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福柯对运作于西方社会的权力机制及其“生命政治”保持一种警觉、批判，甚至抵制的态度。面对权力、思考权力，把战争当作分析权力关系实际运作的可能原则，描述力量关系的争斗性、普泛性、日常性和散布性，解开权力与知识的古老游戏之谜，强调权力实施对个体自由的必然依赖性，质疑权力的过度使用和不合理使用，福柯的生命权力思想不该被误认为所谓危险的后现代的无政府主义。尽管普遍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面对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生命权力及其“生命政治”，哲学应该大有可为。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和谐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这始终值得我们进行哲学思考。

第十一章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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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当代哲学因其主要解决“我们是什么?”这个重要问题而明显具有政治性和历史性特征，政治存在于历史之中，历史也是政治所必不可少的。“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一法律话语的历史一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历史，从而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鉴于国内外学界通常认为福柯的思想史理论具有把哲学与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特点，本文则主张福柯的话语史理论周密地把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这三者融汇贯通，对历史话语、战争和权力关系作了新的读解，从而提出了一些颠覆传统理论的重要创新观点。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是福柯思想一贯的主旋律，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致力于把大写的意识主体从历史这一最后的避难所驱逐出去，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则注重把历史分析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从事一种既是历史的又是政治的哲学研究。这种政治哲学因其在历史维度上实施“区域批判”，拯救和展示在“癫狂”、“监狱”和“性”等问题上的“边缘知识”，探索各种力量关系在其中实施和争斗的历史一政治场域，故而是关于历史真相话语的历史一政治哲学。此种历史一政治哲学把战争当作权力关系的分析器，并相应于君权和生命权力这两种权力而区分了两种历史话语：哲学—法律话语和历史一政治话语，梳理了从君权、惩戒权到调节权这个西方生命权力机制的诞生和演进史，从而阐发了一种依据战争图式来探讨生命政治的“政治历史主义”(l'historicismepolitique)。福柯对政治历史主义的论析和探究凸显其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和反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旨趣，为当代政治哲学增添了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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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区域批判

致力于思考总体性，这只是自黑格尔以来最近一个世纪哲学思想所走过的可能道路之一。福柯断定在黑格尔之前，哲学并不必然拥有这个对总体性的企图。对福柯来说，今日从事哲学意味着什么呢?他认为哲学不再是构建关于总体性的话语，捕捉世界总体性的话语，而是在不同领域实施各种活动，尤其是诊断现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哲学与其说是话语，不如说是客观领域所内在的一类活动，那么我们就不再能要求哲学有一个总体化视角。这就是为什么胡塞尔，就其设法根据先验主体重新思考相关于先验主体的人类认识领域而言，就是曾经具有绝对普遍意图的最后一位哲学家。今天这个意图在我看来似乎消失了。而且，关于这一点，我想说萨特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因为从根本上说，对他来讲，哲学根本上归结为一种政治活动形式。对萨特来说，今目从事哲学就是一个政治活动。我并不认为萨特仍相信哲学话语就是有关总体性的话语。”①其实，福柯明知道萨特有时是搞总体化的。因为福柯在几年之后又说：萨特在哪里进行总体化，就在哪里远离现实。萨特一旦把握确定的问题、具有确定的策略、进行具体斗争时，就接近现实了。②差不多与胡塞尔同时代的尼采通过一系列属于不同领域的活动和操作，消解了胡塞尔的总体化，并把哲学规定为一种诊断活动。福柯主张当今哲学家真正能做的，就是在确定的领域内诊断某种文化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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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仅应该对当下进行诊断，还应实施区域批判。这是因为理论“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而不是整体化的”，理论就是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作斗争的“局部体系”③。福柯实施的区域批判与对边缘知识的高度关注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起，福柯批判传统史观的“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这三大论题，而倡导新历史观之多个开端的“并合”(cumuls)、“间断性”和“个体化”这三大论题，并乐见新历史中断裂的增加、间断的占优、通史的成形和历史方法论问题的提出。④福柯要悬置并摧毁总体的、裹得严实的和整体的话语所特有的抑制作用，而重视间断的、特殊的、区域的批判之令人惊讶的效能。福柯并不把批判具有的这种区域特征视为迟钝、素朴或幼稚的经验主义、萎靡不振的折中主义、可在任何理论事业中渗透的机会主义、有些自愿的禁欲主义。“我相信批判的这个基本上是区域性的特征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自主的而非集中化的理论生产，也就是说，它无需一个共同体制的签章来确立其有效性。”⑤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Qui êtes-vous, professeur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612.

② Micnel Foucault, “Le grand enfermement",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05.

③ Michel Foucauit, "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08.

