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生命政治如何诞生于18世纪的西方?福柯强调生命政治在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这是因为如果说16世纪至18世纪初，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国家的宪政问题，那么从18世纪中期起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就不再是国家的宪政问题，而是治理的节制性和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鉴于以往的国家的宪政权力总是追求最大程度的统治，总是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谋求最低程度的治理，总是坚信“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在此意义上说，作为生命政治的诞生背景的自由主义既非政治理论，也非意识形态，而是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这样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不要治理，并没有否认治理的必要性，而是要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这其实就是一种治理的功利主义。不同时期的自由主义对治理实践作了批判反思，福柯无意勾勒出从18世纪直至20世纪的整个西方治理史，而是通过20世纪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当代事例向我们展现了纳粹主义、经济统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实行的过度治理所带来的官僚政治、机构臃肿、权力机制僵化、妨碍经济、破坏市场等危险后果。

生命政治奠基于人口。由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编织而成的人口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自然是福柯生命政治的聚焦点。鉴于作为诸多个体之联合的群体总是追求不受任何治理的无政府状态，而人口要存在、生存和维持，则必须经受权力的安全配置的治理。18世纪中期重农主义已经实现了西方近代治理技艺从身体向人口的重大转变。对人口的治理并未排斥自由，而是维护甚至放任一种现实的自由。现实自由是权力的安全配置得以有效运转所必不可少的相关物。这样的自由已不再是近代所谓的作为人的特权的自由，而是人和物之流通的可能性、流通的能力。福柯确立了对人进行治理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作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赖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显然，权力与自由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动关系。权力的安全配置不再区分正常人与非正常人、病人与非病人，而是考察全部人口，形成案例，测定风险，消除风险，实现人口安全。从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领土安全到人口安全，西方治理史发生了多次重要转型。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不再仰仗君臣等级关系，也不诉诸法律禁令形式，而是调控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自然变量(气候、环境、商贸、物质条件、法律、习惯、道德、宗教等)，来发现和辨认出稳定有序的功效、普遍的欲求、整体的利益。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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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强调作为自然存在与历史存在的统一体，人口并不受制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是受制于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自然变量。人口并不是臣服于统治者意志的领土上的全体个人的总和，人口不是用来统治的，而是用来治理的，并且必须遵循人口的自然性(自然变量、欲求、整体稳定性)来加以治理。由于权力与知识相互作用，联为一体，所以，人口就不仅是近代权力机制的特殊相关物，也是近代科学知识系统发生重大转换的关键因子。结合《词与物》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人文科学对象的人口的崛起，标志着古典知识型向近现代知识型转变，标志着财富分析转向政治经济学、博物学转向生物学、普通语法转向历史语言学。用福柯的话说，从18世纪中期起，旨在国家富强的政治经济学取代法律而成为促使治理理由和实践作出自我限制的知识工具、估算形式和合理性形式。

马尔萨斯执著于人口，马克思聚焦于阶级，福柯则关注权力。如果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催生了一种人口—经济学，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创立了一种阶级一政治学，那么，福柯的治理理论则阐发了一种生命一政治学，把安全机制、人口、治理与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加以考量，他开启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导我们深思一个重要的安身立命问题：既然治理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呢？

权力与自由是何种关系?这并非对立和排斥关系。虽然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无处不在，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制度或经济关系中，一个人总是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但福柯强调主体自由是权力关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这种自由主要体现为抵抗的自由、反叛的自由。操控与抵抗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之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无视、战胜另一方。否则，权力关系难以维持。如果权力关系无处不在，那是因为自由无处不在。而无处不在的自由也意味着自由主体针对权力关系的抵抗无处不在。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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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有用吗？革命值得向往吗？福柯的答复是肯定的，并确信涉足政治就是用最大可能的真诚来了解革命是否值得向往，因为政治毕竟有赖于革命。任何形式的自由，任何被珍视的权利无疑最终都立足于反抗。人们只有直面绞架和机枪而敢于反抗，才能创造一个坚实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反抗与权力共存。没有任何政权能阻止反抗运动。任何人的主体性正是通过反抗才载入历史并赋予历史生命。在伊朗革命者反对巴列维(Pahlavi)王朝的反抗运动中，最深层、最强烈的力量直抵政治棋盘。必须有不可违反的法规和不可限制的权利来限制危险的无限的权力。①力量的多元和异质是权力关系得以健康运行的前提。哪里有权力，哪里有抵抗。也正因为有抵抗，生命权力的运行机制才得以被理解。“这样，抵抗首先到来，抵抗优先于这一过程中所有力量；抵抗通过影响迫使权力关系发生改变。因此，我认为，抵抗’是这个动力学最重要的词，是其关键词。”②公民具有言论自由，就可以或有必要以知识和经验为名，去询问政府治理者做了一些什么、其行为有什么用意、作出了什么决定。福柯确信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奋起反击任何权力滥用，因为我们都是被治理者，也因此都该团结一致。我们要尽可能用严格的法规来限制无限的权力，要在政治背后探寻无条件限制政治的力量，这说明福柯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偏向。但政治自由主义并不就是无政府主义。总之，福柯并不是一位悲观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

