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阿甘本之所以要修正或至少完成福柯主义论题，是因为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和决定性事实并非是把生命纳入城邦之中，也不仅仅是国家权力对生命进行算计，而是伴随普遍的例外变成常规的进程，原初处于政治领域边缘的赤裸生命领域开始逐渐与政治领域合而为一。③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冲突中，赤裸生命既是国家权力戒训的客体，又是政治权力的主体。现代民主既想全力拥护和努力解放自然生命(zoé)，又想寻觅自然生命之政治生命(biosof zoé)，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赤裸生命不仅给不了人以自由和幸福，反而还使人屈从于政治权力。身陷现代民主制困境中的公民就是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神圣人(homo sacer):其生命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④阿甘本甚至认为，现代民主的衰落及其同极权主义国家在诸种后民主的景观社会中的逐渐交汇很可能导源于这一困境：现代民主在历经千辛万苦似乎最终战胜对手并臻于顶峰时刻却无力把生命从史无前例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甚至于还成为其最无法和解的敌人的帮凶。由于政治只知道生命这一价值，因此，我们何时能走出这一困境，就何时能彻底清除那把对赤裸生命的决断转变成最高政治原则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阿甘本就这样信奉民主与极权主义具有内在协同性的理念，诉诸鲜血和死亡来把自然生命的“美好日子”赋予公民，真正把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关联起来，因为阿甘本确信该理念和手段将可能为一种不再基于排除赤裸生命的新政治之崛起扫清道路。同时，既然大型的国家结构已开始解体，紧急状态已开始成为常态，那么，阿甘本就有可能从生命政治这个新视角切入来审视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及其界限，揭示无政府主义国家理论的缺点恰恰在于没有关注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没有对例外状态予以应有的重视，以至于20世纪的种种革命都撞在国家理论(尤其是例外状态理论，即作为通向无国家之社会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块暗礁上翻船了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12.

②③Ibid,, p.101.

④ Ibid.,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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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探究国家形式的原初结构就成了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当务之急。例外是主权的原初结构，主权者是例外状态的决断者，是悬置宪法的决断者。主权暴力通过悬置法律而把无法(anomia)铭刻在约法(nomos)本身之中，还堂而皇之地宣称是在适用法律。从“一战”、“二战”至今，主权者决断的例外状态“已达到其全球部署的最大值”②，基于例外状态之双重排除的生命政治机器随时生产着赤裸生命。就重要性而言，施密特的主权者之于国家好比笛卡尔的上帝之于世界。阿甘本认为在施密特所说的“例外状态”中，规范与其实现之间的对立达到最大强度。③由法律在例外状态中假定并抛弃的神圣生命，默默地承载着主权，是真正的主权主体(sovereign subject)④。在此意义上，主权既不全然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全然是一个司法范畴，也不全然是一个外在于法律的权力，或者司法秩序的最高规则。主权通过暴力禁止这种例外关系，通过悬置生命而把生命纳入它自身之中，掌控着赤裸生命的生与死。在阿甘本看来，从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到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中的囚徒，从第三世界的贫穷人口，到发达国家的富裕人士，无论身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制度，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这样的赤裸生命。西方人千辛万苦营造的民族一国家家园对西方人而言仅仅是由自己挖成的死亡陷阱。出于某种政治考量，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当代国家都会有意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主导性的治理范例。①因此，阿甘本呼吁当今社会力量务必要在任何地方打破那个在暴力与法权之间构建起主权的关联，从而把政治哲学建立在摆脱了任何主权与法权之控制的幸福世俗生活之上。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14.

②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p.87.

③Ibid.,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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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Giorgio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 nesotaPress, 2000, p,112.

阿甘本利用施密特的主权者既在司法秩序之外(拥有宣布例外状态的司法权)又在司法秩序之内(拥有是否完全悬置宪法有效性的决定权)这一主权悖论来说明其例外状态理论。例外是一种排除，可是从规则内部被排除出去的东西，却并不因为被排除而无关于规则。司法政治秩序在行使主权进行排除时通常又把被排除者纳入自己的内部。阿甘本赞同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表达的观点：主权只统治那些它有能力予以内在化到自身中的事物。面对主权的生命，既在司法秩序的内部，又在司法秩序的外部。不难理解：例外是一种纳入性的排除。例外状态逐渐成了常态，这被阿甘本视为根本性的政治结构。而作为例外的绝对空间，阿甘本所谈论的集中营属于军事法的领域，它不同于福柯那里作为刑事法领域的监狱。

