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阿甘本确信：唯一真正的政治行动，就是切断暴力与法律之连接的行动，解除在例外状态中被绑定的法律与生命关系的纽带；我们具有的基于种种生存可能性的生命—形式(form-of-life)能成为政治的引导和统一力量，并能在生命政治的特定境遇中来防备针对赤裸生命的至高权力，从而弘扬我们的生命一形式的强力。为此，阿甘本通过探究修道(monasticism)范例来构建生命(vita)与规则(regula)之间的复杂辩证法，并强调：生命从未是受法律控制的一个财产，而只是一个通常的享用。①福柯探讨生命的治理问题不能不说有先见之明，而阿甘本更是预言生命将是未来哲学的核心概念。阿甘本询问生命政治的主体问题，揭露现代国家和主体本身联手在实施去主体化和再主体化过程中的危险后果，并发现晚期福柯在呵护自身与解放自身之间存在的悖谬之处。福柯起先关注18世纪那些基于君权并借助戒训来监视和矫正个体身体的权力技术，后来又聚焦于针对人口及其相关项的生命权力。阿甘本则通过重新引入施加在“赤裸生命”上的至高权力而延伸了福柯思想，这种“赤裸生命”因与自然生命相对立而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既不受法律保护，也无宗教呵护。至高权力决断赤裸生命的生与死，当针对生命的决断转变成针对死亡的权力时，生命政治由此翻转成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其实，福柯早就预示了阿甘本这一“死亡政治”的思想：福柯早已发现在人口被生命权力特别关注之时恰恰就是人口面临灭顶之灾之时。此外，福柯也并非像阿甘本所指责的那样没有从生命政治视角来探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2013, p.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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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认为阿甘本并未如他所愿地“矫正”或至少“完成”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而是偏离了福柯生命政治的理论轨道，而此种偏离既具有相应的积极效果，即重新找回了被福柯弃置的用于权力分析的法律话语和法律图式，试图把始终聚焦于例外状态并隔离和捕获生命体的至高权力视为内含于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原初暴力，又具有相应的消极后果，即无视生命政治机器的权力机制的历史演变和权力机制的多样性，看不到至高权力与生命权力在不同历史境遇中的力量差异和特殊性。

第三节 生命政治余响

生命政治实际上变成了死亡政治吗?生命政治思想的可取之处在哪里?这种思想的本性又有什么因素妨碍它积极乐观地展开部署?按照坎贝尔(TimothyC.Campbell)①的说法，“隐秘—死亡政治”可取自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并且像福柯、阿甘本和斯洛特戴克(PeterSloterdijk)这些研究生命政治的思想家都深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早期福柯、阿甘本和斯洛特戴克都秉承海德格尔的看法，也看到了作为技术统治结局的死亡政治这一归宿，不过，晚期福柯关于自身呵护和自身技术的思想以及弗洛伊德和德勒兹的相关思想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用以化解技术批判必然导向“死亡政治学”的判断，并引入了斯洛特戴克的“免疫生命政治”(ImmunitaryBiopolitics)理论。坎贝尔本人则富有成效地期待一种不是通过死亡(thanatos)而被思考、而是通过生命(bios)而被实践的积极乐观的权力技术(techne)。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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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imothy C. Campbell, Improper Life; Technology and Biopolitics from Heidegger toAgambe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如果说马克思于19世纪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秘密时，论述了一种劳动政治经济学，那么，福柯于20世纪在揭示生命进入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时，阐发了一种权力政治经济学。福柯把生命政治视为一种奠基于权力关系运作的治理一人口一政治经济学系统策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福柯为何要在政治经济学中探寻现代性的“帝国密钥”(arcanaimperii)。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论述了福柯与马克思有关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一方面，福柯接近马克思的观点，因为如何协调和支配那些作为生命体的人与那些拥有“物”以榨取更多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存在论问题。而另一方面，福柯又远离马克思的观点，因为福柯指责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将力与力之间的关系化简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由此把这些对称的和二元的关系当作所有社会动力和所有权力关系的源头。①而福柯思考的问题要具体得多，强调社会物质生活和居民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关注“公善”，关注“整个复杂的物质领域”:不仅自然资源、劳动产品及其流通和贸易范围，而且城镇和道路的管理、生活的状况(居住、饮食等)、居民的数量、居民的寿命、居民的工作精力和工作才能，都在该领域中起作用。②拉扎拉托认为，福柯生命政治要描述体现在权力政治经济学中的诸多权力关系，生命权力要对力与力之间大量的支配和服从关系进行“调整、编制、分层和标定”，而不能把这些支配和服从关系简单地投向个体。于是，“现代性根本的政治问题，并不是独一的主权权力的起源问题，而是诸多的力根据服从和支配的关系而行动和互动的问题”①。为此，拉扎拉托把生命政治看作力量关系为了让生命体产生更多的力而作的策略调整，而不是一种立法和奠基主权的力量。拉扎拉托也指出福柯把权力视为诸力量的战争对抗，就有可能陷入把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理解为宰制(domination)关系的僵局，而福柯探讨的治理技艺显然成功地使福柯走出了困境，因为福柯明确区分了权力关系与权力、治理与宰制，强调治理只存在于权力关系之中，而权力只有宰制。“在我看来似乎必须区分权力关系和宰制状态，前者是作为自由人之间的策略游戏，这些游戏使得一些人设法决定其他人的行为，而其他人对之的反应就是设法使自己的行为不受制于人或设法转而决定他人的行为，而后者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权力。”②自由主体处于权力关系之中，形成了施加力量与抵抗力量的互动。个体并不始终被权力网罗而无法脱逃，个体正因为有可能改变境遇而成为自由主体。由于抵抗就是创造和再创造，就是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就是肯定自己的身份和创造力，所以，这样的自由主体也是创造主体。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Maurizio Lazzarato, “Du biopouvoir à la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 (nol), p.48.

