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虽然人们的整体生活品质在提高，但无论是欧洲的巴黎、汉堡、伦敦，还是美国的纽约，都有对比鲜明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这令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初感叹：社会冲突、阶级冲突以更尖锐的方式存在着。德里达在20多年之后也依然感叹:世界依然动荡，人类依然困苦!这令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那些著名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共处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怎样的发展和与时俱进?从哲学的时代性角度看，无论是马克思的劳动政治经济学，还是福柯的权力政治经济学，还是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也许都是基于特定的视角从单一维度来思考特定社会现实问题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理论方略。任何理论都有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问题；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人类普遍面临的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这样的理论也许过去未曾有过，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而人类的远景恰恰在于可以在各种可能性中选择尽可能好的那种可能性，福柯设法在政治上探寻当今有可能的社会制度运作的最佳状态。“人总有一天会幸福”这个梦想不知安慰了多少人走过一生、奋斗一生。福柯的看法是：人也许不能祈求幸福。而传统人文主义却以人类幸福之名大行骗术。“我认为至少在一个政治层面上，人文主义可被定义为一个观念，该观念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产生幸福。不过，我并不认为幸福概念真的是可思考的。幸福并不存在，人的幸福就更不存在了。”①假如没有幸福，梦想注定破灭，那人类岂不是没了生活、学习、工作，甚至革命的动力了吗？人类岂不始终迷茫?!按笔者的理解，就福柯始终批判人本主义长期以抽象的口号迷惑甚至毒害人们这个坚定立场而言，福柯自然是否认人类幸福的存在。但就福柯的理论和实践都基于真实的具体的科技世界而言，福柯并不否认现实的、历史的、特定境遇中的具体幸福时光。福柯拒绝的是虚无缥缈的抽象的永恒幸福，接受甚至追求的是真真切切的、曲折变换的具体幸福。福柯关注的是“社会人的幸福”、“人口的幸福”。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Qui êtes-vous, professeur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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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谈论“生命政治”，德勒兹倡导一种“欲望政治”，后者旨在通过解放欲望来反对奠基于法西斯式主体性之上的总体化权力，揭示资本主义通过把欲望和需求重新导入限制性的心理和社会空间从而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为有效地控制它们。德勒兹与福柯一样认为传统工人组织和左派组织已经破产，传统的国家、阶级、政党的理论已经不合时宜。因为现实权力关系多种多样，且在社会局部区域的毛细管层面上不断扩散和发展，所以我们亟须采取微观形式的政治斗争。

利奥塔与福柯、德勒兹一样接受尼采的生机论，倡导一种颂扬生命欲望能量之传播、流变、强度和释放的欲望哲学，批判现代性话语及其实践通过压迫性的极权化力量对个体、资本和艺术的统治。利奥塔虽同样深受尼采怀疑思想的熏陶，但与福柯局限于断言现代性之解放话语的虚幻特征并设法在遍布各个机构的规范的秘密运作处探寻现代政治的深层意义不同，利奥塔则直接抨击启蒙普遍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压抑机制，倡导那基于思想“歧见”(différend)和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多元主义的民主组织，反对由阿佩尔、哈贝马斯，甚至罗蒂所竭力保存的、继承自启蒙理性的“共识”(consensus)幻景。

四

如同其他绝大多数哲学文本，本书研究和使用的有些概念、术语很重要，但其含义往往并不单一、并不一目了然。“生命政治”、“戒训”、“国家理由”、“管治”、“治理”、“治理术”等就是这样一些重要的概念。通过读解福柯相关论著来对raison d'Etat，discipline，police和 gouvernementalité的词义进行辨析，对理解福柯生命政治的意蕴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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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柯的梳理，从中世纪到近现代，西方社会先后有牧领权力、戒训权力(pouvoirdisciplinaire)和生命权力占据各种力量关系的主导地位。近代政治合理性及其生死游戏就是“以国家名义的理由”(raisond'Etat)，通过一整套特定的治理技术而在17、18世纪发展起来。治理以国家为名义、以国家为目的来进行，也就意味着国家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所占据的地位。相较于牧领权力是以基督教名义实施的，戒训权力是“以国家名义的理由”实施的，生命权力则是以自然现实的名义实施的。笔者的探讨自然从“以国家名义的理由”和“戒训”说起。