结论

① Michel Foucault, “Inutile de se soulever?",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793—794.

②Michel Foucault, "Michel Foucault, une interview: sexe, pouvoir et la politique de l'identité",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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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启蒙运动通过思想、理性和自己所属的知识史中的事件来为自己命名，按照自己的过去和将来进行自我定位，并为自己指明在目前必须完成的任务来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也就是说，启蒙运动编造了“进步”的神话。福柯赞赏康德要破除这个进步的神话，因为没有一种永恒的原因在过去、当下，以及将来都会起作用。事实上，我们不能肯定使进步成为可能的原因不仅在特定时刻起作用，而且也保证了人类作为整体不断前进的普遍趋向。同理，福柯也否认革命是一种“进步”。因为革命的成败并非人类进步与否的征兆。革命中重要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对革命的热情这一人类道德倾向，正是这种倾向才把人们引向革命的政体。正是因为确信任何战争都是为了夺权而非出于正义，因而，福柯主张用社会斗争来关注公正，而不是用公正来思考社会斗争。虽然当今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暴力革命明显减少，但国际法层面上的“强权即公理”至今还大行其道，多极化、全球化运动是否能为人类带来公平正义，这依然是马克思和福柯所不能预料、分析和评判的。

福柯高度评价萨特有关著述在“二战”后的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但不能接受萨特继续对法国戴高乐政权说三道四。福柯的理由是：很显然，当法国在戴高乐执政下资产阶级化业已成为事实时，生活于并得益于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必要去质疑这个进展了。正是资产阶级安逸的生活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研究条件，使得他们能研究原始部落的性、19世纪小说的语言结构或者18世纪生物学或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样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处于边缘的和无用的事。①福柯坦承知识分子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必须凭其专业水准，而非普遍良知，去关注和支持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而不鼓动任何革命运动。因为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并不倾向于获取权力，而是拒绝权力，取得成功。而革命运动则根本不以取得成功为目的。因为革命一旦成功，潜在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削弱。从1967年到1972年，法国极左运动都遵循这一“永不成功”的革命宗旨。①一人倒下，会有千万人站起来。领袖们总是呼吁要“继续革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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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Interview avee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I, 1954—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aris, p.657.

尽管我们不应在相同的内涵和外延上来理解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概念，尽管福柯把权力主要理解成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多重的、微观的、实证的力量关系，而忽视了社会之宏观的、先验的、抽象的政治策略，但是，我们不应认为福柯试图用权力分析来代替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所作的经济分析。对福柯来说，权力虽非一切，但权力关系和权力机制必须得到分析。在此意义上说，福柯并非权力决定论者。

当然，福柯生命政治在突破传统政治思想界限的同时，也显示出其激进的一面。这不仅体现在其缩减了传统阶级政治的重要性而拔高了生命政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对现当代民主社会的极度失望和对公平、正义在东西方社会失去价值标准的感叹。福柯断定：如果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有效行使权力，人民并不按照等级被划分成阶级；如果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阶级专政的制度里，一个通过暴力树立威望的阶级权力的制度里，那么，我们的社会并非是民主社会。而一个多世纪前，当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人性的异化时，社会主义就梦想着一种最终摆脱了束缚的人性。福柯据此认为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是用资产阶级模式来设想、筹划、实现这种人性。人性难以定义，正义又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任何权力都可能是不公正的。“发动战争是为了获胜，而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②“换言之，在我看来，公正观念本身似乎是一个被发明的并被运用到不同类型社会中的观念，作为某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工具，或作为反对这种权力的武器。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公正这个概念在一个阶级社会内部的运作，如同被压迫阶级所要求的和如同压迫者所验证的那样。”①福柯也不敢肯定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人们是否还使用这个公正概念。对此，乔姆斯基并不认同，并坚信存在像公正这样植根于人的基本特性的绝对基础，坚信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公正。福柯对此不以为然，强调人性、公正以及人类本质的实现，这些形成于我们的文明内部、知识类型和哲学形式中的概念是我们阶级制度的一部分，却令人遗憾地不能用来描述和评判一场可能、应该动摇我们社会基础的斗争。②其实，自从人成为政治动物起，公平、正义、人性这些普遍价值从未真正“普世”过。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科技等诸多方面的歧异和纷争，使得几千年来各种权力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纠缠态势。任何中心主义、任何单边主义、任何单一的分析方法，都无能厘清这纷繁复杂的力量关系及其运作。