② Michel Foucault, “La politique de la santé au XVIIIe siècle", Dits et écrits ,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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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命政治及其发展引起了热烈讨论。戈歇（MarcelGauchet)在《人类精神的实践》③一书中明确指责福柯把权力视为社会关系乃至一切的基础导致福柯只把权力看作作为政治之概述的一种力量关系的暂时结果。鉴于福柯认为政治权力通过一种沉默的战争而永久地把力量关系重新注入机构、经济不平等、语言，甚至身体之中，并断定法律不是对权力的制约，而是权力的工具，霍布斯研究专家扎卡(Yves Charles Zarka)则认为司法秩序恰恰能提供处理冲突的规章以阻止战争的重燃，法律显然产生于一次社会动员和一场斗争，强力显然可转变成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只是一种结晶的力量关系，而是表明正义的要求进入了不同于暴力制度的全新制度。鉴于福柯把政治本性界定为通过其他方式继续的战争，扎卡则强调契约、走出自然状态、主权话语并不像福柯所说的是用来掩盖政治本性的修辞学幌子。扎卡秉承霍布斯之“政治终结暴力”的思想而有可能把民主视为重组冲突并远离暴力的特殊方式，也铭记休谟之“存在中看不到价值的蛛丝马迹”这一教诲而远离把善、价值当作存在之配置的组成部分从而走进理论死胡同的约纳斯，也牢记胡塞尔、莱维纳斯的学说而拒斥海德格尔所认为的近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罪行，即工具理性的技术座架对大自然进行破坏、对人进行压迫，因为与大地处于前原初关系(lerapportpreoriginaire)中的主体，摆脱了整个相异性维度而成为一个自动指涉并唯一对一切负责的主体。这个前原初的关系由此创立了世界政治法，用司法规范来保护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保存作为人类生存之土壤的大地。雷诺(Alain Renaut)甚至把福柯那种尼采式逻辑推至极端：任何对权力的批判本身只是被设想为一种强力与另一种强力的对立，对权力的抵抗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于所抵抗的权力，于是斗争的合法性就无可辩解甚至不可思议。鉴于福柯认为人们只有抛弃了对合法性的询问才有可能说明自由主义民主的运作并批评由该运作引起的统治关系，然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事实上经由重新聚焦分析合法性概念而重估了自由主义民主。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aurizio Lazzarato, “Du biopouvoir à la biopolitique", Multitudes, 2000/1 (nol), p,49.

