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历过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中，我们不难看到管治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治理术的相继运作、艰难抉择和交互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自由如何奠定和巩固了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历史和实践已经检验了福柯关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治理术进行嫁接的理论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但历史和实践同样证明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听从国家干预的指令。自由与计划是治理术内部要加以适时、适当调节以维持动态平衡的两个关系项，无论是社会主义治理术，还是资本主义治理术，都必定要共同面对法治条件下的市场和市民社会这两个同样棘手的问题。

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95.

②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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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治理技艺：在自由与规则之间平衡

虽然作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自由”(更多是经济自由和社会交往关系的自由)，不仅是个人的合法权利，还是合理治理的必要条件，因为治理作为权力施加于个体的方式要以被治理者所具有的自由为前提条件，但自由却又往往需要借助于适当的干预、约束才能实现。自由主义的自由既非虚构，也非无序，而是受规范的自由。自由的构成和规则的实施这两者密切相关。从19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主理论或某种自由主义坚持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矫正个体，我们显然就不能解放个体。”①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自由从历史上看取决于针对个体的规则和戒训的实施。福柯更多强调的是这种自由主义需要对个体实施种种极其强制性的技术，以作为个体从别处获得的一种经济和社会自由的平衡力量。福柯并不认为近代资产阶级分享和掌握权力与矫正包括自身在内的各个社会阶级这两者之间有任何矛盾之处。我们不能说资产阶级通过牺牲各个社会阶级成员的自由以获得比君主政府来得仁慈、简朴、收敛和较易于忍受的权力。“为使得某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成为可能，就必须在我所谓的微观权力的层面上对个体实施最紧密的围困，就必须组织对身体和行为进行控制。戒训是民主的背面。”②民主和戒训不应是对立关系，而更应是补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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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c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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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 Foucault, “Sur la sellett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p.722.

人们愈处于民主之中，就愈受监管。自由主义并不是不要治理，也不是要更少治理，而是倡导有节制的、审慎的、合理的治理，并时刻提醒以国家名义的理由之政治合理性要在合理范围和界限内实施治理。从西方社会19世纪初倡导人们节俭到20世纪70年代逼迫人们消费，虽然有关行为规范化的戒训和监管之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颠倒了，但它们都还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鉴于罗尔斯虽认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各平等的公民都有各自不同的因而也确实是不可公度的和不可调和的善观念”①，但仍确信存在着相比于其他自由而言更基本更具优先性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及其公平正义的价值，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了私有业主的利益、工商企业的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和金融资本的利益”②，福柯这里所讲的作为治理技艺的新自由主义之“自由”则显然既不同于罗尔斯所理解的政治自由主义之“自由”，也不同于大卫·哈维所理解的单纯经济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之“自由”。

自由主义既为了经济活动的逐利本质而保障自由，又为了劳动者、企业和社会的安全而限制自由。新自由主义的关键就是要平衡和维持自由与安全之间动态的游戏关系。在福柯眼里，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宪政都不忽视作为个人合法权利的自由，但究其实质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还是纳粹主义，它们的官僚政治在经济上都采取忽视市场机制的国家干预政策，都采取反自由主义的计划经济。20世纪国家治理实践及其所引发的危机只是各种意识形态所依附的治理术本身的危机，而非各种意识形态本身的危机。福柯发现在采取国家干预主义以反对自由主义政策上从圣西门主义到纳粹主义形成了一个循环③:纳粹主义起源于圣西门主义之试图把一种在自然科学中是有效的合理性范式应用于社会，从而实施国家管理的技术化、经济控制的技术化和经济现象分析的技术化，由合理性引发的诸多干预引发了国家权力的增长，国家权力的增长又引发出根据各种技术的合理性来运行自身的行政管理的实施，而正是这些技术的合理性构成了纳粹主义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起源。福柯强调一个国家是否采取经济干预主义、计划经济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选择无关。从治理技艺来看，对国家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成了划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界线，前者是因为市场而去治理，看重交换，主张由国家来主导市场，市场要受国家监控，而后者则是为了市场而去治理，倚重竞争，强调国家服务于市场，并把市场经济奉为国家的原则。

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①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 p.303.

