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斗争、战斗能引起力量强弱的张力关系发生波动和变化，历史主要体现为力量关系的变化和算计。持续进行的战争能对历史进行全覆盖。福柯欣赏新历史学家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赋予战争在分析社会和历史时所具有的普遍的和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为他在权利的基础、战斗的形式，以及侵略事实和反抗事实这三个方面都对战争作了连续的和叠加的推广。布兰维里耶通过战争模式(而非法律模式)对罗马衰落原因问题作了新的历史分析，不仅开创了历史叙述的新论域(从贵族向广义上的民族的转变)，中止了国家谈论国家自身的法律、统治权和光荣经这样的事情，还创造性地把学习知识当作重获权力和权利的重要途径。法兰克高卢之所以取代罗马高卢，主要原因不再是前者更具合法性，而是后者在逻辑上荒谬、在政治上悖谬、在经济上低效。在布兰维里耶看来，从公元6世纪直至15世纪的欧洲社会之所以一直是封建制，就是因为法兰克人依赖高卢人的耕种技艺，而高卢人又依靠法兰克人提供的军事安全保护，从而形成了分工协作、共同拥有财产的幸福生活。福柯把这一点视为布兰维里耶新历史发明的核心。②然而，法兰克的国王，无论作为战争首领，还是作为民事法官，都将逐渐成为终生的、世袭的，并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法兰克君主一方面依靠高卢人民来反对法兰克军事贵族，另一方面求助于那些当法兰克人攻入高卢时早就躲进教会避难的高卢贵族所掌握的知识技艺来建立罗马类型的国家。当法兰克专制君主与高卢人民、与教会中的高卢贵族结盟时，法兰克军事贵族就将失去其主要财富。国王、教会、古老的高卢贵族操纵着拉丁语的法律，剥夺了操日耳曼语的法兰克军事贵族的土地和权利。布兰维里耶呼吁这些军事贵族起义反抗，但进行战争的工具不再是武器，而是知识。因为至少社会内部的战争不再诉诸武器，而是诉诸知识。①法兰克军事贵族只有通过重新学习知识，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进入知识的秩序，才能重获历史主体的力量。这说明战争有武力和非武力之分，但无论哪种战争形式，都是力量关系的较量。知识与权力的勾连游戏由此可见一斑。

第十一章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96.

②Ibid.,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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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生命权力

古典时代是西方世界权力机制发生深刻转型的分水岭。福柯在《性史》第一卷《知识意志》最后一章中所谈论的“针对生命的权力”(pouvoir surla vie)，是在古典时代之后出现的，“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②。古代形式的权力主要是获取臣民的财物、时间、肉体和生命，占有臣民的生命是为了消灭臣民的生命，战争是为了保卫君主，近现代形式的权力却是一种积极管理、提升、增强、具体控制和整体调节生命的权力，战争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从17世纪以来，管治生命的权力发展出两种相互联系的主要形式:针对个体肉体的戒训权力，针对整体人口的调节权力，前者是向心的，在一个划定的封闭空间内的细微处运作，进行禁止和规定，形成了“人体的解剖政治”，后者则是离心的，在不断拓展和延伸的领域中运作，进行调整和控制，形成了“人口的生命政治”。生命政治关注的人口，既是科学意义上的，又是政治意义上的，既是生命意义上的，又是权力意义上的。生命权力的这两种形式遍布家庭、军队、工厂、学校和医院等社会各个层面，通过把肉体控制和固定在生产机器上，通过调节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确保肉体和人口愈来愈有用和更加驯服，生命权力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要素和可靠保障。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It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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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 Foucault, Histoí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80.