④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1969, Paris, pp.15—20.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e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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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域的批判是通过“被征服的知识”(savoirs assujettis)之回归和造反得以进行的，这里所说的“被征服”是指历史内容被掩盖在功能融贯性或形式系统化之中，而由对抗和斗争造成的社会阶层的区分只能由历史内容来重新发现。区域批判就是凭借博学(l'érudition)的手段来使得这些被掩盖的被征服知识重新显现出来。相比于概念化的、普遍的、成熟的科学知识，“被征服的知识”其实就是一系列被贬低的、低级的、幼稚的、区域的、边缘的知识。如果医学知识、刑罚学知识、性科学知识是前者，那么，精神病人的知识、犯人的知识和性倒错者的知识就是后者。后者只有在断然反抗对其实施包围的前者时才能获取力量。区域批判就是通过这些区域的、不够格的知识之再现来进行的。①福柯的话语批判就是要通过清除掉“包裹严实的话语之专制及其等级制度和理论前卫的所有特权”②，把博学之被掩埋的知识与那些因认识和科学等级而失去资格的知识联结起来，用这些区域的、不连续的、不够格的、不合法的知识来反对统一理论强求(l'instance théorique unitaire)以少数人拥有的真实知识和科学权利之名来对其进行过滤、分类和整理。就其主要反对那些与在西方社会内部被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密切联系的集中权力效应(les effets de pouvoir centralisateurs)而言，福柯的话语批判就是反科学，它所进行的战斗就是反对科学话语所特有的权力效应。显然，被掩埋的和失去资格的知识其实都是关于斗争的历史知识，边缘的、区域的知识要投人到反对科学话语之权力效应和知识体制的战役中去。

福柯的“反科学”并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反对科学话语所宣称拥有的贬低那些边缘知识的权力。福柯要让历史知识为摆脱统一的、形式的和科学的理论话语的强制而进行斗争。无序的、碎片的、区域的知识之复兴要反对认识的科学等级化及其固有的权力效应。考古学是对诸区域话语性进行分析所特有的方法，而谱系学是从诸区域话语性出发来运转那些从中得来的被解放知识的策略。①福柯要让那些摆脱了奴役的知识、从泥沼中挣脱出来的知识奋起斗争以反抗被统一话语所重新编码、重新殖民，甚至吞并。在此意义上、福柯考古学和谱系学质疑任何想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企图，明确否认精神分析和符号学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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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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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9.

福柯实施的区域批判不仅“反科学”，还“反历史”。历史话语自古以来总是服务于现实权力，讲述和美化权力的权利(le droit du pouvoir)，讲述帝王将相的历史，用法律和荣耀来征服众人。“作为仪式，作为加冕礼，作为葬礼，作为庆典，作为传奇叙事，历史就是权力的操作者、增强器。”②福柯从三个方面来强调历史话语所具有的这个双重功能。从谱系学功能看，历史话语讲述先人的丰功伟绩是为了表明当今权力的根基无可动摇，过去的辉煌奠定了当今权力的合法基础。从记忆功能看，编年史也是服务于权力的，也是权力的一种仪式，旨在记录、固定和石化不朽的历史。从树立典范的功能看，历史话语把典范视为生动的和再现的法律，让典范长传下去，而权力通过典范得以巩固。历史的双重功能与权力的两个面目相对应：权力通过法律来束缚人，权力又对人进行迷惑和固化。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权力通过历史让人服从，权力通过历史来蛊惑并固化人。“因此，以笼统的方式，我们可以说，晚至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都是一种君权史，是一种在君权的维度和功能中展开的历史。”③但如要进行区分的话，在17世纪初出现的全新的特殊历史话语就不再是君权的话语、单一的话语了，而是通过民族和法律来进行的种族对抗、种族斗争的话语。因为在那时君权已不再能把一切都捆绑成一个统一体，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并非包容关系，更非同一关系，而是处于敌对关系、战争关系之中。一方的战胜意味着另一方的战败。显然，从此时起，历史话语应该记录的是种族战争的历史，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一种“反历史”(une contre-histoire)①，一种反罗马传统的历史。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p.11—12.

② Ibid., p.58.

③ Ibid.,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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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历史话语因分解了君主强迫性法律的统一性及其光荣的连续性，而专注于被以往历史所遮掩而忽视的阴影、沉默，甚至黑暗部分。新的历史不念光荣经，也不勾画连续性，不表彰丰功伟绩，而是讲述先祖的苦难、流亡、失败、受奴役、奋起抗争、向往权利和幸福。新历史要揭露君主、权力、法律其实都掩盖了它们源自于偶然和战场的非正义这一真相。福柯发现这种新历史与其说接近于罗马人的政治一传奇历史，还不如说更接近于犹太希伯来的神话一宗教历史。作为对被尘封的真相之辩读，新历史要比罗马史更简单、更基本、更重要，因为新历史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恒久的权力之法律原则和稳固的社会秩序，而是要宣告无人理睬的权利并进行宣战。如果说罗马史是单一的、合法的、持续的和光辉的君权之伟大的话语仪式，那么，圣经式话语史则叙述被遮掩的多样、非法、断续、奴役、反抗、预言、战争和未来幸福。如果说在罗马史话语那里有权力、历史、法律三个交互作用的要素，那么，圣经式历史话语则对社会和人作了二元理解：处于敌对和战争中的双方就是两个要素。社会机体既无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也无统一和谐的秩序，而是由两个相互异质的敌对集团组成。而国家的崛起和存在只是为了以和平之名，让两个处于战争中的集团能继续交战下去。福柯强调了几点②：第一，虽然这种新话语在原初是弱势群体的话语，但不久被赋予了流通的巨大权力、变形的能力和某种战略上的多功能性。第二，这种新话语聚焦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在宗教、语言、法律、财富、权利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的种族之间的战争。第三，这种新话语因叙述奴役和流亡者的圣经历史而与谈论君权的罗马史相对立，君权历史与种族战争历史的碰撞和冲突推进了人们对整个历史知识领域的挖掘和扩展。第四，这种新话语通过请愿、反抗、斗争和发动战争而显出其革命性，并作了对未来解放的允诺和预言，于是种族斗争被阶级斗争所取代。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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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p,66—70.