阿甘本赞赏本雅明在《对暴力的批判》中发现了赤裸生命与至高权力之间的秘密关联，生命神圣性与法律权力之间的秘密同谋，并探寻生命神圣性这一教条的根源：西方传统徒劳地寻觅其在宇宙论的不可穿透性中失去的圣徒。其实，阿甘本发现古希腊不仅忽视生命神圣性原则，还没有词汇来表达我们赋予了丰富语义的“生命”。尽管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之间的对立对西方政治的起源是决定性的，但该对立还不足以把一种特权或神圣性归于生命。在古代祭祀中，生命本身并不被视为神圣的；只有当生命与其渎神语境、牺牲品与活人世界分隔开来时，生命才被视作神圣的。无论是本雅明笔下的“赤裸生命”(barelife)，还是施密特笔下的“真实生命”(reallife)，都是被主权至高权力所排除和捕捉的“神圣生命”，也是可以被随意杀死却不准被祭祀的“神圣人”。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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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人”之所以可被杀死且不得受祭祀，是因为通常是坏人或不洁之人被称作神圣人。“愿其神圣”其实是一个诅咒，被诅咒的人往往是一个被驱逐者、被禁止者、被禁忌者、危险之人、肮脏之人。“sacer”这个拉丁词兼具“属神”和“被诅咒”这两个对立含义。“神圣人”能被杀死，杀死“神圣人”可不受惩罚，就处在人法之外，处在世俗领域之外；“神圣人”不得受祭祀，就被排除在祭祀之外，就处在神法之外，处在宗教领域之外。这说明我们不能在人法或神法之内来说明“神圣人”“神圣人”的生命就这样面临暴力的双重例外、双重排除和双重获取。“不能被献祭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就是神圣生命。”①阿甘本要通过“神圣人”来揭示出那个处于神圣与世俗、宗教与司法得以区分之前的地带的原初政治结构(politicalstructure)。主权的政治领域通过双重排除而得以构建。实施这种暴力的至高决断通过在例外状态中悬置法律而把赤裸生命纳入自身之内，神圣人的生命就是被至高禁止所捕获的生命：可被杀死，但不得被献祭。神圣人的身体生动地保障了其服从一种死亡权力。至高权力(sovereignpower)最原初的活动就是要生产出作为自己对立面的赤裸生命，并赋予其神圣性。“实际上，生命的神圣性原本恰好既表达了生命臣服于一个掌控死亡的权力，又表达了生命无可挽回地暴露在弃置关系之中。”①阿甘本把主权者与神圣人具有的相同结构视为一种对称关系和交互关系：对主权者而言，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对神圣人来说，所有人都像主权者那样在行动。主权者的身体与神圣人的身体之间也是一种对称关系：可被杀死，但不可被献祭。路易十四被雅各宾党人斩首证明了其作为神圣人被处死而又不可献祭的赤裸生命特征。主权者和神圣人，两者在双重例外、双重排除中合二为一，界定了西方第一个既不同于宗教领域也不同于世俗领域的政治空间。阿甘本由此断定：赤裸生命与至高权力、神圣人与主权者的关系要比施密特所说的敌与友、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原初、更为基本、更为紧密。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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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52.

阿甘本赞同福柯的观点：至高权力的特征性特权之一就是有权力决定人的生与死。作为生杀权的至高权力要求主权者在自身内具备可由其权力掌控的赤裸生命。于是，原初政治要素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政治生活的首要基础就是一个因被杀而被政治化的赤裸生命。“神圣生命既非政治生命(bios)，也非自然生命(zoē)，而是一个此二者在其中通过相互纳入与排除而交互构建的未区分区域。”②至高权力对赤裸生命实施的排除和纳入这样的双重暴力从一开始就赋予神圣生命一种醒目的政治性格。

如果说人们往往把公民权利、自由意志、社会契约视为政治领域的关键论题，那么从阿甘本的主权论来看，“只有赤裸生命才本真地是政治的”③。阿甘本不认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权利让渡说，而接受霍布斯的主权者权利论。因为至高权力实际上并不建立在契约之上，而是建立在国家对赤裸生命所实施的排除性纳入之上。通过把自然状态看作一种例外状态，阿甘本认为至高决断直指作为原初政治要素、政治之原初现象的公民生命，这样的公民生命既不简单地是自然的生殖生命，也非有质量的生命形式(bios)，而是兽与人之间、自然与文化之间一个无区分的区域。鉴于阿甘本断定原初司法一政治关系是那种把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捆绑在一起的禁止关系，鉴于契约论在不得不面对至高权力问题时只能谴责民主的无能而无法真正思考一种摆脱国家形式的政治，阿甘本要抛弃所有把原初政治行动视为契约的观点。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53.

② Ibid., p.56.

