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德国新自由主义采取的法治国家模式影响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批评新政政策、战时计划经济和战后宏大经济社会规划所实施的过度治理所带来的官僚政治、机构臃肿、权力机制僵化、妨碍经济、破坏市场等危险后果。虽然德美两国新自由主义都倾向于采纳私人化的社会政策，都主张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原则在社会本身的网络和深度上来干预“社会环境”(die soziale Umwelt)，都在历史上经历战争后把新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视为国家的奠基原则和正当性原则但福柯也清楚地看到这两种新自由主义的差别。鉴于德国自由主义因关注经济复兴、民族统一和建设法治国家，而更多地是治理者对被治理者采取的治理技艺，它所设计的社会政策充塞着资本主义国家必要而适度干预的种种要素，确信由于不仅资本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不存在矛盾，而且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逻辑与竞争型市场的逻辑也并不矛盾，因而通过建设经济领域的法治国家就可使资本主义继续存活下去，美国自由主义则作为美国的一项立国原则，一种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一种经济和社会的分析构架，一种总是被激活的乌托邦家园，就更多地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它既从右的方面批评社会主义又从左的方面批评帝国主义，从而推动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发展。鉴于德国自由主义诉诸社会干预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结合起来，美国新自由主义则把市场机制推广到并非经济的各个社会领域，试图用市场经济的特点来破解全部社会现象，用市场规律的名义来批判和评估国家公共权力行为，更多的是倚重工具理性来重新审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鉴于18世纪自由主义的经济人是不受触碰的放任自由的主体或对象，而德国新自由主义所要构建的经济人在冷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沉浮时能享受到政治道德的脉脉温情，美国新自由主义所讲的经济人却是可操控之人、可治理之人，甚至于成了系统回应环境变量变化之人而抛弃了行为合理与否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因其普遍采取的经济学范式和具有的明显的实用主义性质而不能不让福柯怀疑其正当性和有效性。

第九章 正当合理地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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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福柯视野的边界

福柯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视为从社会内部来限制权力实施而使得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治理技艺，从社会出发不断质疑治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治理术，而明显不同于管治主义基于国家理由以尽可能少的治理成本来谋求治理活动的最大效果。于是，自由主义不仅不是一种从未实现的与现实相抵触的乌托邦，而是参照经济理论或法律体系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现实治理实践和对以往管治主义这类治理术进行持久的批判和反思。