福柯的区域批判从事的是一种尼采式的谱系学工作。尼采批评以往历史学家设定超历史的视点而把时间最终的多样性编织成自我封闭的整体。谱系学要求“博学中的某种奋发图强(acharnement)”①，旨在从斗争、肉体、情欲、细节、偶然、边缘、卑微等处探寻历史事件，倾听有强弱、盛衰变化的历史之真实声音。福柯赞赏尼采的见解：理性只是以完全合理的方式产生于非理性，真相背后有数不清的错误，真相有其错误的历史。“谱系学并不像哲学高深莫测的眼光与博学家鼠目寸光相对照那样而与历史对立起来；相反，谱系学反对理想意指(significationsidéales)和不定目的论(indéfiniestéléologies)之元历史的展开。谱系学反对有关“起源”的探究。”②福柯谱系学的“反历史”其实就是反对“元历史”，反对形而上学对于大写本质、大写理性和大写自由的设定和追求。

第二节 历史—政治场域

福柯新历史话语所批判的区域是一个充满战争的“历史一政治场域”。各种力量关系都可归结为战争关系。如在17世纪30年代英国清教徒和平均主义者的政治斗争、17世纪80年代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法国贵族反对国王的政治斗争，都构建了一种关于社会战争的历史一政治场域。这种新场域截然不同于直至那时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为罗马唱赞歌的哲学一法律场域。“战争被理解为恒久的社会关系，所有权力关系和权力制度之抹不去的基础。”①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众，甚至贵族，还有保守的法国贵族都在这种新场域中来反对集权君主政体。福柯总结出此种新场域的几个特征。第一，新场域里的活跃者并非追求和拥有普遍真相、永恒秩序的立法者或哲学家，而是身处前线战场的战斗主体，他们的斗争旨在确立起与力量关系密切相关的真相、战斗双方非对称的特殊法律。“真相本质上属于力量关系、非对称、去中心、战斗和战争。”②第二，在这种新场域中，脆弱的、短暂的、凶狠的理性奠基在永恒的、野蛮的、持有真相的非理性之上，理性、正义、善和必然性奠基在非理性、暴力、野蛮和偶然性之上，一种算计的、策略的并通过操控力量关系来维护胜利的日趋脆弱的合理性奠基在由身体、激情和偶然构成的历史和社会之恒常网络之上，而混杂在一起的暴力、激情、仇恨、愤怒、怨恨和痛苦则可充当辨读社会及其可见秩序的原则，以至于以往对法律和历史进行说明的轴线、价值平衡和可理解性的传统极性都被颠倒了。③第三，此种新场域完全在没有边界的历史维度中展开，那些可能已被现有正义、秩序和制度所掩饰、遗忘的真实斗争、力量失衡、实际胜败就处在这种新场域内。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36.

②Ibid., p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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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强调贵族历史学家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的战争普遍至上论对18世纪至今的欧洲历史政治分析极为重要，因为他从法权的基础、战斗的形式和入侵及其反攻这三个方面对战争进行了普遍化，从而把战争视为一般的分析社会的工具。在他看来，历史充满着战争和力量关系的角逐。历史自由的首要标准就是可以剥夺其他人的自由，自由要通过战争来运作，因而是平等的反面。自然平等是虚构的、抽象的、软弱的和非决定性的，而历史不平等则是真实的、具体的、强大的和决定性的。复杂多样的战争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机体和社会机体的整部历史之中，于是战争不再是在一群人与另一群人，而是在一些集团与另一些集团之间进行了。“布兰维里耶让战争关系渗入整个社会关系，把战争关系细分成千条细流，使战争显现为集团、阵线和战略单元之间的一种永久状态，它们相互之间几乎是相互教化、相互对抗或正好相反的相互结盟。”①由于布兰维里耶使复杂多样的战争覆盖了经济、税收、宗教、信仰、教育、语言实践和法律制度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通过战争让社会变得可理解了。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把力量关系当作君主玩弄于股掌的政治技术和政治对象，那么，布兰维里耶则把力量关系视为民族(贵族或资产阶级)可在其历史中加以确定的历史一政治对象。战争实际上是历史话语的真相模型。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真相、逻各斯和历史。无论是上升阶级，还是没落阶级，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人民群众，只要是在战争中，就都能创造历史。历史在政治中起作用，而政治则算计历史中的力量关系。战争引出了话语，话语谈论战争。力量关系强弱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就成了历史一政治话语叙述的主要内容。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42.

②Ibid.,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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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Ibid., 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