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奈格里把生命政治生产定位于后现代，因为资本主义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可由两大变化来加以刻画：工人或无产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些生产者都愈来愈使用头脑来进行生产，生产关系也必定随着劳动一力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变得愈来愈极权和凶残，已从控制和剥削工人变为控制和剥削全体公民，资本主义生产已是生命政治生产。①由此看来，权力新范式的生命政治背景对奈格里和哈特的分析是完全关键的。他们认识到，这个背景向权力所提供的，不仅有服从与不服从之间或形式的政治参与或拒绝之间的选择，还有生与死、贫与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全部选择。鉴于新的权力概念在探讨帝国权力的这个维度时会遇到巨大困难，鉴于新的权力概念未能具体地触及生命权力所有实际方面，帝国法最多只能部分地再现世界秩序新构造的下层图式。因而，奈格里和哈特的分析也就聚焦于生命权力的生产性维度。

奈格里先是分析了福柯思想在处理生产与生命权力和控制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存在的理论得失。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那些著作中，福柯认为如果不弄清楚生命政治背景是如何逐渐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就难以理解大革命前旧体制的“主权”国家向“戒训”国家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不仅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还在身体中并且凭借身体来进行。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福柯设法把社会再生产的问题和所有的“上层建筑”要素都置于基本的物质结构的界限内，并且不仅依据经济，还依据文化、灵与肉来定义这个领域。虽然福柯强有力地把握了社会的生命政治境域，但福柯在人文科学领域内重新创造了一种功能主义分析而实际上牺牲了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动力创造机制，以至于福柯给不出“何谓bios?”的答案，以至于福柯不理解生命政治社会中真正的生产动力学。不同于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则坚实地扎根于社会存在的生产问题，聚焦于社会生产的存在论要旨(lasub-stance ontologique)。社会机器的恒常运转生产了世界以及建造世界的主体和客体。德勒兹和瓜塔里似乎还是只能确实地设想到连续运动的趋势或绝对流变，以至于在他们的思想中，创造性要素和有关社会之生产的激进存在论，既无要旨，也无权力。他们虽然发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性，但最终只是表面上并且昙花一现地把这种生产性表述为一个不确定的、被不可操控的事件所标记的混沌境域。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Antonio Negri, Time for Revolution, Continunm, New York • London, 2003,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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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当代意大利学者们轻易地捕捉到了社会生产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确认基于生产劳动新性质的生命政治维度及其在社会中的生动发展。他们的研究由相互协调的两个设想组成。一个设想是分析生产劳动的近来转变及其变得愈来愈非物质的趋向。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原先由工厂工人的劳动力所占据的关键作用，现在愈来愈由一种脑力的、非物质的、基于交往(lacommunication)之上的劳动力所获得。于是，很有必要展开一种新的关于剩余价值的政治理论，它能提出处于剥削机制核心处并或许因此处于无产阶级反抗核心处的这种新资本主义积累的问题。第二个设想，作为第一个的逻辑结果，就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活生生的劳动之社会的和瞬间成为交往的维度，并由此提出处于剥削中或潜在反抗中的主体性的新形象问题。因此，在一种新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就必须明确提出一种经由认识、交往和语言的主体性新理论。这些分析把生产置于语言和交往的境域中，确立了生产在社会构建的生命政治进程框架中的重要性，表明生产力的新形式足以具体地把握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动态的和创造性的关系。这些分析最严重的不足之一，就是倾向于只是在精神的而非物质的方面来探讨生命政治社会中新的劳动实践。可是，在生命政治的背景中，身体的生产性和情感(affects)的价值恰恰是绝对关键的。因此，奈格里和哈特要论及当代经济学中非物质劳动的三个主要方面：基于信息网络的工业生产的交往劳动；符号分析与问题解决的交互作用劳动；情感生产和操纵的劳动。这第三个方面因聚焦于身体的生产性而在生命政治生产的当代网络中显得尤为重要。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当代意大利学者们的这些分析虽然标志着某种进展，但其概念框架仍然太过单纯、几乎纯洁，只是触碰到了生命权力之新理论框架的生产动力学的表面。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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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p.21—22.