福柯视野中的自由主义之“国家”，并无本质，不再神圣，更缺合理性。从18世纪自由主义质疑国家理由(ratio status，raison d'Etat)而要求国家不要干预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到20世纪新自由主义探询国家的正当性而要求市场经济成为国家存在和干预行动的内部调控原则，福柯发现国家的本质受到了否定，国家的职能及其范围重新得以审视。德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相信国家有缺陷，都要探测国家造成的破坏性结果，都要批判国家，都要借助一种市场经济以充当国家的原则、样式和范式。由于确信历史不是一门推论科学，更重要的是确信国家没有本质，所以，福柯并不在国家本身中并且并不为了国家本身而分析国家的性质、结构和职能，并不基于把国家视为某种普遍概念而从中推导出疯人、病人、犯人、儿童等可能在西方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而是“从治理术的诸种实践出发来询问、探究国家问题”①。而如果从治理实践来审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那么，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恰恰需要由自由市场来提供和夯实，国家公共权力只是在制度和法治框架下提出一些普遍性的形式化措施，而不直接介入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由于管治主义国家及其法权理论没有能力治理经济领域中的经济主体，因此，既适合于法权治理方式(针对权利主体)又适合于经济治理方式(针对经济主体)的市民社会就崛起了，国家开始式微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福柯这里所说的市民社会是弗格森(A.Ferguson)意义上的，而非洛克、霍布斯、卢梭和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对作为自由主义治理术之技术集合体的市民社会进行的治理，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治理，一种无所不包的治理，一种既服从权利法规而又尊重经济特殊性的治理，这将是一种将对市民社会、国民、社会、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治理”②。福柯所认同的具有根本经济特征的当代国家显然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具有根本统治特征的阶级国家。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经济是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国家保障市场经济，这标志着传统国家主义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培育和发展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成了当代社会政治哲学理论和宪政实践的重要使命。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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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视野中的自由主义之“自由”，既非洛克、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单纯的政治自由，也非边沁、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单纯的经济自由，而是受规范、受约束的作为一种治理关系的社会自由。从16世纪的管治主义到18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再到20世纪上半叶的新自由主义，这并不是西方治理史上“自由”变得愈来越多的历史。因为福柯是在权力技术的突变和转换中来理解既作为治理之意识形态，又作为治理之技艺的18世纪的自由。虽然18世纪是一个分水岭，但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技艺的分水岭，而不是自由多少的分水岭，因为自由仅仅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现实关系”①。于是，在两种治理制度之间进行自由多少的比较就没有什么意义。新的治理实践的必要条件是实际存在着自由(市场自由、交易自由、所有权的自由、讨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等)，它需要自由并消耗自由，从而不得不生产、组织和管理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维持着一个复杂的动态关系：既要产生自由，反对垄断和霸权，又要限制自由，确立必要的秩序。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真实的动态关系就是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的关键所在。自由主义并不是接受已有的自由，而是“每时每刻都制造自由、激发自由和生产自由，当然还伴有(一整套)约束以及由该制造引起的成本问题”②。立法和干预保证了治理所必需的恰当的自由。考量这个动态关系和制造自由的成本之依据就是安全。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能侵犯其他方的利益，任何一种活动的自由都不能威胁到劳动者、企业和社会。利益运行机制不该威胁到个人和社会。“自由与安全，自由与安全这两者之间的游戏，正是我所刻画的其一般特征的新治理理由的核心。”③自由与安全从内部推动着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的问题。因此，自由主义在操控利益的同时，还管理着风险、安全和自由机制，它是围绕风险概念来评判个人的自由与安全。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的信条是危险地活着，危险差不多是自由主义的条件，危险之刺激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内涵之一。“倘若没有关于危险的学识，那也就没有自由主义。”④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还通常与戒训技术紧密相联系，自由与危险并存，经济自由与戒训技术并存，自由与干预并存。边沁的全方位环形敞视监狱是自由主义治理的程式。尤其是干预成了自由的原动力，干预越多，自由也就越多。

第九章 正当合理地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79.

②Ibid., 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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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视野中的自由主义之“劳动”，不再是经济过程，而是经济行为。福柯认同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作为经济行为的劳动的内在合理性，应该分析的是人们如何把稀缺资源分配给相互竞争的各种目的，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这样的经济过程。鉴于马克思批判和指责现实资本主义使劳动的现实性“抽象化”这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过错，是资本逻辑及其历史实在性的过错，美国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劳动的抽象化只有通过时间变量才会出现，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行为，而是一种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所作的一种经济理论行为”①。美国新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分歧，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学分析和研究的对象有不同的理解，美国新自由主义者把劳动分解为不能与拥有者相分离的作为能力的人力资本以及作为人力资本收益的工资流这样两个部分，把劳动者视为关注自己经济行为的主动的经济主体，使得劳动者不再因抽象劳动而被异化。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64.

② Ibid.,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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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Ibid., p.67.

④Ibid., p.68.

福柯对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不问对错问题，不问意识形态类型问题，而是问纯粹与否、激进与否、连贯与否、正当与否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过度与否的问题。而人们之所以对嫁接在特定治理术之上的社会主义间对错问题，那是因为福柯发现从社会主义文本本身不仅推导不出社会主义治理术，而且社会主义文本的那种重要性还掩盖了社会主义自身内部治理合理性的缺失，从而致使福柯断定社会主义治理术还有待创造。应该说，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权力实施和治理活动必定有其特殊性，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治理术，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尤其是社会主义治理活动没有资本主义实践得那么早、积累那么多经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必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国家与社会相协调的且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当代治理之路。政治理性批判的使命是始终要询问:我们作为权利主体和经济主体的统一体，我们该如何被治理？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

