治生活、政治思想和政治科学之核心要素的人口概念也是通过推动国家理由运作的管治这架机器及其实践领域而得以确立起来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é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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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15.

第二节 自然现实理由

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凸显成了治理理由从国家转向自然现实的重要契机，因为自然灾害和奸商的囤积居奇造成的食物短缺这个在欧洲持续几十年的灾难直接影响到欧洲居民的生存和政府治理的稳定。自然现实的理由旨在避免治理的过度和不足。福柯把事物的“自然”或性质看成是“治理操作所内在固有的必然性”①，这种必然性既不源自神学超自然的力量，也无关于人的主观意志或共同体的集体意见。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种治理技艺对饥荒这个从古至今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道德问题作了不同的处理，体现了西方治理技艺发生重要转型的不同历史阶段。

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重商主义秉承国家理由的治理传统，仰仗法律机制和戒训机制，对谷物采取禁止出口、禁止囤积、禁止涨价、限制耕种面积的禁控预防体系，管头管脚，导致农民收入低微甚至破产、食物短缺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的负面效果，而在18世纪，具有安全配置(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机制之自由和市场活力的重农主义则依据经济活动之自然现实的治理理由，把粮食贸易和自由流通看作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提倡“放任自由”的经济治理思想，从而把粮价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谷物的稀缺和昂贵对重商主义者来说是要力图加以避免的，可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却根本不是坏事。“不该把它视为一件坏事，也就是说应该把它看作一个首先是自然的因而其次是既非好也非坏的现象。”②重商主义者关注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市场机制，即依据供求关系来确定产品销售的价格，并不是在市场空间中可能出现的谷物稀缺和昂贵这一现象，而是谷物从播种、培育到收获的各种成本和付出的整个历史。“人们想方设法要加以控制的，正是谷物的现实，而远非是挥之不去的饥荒。”①而谷物的丰产和廉价、谷物的歉收和高价这样的波动就是谷物的现实；鉴于以往的司法一戒训体系总是想方设法要预先避免和防止这样的波动，安全配置则恰恰要重视谷物波动这一现实及其与其他现实要素之间的关系，就是要调节有关谷物波动这个现实，以控制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

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21.

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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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之所以把18世纪那种新型的治理理由称作自然现实，是因为为安全配置所高度关注的这种现实既没有被抬高，也没有被低估，而只是被确认和接受为自然。由市场机制调节的自然现实不仅体现在产品生产、世界市场和经济行为上，而且还体现在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人”(homoœeconomicus)身上。食物短缺只是一个幻觉，以往重商主义时期出现的食物稀缺及其粮价昂贵“远不是一个现实，一个可以说是自然的现实，而只是某些反常的人为措施本身所导致的反常结果”②，而现在重农主义时期倡导“放任自由”(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要给现实以自由，任由产量增加或减少，任由价格下跌或上涨，寄希望于现实的波动能进行自动抑制(autofreinage)和自动调节(autorégulation)，产量和价格波动幅度不至于过大，于是，就不再有长时期内食物短缺和粮价过高这样的幻觉了。当然，福柯在经济的技术和治理的内部并不否认作为杂多的个人或民众(peuple)仍然受到饥饿的威胁，而只是强调作为政治经济行动主体的集体人口(population)不会遭受饥荒灾难。18世纪中期随着重农主义理论的推广，针对人口的治理技艺就这样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技术也随之发生变革，安全配置也随之确立。于是，福柯反对把重农主义这种政治选择、这种经济调整的规划仅仅视作一种经济理论的实践结果。③欧洲治理实践证明：基于自然现实理由而实施粮食自由流通和贸易这种紧密关注现实的安全配置的治理技艺，不仅为农民带来了丰厚利润，而且逐步建立起应对粮食短缺灾难的有效的安全机制。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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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43.

③ Ibid., p.36.