在17世纪和18世纪戒训权力技术是围绕个人的肉体进行高效运转的，通过分隔、监视、分等、审查、归档、锻炼和训练来对个体的肉体负责任，以增强其力量。然而，从18世纪下半叶起出现了另一种权力技术，是针对生命、活着的人群的非戒训的权力技术，即调节的权力。如果说戒训权力致力于分隔、监视、训练和惩罚个体的肉体，那么，调节的权力则聚焦于人群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生死、疾病、寿命、健康等)。人类生命现象和机制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领域，进入了政治技术的领域，知识和权力都要为生命负责。“人口是权力的相关物和知识的对象”①，正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人口”这个关键要素的导入，才使得财富分析转变成政治经济学、自然史转变成生物学、普通语法转变成历史语文学。福柯把人视为人口的形象，强调要从人口的诞生出发来理解《词与物》所说的“人”及其人文科学的必要性。

虽然“在18世纪期间发生的人体的解剖—政治（l'anatomopolitique)之后，我们看到在18世纪末出现了某种东西，它不再是一种人体的解剖一政治，而是我所称呼的一种人类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②。但调节的权力并未排斥和取代戒训权力，而是包容并部分改变戒训权力，并在人口这另一个层面上运作。戒训个体肉体和调节人口整体生命这两种权力是相互重叠的，且因为并不处在相同层面上而能相互连接。肉体一有机体一戒训一制度是一个系列，人口—生物学过程一调节机制一国家是另一个系列，这两个系列并不相互排斥，并不绝对对立。戒训在管治(police)这种既是惩戒的又是国家的机关中能轻易具有国家的面向。而国家在对人口生命的整体过程进行调节时也会涉及一系列次国家的制度。“肉体的戒训和人口的调节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①而权力的最高功能从18世纪下半叶起也许就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至尾包围生命了。从19世纪起随着民事斗争成为追求国家普遍性的主要形式，权力也旨在生命的国家化，国家权力要对生命、活着的人负责任。以往的君权理论规定君主有对臣民的生杀大权。君主的权力通过其杀人权利而彰显出来。君主只有在杀人时才行使其对生命的权利。君主的权利“不是使人死或使人活的权利。也不是让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这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②。福柯这里强调的是生死权利中的非对称性。而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权力(“使人活并让人死”)正好对这个古老的君权(“使人死或让人活”)作了补充。

第十一章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u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81.

②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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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以19世纪城市里的工人居住区为例说明针对个体肉体的戒训技术与针对人口的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调节技术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同样，在19世纪，兼具肉体和人口要素双重特征的性也同时受到戒训技术和调节技术的交互作用。性不再像以往那样被血吞噬。在权力的诸多要素中，如果以往是血缘与法律、死亡、违犯、象征和君权联系在一起，那么现在则是性与规范、知识、生命、器官、戒训和调节联系在一起。性因其处于“肉体”和“人口”的连结点这个特殊位置而成了生命权力的中心目标，生命权力面对着性去谈论性，谈论后代、健康、种族、人类未来和社会机体的生命力。性作为政治目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性同时是进入肉体生命和人种生命的通道。”③通过分析“性”这个个体的密码就可能对个体进行戒训，同样，通过分析“性”这个社会力量的标志就可能揭示社会的政治能量和生命活力。“性(lasexualité)恰好处在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因此，性既属于戒训的范围，又属于调节的范围。”①而医学作为既作用于肉体又作用于人口的一种知识—权力(un-savoir-pouvoir)，就能同时起戒训和调节作用。这样同时起戒训和调节作用的只能是医学规范，戒训规范与调节规范相互交织运作于规范化社会。当然，这两种权力技术之间的差异还是明显的。调节的权力借助人口统计学重点关注的是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的整体生命过程(出生、死亡、寿命、繁殖、发病率等人口现象和问题以及覆盖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和生存环境问题)，要分析在人口这个群体中产生并在一定时段内加以考察的偶然事件，建立保障机制，通过适当干预，来刺激出生率，降低发病率，减少死亡率，延长寿命，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如果说17世纪和18世纪在学校、医院、兵营和车间等地运转的戒训权力重视对个体肉体进行细节上的监视、训练和规范，针对个体肉体的绝对的、戏剧性的和阴暗的君权能让人死，那么，从18世纪末起调节的权力则重视对人口群体作整体上的平衡、调节和干预，是一种让人活的权力。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83.

