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作为过程之全体的人口具有什么样的自然性(naturalité)呢?福柯认为由于作为治理对象的人口受制于一系列可变因素(气候、自然环境、商贸、法律、习俗、道德、宗教、物质条件等)，因而人口不可能是原初的给定条件，不可能简单地被治理者随心所欲地主导、管治和改变。“实际上，人口所依赖的种种变量使得人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逃脱了统治者以法律形式实施的凭意志的和直接的行动。”③治理者对具有自然性的人口进行治理绝不是统治者对其属下臣民的统治。尽管治理者不能统治作为一种自然的现象之人口，但可以通过转化因子和技术对人口进行干预、施加影响。也就是说，针对人口具有可干预性、可渗透性的特点，治理者的权力方法之组织和合理化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人口的自然性还体现在人口具有欲求各种利益这一行为动机，而治理者可通过恰当的治理方法，调节自发的欲求来实现集体利益的生产。鉴于从中世纪法学家直至霍布斯、卢梭，统治者一臣民这条轴线上的道德一法律意识形态往往禁止个人的欲求和自爱，而18世纪重农主义以来的功利主义治理者则并不限制个人的欲求和自爱，反而刺激和鼓励以这种欲求和自爱去生产出集体利益。人口的自然性还体现在表面上看似变化无常、受制于各种机缘巧合的现象其实经过认真观察和考量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治理者可以在要素多样的人口整体中找出一些稳定的、普遍的东西，从而采取审慎精明的措施对人口进行有效治理。考虑到治理要比君权、统治和帝权更为基本，福柯断言“近现代政治问题完全与人口紧密相关”①。

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p.67—68.

② Ibid,, p.72.

③ Ibid.,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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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关系上，如果说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国家理由是为了阻止超级帝国的形成及其对其他国家的征服而谋求欧洲平衡，那么，以重农主义为代表的自然理由(其真言化的基础在于市场、其事实的公正化在于效用)则放任市场自由竞争以实现不同国家共同富裕的双赢结果。于是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合理性就在于遵从自然而治理。在这一点上福柯赞同康德的观点：能保证永久和平的，既不是人们的意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外交联盟，也不是人们之间形成的权力组织形式，而是自然。自然规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法律义务和国际关系准则。自然保证了世界永久和平，这种保证体现在居住在全世界的人口及其延伸到整个世界的商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永久和平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商业的全球化。”②

不仅如此，福柯还主张人口这个作为权力技术关联物的关键要素还促成了西方知识系统的根本转型和一系列可能知识对象领域的构建。他认为人口这个新的主体一客体一进入财富分析就开启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新的知识和思想领域。同样，福柯把博物学家对人群有机体的讨论视为博物学被转变为生物学的根本动力，认为在普通语法中引入主体人群使得普通语法有可能转变为语文学。这样，19世纪人文科学就基于作为权力关联物和知识对象之人口的诞生来分析劳动着的、活着的和讲着话的主体。虽然《安全、领土与人口》与《词与物》一样宣称人只是近期的一个发明，人只是像19世纪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所思考和定义的那样，但《安全、领土与人口》更进一步断言“人只是人口的形象”①。如是理解人，君主所统治的对象就肯定不可能是人，而只能是法律臣民，而治理术所面对的就是作为人口形象的人。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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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60.

第三节“国王统治，但不治理”

治理的目的存在于被治理的对象之中，治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取决于被治理者所能接受的治理理由、治理程度和治理方式。在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中举足轻重的法律手段截然不同于依据自然现实的理由进行治理的经济手段。正是由于人口这个特殊现象的自然性之凸显以及相关的现实经济领域的开启，人们才得以在君主一法律臣民这个传统模式之外来思考、设想和规划治理问题。只有当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然本性成为治理理由时，人口的幸福和富裕才会成为治理的目的。如果说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针对的是作为法律臣民的人群，那么，基于社会自然性的自由主义治理则针对的是作为自然现象的人口。国王统治的目的是国王本身，国家的目的是国家本身。“国家理由谈论的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主体的幸福。例如，当开姆尼茨定义何谓国家理由时，他说的是国家的幸福’，而不是人口的幸福’。”②人口的增加、减少、变化、风俗、职业、集聚、迁徙、得病、死亡都有其规律性，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内在于人口的自然性。从治理术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出18世纪的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密切关注现实的自然主义。

第八章 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Seuil/Gallimard,Paris,2004,p.81.