②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③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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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要不是作为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治理技艺，但福柯要研究在政治主权实施中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政治主权之实施的合理化问题。鉴于脱胎于人文主义的资本主义一直在探讨治理合理化问题，而历史相对较短的社会主义则缺乏“一个治理理由”，缺乏“对治理合理性的界定”①。作为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与相关治理技艺的嫁接勾连、协调整合已有较长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操练，而同样作为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却仍需要嫁接到特定的治理技艺上去并进行磨合、整合，最终逐渐发展出适合每个国家的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但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依存于哪一种自由主义，福柯都要追问其特殊的合理性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资本逻辑的合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重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之非理性的合理性问题，到法兰克福学派试图阐发一种旨在消解经济非理性的新社会合理性，弗莱堡学派设法重构可以消解资本主义之社会非理性的经济合理性，无一不是在探索能实现富国强民理想的治理技艺。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经济与社会、自然与人文、资本与劳动、市场与国家、效率与公平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乃至协调发展关系，必将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要加以无穷探索和倾力关注的治理技艺。福柯设法向我们展现某些制度性的、行政的、司法的、医学的等在实践中运作的种种合理性形式。非理性并未在种种合理性形式中获得不因时效而丧失的权利。人们不能把理性主义尊为理想并以此为要挟来阻止福柯对真实运作的种种合理性进行分析。“自由主义显然既非一种意识形态，也非一个理想。自由主义是一种治理形式和一种极其复杂的治理的合理性’形式。”①自由主义所处的特定历史境遇决定了该由历史学家去研究自由主义凭借哪些手段、付出何种代价而如何能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势下的特定国家运作？针对有人指责自己在当代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价值和抉择表现出冷漠时，福柯的答复是：无论是自由主义制度还是独裁主义制度都会实施强制性技术，关键是该由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已成熟的民众去作出个体和集体选择，而福柯自认为重要的是要指出某个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并且是由什么组成的，是要阻止某个制度所实施的一系列操纵和愚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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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93.

奠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得以崛起。18世纪末以来，生命政治试图向治理实践提出对市民社会及其人口所进行的合理化治理问题，从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习以为常的“国家”、“社会”、“人口”这些概念。鉴于以国家名义的理由对领土及其臣民进行的国家管治(police)实践在治理强度、深度和广度上有着不可遏制的膨胀渴望，自由主义则信奉一个原则：人口自然性及其市民社会不该被过度治理，过度治理等于不治理，并设问：为了使政务符合治理合理性而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治理如何可能？我们该如何限制治理行为?国家的职能是什么？自由主义治理术有五大要素：社会、经济、人口、安全、自由。福柯有理由断定18世纪末西方政治思想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只有随着自由主义崛起才可能出现的“社会”这个观念：“政府治理不仅应该管理一片领土、一个区域并照看其臣民，而且还应处理复杂和独立的现实，这个现实拥有其特有的法则、反应机制、规章和无序的可能性。这个新的现实就是社会。”①在此之前尚能有效行使于西方的国家管治这个治理技艺已开始不能完全渗入市民社会以及人口自然性这样的新现实了。市民社会和人口都需要自由主义这个新型的治理技艺。18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要限制国家活动的区域，以有利于独立自主的经济过程在市民社会这个场所中发生和运作。国家的角色不再是不恰当地向人口强加一些由命令、指令和禁令组成的治理体系，而是要尊重人口事实和经济程序的自然秩序，并使得这些自然秩序能持久地正常运转。自由主义治理术将从事经济实践、管理人口、设计一整套尊重自由的法律并以直接的和应该的方式进行干预，其根本目标不再像管治时代那样通过规章、戒训来干预作为臣民的人口，而是设置安全机制来保障人口程序和经济程序的安全运转。作为自然现实的市民社会、人口、经济真相、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都迫使国家放弃无限治理的要求。

第十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① Michel Foucault, “Postface",Dits et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Paris,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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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家的治理功能

从16世纪末的国家观(国家有其本质和合目的性)转变到18世纪末的国家观(国家并无本质，国家要处理作为人口要素的生物个体与自然和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恰恰表明国家越来越介入个体的生活、生命。生活问题、生命问题对政治权力越来越重要了，可能领域的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要了，就人文社会科学考虑到了人口内部的个体行为问题以及活生生的人口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言。①尽管福柯认为18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崛起都终结了国家之无限制的治理企图，但福柯还是确信在生命政治视域内国家仍然具有能干预人类行为的积极使命。新自由主义视野中具有社会自然性的人口，“并不是法律臣民的一个集合，也不是劳动力的一个全体”②，而是各种要素的总和。国家必须管理人口与自然的和经济的环境之间始终存在交互的、活生生的关系。国家必须首先看管作为人口的民众。“国家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活生生存在物的生物之上。国家的政治因此就必定是生命政治(biopolitique)。人口从来只是国家凭其旨趣加以看管的对象，如有需要国家自然能屠杀人口。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就这样成了生命政治的背面。”③虽然国家不再是地上的神物，但就其仍然操控着民众的生死大权而言似乎又胜似神物。福柯主张立足于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的方式、立足于国家本身的现实来描写国家的历史，而反对把国家提升到超现实的层面，以至于割裂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之间的关联。在自由主义视角下，西方经历了从国家社会(société étatique)向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的转变，国家不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也不是经济游戏的全能设计者和直接参与者，国家只是保障经济游戏在法律一制度的框架内受到调控，国民取代国家而持有社会的真相，这既不意味着市民社会是一种可与国家或政治制度相抗衡的历史一自然事实，也不表明国家的影响力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而是说明政治权力及其附属体系、个体及其行为之间的关系变得多元、多重和复杂了。剔除了阶级压迫和争斗关系并把主要功能定位在组织经济和管理人口上，自由主义这样的国家观也表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根本上并非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而是一种相比于国家管治而言的新治理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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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ichel Foucault, “Espace, savoir et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p.273.