②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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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92.

以往的君权使人死，让人活；与此相反，生命权力则使人活，让人死。生命权力愈来愈没有权利使人死了，而是愈来愈有权利干预生活，减少生命的偶然性，提高生命价值，来使人活。因为死亡意味着生命权力的终止，死亡处在生命权力的外面，生命权力不知道死亡，生命权力控制不了死亡，生命权力只能控制死亡率。

可是，这种从17世纪起主要是为了使人活的生命权力怎么能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让人死、让人类生存遭受严重威胁呢？怎么能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不仅杀死敌人，还杀死国民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人以“必须确保人们生命”为幌子煽动人们相互残杀。国家管治着生命、肉体和种族，国家可以为了赤裸裸的所谓生存问题而开动战争机器。“能杀人是为了能生存，这个原则是战争策略的基础，也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原则。”①福柯在探寻死亡权力、死亡功能如何在聚焦于生命一权力的政治体系中运作的问题时，引入了对种族主义话题的讨论。战争种族主义不可避免，它在现代国家中作为根本的生命权力机制发挥作用，它通过划分种族等级优劣把应当活的人与应当死的人分离开来，把劣等种族的死灭与优等种族的生存直接相关起来，旨在消灭生物学危险来提高和巩固种族纯洁性。在规范化社会里，国家通过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生命权力机制悖谬地行使杀人的职能。这种种族主义与生命权力技术、国家职能密切相关，而远离种族之间相互仇杀的传统种族主义，也远离任何旨在改造社会机体的意识形态操作和权力谎言。现代种族主义这种既戒训又调节的生命权力技术在纳粹当政时期达到了顶峰。然而，不仅纳粹国家掌握了生杀大权，连大量的纳粹分子也掌握他人生死，这导致杀人权力最终失控。于是，原本致力于毁灭其他种族的德意志种族却最终招致了自我毁灭。

第十一章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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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命权力观对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阿甘本的政治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使“生命政治”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奈格里(AntonioNegri)虽然看到福柯未能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入手来从事阶级分析，但在他看来，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资本对劳动力从形式占有向实质占有的过渡，福柯则确定了帝国统治从戒训社会转向治理社会的职能变换，并让人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命政治本质。而阿甘本(GiorgioAgamben)在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影响下，预言生命将是未来哲学的核心概念，阐发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思想，确信我们的生命形式能成为政治的引导和统一力量，要求重新思考生命政治的境遇，以防备针对赤裸生命的至高统治权，从而弘扬我们生命形式的强力。他与福柯的主要差别在于：福柯只谈论古典时代之后涌现的生命权力及其生命政治，而阿甘本则谈论作为整个西方政治传统的至高统治权力及其生命政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福柯“生命政治”的延伸版。如果说福柯的戒训权力针对个体肉体，而调节权力针对整体人口，那么，阿甘本所说的至高统治权力则针对那种因与国家所管辖的自然生命相对照而被排除在法律和生命领域之外的“神圣人”或“牲人”(homosacer)之“赤裸生命”(barelife)。国家通过监视、建档管理、控制性、推广生物示踪剂(遗传特性印迹)等管控手段来管治甚至随意杀戮这种“赤裸生命”而无须担负任何法律责任。在管治甚至处死只有生物学标识而无任何政治、法律身份的“赤裸生命”上，美国的关塔那摩基地与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现代社会的公民随时可变成“神圣人”或“牲人”。当生命政治能由此翻转成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时，针对生命的决定就转变成针对死亡的权力。其实，福柯早就预示了阿甘本这一“死亡政治”的思想：福柯早已发现在人口被生命权力特别关注之时恰恰就是人口面临灭顶之灾之时，因为国家会以保全本国民众生命之名来发动对外战争，进行大屠杀。当然，晚期福柯关于自身呵护和自身技术的思想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理论。坎贝尔(TimothyC.Campbell)在其著作①中则富有成效地期待一种不是通过死亡(thanatos)而被思考，而是通过生命(bios)而被实践的积极乐观的权力技术(techne)。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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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cualitéI, la volonté de savoir,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80.