因此，奈格里和哈特打算从这些意大利学者部分成功的尝试出发进行工作，以确认生命政治生产的潜力。恰恰是通过以连贯的方式对照那些描绘了我们所说的生命政治背景的不同特征，通过把这些不同特征归并到生产之存在论，奈格里和哈特才能够辨别集体生命政治躯体的新形象。该躯体成为结构，这不是通过否认那激发它的原初生产力，而是通过确认这种生产力；该躯体成为语言，成为既是科学的又是社会的语言，这涉及一大群正在寻找关系的独特的和确定的躯体。该躯体，既是生产，又是再生产，既是结构，又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既是广义上的生命，又是狭义上的政治。②奈格里和哈特必须下沉到由集体生命政治躯体提供给他们的生产性的和冲突性的规定性丛林之中。因而，生命的展开、世界和历史的构建过程就成了他们的分析背景。③

通过寻思帝国机器之政治的和至上的要素会如何构成，奈格里和哈特发现根本没必要局限于分析那些业已确立起来的超国家的调节机构。只有当我们在世界秩序之生命政治生产的动力学框架中加以思考，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这样的国际组织、多国或跨国机构才在超国家的司法构建中变得重要和有效。而民族一国家的旧框架至多有助于形成和培育帝国机器的行政人员、有助于树立新的帝国精英。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p.23—24.

②③ Ibid,,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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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跨国和多国协会在某些基本方面构成了生命政治世界的结缔组织。实际上，资本总是在全球视域中被组织起来的，但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多国和跨国的工业和金融协会才真正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开始构成全球范围的疆域。某些人认为这些组织只是占据了资本主义发展先前阶段(从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直至20世纪的福特主义阶段)由不同国家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所把持的位置；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这个想法部分地是对的，但又强调这个位置本身被资本主义的新现实所大大改变了。这些协会的活动不再通过强加抽象命令、组织十足的掠夺和不平等交换而得以确定，这些协会的活动直接构成和表述疆域和人口，并趋于把联合国变成用来记录由联合国开启的商品、货币和人口之流变的简单工具。跨国家协会直接把劳动力分散在不同市场上，从功能上赋予种种资源，从层级上组织世界性生产的各个部分。②“那架选择投资并支配金融和货币玩法的复杂机器决定了世界市场的新地理学，即真正地决定了关于世界的生命政治新构造。”③

鉴于帝国的生产是脑力生产者和体力生产者齐上阵的后现代生产.
帝国的交往也是愈来愈趋向于使用脑力作为交往工具的后现代交往。
无论是后现代生产者，还是后现代交往者，帝国的新主体只能是“诸众”。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从金融视角看，世界图景较为复杂，人们可区分价值视域与分配机器，积累机制与交往手段，权力与语言。一切都在金钱的控制之中。生产、再生产和交往都披上了金融的外衣，在世界舞台，每个生物政治形象都穿着其货币华服。④巨大的工业和金融力量不仅生产商品，还在生命政治背景框架中产生施动的主体性(需求、社会关系、灵与肉)，产生了生产者、交往者。在生命政治领域中，生命注定为了生产、交往而劳动，生产、交往注定是为了生命而劳动。这是一个大蜂巢，蜂后在其中一直监视着生产、再生产和交往。交往网络的展开与新世界秩序的涌现有机相连，这是因与果、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借助于网络来增加和构成相互关系，交往不仅表现出还组织了全球化运动。想象物(1'imaginaire)在交往机器的框架中被指引和传导。曾经被有关现代性权力的种种理论视为外在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切，现在则被看成是内在于这些关系本身的。社会空间的政治综合被固定在交往空间之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交往工业才占据关键地位。权力作为生产者来组织生产，作为组织者，权力又像权威那样发声。语言，作为交往者，产生商品，创造了主体性的增添，语言使这些主体性相关并对之进行层级化。交往工业把想象物和象征物整合进生命政治结构中，不仅通过使它们服务于权力，还通过真实地把它们整合进权力的运转之中。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②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25.

③Ibid., 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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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Ibid., p.26.

奈格里和哈特接着讨论新世界秩序的合法性(lalégitimation)②和交往工业的关系问题。这个合法性既不产生于先前存在的国际协定，也不产生于早先初步的、基于国际法条约而创立的超国家组织的运转。帝国机器的合法性至少部分地产生于交往工业，即产生于新生产方式之转变成一架机器。这是一个产生自己权威形象的主体。这是一种只基于自身的合法性形式，是一种不停被自己的自动有效的语言的展开所重新明确表达的合法性形式。

奈格里和哈特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交往是生产之支配性领域之一并影响整个生命政治领域，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交往和生命政治背景视为共存的并具有共同的范围。而这个想法就把奈格里和哈特的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区别开来了。“实际上，当哈贝马斯展开交往行动概念，大力证明该概念的生产形式及其随之而来的逻辑结果时，他总是始于一个外在于这些全球化结果的视点，总是始于一个能阻止个体被信息所殖民化的有关生命和真相的视角。然而，帝国机器证明这样的视点和视角不再存在。”①相反，交往生产与帝国合法性的构建步调一致，不再能被分开。帝国机器具有自动生成者(auto-générateur)、自动调节者(auto-régulateur)、自动有效(auto-validante)的特征。任何探讨后现代性状况的司法理论都必须考虑这个关于社会生产之严格意义上的交往定义。帝国机器打算提出一个普遍公民身份的设想，并为此通过按照完全后现代的模式来消解身份和历史，来强化其干预交往关系整个要素所具有的实效性。“但是，与许多后现代考量所采取的方式相反，帝国机器远非消除基础性叙事，而是要真正生产和再生产基础性叙事(尤其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叙事)，以便使自己的权力有效并颂扬自己的权力。”②总之，理解帝国法之实效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根本关键就在于这种语言与生产相吻合，现实之语言学生产与自动有效地语言相吻合。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p.26—27.

