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福柯一贯批判先验奠基主体，也拒斥经验综合主体，而倡导话语主体、历史主体。福柯并不想排斥主体问题，而是想界定主体在话语多样性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功能。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已从话语对象、陈述行为、概念和理论选择四个方面全面否认了超历史的话语类型、认识的纯粹形式和心理主体、理想性结构和思想的连续性等存在的可能性，而强调处于话语范围内并占据不同位置的话语主体所起的功能散布作用，并用“历史先天”②(l'apriorihistorique)这个词来表达话语实证性所起的既具真实意义又具特殊历史的作用。同样，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知识意志》等作品通过“区域批判”，清除了历史—政治领域内的普遍主体、绝对主体，解救了“被征服的知识”和“边缘的知识”，阐发了话语主体及其真相在知识一权力游戏中得以构成的历史存在论。

2.福柯的政治历史主义让福柯成为一个坚定的历史主义者和反柏拉图主义者。鉴于历史的特权在于发挥西方文化和西方合理性之内在人种学的作用并因此体现一切人种学的可能性，这种政治历史主义就并不想把本属于哲学的立法和批判力量归于历史，因而并非19世纪那种试图发挥哲学之哲学作用的历史主义。③福柯把战争视为权力关系的分析器，以历史无休止的运动为参照、在历史的维度上来回忆被遗忘的斗争、揭示被遮掩的胜败、展现在法典中凝固的鲜血。历史—政治话语的形成既不遵循诸事件没有巧合和重叠而只有前后相继的线性言语模式，也不遵循意识的现在在未来的开启和过去的存留中始终逃避自身的意识流变模式，而是遵循历史一政治域中始终有力量关系较量的战争模式。历史一政治话语是有自己的连贯和接续形式的关于生命权力的实践。如果历史不再参照主体的综合活动，如果历史这个古老的城堡不再为意识的统治权提供既隐蔽又优先的庇护所，如果历史能产生的确定的话语类型本身具有自己的历史性类型并相关于整组各种各样的历史性，如果历史的各学科中确实存在着间断和差异、系统和转换、系列和初端(seuils)等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把“生成”与“系统”、“历时性”与“共时性”、“历史”与“结构”对立起来。福柯要让历史领域摆脱人类学的束缚，但并未采取把结构主义方法转移到历史领域尤其是认识史领域这样的手段，而是借鉴了尼采的谱系学方法。尼采谱系学确信我们生活在无数相互缠绕的、流逝的、偶然事件之中，而把事件理解成相互对立的力量之间的对垒关系，从而批判了理性主义传统倾向于把特殊事件纳入理想的连续性目的论进程或自然因果序列。福柯欣赏尼采拒绝让历史成为哲学的奴婢。尼采的真实历史(wirklicheHistorie)“在垂直于自身所处位置的方向上实施着历史的谱系学”①。摆脱超历史的历史，避免整个人类学主义，拒绝对历史作意识形态使用，也就是对历史作谱系学使用，就是对历史作一种严格的反柏拉图主义的使用。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53.

② Michel Foucault, I.'Archéologie du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9, pp.174—175.

③ Michel Foucault, "Sur lesfaçons d'écrire l'histoire", Dits et écrits, I, 1954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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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传统大多在追求知识、真相、秩序、和平、必然。柏拉图主义主张知识和真相专享秩序与和平，从而排除了混乱、战争具有知识和真相的任何可能性。现代国家通过18世纪知识的“戒训化”深深移植了这个柏拉图主义而排斥历史主义。从19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哲学派别都反对并要加以驱逐的最可怕敌人就是历史主义，主要原因就是历史主义把历史知识与战争实践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福柯恰恰要捍卫这种历史主义，研究历史知识所叙述的战争以及被战争所穿越的历史知识。福柯确信战争、战斗、胜利、掠夺和屠杀决定了国家及其权利、和平和法律的诞生。由于战争在任何权力机制中运作，因此和平、秩序和制度都是由战争开启和维持的。战争图式决定了社会结构既非金字塔式的，也非三元的，而是二元的：两个集团、两类人、两支军队始终处于永久战争之中，而没有任何中立的可能性。战争只有在我们获胜的情况下才能结束，可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胜。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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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50.