第九章正当合理地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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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研究作为“生命政治”诞生框架的自由主义是福柯后期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内容。西方近现代治理史经历了从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主义向基于自然现实理由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这是治理焦点逐步从宪政转向经济、转向社会的历史，也是治理实践逐渐得以合理化的历史。自由主义既非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也非一种单纯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而是一种使得治理活动变得正当和合理的原则、方法、实践。福柯在西方治理史上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进行如此定位，有助于我们在治理与被治理之间的现实游戏中把握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多重的复杂关系，以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对东西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凸显其政治哲学的思想创新、理论活力和实践维度。

探讨西方治理史和治理技艺是福柯后期政治哲学的重要学术使命。在西方治理史上，“治理”(gouvernement)并不简单地是政治或法律或经济实践，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侧重面的处理多种人类事务及其行为的复合实践。福柯发现西方治理史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型，治理技艺于18世纪中叶从基于国家理由(ratio status)而通过规章模式来实施的管治主义①转向基于自然现实理由而通过放任模式来实施的自由主义，20世纪上半叶又从自由主义转向基于社会理由而采取最低干预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当然，不同形态之间的这种转变和变化并非截然分明的，而是相互之间有重叠、交叉，甚至相互渗透。治理理由的异质性从不排他，“异质性从不阻碍共存、汇合和衔接”②。鉴于作为管治主义之对照的自由主义，通常被人们视为主张基于私有财产之上个人权利和行为自由的政治思潮，或是与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立宪思想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福柯则更多地是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相重叠和交织的层面上来使用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这些词语。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理论、经济学说，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参照某个经济理论或法律制度对治理理论和活动进行批判反思的原则、方法和实践。福柯赋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这种深层的、积极的含义，不仅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视为西方治理史上的重要治理技艺，还把它们看作是作为“生命政治”之诞生框架的治理技艺，从而凸显了其政治哲学的思想创新、理论蕴意和实践维度。福柯阐发的基于自由主义框架的“生命政治”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增添了极具思想活力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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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由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因人们的切入点、立足点和聚焦点有所不同而被粗粗地划分为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等。大致说来，鉴于政治自由主义关注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经济自由主义侧重市场经济的放任自由，社会自由主义要求用法律制度和必要的政府干预来解决公民的日常生活问题以保障公民具有均等机会，文化自由主义主张个人在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上具有自由权利，而福柯所谓的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则旨在批判国家公共权力之过度治理所具有的非合理性和非正当性。尽管自由主义在批判反思特定时期特定权力的治理活动时会参照某种经济学说或法律体系，但自由主义绝非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理论或政治理论或社会文化思潮，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治理技艺，自由主义不仅是对治理活动的程度和范围进行限制的原则、方法和实践，而且还是西方治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从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中世纪的基督教牧领时期、16—18世纪的管治主义，直至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20世纪至今的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更有其丰富的实践活动及其经验积累。

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①根据福柯的理论，从16世纪直至18世纪中叶的西欧社会，管治(police)与外交一军事技术这两者构成了治理技艺得以在权力关系领域内展开所倚重的两大政治技术，管治主要指一整套用来维持国内良好秩序以谋求国强民富的方法、法规和技术，具体通过大量规章和戒训来全方位、全时段管治社会上的一切人和事(从公民数量、健康、生活必需品直至各行各业、人们的共存和流通）。