有人把“raison d'Etat”、“ratio status”翻译成“国家理性”，把“ratiopastoralis”翻译成“牧师理性”，把“Ratio diaboli”翻译成“魔鬼理性”，把“ratiogubernational”翻译成“治理理性”等，也有人则把“raison”、“ratio”翻译成“理由”、“以………名义的理由”，本人还是倾向于采用“理由”一说。因为无论是意大利法学家博特罗(GiovanniBotero)、思想家帕拉佐(Palazzo)，还是德国史学家开姆尼茨(B.Chemnitz)，都侧重于以国家的形成、强大、秩序、安全、和平、幸福等来定义“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理由”，把国家的名义与国家追求的目的统一在一起。显而易见，符合这种国家名义、国家利益、国家目的之任何治理技术自然就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治理技术遵循了国家这个被治理对象的自然本性。福柯强调：国家理由的学说设法确定国家治理的原则和方法如何不同于上帝治理世界、父亲治理家庭、修道院长治理修道院。①“理由”、“原因”和“理性”虽有联系，但还是不能与其画等号。“以人民利益为名义的理由”显然不同于“人民的理性”。如果我们像谈论人的理性那样谈论国家理性、社会理性、共同体理性，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理性的私人使用和公共使用之间的张力问题?学界也早已就这一译名问题展开了争论。我曾经特地咨询过巴黎高师荣休教授克洛德·安贝尔(ClaudeImbert)对“raison d'Etat”的理解是否是“以国家名义的理由”，教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福柯认为从外部政策上讲，国家理由的治理具有有限目标，法律是国家理由的外部限制原则，而从内部政策看，管治国家则有无限目标，政治经济学是治理理由的内部限制原则。其实，我们都清楚地知道，“raison”、“ratio”也是一词多义的，兼有“理由”、“原因”、“情理”、“理性”等多重含义。无论是单纯译为“理性”，还是单纯译为“理由”、“原因”，都可能不够全面，但就“以什么为名义的理由”其实是一种借口而非理性来说，“理由”相对说来较为接近文本原义。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Omnes et singulatim»: vers une critique de la raison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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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文科学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工作的福柯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关注监狱问题和戒训权力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监狱与法庭、医院，特别是精神病医院，以及大学、新闻出版社等机构都在实施政治压迫，招致人们愤而反抗。监狱首当其冲。自从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曾相对沉寂和温顺的法国司法机器因镇压王人、农民、学生、商人和移民而被过度使用了。监狱这种惩罚手段不仅没改造好犯人，还制造更多的犯人，且服务于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犯罪记录致使刑释人员失业而重新犯罪或被雇主随意处置或从事被剥削最多的工作。虽然监狱造就了大量边缘群体，但即使人们废除监狱这种惩罚手段，社会还会恢复或发明另一种手段来实行边缘化。因此，福柯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批判现实制度，以说明现实社会据以把某部分人口边缘化的过程。①通过叙述19世纪的监狱敞视主义、戒训和规范化等政治权力手段对身体的压榨，福柯的“权力物理学”(physique du pouvoir)明确反对在监狱、精神病医院、司法、治安体系中的戒训权力对个体身体实施的种种压迫和镇压。

