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在历史一政治场域内，顺应已被剥夺财富和权力的法国贵族反攻国王的趋势，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就是要批判自17世纪以来把行政国家与国家专制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一权力机制，于是贵族们反攻的首要目标并不全是重新夺取权力和恢复财富，而是必须重新夺取国王的知识(le savoir du roi)。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算在历史上严重迷惑和欺骗了国王和贵族的两种知识：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主要是清算法院、检察官、法学家和书记官拥有的赞美国王专制权力的法律知识，在18世纪中叶主要是清算总督及其官吏们掌握的用来执行国王权力的行政知识和经济知识(重农主义)。因为在这两种知识中，历史都只是权力自己描述自己的历史，国家讲述国家的历史，而布兰维里耶开创的新历史话语则极其重要地把历史叙事从权力运作及其仪式化巩固和公法的形象化表达中解放出来了。当法国贵族们起义时（一方面为反对君主专制而宣扬宪法上的基本自由，另一方面为反对第三等级而维护作为绝对战胜者的无限权利)，当人们远离国家关于国家的法律和行政话语时，当罗马颂歌和光荣经爆裂成碎片而黯然失色时，新的历史主体和客体“民族”就登上了历史舞台。现在民族既是说话者，又是被谈论者。“历史的这个新主体，既是在历史叙事中的说话者，又是该历史叙事所谈论的对象。”①福柯强调那时的民族完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是应该作广义的理解，是指没有边界、没有确定的权力系统、没有国家的相同身份的人群社团。蒂埃里(AugustinThierry)、基佐(Guizot)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都使用这个流动的民族概念。民族革命、民族主义、种族、阶级都将产生于此类社团。关于新历史主体的新历史话语随之具有新的对象范围、新的参照、被聚焦的新历史进程。这种新话语讲述的，不再是权力的光荣历史，而是被故意遗忘，被刻意，甚至敌意遮掩的其底层民众的、恶毒的和背叛的历史。这种新话语关注的，不再是国家法权的礼仪特征，而是如何形成某种历史知识来反对专制权力和法律一行政知识的结盟。法国大革命前后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贵族反抗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谋划，都表达过此类话语。由于这种新历史话语在行政君主制的权力和知识的连接处起着主要的政治作用，王权也试图通过组建一种“历史部”②(ministeredeI'histoire)来组织和操控它，重新把它置于其知识和政治游戏之中。“历史部”在18世纪的创立，人们用历史知识来反对君主专制王朝的行政知识，用历史话语来解决政治冲突，这些都表明随着国王的退让和隐忍，存在着一种也许可以脱离王国基本法的历史素材(如宪法、人民代表等)。但这种历史知识被君主专制重新殖民后，仍然在君主知识和行政知识之间运作，以维护王朝连绵不断的传统。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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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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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17.

②Ibid., p.119.

福柯并不是说历史伴随着布兰维里耶等人而产生，而是说布兰维里耶为了反对专制王朝的总督知识、行政知识而在18世纪初建立了一种历史一政治场域。因为他研究了国家、制度、王权下面与利益、习俗和法律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及其战争史，强调历史不该是权力的历史，而是以下两者之间形成奇怪的可怕对子的历史：一是民众的原初力量，一是最终由某种虽无力却是权力的东西构成的力量。①通过如此这般转换权力分析的轴心和重心，布兰维里耶不再把权力视为所有权、强力，而是把它当作关系。而要研究这种关系，只能也应该按照对该关系运作进行描述的两个代数项来进行：一个代数项从未被确定，另一个代数项也从未是零。②显然，布兰维里耶在描述权力关系特征及其历史时，抛弃了直至那时人们常用来思考君民关系的君权法律模式，而采用了全新的力量关系历史模式。如果说布兰维里耶把权力关系当作历史分析对象，把事件、力量关系和权力运作当作历史内容，把历史叙事等同于政治算计从而第一次把历史与政治连成一体，那么，马基雅维利则仅仅把历史当作大量的例证，当作运用权力的法律原则或策略模式之汇编，而并未把权力关系置于历史领域中加以分析，还把历史与政治分离了。“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历史从来都只是记录力量关系，记录由这些力量关系引起的计算。”③而布兰维里耶则在历史维度中来考察雇佣兵役制、税收增加、农民负债与城市致富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布兰维里耶使得直至那时只是国家管理中的合理性原则作为历史之可理解性原则来起作用。我认为历史叙事与国家管理连成一体是一个首要现象。”④构成历史一政治连续体(le continuum)的，正是作为国家之管理合理性模式而使用的历史之思辨的可理解性框架。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②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50.