3.福柯的政治历史主义重估了国家的地位和知识的功能。18世纪通过把战争的历史以及经由历史的战争当作话语工具来批评国家，从而使这个战争一历史关系成了历史一政治学崛起的条件。历史是政治斗争的一般话语，而不再是关于国家自身的法律话语了。从18世纪至今，国家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而依次是通过不同手段对关注个体肉体的技术知识和历史知识实施“戒训化”，对涉及整体人口之生老病死、整个生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和社会保障等知识进行“调节”。随着民族职能发生变化，历史话语从18世纪的一种根本上反国家的知识，转变为19世纪的一种虽已不再反国家但限制国家自我表白和自我辩护的知识。

福柯的政治历史主义改写了启蒙运动的问题，挫败了启蒙运动的提问法。鉴于科学史遵循认知—真相这个轴心，知识谱系学则遵循话语实践一权力对抗这个轴心。如果从历史一政治学的战争模式来看，那么在18世纪所发生的一切，就不再是认知对无知的斗争，理性对幻想的斗争，经验对偏见的斗争，推理对谬误的斗争，不再是进步对落后、阳光对黑暗的斗争，而是一些知识对另一些知识的复杂战斗。各种知识凭其特有形态、敌对持有者、固有权力效应而相互对立。①福柯否认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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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历史知识冲破黑暗取得进步的世纪，实际上，不同的历史知识具有其复数的、多形态的、多重的、分散的存在，它们随着政治斗争的展开而彼此处于愈来愈紧张的关系之中。

鉴于18世纪技术知识之戒训化(disciplinarisation)和学科化而同时成为经济和政治这两种斗争的赌注和工具，18世纪历史知识受到权力的戒训化和同质化(homogénéisation)而成为学科和国家知识，却只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意识的增强必须以历史的世俗化为前提。历史并不是以叙事为模式而被组织为一整套处于规定性等级中的事件:个体们身陷这个超越他们和轻视他们的整体性之中却同时也许是这个整体性之不清醒的作者。①历史不是颂扬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经，历史抗拒国家的戒训化，历史与斗争相联系，历史是处于斗争中的主体的意识和话语。虽然国家的戒训化是成功有效的，但历史意识的相互斗争又加强了“非国家的历史、处于边缘的历史、处于斗争中的主体们的历史”②。福柯断定从18世纪以来，以下两种历史的共存将是常态：一是以历史学科为形式而实际上被戒训化的知识，一是多形态的、分散的和战斗的历史意识(政治意识的侧影)；福柯确认这两个层面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虽愈来愈分离，但并不影响各自的存在。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此话不仅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历史意识和历史话语。

历史是战争史。福柯的政治历史主义，通过区域批判实施“反科学”和“反历史”，划定刀光剑影的战场“历史—政治场域”，厘清历史一政治话语与哲学一法律话语的根本差异，改写启蒙运动问题，重新定位民族和国家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在战争图式上重新描绘“帝国一民族国家一国家种族主义”这一解释世界历史的全新模式，从而揭示历史话语的真相：战士创造历史，历史在战斗中被创造，人类身处历史而成为政治动物。虽然马克思在19世纪因关注剥削问题而谈论经济关系，而福柯在20世纪因关注管治(police)问题而谈论权力关系，但他们都是站在哲学高度、在历史维度上来批判反思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显而易见，虽然福柯通过详尽分析诸多领域中权力关系的实施和运作而丰富了社会关系的内涵，但福柯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强调经济关系对于社会意识的最终决定作用。总之，我们只有从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相统一的视角高度才能确切把握福柯独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ur lesfaçons d'écrire l'histoire", Dits et écrits , I, 1954—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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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66.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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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20世纪末、21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AntonioNegri)、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埃斯波西托(RobertoEsposito)更是推波助澜，把福柯的“生命政治”发展成为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学说，推动传统生命哲学走过了经由生命政治转向死亡政治的历程。无论是福柯的生命政治，还是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无论是阿甘本的死亡政治，还是埃斯波西托的免疫学，都凭其对当下现实生活的聚焦、质疑而体现出鲜明的思想创造性特色，在21世纪政治哲学舞台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如果说福柯更多强调的是生命政治在调控人口实现富国强民目的上具有的积极的生产性方面，奈格里关注的是生命政治发展中体现出的生产性和扩张性力量，那么，阿甘本则以过度司法化和去历史化方式凸显生命政治的否定性，甚至悲剧性效应，而埃斯波西托既要避免阿甘本那样无视历史维度，也不像奈格里那样把哲学视角与历史视角融合在一起，而是阐发了一种如何让社会机体规避某种“共同体交往”危害并处理好生命的守护与剥夺之间关系的免疫学理论，旨在把上述两种对立的意大利生命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本章集中探讨在生命政治问题上福柯与奈格里、阿甘本之间的思想联系与差异。