法文语词“discipline”有几个意思：纪律、规章；训导、制服；学科、科目等。福柯使用这一词可意指多义。时下人们通常把“discipline”翻译成“规训”，我个人觉得把它翻译成“戒训”也许更好一点。重点之一在“戒”字上：既有戒律的意思，又有警戒、戒备的含义，与“监视”直接相通。我们知道，福柯于1975年出版的法文著作题目是《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Naissance de laprison),后来法文本译成英文本时取名为《戒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Prison)，该英文本翻译成中文时又改成了《规训与惩罚》，虽然福柯本人对英译本的标题较为欣赏，但该标题似乎已遮掩了福柯撰写该书时凸显其重在“监视”之本意。福柯引用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lepanoptique)是为了说明这种戒训机构通过全方位监视因犯的身体行为来造就犯人们遵纪守法的温驯个体性。边沁所说的环形监狱建筑设有中央塔楼可以透过窗户全方位监视每个囚室中的犯人，而囚犯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在被监视、何时被监视。福柯认为这个中央塔楼既是权力实施的核心，又是知识记录的场所。不难理解，如果福柯生活在当今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电子信息化时代，面对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无不处在卫星和街角摄像头的监视这样一个事实，还是会坚持该书的法文标题。其实，无论是“规训”，还是“戒训”，都不足以完全表达“discipline”一词的意思，都是勉为其难的译法，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只是与原意的符合度上的差异而已。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更多强调的是“戒训”权力通过监狱这种惩罚形式来对个体身体实施的连续的和精细化的监视和处置，以实现资本主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戒训权力通过严格的规章和连续对个体身体实施严密监视而在监狱、工厂、兵营、学校、医院创造了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温驯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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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e grand enfermement",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06.

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监狱，我们都在坐牢，我们陷于一个连续监视和惩罚的制度之中。在法国为何戒训权力会聚焦于个体的身体呢?福柯在研究西方社会刑事制度尤其是戒训制度时发现，政治权力并不像有些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施加于意识形态之上。“政治权力，甚至在施加于意识形态、人的意识之前，就以非常有形的方式施加于人们的身体了。”①在福柯看来，人们向身体强加姿势、态度、使用、空间分布、栖居样态的方式，人们的这种形体的、空间的分布，属于一种有关身体的政治技术(une technologie politiquedu corps)。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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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技术又是一种医疗技术。鉴于柏拉图把知识与政治权力对立起来，福柯则追随尼采强调知识与权力的交织关系：戒训权力侧重于依据一整套规范对作为权力基础之个体的整个生存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监视的审察(examen)，这种权力一知识形式将产生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这些“人的科学”。在福柯眼里，当诉诸规范化规则的戒训权力与诉诸法律规则的君权日益冲突时，介于这两者又能超越这两者的临床医学就强势登场了，对个体的行为、举止、话语和欲望实行普遍医学化。福柯把医学视为人的科学之一。福柯的新发现是：从根本上使得人之科学话语成为可能的进程，并非是精确科学之合理性取得的进步，而是戒训权力和君权这两种完全异质的机制和话语从并置走向对抗的过程。②“discipline”这个法文语词的“学科”含义以及福柯所要阐发的权力与知识的交织关系也就这样呼之欲出了。令人遗憾的是，在该词的汉语翻译中，无论是“戒训”，还是“规训”，都无法包含和体现该词的“学科”含义，更不可能展现权力与知识的复杂纠缠关系了。