② Ibid., p.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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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西方治理理由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从国家向自然现实的转型所作的分析论述，表明他的超阶级的国家观与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存在着差异、保持着一定距离，且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思想启示。

首先，就福柯赞赏梯也尔的名言“国王统治，但不治理”的本意是为了强调在西方治理理由转变后治理术变得大为不同而言，福柯显然不接受、不赞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自重农主义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断定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充满阶级对立以及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尖锐冲突的“虚幻共同体”，“普遍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①。在福柯看来，转型前诉诸国家理由的君主一法律臣民这个集中体现封建等级服从关系的单向轴线完全不同于转型后诉诸自然现实理由的治理者一被治理者这个处于协商对话关系中的双向通道。虽然福柯创造性地区别了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关系与治理者一被治理者的关系，并从权力和知识两方面论证新型治理术对于解决国强民富的根本问题和全新人文科学领域的开启和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还是可以设问：在18世纪中叶以来的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是否已经看不到明显的阶级统治关系、阶级冲突、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统治关系已经让位于社会经济治理关系而不起主要作用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该如何在西方治理史上来定位和看待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两次重大的阶级对抗呢?鉴于马尔萨斯把人口当作生物一经济学问题加以研究，马克思的劳动经济学则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阶级社会里阶级构成人口的具体现实。在指出马克思与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的分歧时，福柯显然不太认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力图回避甚至取消人口问题，因为福柯把是否引入人口主体看成是政治经济学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唯一前提条件，并赞赏马尔萨斯把具有生物学属性的人口要素视为经济学的关键要素。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忽视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断定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①，只是否认人口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认为人口规律是受制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社会规律，并断定脱离具体阶级状况和实际经济发展的人口只是抽象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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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其次，福柯并未把西方治理史看成是一部戒训社会代替君权社会，治理社会又代替戒训社会这样线性发展的历史，而是认为在18世纪西方出现了以人口为首要目标、以安全配置为核心技术、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知识形式的由君权一戒训一治理三方组成的三角运动关系。虽然福柯把握到在西方历史上治理要比君权、戒训显得愈来愈重要的发展趋势，但他并不否认18世纪治理艺术推演自16、17世纪的君权(souveraineté)理论，并且随着治理艺术的诞生、发展，君权问题反而因人们思考能赋予作为国家特征的君权何种法律形式、何种法律基础而变得更加尖锐，戒训问题也因其对人口治理的重要性而变得更为迫切了，只是君权的恒常性被动摇了，只是人口成了治理技术的目标，也只是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科学又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开始研究和干预经济这个自然现实，以至于治理、人口和政治经济学这三者从18世纪至今仍是一个坚实的整体。如果说在西欧民族发展所经历的社会形态问题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遵循的是以经济形式为基础、以生产关系为衡量轴心、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五种形态线性发展模式，福柯则提出了以治理形式为基础、以治理关系为衡量准则、以力量关系为动力的交叉重叠的社会形态发展思想。虽然西方治理术有其悠久历史，但西方社会进入以治理关系为特征的治理社会的时间却是在18世纪中叶，而马克思则认为西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阶级关系为特征的阶级社会。福柯认为重要的并不是近代欧洲社会的国家化，而是国家的治理化，甚至国家的社会化，福柯所说的国家社会指的是诸多独立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基于国际法而在欧洲空间内形成一个国家社会。从1967年正式成立的欧共体到1993年正式命名的欧盟，再到2010年扩展为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我们在欧洲这个国家社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旨在欧洲国家之间维持安全和平衡的治理关系一直在运转。

第八章 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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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现实而言，福柯看重的是西方历史上的根本现象，即在牧领(pastorale)、新外交军事技术和管治(police)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而非社会的国家化(étatisation)。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当治理者、为治理者献计献策者，以及对治理进行思考者开始思考国家问题时，当军队、税收、司法这些早已存在的国家机器的要素进入国家这一实践领域时，国家的历史就掀开了至关重要的一页。“国家是一种实践。国家不能脱离一整套实践，这些实践实际上已使国家成为一种治理方式，一种行事方式，也成为一种与治理相关的方式。”①国家既是治理理由的可理解性原则，是某种构想、分析和决定国家要素的本质和关系的方式，又是治理理由的战略性目标，其治理理由之最合理化运作就是为了国家的完整和富强。治理理由受制于国家，治理者根据需要进行合理和必要的治理。很显然，福柯坚持的是国家的治理说，而不认同国家的阶级统治说。鉴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产生于分工和私有制，国家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划分了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预言国家最终消亡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统一之中，福柯则主要基于国家的社会性(而非阶级性)划分了国家相应于不同社会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凸显社会治理不同于阶级统治的政治维度。与西方社会形态从封建法律社会、戒训社会向人口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福柯治理术理论认为西方经历了中世纪封建领土型的司法国家(Etat dejustice)、15世纪和16世纪的边界型的行政国家(Etat administratif)，17世纪至今人口型的治理国家(Etat de gouvernement)。这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性愈来愈缩小的过程。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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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Cours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82.