福柯“生命政治”理论通过探讨“生命权力”的运作方式、机制和效应，开启了探讨在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治理关系的全新方式。至于“国家”、“阶级”、“政党”、“民族”这些宏观政治范畴与“工厂”、“监狱”、“家庭”、“学校”、“医院”、“兵营”这些微观政治概念在当代生命政治中的关系问题将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研究论题。

第十一章 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Timothy C.Campbell, Improper Life: Technology and Biopolitics from Heidegger to Agambe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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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如何面对权力

基于人是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这一考量，“生命政治”思想主张生命行为与政治行为密不可分，政治权力的等级和权威源自人性中进行支配和被支配行为的生物学本能。福柯强调欲望、权力与旨趣之间的关系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加复杂，因为并不必然是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有兴趣实施权力，并不是那些有兴趣行使权力的人在行使权力，权力的欲望在权力与旨趣之间玩着依旧独特和模糊的游戏。如法西斯主义时期，群众会欲求某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去行使权力，虽然权力会施加在群众身上，并牺牲群众，直至群众死去、献身和被屠杀，可群众还是欲求这种权力，欲求这种权力被实施。①每一场斗争都是围绕权力的一个特殊场所展开的。我们不知道谁拥有权力，但知道谁没有权力。“有可能，现在，正在进行的斗争，以及正在这些斗争中构思并与这些斗争完全结合的局部的、区域的和不连续的理论将开始发现权力据以实施的方式。”②人们只有把斗争实践和区域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对复杂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情况作出恰当分析。

哲学如何思考历史上的君权和生命权力？西方思想家在探索权力问题时也在亮明自己对待权力的态度。总体上可以说，西方哲学与权力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曲折过程。从古希腊到法国大革命，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角色之一就是每当权力有可能变得极具威胁和险恶时要为权力的过剩和超生产设定边界。福柯表明从立法者梭伦、教育家柏拉图和嘲讽者犬儒派，西方哲学家都是权力的减缓器和调停人。“在西方，哲学家总是多少具有反暴君的侧影。”③虽然西方哲学长期来已不起科学奠基者的作用，但哲学反思与权力实施相对立这一减缓权力过度使用的作用还是值得发挥的。福柯注意到东西方哲学的差异：不同于西方哲学在与权力相对峙时造成的紧张状态，中国的儒家学说却在思考和确立世界秩序时，能在历史现实中同时实际地规定国家结构、社会关系形式和个体行为。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② Michel Foucault, "Les intellectuels et-t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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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7.

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在西方没有哲学国家，那么，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哲学与国家开始结盟了，西方出现了哲学国家：卢梭与拿破仑帝国、黑格尔与普鲁士国家、瓦格纳和尼采与希特勒国家、马克思与苏维埃国家之间都有机地关联在一起。①福柯提到了黑格尔、尼采等近现代西方哲学家所特有的苦涩的滑稽:他们自认为或者被认为主要与权力及其毫无限制的实施相对立，但他们的思想命运却正好相反，他们对权力过度使用和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甚至思想库的作用。而随着政治实践的进展和国家功能定位的变化，西方哲学国家也纷纷土崩瓦解。

普遍知识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群众已不需要像伏尔泰、萨特那样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思考、判断和行动。福柯呼吁哲学不再预言，不再教育，不再立法，总之，不再根据善恶而是依据生存提出权力问题，去分析、澄清、阐明并因此强化那些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权力关系内部对手的战略、所使用的战术、反抗的策源地。哲学不要问“权力是否合法、是否善?”这类法律和道德问题，而只需问“权力关系在于什么？”这个朴素问题。②因为前者流于抽象、空谈，后者具体、务实。