第一节生命政治生产：福柯与奈格里

福柯在《知识意志》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等作品中分别探讨了作为权力技艺的生命政治之缘起和框架，奈格里和哈特(Hardt)则在《帝国》等论著中论述了生命政治生产，探究诸众(themultitude)本身借以主宰生命的生命权力运作，阐发一种能揭示针对生命形式之各种斗争的新生命政治，从而拓展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如果说福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梳理重在论析古典时期向现时代的转型过程中遍布各处的权力机制运作与个体抵抗之间关系的变化，那么，奈格里致力于探讨西方社会从现代转向后现代之后帝国生命权力实施与诸众革命之间的关系，强调后现代构建力量起始于生命政治基础，横跨整个存在视域，渗入时间性的每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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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现代帝国主义衰落之后，就崛起了以新的全球主权为形式的帝国(Empire)。帝国这一范式既是网络系统，又具等级结构。帝国的形成并不基于契约，也不借由联邦制，而是源自一种新的经济一工业一交往机器，即全球化生命政治机器。虽然他们同福柯一样认为权力必定还起积极的作用，但他们所谓的帝国没有权力中心，也无固定的疆域，也无三个世界的划分，财富的创造也成了生命政治的生产(biopoliticalproduction)，即全方位的社会生活本身的生产。①帝国权力关系解释了新的生命政治的、经济的和制度的系统，社会生产与处于社会生产核心处的基本合法性(legitimation)规范就同样重要地扩展至整个生命政治社会空间，而不再有主次之分、经济基础和上层结构之分。②在生命权力(biopower)统治下的帝国，经济生产与政治建构愈来愈趋于重合。帝国统治着整个社会生活，帝国呈现出生命权力的典范形式，并致力于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③大众(themul-titude)要重新组织和引导全球化进程，来进行反抗和颠覆帝国的斗争，从而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作为生命政治生产和再生产最直接的行动者·大众的创造力和预言力就成了后现代革命反抗帝国的生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iii

② Ibid.,p.41.

③ Ibid., p.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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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军。

帝国权力关系解释了新的生命政治的、经济的和制度的系统，社会生产与处于社会生产核心处的基本合法性规范在整个生命政治社会空间内同等重要，而不再有主次之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分①。在生命权力(biopower)统治下的帝国，经济生产与政治建构愈来愈趋于重合。帝国统治着整个社会生活，帝国呈现出生命权力的典范形式，并致力于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②

奈格里和哈特之所以强调从思想王国转入生产王国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认为生产王国最能清楚地展现社会不平等，也最能有效地抵抗和取代帝国的强力。奈格里和哈特在用生产概念来包容生命概念时，使得生产成了生命政治性的生产，从而拓宽了福柯生命政治的空间向度。奈格里确认福柯的著作确定了帝国统治从戒训社会转向治理社会的职能变换，并让人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命政治本质。奈格里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马克思曾确认的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占有过渡到实质占有，也就是与福柯所说的从基于司法权力的戒训社会向基于生命权力的治理社会的过渡是同步的。福柯从权力运作、权力抵抗和主体呵护等角度、方面去分析权力关系，这其中一个角度也是奈格里所尝试的，奈格里主张从工人的“自我肯定”这个角度去分析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当然，奈格里不同于福柯之处明显体现在福柯视野尚缺乏“资本”维度并拒斥阶级分析。

