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福柯抱怨人们只是研究了帝王将相的历史，经济基础的历史、机构制度的历史和上层建筑的历史，而从未仔细研究权力机制的历史，也很少研究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福柯要让人们看到，近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既不简单地是理论的和科学技术的原则，也不简单地产生知识形式或思想类型，而是通过复杂而循环的纽带与权力形式相联系”②。而近现代人文主义者们错误地认为，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不再有知识；要发现真相，就只能远离权力。其实，在福柯看来，知识并非覆盖在权力上面的一层薄薄面具，知识与权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权力并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等于权力。否则，就没必要讨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了。权力与知识相互依赖：知识不可能不依靠权力，权力没有了知识也不可能行使。知识也不可能不产生权力。科学研究不可能摆脱垄断资本主义。权力与知识还相互作用：权力的行使创造、揭示知识的对象，知识也影响权力。“权力的行使不断创造知识，反过来，知识也带来权力的效应。大学官位只是这个明正性之最明显、最僵化、最少危险性的一种形式。如果认为与知识相联系的权力效应在大学官位中臻于顶峰，那必定是天真的。这些权力效应要比老教授的角色更具扩散性、更加顽固、更加危险。”①显然，在福柯那里，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可理解性原则与其说经由意识形态分析，还不如说经由策略分析而得以把握。福柯的策略分析就是分析实际合理性的形成、人们应用于自己行为的知识和技术之发生以及它们在力量和斗争的关系游戏中所占据的位置。②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Le monde est un grand asile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433.

② Michel Foucault, “La poussière et le nuage",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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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五月风暴”业已表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知识无论对排斥它的人，还是接受它的人，都强加了-个模式、规范和明细表。知识本身早已包含了一种政治趋同性(conformitépolitique)。官方知识总是或者把政治权力视为一个社会阶级内部的斗争的关键(如贵族政治中的王朝争吵，资产阶级中的议会冲突)，或者把政治权力看作贵族政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的关键，而从未把民间运动当作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从而遮蔽了民众为争取权力而斗争的历史、权力实施和维持的真实条件的历史。③马克思在19世纪所做的研究为这种被官方知识所排斥的民间知识的传播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真实的具体的权力实施与知识话语密不可分。福柯正是在权力与知识的游戏中来审视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注重使用多边利益和效用原则来调控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它想要操控的一切，因而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实践发生决裂。鉴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总是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信奉“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福柯发现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实践暗含了最优条件下治理的最大化，而自由主义则从社会出发询问“对社会来说为何必须进行治理？”并努力通过思考真相问题来进行内部的自我制约。福柯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阐发了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我们才能把握奠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sur la prison: le livre et sa méthod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52.

② Michel Foucault, “La poussière et le nuage”,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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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24—225.

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主要涉及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针对其特有的人口现象尝试提出合理地解决治理实践的各种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在探讨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论述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诞生，关注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与人口相关的重要因素时，福柯始终询问：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创造性自由的自由主义，会以何种规则来重视和管理人口现象及其特殊问题？显然，福柯并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看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什么是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呢?福柯的答案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作为对治理实践的批判的反思，不同时期的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思想样态，表达了对有关治理术所作的不同批判。18世纪自由主义揭露了经济活动的最佳运转与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在对经济活动的治理是否合理这一问题的探讨上，重商主义、官房主义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当然，福柯并没有详尽阐释各种自由主义样式，而是通过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当代事例来展现过度治理是如何被揭露其特有的非合理性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批判纳粹主义、经济统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过度治理，而保护和发展在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内形成的市场经济。而美国新自由主义则批判新政政策、战时计划经济和战后宏大经济社会规划所实施的过度治理。虽然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指出了过度治理所带来的官僚政治、机构臃肿、权力机制僵化、妨碍经济、破坏市场等危险后果，但鉴于德国自由主义诉诸社会干预政策来增强市场对价格的调节，美国新自由主义则把市场机制推广到非经济的社会领域。可按照福柯的说法，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其合理性所具有的特征就是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合理化原则从治理者转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对象从法律世界到经济世界直至市民社会，福柯向我们勾勒出了西方治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转型。而政治就是那些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不同治理技艺之间的游戏。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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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往学者们往往认为国家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活力，不同形式的国家之间具有传承性和关联性，并在国家内在发展及其机制方面、在国家化的治理术中去探寻极权制度的根源，福柯则拒绝接受这种膨胀主义和连续主义国家观，而把纳粹主义这样的极权制度的根源归于他所说的非同寻常的政党治理术，因为政党治理术的强化导致了国家治理术的弱化。表面上看，极权国家是国家强化、实行国家化的集中体现、最高体现，但从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看，政党的强化以人民的名义恰恰弱化了国家。而自由主义针对国家权力实施的连续抵抗，又在弱化国家的进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国家抱敌视态度，对国家患上了恐惧症，但并未弄清楚自己所敌视、恐惧的“国家”具有何种性质、状态和现实活动。虽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并未如他所设想的去探讨政党治理术，但他已经认识到人民、国家、政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政党治理术的特殊性、重要性。在国家问题上，福柯向我们展现了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思想评论的创新性。