如果说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宇宙神学的王国治理遵循一套自然法则，那么，16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术则展现了一种人为主义(artificialisme)，而伴随重农主义这种新治理艺术一起出现的是既不同于宇宙神学的宇宙自然性又与国家理由的管治人为性相对立的另一种自然性，是关乎人们的共同居住、生活、生产、交换、劳动等的“社会自然性”(naturalité de la société)。18世纪政治思想所说的“在政治领域内行动就是在自然领域内行动”，指的就是“只投身于现实的这个游戏并与这个现实一起运作”①。福柯强调政治技艺不应脱离现实游戏这一基本原则是与自由主义的放任现实自由这个一般原则深刻联系在一起的。放任现实自由就是“让现实根据其自身的规律、原则和机制在自己的道路上自我发展、前行、遵循其进程”②。18世纪中期的治理理由无疑聚焦于现实的自然和自然的现实，福柯正是在治理技术的更替和转换中来理解这种相关于安全配置且既作为治理之意识形态又作为治理之技艺的自由，这种作为流通能力的自由。对人的治理首先应当考虑事情的本质，对事物的管理首先应当考虑人的自由，应当考虑人们想要做的和有旨趣要做的一切；福柯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把这样两种观点关联在一起，乃是因为他发现权力技术只有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才能发挥调节作用，而与意识形态无关。

福柯比较了国家理由的戒训管治与自然理由的安全配置之间的几点差别③：第一，鉴于戒训机制主要是向心的、封闭的，划定一个封闭的市场空间而充分实施无限的权力，安全配置则主要是离心的、开放的，倾向于扩展至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及其“经济人”(homoαconomicus)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第二，鉴于戒训连续而严密的管治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绝不放任自流，而安全配置则为了达到人口层面上的某个目的而允许自然过程放任自流。第三，鉴于戒训作为法律系统是通过允许和禁止来运作的，并且不断编制允许和禁止的规则，而安全配置则既不规定也不禁止，而是回应某种现实，推动现实要素互动，以期消除、控制或调整现实要素。福柯把现实要素中的这种调整视为安全配置的基本内容。福柯还注意到重农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在关注自然现实问题上与物理学的共通之处。第四，鉴于法律想象否定性的一切，法律是在想象界运作的，戒训补充规定和义务，戒训是在现实的补充中运作的，安全配置则设法使现实的诸要素相互作用，试图在现实中运作，也就是在自然领域内行动。①政治恰恰就在现实的要素中运作，政治只能聚焦于现实这个唯一的给定条件，政治只能基于现实来采取行动。政治学、经济学因同样高度关注物理性的自然现实而被重农主义者们称作物理学。

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49.

③Ibid,, p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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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戒训机制是先确定规范，尔后再参照规范标准来区分所谓正常与不正常，而安全配置则要考虑并无正常与不正常之分的整体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统计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率，想方设法压低最不利的正常曲线、极为异常的曲线，使得最不利的曲线变为最有利的曲线。通过对安全配置与戒训机制进行区别和对照，并分别归之于城市和领土这两个核心问题及其相应的治理技术，福柯并不像其他学者那样认为马基雅维利开启了政治思想之现代性的思域，而是认为在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倡导保障君主的权力及其领土这样的论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相对照，在18世纪中期安全配置下的权力技术就不再是保障君主权力和划定领土，而是经由允许流通和控制流通来确保人口的安全。如果说戒训机制要确保个体在统治者一臣民这一轴线上彻底服从于统治者，那么，安全配置则仰仗的是“重农主义者所说的物理的，人们一般所说的自然的，或者说现实的要素”①，以期通过现象本身来逐渐消除现象，或把现象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界限内。如果说戒训机制每时每刻全景式监视和管治每个个体的方方面面，安全配置则借助于抓大放小的统计学来治理作为整体的人口及其现象和进程。当然，作为安全配置所面对的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作为统治者力量组成部分和被统治者施以法律规则的臣民集合了。人口在18世纪经历了从以往的法律一政治的臣服对象到技术—政治的治理对象这样的转变。鉴于17世纪重商主义把经过戒训机制培训、分配和安排的人口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力，认为人口不再仅仅是统治者力量的标志，而且还是国家和统治者力量及其财富的基本源泉，而18世纪的重农主义则不再在统治者一臣民这一轴线上来思考人口问题，也不再把人口视为通过规章、法律和赦令等而服从于统治者意志的法律臣民的集合。“人们将把人口视为过程的全部·应当在这些过程所具有的自然性中并且从这些过程所具有的自然性出发来治理这些过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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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