福柯感叹众说纷纭的国家理论，无论是热爱国家还是憎恨国家，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宪政实践，在历史上都高估了国家问题的价值，不是面对国家这个最冷血怪兽抒情万千，就是把国家还原为一系列发展生产力或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功能。“但现时的国家可能比它在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再具有这种统一性、这种特性、这种严格的功能性，甚或这种重要性。”①福柯倾向于把国家看作一个复合现实和一个神秘化的抽象，其重要性要比人们所认为的有限得多。鉴于军队、税收制度和司法制度很早以前就已存在，福柯并不认为国家及其制度诞生于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而只是主张从16世纪起被治理化的社会建立了相应的治理国家。福柯破除国家崇拜论，拒斥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国家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这与马克思后来所坚持的“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服从社会”的观点相一致。福柯与马克思的差异在于：马克思认为在西方封建制度下国家与社会统一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相对独立，而社会主义民主制下国家与社会统一于社会，福柯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治理化的社会同时也进行着国家的治理化，国家与社会并未形成政治与经济的二元格局。福柯专门研究了治理这一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进一步明确了治理化的社会产生并决定国家这一命题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意义。福柯不仅谈论国家的治理化，而且还把国家的治理化视为国家得以继续存在并保持为当今形态的重要原因，其理论前提就是不仅治理术问题和治理技术已成为政治角逐的唯一真实的场所，而且对于国家应有的范围、公与私、国与非国等的限定以及国家的续存和界限也只有从治理术的总体策略出发才能得到理解。

第八章 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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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福柯对治理理由从国家向自然现实的转型所作的研究强调了近现代西方国家之社会化和治理化的现象、事实和趋势，并依据欧洲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的重要性在减弱，表明公民社会的崛起意味着国家无限制治理术的终结，表明是公民或社会而非国家才持有关于人口、社会和国家本身的真相，但他无意贬低、忽视，甚至否定国家在特定时期应有的特定作用，因为福柯只是强调描述国家的历史应该从国家自身的现实出发，应该基于人们的实践方式和思考方式，他不会看不到国家终究还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进行建设和发展的组织者、治理者。当代国家的使命就是要确立和完善能从根本上尊重社会和经济自身运行程序和规律的治理形式和安全机制。当代国家利益的关键无疑就是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无论是国富民穷，还是国穷民富，都谈不上是成功的治理。西方治理史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表明，无论是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还是基于自然现实的放任自由，都不能实现治理术的最终目标。无论是发展国内经济，还是从事国际贸易，尤其是在重大政治、社会、经济、金融危机等复杂现实因素影响下，治理者难以做到“放任现实自由”、“依从自然而治理”，而国家一定程度的干预和调控倒能显现出较好的治理效果。“社会自然性”既复杂又具体，需要依据现实有序而治。这里的“秩序”既指基于法治框架下的治理者的计划安排，又指社会经济人的道德的内在自觉，更指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固有的自主的运行规律。基于安全社会之安全配置的运作，谋求效用的市场机制不仅并不排斥必要的社会干预，而且必须做出这样的社会干预来确保经济人在法治国家的社会体制内进行正当的经济游戏。换言之，当代治理术的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兼顾效率和公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用以操控、维持、分配和重建治理空间内从公民社会到国家社会的种种力量关系，实现增强国力、造福于民的终极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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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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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正当合理地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管治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福柯所探讨的西方近现代治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作为使治理活动变得正当和合理的原则和方法，在福柯那里获得了超乎单纯政治或经济或社会或文化维度的全新意义。虽然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坚信“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但相比于18世纪自由主义之特定空间内受国家监管的“放任自由”，20世纪新自由主义则更多地强调社会制度和法治框架内的被干预的自由。国家与社会、自由与干预、劳动过程与劳动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福柯视野中也相应获得了新的阐释。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我们自己发展、使国家与社会相互协调且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当代治理之路。

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无论是宪政革命，还是资本主义发展，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社会发展，自由主义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术领域都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议题。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等不同的自由主义派别合力促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重大发展和自由主义实践的真实影响。基于政治理性批判和历史普遍性思考，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自由主义的全新维度自由主义既非单纯的政治学说，也非单纯的经济理论，也非单纯的社会文化思潮，而是作为治理技艺使得治理活动变得合理和正当的原则和方法。于是，在福柯的视野中，具有批判和质疑精神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就成了西方治理史上旨在国强民富的重要治理技艺，而不再是任何单一的政治诉求或经济主张或文化理论，也没了任何意识形态渲染的色彩。国家、社会、自由、劳动、市场经济等概念也相应获得了重新审视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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