在阐明了中世纪刑事司法之国家化的机制和效应之后，戒训权力从17—18世纪开始以持续不断的、个体化的和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这样的方式渗入整个社会机体而取得尽可能大的权力效应之后，福柯就设法询问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且延续至今的“戒训社会”(sociétédisciplinaire)方面的问题：有哪些刑事实践形式能刻画这个社会特征?有哪些戒训权力关系隐藏在这些实践之下?有哪些知识形式、认识类型、认识主体类型是诞生于这个当代戒训社会的?③随着西方司法制度和刑事制度的改革和重组，随着非司法权力网络履行了当时司法所赋有的职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就受到了挑战。因为对个体潜在违法之危险性所进行的掌控，不再是由司法来实施的，而是由其他处于司法边缘的权力手段来实施的，如管治以及监视、矫正制度的网络：用于监视的管治，用于矫正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犯罪学、医学、教育学制度及其相应机构(学校、医院、疯人院、管治所等)。①福柯宣告社会矫形外科学(l'orthopédiesociale)的时代来临了，由戒训权力实施社会控制的时代到来了。福柯高度评价边沁的敞视式监狱已是在现实社会得到实现的社会的乌托邦或某类权力的乌托邦，并断定：就边沁以其敞视式监视主义(panoptisme)预见并表述了这种戒训社会的图式、这个重大的社会矫形外科学的纲要而言，边沁对西方社会的重要性要胜于康德或黑格尔。②福柯之所以断定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由边沁所规划的敞视式监视主义社会里，是因为福柯看到：“监视、控制和矫治，敞视式监视主义的这三个方面似乎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那些权力关系的一个根本的和具有特色的维度。”③斗争是权力关系的核心。面对全社会全方位全程的监视，人们奋起反抗戒训权力经由“目光”和“可视”实施奴役的斗争就是必须的、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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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Prisons et asiles dans le mécanisme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23.

②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Paris, 1997, p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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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Michel Foucault, “La vérité et les forms juridiques”,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588—589.

总之，戒训是通过连续而细密的监视为个体身体提供一种解剖一政治，而社会医学则通过统计学为整体人口提供了一种生命一政治。

鉴于传统国家理论大多不是探讨体制及其统治者，就是关注国家意识形态，福柯则聚焦“police”这一将个人整合进国家中的权力技术和治理实践，他确信从16世纪直至18世纪末，国家通过“police”这一独特技术把个体治理成有益于国家的民众。无疑，“police”一词多义，不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甚至还有新旧含义的区别。福柯在1978年3月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La vérité et les forms juridiques", Dits et écrits ,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93.

②Ibid., pp.593—594.

③ Ibid., p.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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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的课程①中详细区分了“police”一词的新旧含义。“police”之旧的含义：在15、16世纪主要是指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基于司法而对社团、行会实施的积极治理；“police”之新的含义：从17世纪开始主要是指一整套旨在增强国力、维持国内秩序、造福民众的算计和技术，“管治”的对象有：人的数量、生活必需品、人的健康、人们的工作，以及人口和商品的流通。福柯在1978年4月5日的课程②中又进一步断言：“管治国家”(Polizeistaat)在18世纪上半叶因重商主义面临的经济问题尤其是谷物问题而土崩瓦解了。重农主义这一崛起于18世纪的新治理技艺取代了从15世纪一直延续至18世纪初的“公共管治”这一传统治理技艺。而在1982年美国的一次讲座中，福柯更是谈到了“police”在其历史发展中所能具有的三种主要形式：一种以人为真正治理对象的乌托邦，一种以社会人的幸福、社会关系为真实目标的行政管理实践，一种学院学科，即德国大学所开设的管治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③德国经济学家冯·尤斯蒂(J.H.von.Justi)在《管治科学原理》(1756年)这部手册中把人口、活生生的人当作国家管治的对象，从而使得国家政治必定变成了一种生命政治(unebiopolitique)。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既可让人口生，也可让人口死。“死亡政治就这样成了生命政治的背面”。④

我个人主张把“police”译为“管治”，既有“管”的意思，又有“治”的意思，强调“管”和“治”这两方面的结合。有人主张把“police”翻译成“公共管理”、“治安”，我觉得这样日常化的译法会丢失福柯思想的特殊意蕴，甚至于把“Polizeiwissenschaft”(la sciencede la police)误译成“政治科学”，把“Polizeistaat”翻译成“公共管理国家”就更不妥当了。虽然我们应在特殊文本的上下文中来确定语词的具体含义，但像这样把“police”一会儿当成“公共管理”，一会儿又视为“政治”的翻译和理解还是欠妥的。至于有人把德文词Polizeistaat(“管治国家”)翻译理解成“绝对主义国家”，那更是不恰当的。尽管“polizei”一词多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polizei”这个词不可能具有“公共管理”、“治安”、“政策”、“政治”、“绝对主义”这么多杂乱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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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p.319—340.