② Ibid.,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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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做两点评论。首先，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是在吸收前人思想并结合时代发展新状况的背景下阐发的，明显具有综合马克思、福柯、哈贝马斯等多种思想因素的特征。但他们以生命政治生产和交往的动力学之名来批判福柯的“结构主义认识论”(l'épistémologie structuraliste)却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为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与其说是一种结构主义，还不如说是一种新实证主义或政治历史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生命政治主要是为了构建一种聚焦当下时代诊断的历史存在论，而非一种像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再生产存在论。其次，如果说在批判现代性、反思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在19世纪面对贫困问题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时主要谈论生产技术，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8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而探讨交往技术，福柯在20世纪70—80年代面对密布的权力网罗而聚焦权力技术和自身技术，那么，奈格里和哈特则在面对新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时，在生命政治框架内把生产(尤其是非物质生产)技术与基于语言和符号形式的交往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却又不如福柯那么看重自身技术及其与权力技术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La production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n°1),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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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28.

虽然福柯、奈格里都强调至高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社会形态转型，如福柯认为对应于国家动力由中世纪权力等级制向现代戒训制的转变，社会形态也由管控型(主权范式)向功能型(治理性范式)转变，但奈格里更倾向于把此种转型视为主权概念内的转变：“现代性以制造秩序功能的超越性取代了传统的管控(command)超越性。”①这里的超越性是指主权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管控超越。韦伯彻底摧毁了黑格尔的现代国家主权观。现代性的衰落、现代主权的实现标志着生命权力的诞生。而在当今，市民社会不再是资本与主权之间适当的调节点，随着市民社会的消亡，学校、工厂、医院、家庭这类戒训机构的衰落，就出现了控制型社会的网络。然而，在控制型社会中仍然有戒训在起作用，且戒训更趋向于普遍拓展。奈格里进而断定福柯理论分析的精彩核心就是主张戒训的实施绝对内在于管控下的主体性，戒训是内在于我们主体性本身的内在驱动力。②奈格里认同福柯的观点：人性得有自然的特殊性，并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的人。在这样超自然本性的人死后，唯有通过诸众内在的创造性生命力量来创造我们自己和世界。因为流动的诸众必须通过生产、自身珍视和自由这些活动来获得一个全球公民身份，诸众具有的自由流转力量是一种反帝国存在论的首要伦理行动。③鉴于生产与生命在生命权力的帝国范围内趋于重合，诸众就在整个生命领域内以存在的欢乐投身到反抗权力宰制的革命斗争之中。鉴于生命权力与共产主义、合作与革命可整合在爱、单纯和天真之中，奈格里显示出“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不可抑制的轻松和快乐”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8.

②Ibid., pp.328—329.

③ Ibid., 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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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死亡政治：福柯与阿甘本

阿甘本在福柯、本雅明、阿伦特、施密特、德勒兹、海德格尔等人影响下，也在21世纪初发展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不同于福柯、奈格里对生命权力所持的积极乐观态度，阿甘本基本上对生命权力持消极否定态度。鉴于奈格里与福柯的生命政治都重在历史性分析，划分跨度较大的历史时期(文艺复兴一古典时代—现时代，中世纪—现代一后现代/帝国），阿甘本则提出了侧重于结构探究的生命政治理论。由于阿甘本看到当今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都接连成为居伊·德波(GuyDebord)意义上的“景观国家”和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议会制”，当代政治哲学摧毁性地把所有制度与信仰、意识形态与宗教、身份与共同体都分离开来并掏空其内容，以便重复和恢复其明确无效的形式，所以，阿甘本就强调对历史终结的考察必须同对国家终结的探究结合在一起，主张要让一种非国家和非法律的政治学和人类生活来掌控历史性，以揭开国家对历史本原(archē)的遮蔽。②阿甘本本质上大体赞同福柯的观点：当今的关键在于生命，政治也就转变成生命政治。但阿甘本理解这种转变的方式却不同于福柯。鉴于主权者的至高权力始终在生产和决断无处不在的“赤裸生命”(nudavita，barelife)，赤裸生命面对至高权力的生杀大权毫无生存可能性可言，阿甘本要探寻那种不能从中分离出“赤裸生命”而是具有种种生存可能性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之生命，并确信这种抛弃了赤裸生命的生命形式将成为未来新政治的指引概念和统一中心。阿甘本把那个在当今已经成为常态之例外状态(state di eccezione，state of exception)之中的生命视为赤裸生命，“那个需要既被转变为例外又被包含在城邦之内的最终主体总是赤裸生命”①。在《神圣人》、《无目的之手段》等书中，阿甘本明确要修正和完成虽由福柯在20世纪下半叶阐发但未能充分展开的生命政治，接续了从福柯经由奈格里直至阿甘本的当代生命政治的核心线索。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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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 Notes o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pp.108—111.