③ Ibid.,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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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甘本看来，如果说在古代，赤裸生命作为隶属于上帝的生物生命而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在古典世界自然生命明显区别于政治生命，那么，在现时代，“同样的赤裸生命却完全被纳入国家结构之中了，甚至成了国家的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①。奠定现代国家基础的，并不是作为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政治主体的人，而首先是人的赤裸生命，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变中被授予主权原则的纯粹自然生命。如果看不到现代民族国家奠基在自然生命原则与主权原则统一在至高主体的身体之上，那就不可能领会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国家之民族的和生命政治的发展和使命。法国1789年的《权利宣言》原初地标志着自然生命之铭刻在民族国家的司法一政治秩序之中。从例外和排除的视角来看，国家就并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纽带的表达而被建立，而是作为旨在禁止而割断纽带的表述而被建立的。把赤裸生命排除在世俗之外而置于家庭与城邦之间荒无人烟之处，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割断纽带的举动。阿甘本认为，正是由于禁止关系从一开始就已构建了至高权力的基本结构，福柯所说的现代性之国家政治才有可能变成为生命政治，我们当代公民才有可能都潜在地成为“神圣人”②。阿甘本甚至认为我们公民当下的生命正面对一种史无前例的暴力，周末假期欧洲高速公路上死伤人数要多于一场战争的死伤者。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BareLife,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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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66.

当然，20世纪最令人骇然的“神圣人”莫过于生活在纳粹主义猖獗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命是一种可被杀死却不能被献祭的赤裸生命。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生命政治运动都把自然生命视为至高决断的典型场所，在由民族主权和权利宣言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语境中重新界定了人与公民的关系。权利宣言热衷于把自然生命纳入政治生活，把自然生命政治化，不断生产出新的赤裸生命。阿甘本断然否认“大屠杀”这个给灭绝犹太人的纳粹行径套上献祭性光环的语词是一种负责任的历史编纂学用语。因为犹太人不是在大屠杀中被灭绝，而是作为赤裸生命而被灭绝。这样的灭绝，既无宗教意义，也无法律意义，而只具生命政治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阿甘本把纳粹主义视为第一个激进生命政治的国家。阿甘本强调公民生命的神圣性与生物性在当代政治中愈来愈变得重合，以至于我们所有人潜在地都是神圣人(hominessacri)①。从古代城邦、中世纪神权国家、帝国，到民族国家、后帝国时代，每个社会都决定了谁会是“神圣人”。“赤裸生命不再局限于一个特殊地方或一个确定的范畴。它存在于每个活生生存在的生物躯体中。”②

阿甘本认识到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生命政治化，于是把集中营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范本、已实现的最绝对的生命政治空间，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把集中营看作“我们仍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空间的隐秘矩阵和约法(nomos)”③。鉴于集中营诞生于例外状态和戒严法，集中营的司法一政治结构就集中体现了生命政治的至高权力结构。在集中营里，作为至高权力基础的决断之可能性，例外状态得到了正常实现，例外与常规、法律与事实、合法与非法之间区分都已毫无意义，政治成了生命政治，公民成了神圣人。“集中营是一个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规则时会被开启的空间。”④作为现代性关键标记的政治空间，集中营现在安稳地驻扎在城市内部，是地球的新生命政治约法。阿甘本充分肯定福柯和阿伦特对现时代的政治问题作了很可能是最为深入的思考，但又认为此种政治问题很棘手以至于福柯和阿伦特的理论都有失偏颇。于是，阿甘本要致力于通过“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这个概念透镜，研究政治与生命的紧密交织关系，把福柯与阿伦特的理论洞见聚焦在一起。鉴于福柯的生命政治探讨权力机制对人的自然生命进行的算计以及人的反抗，阿甘本指责福柯直到最后仍在考察人之主体化/屈从化的种种过程(人在把自身构建为主体的同时又屈从于外部权力)，而令人失望地没有把其生命政治理论应用于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集中营。“福柯的探究起始于对医院与监狱的大禁团的一个重构，却未能终止于对集中营的一个分析。”①而阿伦特虽然致力于研究“二战”后极权主义国家和集中营的同构问题，但缺乏任何生命政治的视角，因而看不到现时政治从生命政治向极权主义政治的转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阿甘本以为，只要我们在生命政治维度内把生物性生命及其需求视为决定性的政治事实，我们就易于理解：20世纪议会制民主能与20世纪极权主义国家进行快速互换，就看何者最适合于确保照料、控制和利用赤裸生命；由此，在左翼与右翼、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公与私这些传统的政治区分都失去其理论意义的前提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塞尔维亚的统治阶级会出人意料地蜕变成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而种种新法西斯主义也会在欧洲复活。现代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存在高度亲缘性，是因为现代欧洲民主是用自然生命(zoe)，而非政治生命(bios)来对抗专制主义，现代民主要展现和主张的正是身体(corpus)，人的赤裸生命，而非人的自由和特权。“身体是一个双面存在：既承载了对至高权力的屈从，又承载了种种个人自由。”②在政治思考中，身体总是与赤裸生命紧紧绑在一起。阿甘本认同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对身体的理解：主体们的身体能被杀死这个绝对能力，既构建了人们的自然平等，又构建了西方新的政治身体、政治共同体(Commonwealth)。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Homo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68.