福柯很清楚“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对生命个体的危害。在纳粹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权力机制下个体能有所作为吗?生命权力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否就是铁网与飞鸟之间的关系呢?有许多人误以为福柯要强调的是个人在戒训权力巨网的笼罩下无可逃遁。实际上，福柯说得很清楚：一方面，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生命权力的施压会招致相应的反弹。人们总是可以找到相应对策，通过斗争来应对权力的实施及其效应。另一方面，权力并非全知全能，权力的实施恰恰要以个体的自由为必要条件，权力关系只有根据遍布权力网络中的大量复杂的反抗点才能存在，权力关系的存在只能取决于对手、靶子、支点或把手这些多种多样的反抗点。①18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安全配置这一权力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就是人的自由行动和物的自由流通。生命权力技术并非纯粹的意识形态。“那种把自己设想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靠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②鉴于黑格尔、弗洛伊德和赖希都认为权力主要起压抑作用，权力对自然、本能、阶级、个体进行抑制、压抑、镇压，而福柯则主张权力主要还是起积极的构建作用，因为刑事权力、精神病学权力和对儿童性实施的监控等这些权力形式的运作机制都不是抑制的，显然压抑概念完全不足以刻画权力的机制和效应。③生命权力只存在于有个体的地方，管治权力只存在于有被管治者的地方。管治者与被管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福柯重塑了个体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既非个人所有物，也非个人对立面，权力构建了个人的肉体、举止、话语和欲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人是权力关系运作的结果，同时，权力通过由自己构建的个体而得以通行。

第十一章 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8.

② Ibid., p.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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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就关键手段而言，“规范”之于生命权力，就好比“法律”之于君权。在西方权力机制演变进程中，君权以法律名义施行的生杀大权由强变弱、直至被古典时代之后的戒训权力和调节权力所取代。如果说君权是一种诉诸威严法律来证明王权合法性、臣民正当性的主要是“让人死”的“暴力一权力”，那么，生命权力则是一种仰仗“戒训技术”和“安全技术”的规范来操控个体肉体和整体人口的主要是“让人活”的“知识一权力”。福柯在分析权力、权力关系时之所以舍弃传统的“法律模式”而采用“战争模式”，是因为他发现西方社会自17世纪以来旨在惩罚的“法律”已被旨在规整和操控的“规范”所取代，针对权力实施之对象所作的评判标准也已从“是否合法”转变为“是否正常”。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遮掩了法律曾经散发的耀眼光环。法律与生命权力是否真的不相容?难道生命权力的实施无需法律之助？阿甘本要把福柯给出的否定答案变为肯定答案。福柯只是说古典时代之前作为君权统治手段的那种法律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古典时代之后的法律仅仅是生命权力实施中一个其重要性不如政治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的手段而已。显然，福柯绝无轻视甚至反对法律的意思。而阿甘本则基于其“生命政治”始终是西方政治传统的坚实基础这一观点，而强调把法律与至高统治权力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揭露现代公民之本该受现代国家法律保护的“自然生命”在现代至高主权者常常精心设计的“紧急状态”、“例外状态”中成了“赤裸生命”而失去了法律保护，被现代至高统治权力随心所欲地杀戮。当然，福柯“生命政治”在把社会关系主要归结为权力关系(力量关系)，采用“战争模式”侧重于分析在社会、经济，甚至语言和身体中通行的力量关系的永久争斗时，看不到在力量关系争斗之后有可能确立起来的法律规范恰恰能阻止战争的重燃和暴力的肆虐，也不认为在经历战争岁月之后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因为哪里有作用力，哪里就有反作用力。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除非权力消失了，否则反抗不会停止。大量现实事例显示：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不可能中止发生在国内社会各层面上、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力量冲突。至于霍布斯所谓的“政治终结暴力”的想法，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是经不起检验的。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的政治虽推翻了专制暴政，但各种暴力依然存在，甚至更为残忍和恐怖。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r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26.

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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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