②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ē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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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由主义把市场视为处于由国家划定和监管的经济特区内的一个现存的准自然区域，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市场只能存在于由政府积极营造的某些宪政的和制度的条件下，但它们都参照自由竞争、优化配置的市场理念来探寻和确定使得治理合理化的原则，它们的治理原则都要求被治理者或以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的方式”或以哈耶克的“人为自由的方式”进行自由行为。这样的自由与其说是政治乌托邦的价值追求，还不如说是合理治理的技术条件。如果说意识形态作为人与世界和他人打交道的中介要素，旨在以特殊文化来代言、代替整个人类文化，把特殊价值判断标准夸大为普世价值评判标准，那么，主要追求社会和经济之合理而有效治理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在西方有其历史传承、演变轨迹并适合特定国情和复杂境遇的治理技艺。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技艺，无论面对具有权利和利益的个体，还是处理具有内部自我调节机制的市场、市民社会，都基于必要的知识和有效的手段来不断质疑针对特定时期、特定对象和特定情势的治理之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以合理和有效的治理来实现国强民富。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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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资本主义是一个有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多方面意蕴的综合体，仅仅把资本主义简单归结为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进而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这样狭隘的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做法。资本主义会有不同形式，资本主义并不就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也采取干预主义。且不说“裙带资本主义”的钱权交易的腐败破坏了自由竞争的法则，就算是自由市场型的资本主义在不少场合和情势下也会作出经济干预。福柯看到，从20世纪20、30年代起，西方国家为了抵御法西斯主义对自由造成的威胁而采取经济干预措施，然而，这些经济干预措施本身却同样损害了自由。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引发了一一种自由主义的危机。而人类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2007年开始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是2009年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全球，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央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以图使用行政调控手段来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秩序和发展实体经济，这充分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并不容忍失控的市场经济。虽然福柯并不认为自由主义危机独立于资本主义危机，但他又否认它是资本主义危机在政治领域中的简单的、直接的反映。毕竟，这两者的表现方式、管理方式、呼唤反应的方式、再作调整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福柯不把自由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同样也不把自由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从费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到市场社会主义，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令人眼花缭乱，几十种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如“二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为了确立起公平的社会秩序，倡导尽可能多的竞争并在适当和必要时实行计划化，从而归附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很显然，对那些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思考问题的人，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思考，或是从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传统来思考的人来说，在巴登哥德斯堡会议上那些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一系列的放弃抛弃、异端、背叛，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等。”①鉴于正统马克思派并不认同以这样的放弃来换取公平的社会秩序，而变革了的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了市场经济和效用经济的曙光，并认识到德国经济通过某种治理术而成为正当国家的基础。“二战”后，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的“东德”与“西德”因分别采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治理技艺，而导致“东德”在与“西德”的较量中以仅为“西德”三分之一多的生产力水平而完败。这并不纯粹是意识形态之争、之战，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型的失败和美国资本主义模型的成功，而是比意识形态更为深层的治理技艺的角逐和成败。德国社会民主党奉行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和实践，既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决裂，又与英国模式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相决裂，这也再次说明作为富民强国策略的新自由主义如何有别于意识形态。从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到东欧剧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之意识形态的集体倒戈和转向，其原动力还是来自旨在国强民富的治理技艺所经历的深层危机。

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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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社会主义所缺少的并不是一套国家理论，而是一个治理理由，所缺少的是对社会主义中的一个治理合理性的界定，也就是对治理行为的目标和样态之范围进行合理的、可计算的衡量”②。尽管哈耶克等人质疑社会主义的经济合理性，但福柯承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和行政合理性，但否认社会主义的治理合理性，否认社会主义有自主的治理术。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进行有效、合理治理，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在自由主义类型的治理术上才能发展和切实有效地运作，而社会主义的治理术在当时看却缺乏历史渊源、现实经济氛围和制度保障。虽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曾彼此指责对方为危险物，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不相冲突，而且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只有在自由主义治理术内部以及与其嫁接中才能生长并切实地发挥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嫁接在一个治理术上，所以提出“哪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更正确的？”“哪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啥意义，关键是看它嫁接在哪种治理术上。社会主义嫁接在不同的治理术上、嫁接在正常的或反常的树叉上，就结出了不同的果实。问题的关键是要创造出合适的、严格的、内在的、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而人们从社会主义及其文本中是推导不出这种治理术的。人们必须创造出社会主义治理术。福柯并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即使它们在某些层面上相互冲突并且不能协调一致地运转，它们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也只是有可能产生不幸的共生现象。①这种共生现象得以出现并维持的基石就在于经济自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福柯认为在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治理框架下国家的职能、重要性都大不如以往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主义时期，而大卫·哈维则看到中国受国家控制的特殊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吸收合并了与权威主义中央化控制相互交叉的新自由主义诸要素”②。市场经济与国家控制、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如何结合、如何协调、如何共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治理之路时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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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