在《生命政治的生产》一文③中奈格里和哈特强调从司法观点我们虽然已能领会帝国之观念发生的某些要素，但难以理解帝国“机器”在社会现实中如何实际运转。为此，奈格里要探究权力范式的具体条件和实际变革，他不仅揭示社会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量，还要阐明激发此种生产的主体性。他们承认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为他们审视帝国权力机制铺平了道路，但也表明了他们的思想见解不同于福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社会形式方面，福柯的工作使得奈格里和哈特能确认西方发生的从戒训社会(société disciplinaire)向控制社会(sociétédecontrôle)的历史性的和决定性的过渡。监狱、工厂、学校、医院这些戒训机构通过构造思想和实践的边界，通过准许或规定异常者或正常者的行为举止来实施其戒训权力。但奈格里和哈特把福柯的戒训化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和古典时期延伸至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整个初期，并主张控制社会是在现代性终结处开启的并朝向后现代，且社会控制的权力机制总是显得较为“民主”、较为内在于社会领域，散布于公民的头脑和肉体之中。“权力固有的社会整合或排斥行为因而愈来愈在主体自身中内化。”①不同于戒训社会中的惩戒权力通过监狱、工厂、学校、医院这些社会机构从外部来影响个体的活动，权力与个体的关系是封闭的、静态的，权力的戒训侵入抵消了个体的抵抗，而控制社会中的生命权力则通过强化和推广针对灵肉的正常化机器，借助柔顺的、可调整的和浮动的网络从内部来影响生命和欲望，权力与个体的关系是开放的、动态的，权力通过全部社会关系而直抵人口的灵肉深处。其次，福柯的工作使得奈格里和哈特能确认这个权力新范式的生命政治性质。“生命权力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它从内部，通过追随、解释、吸收和重组社会生活来操控和管理社会生活。”②权力只有成为全部个体心甘情愿加以包容和复活的一个整合的和生命的功能，才能确实有效地控制人口的整体生命。生命权力就是要管理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01, p.41.

② Ibid.. p.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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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MichaelHardt,Antonio Negri, «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2000/1(n°1)，pp.16—28.此文也是《帝国》一书第二章的大部分内容(MichaelHardt，AntonioNegri,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001,pp.22—34)。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马克思谈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占有向现实占有的过渡，法兰克福学派分析国家的极权统治或启蒙的反常辩证法对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占有，而福柯探讨的从戒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过渡与前两者根本上是不同的:福柯并不聚焦于由马克思描述、接着由法兰克福学派重新表述和展开的那个占有过程的单向度特征，而基本上是探讨了后来被德勒兹和瓜塔里更为清晰地加以阐发的复(lapluralité)与多(lamultiplicité)的悖论。当现实占有被视为不仅围困社会的经济或文化维度，而且还特别包围社会生命(biossocial)本身时，对这种占有的分析就扰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线性的和极权的形象。一旦市民社会被国家吞并，各种抵抗就在社会网络中心活跃起来；个体点在“千高原”(milleplateaux)上就显得独特了。因此，福柯所隐含的、德勒兹和瓜塔里所阐明的，就是权力的悖论，该权力自身通过统一和包容社会生活的全部要素(同时失去其实际调停不同社会力量的能力)，显示出一个新背景、一个不可控的多样的和独特的新环境、一个事件环境(unmilieude l'événement) 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②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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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这些关于控制社会和生命权力的理论描绘了帝国理论全部的两个基本方面。主体新的多方面性(universalité)应该在这个帝国概念的框架中被理解，权力新范式趋向于这个终极目的。于是，在基于契约形式或联合国形式而构建起来的原有的国际法理论框架与帝国法的新现实之间就出现了真实鸿沟。当新的法律概念出现在全球化背景中并能把整个地球当作唯一的系统整体时，我们就必须假定一个直接的先决条件(特别状态中的行动)和一个合适的、灵活的和形塑技术(管治技巧)，作为新帝国法的坚实内核和关键要素。特别状态中的行动和管治技巧与独裁和极权主义的司法手段毫无关系。法律权力仍然严肃、依然起关键作用：成为程序上的力量。“这个彻底的变革显示出权力与主体性之间非调停的关系，同时表明了先前”调停的不可能性和事件之不可操控的时间多样性。”②新的超国家法律应该在三重规定性基础上得以确定：支配地球的无限空间，渗入生命政治世界的深处，面对不可预见的时间性。正是在此，帝国概念必须为自己的确立奋斗并证明自己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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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20.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