③Ibid., p.151.

④ Ibid.,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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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维里耶还通过讲述历史真相，让法国贵族恢复记忆、重获知识而再获力量，改变力量关系。“历史不仅仅是诸力量的分析器或破译器，历史还是改造者。”①历史与战争相互包容。历史从未能躲开或超越战争，历史知识只是辨读、分析、叙述战争。政治斗争与历史知识密不可分，历史知识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历史是斗争的知识。斗争固有的战略和算计与对诸力量进行辨认和分析的历史知识紧密相连。布兰维里耶构建的这个历史一政治场域表明：我们通过历史而身处战争之中。福柯欣赏的这一思想显然是反柏拉图主义的。因为“平静的和柏拉图式的语言和对话形式”②回避了种种激烈的、血腥的和致命的冲突、斗争。

第三节历史一政治话语

从17世纪起，叙述历史一政治场域中恒久权力战争的新话语就是历史一政治话语。福柯区分了围绕君权问题的哲学一法律话语和围绕战争问题的历史政治话语。前者谈论普遍主体、普遍真相、一般权利和持久和平，谈论最简单、最清楚、最普遍的东西，谈论增长的、算计的和战略的却日趋脆弱的理性及其正义和善；后者则谈论特殊战士、作为旨在局部胜利而运作的武器之特殊真相、特殊权利和永久战争，谈论最混杂、最阴暗、最偶然的东西，谈论肉体、暴力、仇恨、报复和激情的非理性。

聚焦于权力/战争关系的历史一政治话语完全不是君主政治的话语，也非绝对君权的话语，而恰恰是反君主的话语。“这种话语实际上要砍掉国王的头颅，无论如何要避开君主，要揭发君主。”③在社会秩序与和平下进行的战争，社会机体内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进行的征服和奴役的战争，就具有了二元特征。从17世纪至今，这种关于永恒战争的新话语，其讲述者既可以是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怀旧的、随波逐流的贵族，既具有巨大冲动的神话基础，又包含民众炙热的复仇情绪。作为忧伤、阴沉的、批判的并具神话色彩的话语，这种完全是历史一政治的新话语在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起来反对传统的哲学一法律话语。“总之，它将被揭发为有偏见的和幼稚的史学家的话语，狂热的政治家的话语，被剥夺财产的贵族的话语或含有未被完善的请愿的粗糙话语。”①经过18世纪的推广，这种在16世纪末才起步并处于边缘地带的新话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政治领域的斗士们都结合各自策略使用这个历史政治话语来与对手们决战。这就表明福柯否认这种历史一政治话语是贵族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能被广泛转移和适用的“话语策略，一种知识和权力的装置”②。这种话语策略最终成了知识的构成律和政治战役的共同形式。福柯认为这个话语策略在民族性、社会阶级和种族这三个方向上展开，形成了分别谈论言说、劳动和生活的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显然，福柯在1966年的《词与物》中仅仅关注人文科学知识的形成问题，而在10年后的《必须保卫社会》中则勾画了历史话语为真实力量关系所贯穿的斗争谱系。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au Collége de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52.

②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c Michel Foucault", Dits et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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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51.

这种历史一政治话语不仅反法律主义，也反卢梭式的自然主义，不仅并不叙述那个规定了国王、王权和臣民根本关系的王国基本法，也不探寻先于社会机体而存在并将构建社会的那种原始人(无论是作为权利交换者，还是作为产品交换者)。布兰维里耶的历史一政治话语树立起始终与文明人交战而从不放弃自由的“野蛮人”(barbare)，正是为了反对18世纪法律思想所谈论的作为交换媒介并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而让渡权利、放弃自由的“原始人”(sauvage)。蛮人、强人、斗士、恶人，他们都是历史人，野蛮人诞生于其所要摧毁的文明人的历史背景中；而好人、原始人、交换者、善人，他们都是自然人，原始人崛起于其自然背景。18世纪历史一政治话语并不是要在革命与野蛮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始终奏响了革命与野蛮的二重奏。福柯断定“社会主义或野蛮”是个伪命题，真实问题就是“革命与野蛮”。相比于法国贵族、君主制和议会都具历史意识，法国资产阶级因其偏爱开明专制因而是反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主义的。这就不难理解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初，资产阶级的卢梭主义恰恰诉诸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来应对在这个权力的理论和分析领域进行战斗的其他政治主体的历史主义。“成为卢梭主义，恰好求助于原始人，求助于契约，就是要躲避由野蛮人、他的历史以及他与文明的种种关系所限定的这整个格局。”①当然，福柯也强调资产阶级的反历史主义并未能阻止历史的重新讲述，并未能掩饰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复活的两大历史形式：罗马的复活和查理曼大帝的复活。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50.