第十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① Michel Foucault, “La technologie politique des individus",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pp.826—827.

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376.

③ Michel Foucault, “La technologie politique des individus",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p.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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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治理史的角度来审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福柯有理由认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理论，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更多地是一种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的集合体。“民主和法治国家并不必然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也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或依附于法律形式。”①不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学说、一种制度，而是看作一种活动，一种能为治理实践的合理化提供原则和方法的活动，一种对治理实践进行时刻反思、质疑和批判的审慎活动这就是福柯对自由主义进行独特理解的亮点所在。福柯虽然拒绝把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但也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特殊而复杂的关系。那么，作为治理技艺的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现代国家总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国家是否具有正当性，具有何种程度的正当性完全取决于国家是否能保障经济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保障经济的发展。虽然福柯没有说治理技艺是“皮”，意识形态是“毛”，但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两者的关系就是“毛”依附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识形态要依附于治理技艺，而治理技艺又为意识形态提供富国强民的方略和国家正当性的基石。

从中世纪直至20世纪人们对作为权力实施的治理进行调控主要依据三种相互纠缠着进行政治游戏的原则：关于神、人和物的真相；君主的合理性；作为利益主体的被治理者的合理性。相较于无所不治、无处不治、无时不治的国家管治主义，福柯显然更为认同在尊重市场、市民社会这样自主的有其自我调节机制的自然现象的前提下对经济、市民社会进行合理治理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限制国家公共权力过度治理的技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18世纪至今一直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强国富民的理论和实践，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思想、制度和价值观所依附和依仗的治理术。对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起到如此关键作用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能适用于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福柯所谓社会主义应嫁接在自由主义治理术之上的言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依据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基于自然现实之理由进行适度治理的原则，很显然具有不同特色的国家应当采用适合自已现实并符合历史基底的治理术。非资本主义国家应当有自己的治理术，作为意识形态的非资本主义应当依附于由自己创造出来的治理术之上。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已是全球范围内和世界层面上的竞争游戏，由于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衡关系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因此，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中某些关键因素(如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进取发展、平等安全)对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活动也必定有其借鉴作用。而假如人们简单地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危险的甚至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抛弃，那必定会影响和损害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治理活动。毕竟，各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除了有其自然现实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共存、协同，甚至共性的另一面。无论身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我们都是作为权利主体、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统一体而被治理的，我们都要面对国家公共权力实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因此，基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之路应当是我们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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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Paris, 2004, p.327.

福柯把自由主义主要看作一种治理技艺，而非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这不仅使我们能追踪从国家司法管治经由自由主义经济治理直至新自由主义社会治理的西方近现代治理历程，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现实关系中把握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之间的关联网络，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厘清自由主义与东西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避免政治决定经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样尴尬的理论困境。

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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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不同于以往法律主义、经济主义和压抑假说等本质主义权力观，福柯提出了注重对力量关系的具体实施进行历史分析的非本质主义的生命权力观。通过梳理从中世纪以来西方权力机制演变的历史，福柯发现了君权的夺命、戒训的肉罚、养生的调节是西方社会权力实施的三大主要形式。而这三种权力的运行模式又可分为两大类：针对臣民的君权运作采取法律模式，而针对个体肉体的戒训权力和针对整体人口的调节权力则采用战争模式。

福柯在分析中世纪之后的权力关系时，抛弃了以往的法律一政治图式，而采用战争一征服图式，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战争只是通过其他手段而继续的政治”，批判了霍布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理论。鉴于霍布斯的哲学一法律话语要抹杀作为社会关系永恒形象和权力机制秘密的战争，抹杀统治、起义、战争和历史，福柯则要颂扬并叙述以新历史学家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为代表的“政治历史主义”(l'historicisme politique)话语。

生命权力必定走向死亡权力。生命权力以“必须确保人们生命”为幌子煽动人们相互残杀，必然使得战争种族主义在现代国家中作为根本的生命权力机制发挥作用。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阿甘本(GiorgioAgamben)的“死亡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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