② MichelFoucault,“Michel Foucault,une interview:sexe, pouvoir et la politique de l'identité", Dits et écrits, IV,1980—1988,EditionsGallimard, Paris, 1994, p.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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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arcel Gauchet, Gladys Swain, La pratique de l'esprit humain. L'institution asilaire et 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Paris, Gallimard, Première parution en 1980. Préfaceinédite de Marcel Gauchet en2007.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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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不知当下，何以知未来。福柯追随尼采，关注现实和当下，而非时间和永恒，乐于成为哲学家新闻记者。福柯总是对旁门左道或社会底层感兴趣，乐于成为尼采所说的社会底层的发掘者，而不愿成为政党的副本、替身、代言人。德勒兹把福柯思想视为“最伟大的现代哲学之一”。布尔迪厄断言福柯的追求“使福柯成为一个无法替代的人物”。福柯把自己的著作说成既非哲学论著，也非历史研究，而至多是历史工场中的哲学片段。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哲学片段恰恰又洋溢着政治关切。福柯的政治哲学已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8年“五月风暴”对福柯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时代分界线。在这之前，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权力被指控为极权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权力被谴责为阶级统治，无论是使用法理学术语，还是使用国家机器术语，都没有分析权力机制问题、权力实施的技术与战术问题。而在这之后，在基层日常斗争的基础上，在那些投身于权力网络中心斗争的人们身上，对权力机制的分析和探讨才有可能。福柯明白，心理监禁、个体的精神正常化以及惩罚制度虽然可能只具有限的经济意义，但对权力巨轮的运作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①虽然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极左运动，尤其是围绕极端马克思主义的无休止理论纷争、卑鄙的党派斗争令福柯发誓永不参与政治，但这并不妨碍福柯以真实的亲身介入，来思考一些特定境遇中具体而确定的实际政治问题，从而阐发一种别样的政治哲学。虽然民众在政治和道德上都已成熟，无需再来聆听福柯的说教和预知，但这并不妨碍福柯阐发社会机体内特殊权力机制的实施、个体的抗拒、具体权力关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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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c Michel Foucault",Dits et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46,

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为了评估人的认识能力，划定理性的合适界限，那么，福柯从事政治理性批判则是为了考察治理者的治理能力，剖析治理的合理化问题，限定治理的适度范围。鉴于马克斯·韦伯想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非合理的合理性所做的分析来接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矛盾的分析，福柯并不自认为是韦伯主义者，因为福柯的问题最终并不是作为人类学不变项的合理性问题。因为福柯很清楚，虽然我们只有一方面假定了绝对理性这个价值，另一方面又冒险把无论任何东西都置于合理化类别中，我们才有可能谈论“合理化”本身。但重要的并不是以合理性为尺度来评价实践，使这些实践被评价为多少是完美的合理性形式，而是要看到种种合理化形式如何在实践系统中起作用。因为确实如果没有某种合理性体制，也就没有“实践”①。韦伯的“理想类型”作为一个历史解释范畴，是历史学家设法把某些资料联系起来的一个理解结构，它使历史学家能从一些一般原则出发重新把握加尔文主义的或国家的或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而福柯在分析刑事监禁或癫狂精神病学化或性领域组织化所特有的合理性时，却坚持认为制度机构的真实运作并不局限于展现理性图式的纯粹状态。②福柯所说的规划、技术、配置都不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戒训”并不是对一个“理想类型”(“受戒之人”的类型)所作的表述，而是对那些本身响应局部目标(学校学徒、军队训练)的不同技术所作的推广和关联。①福柯的国家治理理论并不套用任何图式，福柯也不提出一个对社会进行整体分析的原则，而是要探究真假话语在历史中的构成及其现实效应。

结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Table ronde du 20 mai 1978”,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6.

② Ibid.,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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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社会在19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困问题，那么在20世纪则要面对的是棘手的复杂的权力问题，人们必须去理解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权力如何实施?谁行使权力?对谁行使权力?决策者为何、如何作出决定?这样的决策又如何被公众接受?而“权力如何实施?”这个问题的思考又依赖于“权力如何发生?”这个问题。福柯把权力分析为在个体或团体之间存在的策略关系领域，把权力实际上视为关系，一组或多或少被组织的、呈金字塔形的、相协调的关系，尤为关注所有权力形式的多样性、差异性、特殊性和可转换性，强调力量关系的相互交织、相互映照、相互作用。福柯反对用司法模式来探讨权力问题的传统做法，而从事权力微观关系和权力实施机制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宏观政治哲学，也有别于20世纪其他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

福柯反对从“国家”、“君主”、“国家机器”、“法律”这些宏观概念出发来设问权力问题，因为他认为依据国家提问就是依据君主、依据君权、依据法律和禁令这样的消极要素进行提问。福柯呼吁，在政治理论中仍需砍掉国王的头颅!虽然福柯不否认国家是重要的，但坚持认为对权力关系的分析必须超出国家的范围，因为除了国家机器还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这是因为虽然国家拥有无限权力，但国家远未能占据实际权力关系的全部领地，尤其是国家只有基于业已存在的权力关系才能发挥作用；这是因为虽然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权力网络与主要起禁令功能的国家元权力之间相互制约，但国家元权力只有基于一系列多元不定的权力关系才能得到稳固。②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Table ronde du 20 mai 1978",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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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MichelFoucault, “Entretien avec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150—151.