② Ibid.,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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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黑格尔辩证法似乎是有关矛盾和战争之普遍的和历史的运动之话语，但福柯也否认黑格尔辩证法是历史一政治话语的哲学验证。因为辩证法在矛盾的逻辑中对战争、斗争和对抗进行编码，并把它们纳入总体化和最终根本上不可逆的合理化这个双重程序之中，并最终在历史上构建了普遍主体、调和的真相，以及对所有特殊性都予以落实的法律。黑格尔及其同道作为哲学一法律话语的代言人就对记录、宣告和实施社会战争的历史一政治话语进行了殖民和专横调解。“辩证法就是凭哲学秩序或许政治秩序而对这种拥护根本战争的苦涩话语进行的调解。”②

福柯注意到虽然在18世纪历史话语把战争视为政治关系唯一的基本分析器，但从法国大革命起，历史话语却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对组成历史可理解性的战争这个要素进行了缩减、限制、殖民、分散、教化，甚至平息。从19世纪起，作为历史背景的无止境的战争和作为政治主要因素的支配关系，这个双重威胁将被缩减和分散为区域威胁、暂时插曲，并最终在和解的意义上被平息。如此被操控的战争不再构成历史，而是保护和保存社会，内战是为了保卫社会以对付来自社会机体内部以及社会机体本身的种种危险。“这就是社会战争思想史上的历史(l'historique)向生物(le biologique)的重大翻转，社会建制(le constituant)向医学(lemédical)的重大翻转。”①对战争的理解发生如此重大翻转的原因是民族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17世纪的历史话语在法律层面上讲述国家自身的合法性，强调民族形成于臣民与其国王的人身一法律依附关系，18世纪的历史话语则否认国王组成民族，而是把国王视作一个民族用来与另一个民族交战的工具，并强调旨在作战的民族力量并非国家力量，叙述民族的历史作用就是使用军事力量去统治其他民族，那么，19世纪的历史话语则聚焦于民族与国家的依存关系，用从有可能构建国家的个体到国家本身的实际存在之间的垂直关系来刻画民族，叙述民族的历史功能是使用民事力量来治理和掌控国家。“民族不再主要是野蛮和好战的统治关系中的合作伙伴。民族是国家之积极的、构建性的核心。”②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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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50.

19世纪的历史话语虽然偏向国家，不再反国家，但已不让国家掌握自身话语并为自己辩护。“它将书写那种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在民族的国家潜在性与国家的现实整体性之间无休止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③这将是一种从潜在到现实、从民族整体性到国家普遍性的直线型历史，这将是民事力量关系(而非军事力量关系)运转的历史。如果说布兰维里耶在18世纪是以战争类型的统治来使用经济、教育、语言、知识这些民事制度，那么，人们在19世纪为了国家扩张而进行的民事斗争就已取代了18世纪的为统治而发动的军事战争，人们使用上述民事制度主要是为了国家及其普遍性这个民事斗争的目标。相比于民事斗争这种常态，军事斗争和国内战争都仅仅是插曲、危机。从19世纪起，历史话语叙述的是这两种斗争相互交叉、重叠的历史，尽管人们采取具有普遍主义的民事斗争形式是常态，采取具有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二元对立特征的军事斗争形式是插曲。法国大革命是暴力战争的最后一曲，是旨在实现国家普遍性的民事冲突和斗争的军事工具。第三等级成为法国唯一的完整的承担起国家责任的民族。民族一国家的一体性终止了18世纪军事战争模式下民族的二元性以及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所有统治关系。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94.

② Ibid., p.200.