“国家”与“治理”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政治哲学主题。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虽包含丰富的国家理论，却缺乏自主的治理术。福柯并不把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而是主张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在自由主义类型的治理术上才能发展和切实有效地运作。但历史和实践同样证明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听从国家干预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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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自由也许原本就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落实到作为公民的个体，政治理性批判的当务之急则是设问：我们该如何被治理？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恐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这样的问题很难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现成答案。

三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纵观其学术生涯，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始终拒斥线性历史观、目的论和因果决定论，历来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习惯于认为历史应该是一个往往具有危机的长长的线性叙事；习惯于相信因果关系的发现是历史分析的顶点，习惯于相信从最严格的物质因果性直至人类自由的或多或少摇摆不定的闪现这样一个规定性等级。①因为语言学研究已经表明，一个经验领域的理性化并不仅仅在于发现并能确定现象与现象之间存在确切的因果关系，而在于揭示逻辑关系，而我们知道逻辑关系并非因果关系。福柯与阿尔都塞一样要把马克思主义从以因果关系为原则的实证主义中解放出来。福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作历史存在论解释，庆幸马克思主义是另外一回事：“总之，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人类生存的所有状况进行分析的尝试，作为对构成我们历史的那个复杂的关系集合进行理解的尝试，作为对我们的行动在何种情势下在今天是可能的进行确定的尝试，而继续存在和生存。”②福柯设法在马克思身上发现的，是既非因果关系的决定论规定，也非黑格尔类型的逻辑，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逻辑分析。③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strueturaliste permet de diagnostiquer ce qu'est «aujourd'hui»",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582—583.

② Ibid., p.583.

③ Michel Foucault, "Linguis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Dits et écrits, 1, 1954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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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时效性，断言马克思在19世纪如鱼得水，尤其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李嘉图同处一个知识型，并不代表经济学中革命性的变革。其理由是：像其他许多科学或话语类型的奠基者一样，马克思也使用了已有话语的概念，并把它转换成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分析和话语的基础。马克思从李嘉图的隐约分析中获得了剩余价值概念，并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使他能确定西方社会历史和19世纪工业社会之种种基础或普遍形式的社会和历史分析。这种社会和历史分析也使马克思能奠基一场至今仍有活力的革命运动。“我并不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神圣化以达到想把一切都从李嘉图经济学中拯救出来的程度，借口是马克思利用这种经济学来阐发剩余价值概念是一个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好方式。”①福柯不明白为何要在一种永恒性(intemporalité)中把马克思神圣化，这种永恒性使得马克思能脱离其时代并奠基一门本身是元历史的历史学科。马克思作为19世纪的天才，其过人之处就在于：通过研究那种实际被确立和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得出了一种具有其有效性的对于诸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析，并奠基了一个在当今仍较有活力的革命运动。②时效性意味着局限性和非科学性。