在阿甘本看来，在探讨“生命”这个论题时，无论是柏拉图的《斐莱布篇》，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都未曾使用表达简单自然生命意义的词汇zoé，而是使用了表达政治生命意义的词汇bios，区分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限于家庭的生命体(simple vivant)与限于城邦的政治主体(sujetpolitique)。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一种“政治的动物”(politikonzoon)，表明人过着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生活在“快乐与痛苦、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②之中。福柯从亚里士多德这个定义切人，谈论生命政治何以在现代以新的形象崛起：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几千年间，人是具有额外政治生存能力的动物，那么，从现代起，人的生存因其政治和政治策略而遭受危险，自然生命经受国家权力的算计和围困，国家从领土型转变为人口型，国家权力转变为生命权力，现代政治也随之成了生命政治，从此资本主义发展也就得到了政治技术的保障。因为新生命权力通过一系列戒训控制创造了资本主义所需的“驯顺身体”③。

对于身处现代性政治场景的核心人物，福柯谈论的是“驯顺身体”，阿伦特探讨的是“劳动人”;阿甘本批评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权力的分析缺少生命政治的视角，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又从未涉足现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集中营和20世纪大型集权主义国家的结构”④。但阿甘本还是高度评价福柯对自然生命(lezoé)之被纳入政治生命(lapolis)进行研究、对赤裸生命的政治化所作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革。阿甘本甚至把当今政治发展的颓势归因于对这一根本性变革的忽视。于是，阿甘本要在福柯和本雅明的引导下，在生命政治视域内，拷问赤裸生命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及其诸种现代意识形态，以期解开诸多历史谜团，使得政治领域变得澄明，使思想回归其实践的召唤。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Means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2000, p.6.

②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p.9—10.

③④Ibid.,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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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阿甘本也指出了福柯研究工作的“盲点”:福柯在果断拒斥传统的司法一制度的权力分析模型时，诉诸管治科学的总体化技术和自身技艺的个体化技术这两种截然有别的研究进路，却始终无法在这两个进路的交会点上聚焦权力问题，他所谓的一种真正的“政治的”双重绑定(现代权力结构的个体化和总体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理由的统一中心了。而阿甘本的工作恰恰是要探寻权力的司法一制度模型与权力的生命政治模型之间隐藏着的交会点，揭露国家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之间的隐秘纽带，并断言把赤裸生命纳入政治领域，并进而创造一个生命政治身体就是至高权力的原初核心和原初活动。阿甘本由此窥测到现代权力与最古老的国家秘密之间遥相呼应的紧密关系，从而不同于福柯对西方政治史作分段式梳理的谱系学分析。

对于赤裸生命与政治权力的紧密关系，福柯认为主要是从现代性开始的，而阿甘本认为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就开始了，因为亚里士多德通过比照自然生命的“美好日子”(euemeria)与政治生命的“巨大困难”而极妙地表述了处于西方政治根基处的疑难，而在这之后长达24个世纪之久的岁月里，人们只是对该疑难“提供了各种暂时性的和无效的解决方案”，仍以例外的形式把赤裸生命纳入政治之中，未能修复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之间本可修复的断裂。阿甘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定义已表明赤裸生命隐含在政治上有质量的生活中了，并进一步追问：为何西方政治首先通过排除赤裸生命来构建自己？从古希腊以来，卓越的形而上学使命就是必须永远把赤裸生命政治化，通过排除赤裸生命来确立人之城，而赤裸生命通过被排除在外的方式(作为城邦内部的一个例外)而居住在城邦内。自然生命/政治生活、赤裸生命/政治生存，就成了西方政治根基性的二元对立范畴。现代性延续着这个使命，“现代性只不过宣告了自己对这个形而上学传统的根本结构的忠诚”①，不断上演着赤裸生命被政治化的大戏。就医生、科学家与主权者在共同的领域内对赤裸生命进行决断而言，生命政治视域可界定现代性的特点。通过排除和纳入，现代性不断地在自身内生产赤裸生命，当今通过发展旨在消灭贫穷的民主资本主义也不断地把第三世界人口全都变成赤裸生命。②显然，阿甘本尤为强调现代与古代在生命政治二元结构上的一致性、同质性和传承性。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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