与国家观直接相关的就是阶级观。由于法律既非权力的真相，也非权力的托辞，而是权力的一个既复杂又片面的工具。于是，刑事制度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机器或统治阶级的非法暴力的托辞，而是经由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差异而使得一种政治和经济管理成为可能。遍布社会机体的多样权力关系与生产、亲属、家庭、性等方面的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并可与总体策略整合，而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样的二元统治结构。显然，并不是只有统治者才有权力。因而，阶级斗争不能是权力行使的理由，却能是某些重大策略的“可理解性保证”①。福柯惊讶于人们在谈论作为历史主要原因的“阶级斗争”时，只着眼于定义“阶级”而全然不谈“斗争”问题，不思考阶级斗争是否是以其他方式继续的战争这个重要问题，福柯强调这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相互之间的斗争，而非特定主体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于是，通常被史学家们所忽视的“卑贱史料”、“平民因素”、“平凡之人”进入了福柯研究的视野，这使得福柯能发现18世纪和19世纪初西方社会发生了从惩罚(la punition)优先到监视(la surveillance)优先这种权力实施方式的转变。虽然大家都熟知大动乱、政权体制的制度调整和国家制度最高层权力代表得以改变的方式，“但当我在考虑权力机制时，我其实在思考权力毛细管状的存在形式，即权力伸入个体们的本质(legrain)，触及个体们的身体，并融入个体们的行动、态度、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之中”②。18世纪权力实施是以突触性方式在社会机体中进行，而不是在社会机体上面进行。确实，正是这种毛细管状的、微观的新权力的成形，推动了社会机体驱逐宫廷和国王。“于是，君主成了一个既过时又荒谬的离奇人物。”③鉴于以往学者大多关注帝王将相这些掌握生杀大权者及其相关的经济结构，福柯则聚焦于微观权力的毛细管状式的实施方式。因为权力战略和权力机制从未被系统深入研究过，至于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和结合就更是被忽视了。

结论

① Michel Foucault, “Pouvoirs et stratégies",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424—425.

②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sur la prison: le livre et sa méthod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41.

③ Ibid., p.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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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文主义者以追求真相之名人为地把知识与权力对立起来，而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也时不时地限制甚至阻止知识的传播。福柯则致力于阐发权力与知识的相互表述，权力实施不断创造知识，知识也不断引起权力效应。权力实施必定借助于知识，而知识也必定产生权力。福柯在《刑事理论和制度》中说明了其工作假设:权力关系并不仅仅为了某种旨趣或意识形态而促进或阻碍、支持或刺激、委屈或限制知识。“如果没有一个本身即为权力形式并且其存在和功能都与其他权力形式相联系的交往、记录、累积和转移的系统，那么，任何知识都不会形成。反过来，如果没有知识的抽取、挪用、分配或储存，那么任何权力都不会实施。”①福柯强调把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视为一体的重要性。中世纪宗教裁判所、17世纪开始在法国出现的大规模禁闭实践、管治机器的发展和人口的监视这些新的社会控制形式都是典型的权力一知识形式。知识发展与权力实施密不可分，人之科学的产生与新权力机制的建立紧密相连。于是，福柯断然否认科学研究能摆脱垄断资本主义的要求。

福柯政治哲学阐发的权力不仅是微观权力，还是生命权力。福柯发现从18世纪起，构成人类基本生命特征的生命一权力这个极其重要的机制，进入政治、政治策略和一般权力策略内部，从而形成了西方独特的生命政治领域。生命政治就是要分析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多重权力机制对这个领域进行布局、调控和治理所具有的政治合理性问题。福柯生命政治的根本点就是要探讨人类自然性如何突然出现在一个权力关系的政治环境内部。由个体、人口和团体产生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以及围绕它们而产生的准自然类型的事件得以展开的空间，就是福柯所说的“环境”，也就是生命政治领域。于是，生命政治也就是以安全社会的名义，致力于布置、调控和干预环境问题以实现合理治理的政治技术和设想。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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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Théories et institutions pénales”, Dits et écrits , II, 1970—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