福柯不满意共产主义政党运用共产主义学原则(而非马克思主义原则），来规定人们应该以何种方式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才能被确认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常引用马克思的概念、语句和作品，但我并不感到非得加上小块引证标记不可，即在引证马克思时，仔细地标出参考脚注，并附上颂扬的文字。如果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了解马克思、崇敬马克思、被所谓马克思主义杂志所尊敬的人物了。而我引用马克思时并不加以说明，也不加引号，人们也就辨认不出马克思的文本，于是，我就被认作是从不引证马克思的人了。难道一个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时会认为一定要引证牛顿或爱因斯坦吗？他使用他们，但不需要加引号、脚注或赞赏性附和，以表示他在哪个点上忠诚于大师的思想。因为其他物理学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做了什么、创造和论证过什么，他们是顺便确认这些的。现在研究历史是不可能不使用与马克思思想直接或间接相联系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可能不置身于由马克思描述、定义的一个境域之中。说到底，我们可以寻思在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会有何差别呢。”①历史领域的马克思是大师，大师的思想是福柯常常参照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个表述成了同语反复。但必须指出，虽然福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分析可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相提并论，但他并不认同马克思历史观的普遍价值。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e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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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168.

历史现实问题与马克思文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福柯主张对有关国家和国家改造的思考，应该从政治的现实实践，从现实的革命进程出发，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坚固持久这个现实问题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文本的预见性出发。从我们要加以处理的真实的历史材料出发提出国家结构的永久性这个问题越是重要，福柯就越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问题的解决应该从那样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为了知道马克思是否作了预见而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说明出发。这也就是要从因马克思本人而使其变得可以思考的历史现实性的事件出发，且后人应该凭着马克思所给出的资料去反思历史现实并丰富这种分析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尽管马克思仍未完全说出关于国家实际上应该说的一切，但马克思在革命进程之初就已说出了改造国家的必要性。②萎靡不振的、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拘泥于马克思文本只会远离具体真实的历史。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历史发展都从未是、也不能是其奠基者文本的简单评注或虔诚捍卫。

绪论

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sur la prison: le livre et sa méthod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Gallimard, Paris, 1994, p.752.

② Michel Foucault, "De l'archéologie à la dynastiqu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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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承认马克思对当时法国文化有很大影响，《知识考古学》使用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因为未经篡改的马克思思想有助于明确提出一种关于非连续性、系列、界限、单元、特殊秩序以及已分化的自主性和依赖性的普遍理论。福柯确信：即使马克思现在会消失，马克思在某一天也会重现。福柯所希望的，“并不是修复、不是恢复一个真实的马克思，而必定是减轻马克思受党派如此长时间封闭、贩运和挥舞着的教条的束缚、把马克思从中解放出来”①。福柯用“未经篡改的”一词，是为了表明要把马克思本人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要把马克思从各种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福柯确信：马克思不会消失，即使有人认为马克思现在因种种原因会消失，马克思在将来也是会重现的。

福柯始终致力于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刑罚制度在经济过程和阶级冲突中的作用和目的。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民众司法等问题与法国毛主义者展开讨论。无产阶级左派在当时是非法的，激进的毛主义者呼吁建立人民法庭来审判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警察，而福柯则对法庭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质疑，强调不应从讨论法庭开始再去询问人民法庭的问题，而应从讨论民众司法开始再去设问法庭在民众司法中所起的作用。福柯否认民众司法活动能通过法庭形式得以组织起来，否认法庭是大众司法自然而然的表现形式。因为在西方历史上，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庭不仅不能代表大众司法活动，还通过某些具有典型国家机器特征的机构来重新定义大众司法活动而诱骗、控制并扼杀这种司法活动。以专制性强制方式在人民与其公敌之间设立“法庭”这个中立机构来判定孰真孰假、有罪与否、正义与否，从而抵制了大众司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法庭并非民众司法的一种形式，而恰恰是对民众司法的最初歪曲。”②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tructuralisme et poststructuralism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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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 Foucault,“Sur la justice populaire; Débat avec les maos",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41.