③Ibid., 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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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福柯并未停留在“从帝国到民族一国家”这一传统历史解释的简单模式，也未因为历史事实复杂多样而预言“帝国一后帝国”的笼统理论框架，而是从战争模式出发延展和深化了“帝国一民族国家一国家种族主义”这一话语历史轴线。于是，对历史一政治话语之演变为国家种族主义的考察是福柯政治历史主义重点关注的又一个话题。有关种族战争的历史一政治话语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了两次变形：与民族解放和殖民运动相联系的生物学上的变形；在社会战争背景下，同一个种族内上下两个不同等级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意义上的变形。曾经在17世纪处于边缘阵营的种族斗争话语经历第二次变形后，成了社会种族主义之中心化、集中化、集权化的权力话语：此时战斗并不是发生在两个种族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个种族内部的在掌握权力、持有规范的人与缺乏权力、偏离规范、威胁生物学遗传的人之间，种族清洗、种族隔离、社会规范化都是以种族斗争话语为原则来进行的。此时我们斗争的最高使命不再像该种话语起初宣称时那样必须通过保卫自己来对抗敌人、对付社会，因为敌人使用社会上的国家机器、法律和制度这些工具来奴役我们，而是我们必须保卫社会来对付下等种族之反种族的生物学危险。这个最高使命就是国家种族主义所实施的社会规范化、社会保守主义的整体策略。种族主义把以往的战争论题变成了生物进化论题，把战争意义上的战斗变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战斗，把以往由两个种族、两个集团组成的二元社会变成了生物学有机体的一元社会，把国家必定不公正这一论题变成了国家必定保护种族完整性、优越性和纯洁性这一论题。“我认为当种族纯洁性论题取代种族斗争论题时，种族主义就诞生了，或者反历史正在变成一种生物学种族主义。”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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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发现如果处于斗争中的诸种族的话语曾是人们用来反对罗马式君权之历史一政治话语的武器，那么，单一种族的话语则利用该武器转而服务于由国家把持的统治权的利益，此时该统治权的光辉和活力是由医学—规范化技术来确保的，而不是由魔力一法律仪式来保障的。种族主义虽利用了种族斗争话语，但关注的不再是法律、两个种族、解放的允诺，而是规范、唯一种族、种族纯洁性。作为古老种族斗争话语的变形和革命话语的替代，这种种族主义在20世纪还经历了两次变形:纳粹的国家种族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20世纪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的两大疾病。其中国家种族主义为了保持种族的完整和纯洁，利用古老的宗教反犹主义以清除犹太人危险的生物学特征之名来排斥甚至清除大量犹太人。“在很多点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只是延续了在西方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中业已存在的一整个系列的机制”②：大政党、管治机器、像劳动营那样的压迫技术。福柯这里要强调疯狂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国家与自由西方社会政治理性的权力机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71.

②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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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政治历史主义

哲学家拥有哪种主体观往往决定了其相应拥有哪种历史观和政治观。凡是主张意识主体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哲学理论，势必把思想史看作是连续的，凡是把人类意识变成任何生成和任何实践的原初主体的哲学理论，也势必把历史分析变成有关连续的话语。连续的思想史“对意识统治权来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避难所”，“连续的历史是主体之奠基功能不可或缺的相关物”①。秉承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思想，反对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哲学，福柯的政治历史主义集中反映了其话语主体观、话语历史观和话语知识观的内在联系。

1.福柯的政治历史主义清除了像法学家或哲学家那样的普遍主体、普遍真相和一般权利，而谈论身处某个战场的战士通过力量关系的较量而获得的特殊权利和具体真相。尼采拒斥形而上学设定永恒真相、不死灵魂和总是自身同一的意识而从超历史的视点来追求同一性、客观性和绝对性，反对那种“让我们无处不在并为全部过往变迁提供和解形式的历史”②。福柯秉承一贯的主体哲学立场，不仅拒斥大写主体的奠基作用和普遍真相的拥有者，还沿袭尼采谱系学注重底层的思想方法来翻转可理解性的传统价值③：福柯不是从最简单、最基本、最清晰的事情中，而是要从最混杂、最阴暗、最无序、最偶然的事情中辨认出一种增长中的合理性、计算和战略的合理性，因为一种根本的、恒久的、本质上与正义和善相联系的合理性隐藏在表面的偶然之下，隐藏在肉体和激情的可见野蛮之下。福柯与尼采一样要“以一种完全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和人类学的记忆模式的方式去使用历史”①，抛弃在历史一政治问题上对实在性、同一性、连续性和真相主体性的追求，而展现出历史事件中的个体性、异质性、非连续性和认知主体的牺牲。历史意识表明知识意志所特有的不公正要摧毁追求真相和绝对知识的认识主体，基于不公正之上的认识之激情和本能会让人类死亡。求真意志在必须牺牲认识主体时就失去了任何真相意向。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9, p.22.

②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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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