② Ibid., pp.341—370.

③ Michel Foucault, “La technologie politique des individus",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8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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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Ibid., p.826.

笔者之所以把福柯的“police”译为“管治”，主要基于福柯对西方治理技艺演变史的梳理和不同权力机制运作的分析论述。福柯援引过梯也尔(Thiers)的名言“国王统治，但不治理”①。这就为笔者排除“police”的旧含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同于传统政治的君臣统治模式，近现代的“生命政治”呈现出“管治”这一新特征。跨越近现代几个世纪之久的“police”先后以“戒训”、“安全配置”为主要手段，而这两种手段无不体现出“管”和“治”的特点，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戒训”的重点在“管”，通过制定“规章”、确立“规范”来管，事无巨细都要管，每时每刻都要管，对个体从头管到脚，由“管”来“治”，采取的是拒斥个体欲望和利益的戒训主义。而“安全配置”的重点在“治”，通过确立“正常”来“治理”人口和经济，由“治”来“管”，实行的是认可人口欲望和利益的功利主义。

福柯“生命政治”的根本点就是要探讨人类自然性如何突然出现在一个权力关系的政治人为性(artificialitépolitique)内部。②安全配置这一权力机制针对的是自然存在与历史存在之统一体。福柯的“生命政治”包含了历史主义、整体主义和因果关系理论。权力机制的运作、力量关系的发生和续存都有赖于特定时空的其他关系(如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性关系、社会关系等)。生命一权力的运作凸显了历史变迁的维度、关系整体的视野和互为因果的联动。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78.

②Ibid.,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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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作为17、18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旨在维持国内秩序和增强国力之间确立起可控关系。“管治”在17世纪、18世纪有不同目的，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手段。我们必须认识到“17世纪”和“18世纪”的管治情形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两者都受“管治”，但17世纪的“身体”是受戒的，受制于规章严密的监视和约束，个体毫无自由可言，而18世纪的“人口”是受安全配置调控的，对人口进行治理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作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赖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

“管治”在17世纪以针对身体的戒训为主要手段，以具有连续细密监视特征的全景敞视主义为基本原则，对监狱、学校、医院、工厂和军营等机构中的各式人群都实施了注重细节的“解剖政治”，以造就驯服的个体，谋求国家的强盛。“戒训”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存在着臣民(sujets)的多样性、民众的多样性，并由此去获得治理之目的、目标或结果。福柯把学校戒训、军事戒训、刑事戒训、工厂车间的戒训、工人戒训都视为某种管理和组织臣民多样性的方式，某种确定该多样性之植入点、协调性、各种轨迹和等级的方式。至于“全景敞视主义”，那当然也是指17世纪的主要“管治”原则。在18世纪，“管治”的手段和原则都有所改变，“管治”的主要手段已不再是“戒训”，而是“安全配置”，“管治”的原则也不再是监视个体身体的细致入微的“全景敞视主义”，而是针对整体人口以求效率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和统计学原则。18世纪的重农主义对17世纪的“管治”实践及其权力机制的运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随之崛起的自由主义这一新的治理技艺之安全配置把“人口”这一“集体的主体—客体”(sujet-objet collectif)①视为政治生活核心和最终治理目标，对国家功能作了重新定位。如果说17世纪的“管治”(戒训)先确定规范(normation)，再进行正常化(normalisation)，根据是否符合规章来区分正常与不正常，那么，18世纪的“管治”(安全配置)则是先确定正常，考虑全部人口，统计出正常的致病率和正常的死亡率，区分互异的常态(normalité)，而不区分病人与非病人。安全配置“将测定正常与不正常，将测定常态的不同曲线，而正常化操作将在于使得常态的这些不同分布相互作用，并使得最不利的变为最有利的”①。鉴于在戒训中规范是首要的，而在安全配置中，正常才是首要的，而规范却是从正常中推导出来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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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