鉴于毛主义者莱维(BennyLévy)认为在中国已由革命早期的红军在人民与其敌人之间确立起合法的“中立机构”，福柯则否认在中国有这样的“中立机构”能在人民大众与压迫阶级之间进行干预，因为红军这样貌似中立的机构其实就是人民大众本身，它是由人民群众设立并掌控的国家机器，而压迫阶级往往会被当做死敌来处置。与此不同，由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法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确实在掌权的资产阶级与巴黎民众之间起着“中立机构”的作用。由于在14世纪，为应对农民起义，体现公共权力的欧洲封建司法机器是建立在社会斗争、税收、武装力量的中央集权化基础上的，福柯就表明了法国的民众司法活动从深层次上说是反司法、反法庭的。鉴于法国资产阶级通常利用法庭这个国家机器的强制约束力来镇压农民起义，福柯强调真正的民众司法活动往往无关于法庭。鉴于在由资产阶级正义观主导、由知识分子担任法官的法庭上，法官作为中立方而就诉讼双方的各自陈词与真相的关系进行公正裁决，而民众司法只有人民群众及其敌人这两个元素，缺乏中立的法官这第三个元素。“因此，我完全可以断言：无论如何西方的法庭组织必定无关于民众司法实践。”①

福柯看到司法惩罚制度作为一种国家机器在历史上具有绝对的根本的重要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主要通过军队、殖民化和监狱这三种方法在无产阶级化的群众与未无产阶级化的群众之间制造和加剧对抗，以防止人民的武装起义。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和1968年“五月风暴”就是这段历史上的三个重大事件，它们分别体现了不同时期人们所使用的不同方法。“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在1940年以前所使用的那些技术主要依靠帝国主义政策(军队/殖民地)；而1940年以后所采用的那些技术则更接近法西斯主义模式(警察、内部监控、监禁)。”②在1972年4月参观阿提喀监狱后，福柯曾表示“确实可以说我们陷于一个持续的监视与惩罚的制度之中”①。而在福柯看来，监狱不仅惩罚罪犯，还排除罪犯。进行监禁的监狱这架巨大的、可怕的排除机器从未造就有德之人。鉴于法国司法机器处罚和监禁的优先对象是一群并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边缘人，且无产阶级头脑中已确立了有关道德与合法、偷盗与犯罪、正义与非正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监禁的毛主义者曾错误地向司法当局力争自己作为政治犯而区别于其他罪犯的特殊权利就是一个明证)，福柯提醒我们注意监狱问题曾经并非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而福柯创立的监狱报道小组恰恰要消除由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和维护的矛盾和对立，让工人阶级和毛主义者都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个刑罚制度和道德体系都产生于资产阶级建立的权力关系并服务于这种权力关系，从而把批判和攻击资产阶级司法机器及其意识形态当作各阶层政治斗争的共同使命。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Sur la justice populaire: Débat avec les maos",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46.

②Ibid., 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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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司法体系在资产阶级制造并维持无产阶级和未被无产阶级化的群众之间的分裂中，在向被统治阶级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甚至还把未被无产阶级化的群众变成了种族主义者或民族沙文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反对司法机器的斗争也就显得同样重要了。革命只有通过铲除政府机构和法庭司法机器的方式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未被无产阶级化的群众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从事反对资产阶级正义观的斗争。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针对司法机器发动的起义。人民法庭的精神与民众司法观水火不容。1970年12月12日朗斯矿难后，毛主义者和萨特组织的人民法庭只是行使了真相知情权和真相传播权，而未行使审判权。福柯的结论是：鉴于以法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司法机器，其基本功能就是为了维护稳固统治而在无产阶级与未被无产阶级化的群众之间制造并加剧分裂，我们当下的斗争目标就是资产阶级司法体系及其相关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而斗争不能采取法庭的形式，而应主要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实行反司法的游击战策略，二是采用大众司法。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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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À propos de la prison d'Attica",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