② Ibid., p.81.

③ Ibid., p.95.

④ Ibid.,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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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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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73.

阿甘本拓展了当代生命政治的领域，强调在当今时代对生命的决断与对死亡的决断、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之间不再有一条稳定的明确的分界线，政治生活领域不断在向外拓展，主权者与法学家、医生、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牧师等愈来愈紧密相连，以至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只有在其所属的共同生命政治(或死亡政治)语境中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而完全建立在例外状态之上的集中营也将在该语境中显现为现代性政治空间之被隐藏的范例。至高权力通常会以人道主义为幌子对“赤裸生命”这种“不配活的生命”进行决断，决断生命是否有价值，于是，“安乐死标志着生命政治必定转变为死亡政治的那个转折点”②。现代生命政治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医学与政治、医生与主权者的高度整合和角色互换。国家社会主义抹去了基于优生学的管治与政治之间的差异，在灭绝犹太人的生命政治举动中，管治与政治、优生学动机与纳粹意识形态动机、照料民众健康与对敌作战这两者之间毫无区别。现代生命政治的新奇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生物存在直接就是政治存在、政治领域直接就是生物领域。20世纪的极权主义正是建立在生命与政治的动态合一基础之上。鉴于所有生命都成为神圣的，所有政治都成了例外，政治与生命直接合二为一，生命在其事实性(facticity)中直接就是政治的；鉴于列维纳斯与罗森茨威格都认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巨大新意都在于其果断地扎根于事实性境遇(situazionefattizia)③之中，阿甘本就主张我们只有在这个生命政治的视域内，才能充分理解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亲缘性，才有可能弄清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重要关系。其实，在阿甘本看来，列维纳斯早在1934年就已强调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与希特勒主义哲学之间的诸多类似之处，确信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处在西方哲学本身，尤其是海德格尔存在论之中①。当然，阿甘本道出了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根本差别:鉴于纳粹主义从生物学和优生学出发来决断神圣人的赤裸生命，使得生命政治不断变成死亡政治，而海德格尔“神圣人”却自动成了作为“在世中存在的”此在，其间没有任何至高权力可以从中分离出并加以控制的赤裸生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海德格尔指责国家社会主义错误地把事实性生命的体验转变成了一种生物性价值。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Sacer; Sovereign Por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74.

②Ibid., p.83.

③Giorgio Agamben, La Potenzadel Pensiero, Neri Pozza editore, Milano, 2005, 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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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阿甘本在《神圣人》中提出了三个论点:认为原初政治关系是通过双重排除、双重例外来实施的禁止，从而质疑了国家权力的契约起源论；主张至高权力的根本活动就是生产出那抹去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自然与文化、神圣人与公民之间差异的、作为原初政治要素的赤裸生命，西方政治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从而质疑了政治自由的公民权利说；强调当今西方根本性的政治范例是集中营，而非城市，从而质疑了种种无视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至高权力和至高禁止对赤裸生命之生死进行决断的空间理论。

至高权力掌控生命，生命直面至高权力；权力成为生命权力，政治成为生命政治。如果说福柯和德勒兹兼顾到权力的管治与生命的抵抗这两个方面，阿甘本则更侧重于至高权力的暴力和赤裸生命相应的屈从，并指责福柯和德勒兹并未清晰地定义“生命”。但无论如何，阿甘本还是在《思想潜能》中断言作为福柯和德勒兹思想遗产的“生命”(vita)概念必将构成即将来临中的哲学之主题，并将证明“生命”不是一个医学—科学概念(una nozione medico-scientifica)，而是一个哲学—政治神学概念(un concetto filosofico-politico-teologico)②。从整体上说，福柯主要是从积极方面来探究生命政治在富国强民上的建设性成就，而阿甘本主要是从消极方面来揭露生命政治决断赤裸生命之生死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阿甘本比福柯更加谨慎，鉴于福柯不认同现代性能在陷于权力展布中的性之中发现自己的秘密并得到解放，而期待一种不同的关于身体和快感的经济学，阿甘本则强调同样已然陷于权力展布之中的身体也已始终是无力抗拒至高权力的“赤裸生命”了。虽然福柯关注“生命权力”，阿甘本聚焦“至高权力”，但他们在审视西方政治空间时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私人生命与政治存在、生物性身体与政治性身体之间没有区分(阿甘本)；我们既是动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政治中成问题，我们也是公民，我们的政治在我们的自然身体中成问题了(福柯)。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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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Giorgio Agamben, La Potenza del Pensiero, Neri Pozza editore, Milano, 2005, pp.4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