结论

① Michel Foucault, “Sexualité et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0.

② Michel Foucault, “De la nature humaine: justice contr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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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欣喜地看到，有不少学者比较阿甘本与福柯在“生命权力”观上的异同，追溯阿甘本“神圣人”、“赤裸生命”、“例外状态”等术语的哲学史来源(如阿伦特、亚里士多德、施密特等)，把握他对“生命”与“力量”的基本看法，并结合他所讨论的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国家营地等现实政治问题来评估他对福柯生命政治的改造的意义之所在。也有其他不少学者比较奈格里与福柯在“生命权力”观上的异同，结合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理论传统，尤其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分析、评价奈格里在《帝国》等著作中谈论的“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及其合理性问题，即奈格里通过“非物质劳动”、“诸众”等概念来搭建生命政治视野下的新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框架。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De la nature humaine: justice contr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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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506.

无论是福柯的原创性理论，还是奈格里、阿甘本对该理论所作的进一步阐发，还是其他学者详细而深入地讨论和批评，生命政治研究在当代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我们不难发现福柯“生命政治”通过探讨“生命权力”的运作方式、机制和效应，开启了探讨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治理关系的全新方式。至于国家、阶级、政党、民族这些宏观政治范畴与工厂、监狱、家庭、学校、医院、兵营这些微观政治概念在当代生命政治中处于何种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论题。福柯所梳理的作为治理技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阿甘本所讨论的以“集中营”为范式的现代政治空间、奈格里和哈特所预见的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之降临，乃至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一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治理实践，都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的政治哲学重大问题。

本书希望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国家、阶级、政党和民族等这些传统政治范畴进行新的哲学思考，还能引导人们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特殊治理状况理性地分析国家、社会、个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既要深入探讨权力机制在不同社会、不同层面、不同个体运作的特殊方式，又要系统阐发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治理实践与治理理论之间复杂关系。

福柯已经表明现代政治合理性的主要特点既非冷血的国家政制的完备，也非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崛起，而是个体之整合进政治共同体，是个人之个体性增强与国家之整体性增强之间恒久的张力关系的动态平衡。我们每个人都身处知识一权力的真相游戏之中。知识分子的担当就在于思想道路上理顺逻辑，消除危险，推进实践。福柯自认为尼采主义者，尼采关于真相与谎言的思想对福柯产生了重大影响。“没有比一个漠视真相的政治体制更加不合逻辑了；可是没有比一个宣称规定了真相的政治体系更加危险了。言说真实’的功能不该采取法律的形式，就像徒劳地认为该功能正当地存在于交流的自发游戏中一样。言说真实是一个无止境的使命，尊重其复杂性是一项任何一个权力都不能省却的义务。除非它强加了奴役的沉默。”①既然真相既不能被漠视，更不能被规定，那就让我们关注“真相的言说”吧！福柯倾心探讨自身实践如何在政治共同体的治理中言说真相这个重大问题，设问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人的治理是怎样让那些不仅被屈从活动还被“真相活动”所引导的人们说出有关自身、自己罪孽、欲望和灵魂状况等的真相。②在《真相的勇气》中通过分析集中体现在对自身的治理和对他人的治理中的言说真相、修身实践的方式，福柯把苏格拉底式的个体伦理自觉与现代民主制的政治前提紧密联系在一起，阐发了一种“真实话语的存在论”。真相的标记是“异他”(altérité);每一个自身都是另一个自身。关切自身就是关切他人，关切他人的自身关切。真相只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形式之中。人们应追求相互之间尽可能不同的生活方式。“探寻一种所有人都可接受在所有人都须服从这个意义上的道德形式在我看来是灾难性的。”③通过“言说真相”，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合二为一。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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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上述各章节、各部分的论述和分析，本书从各个方面凸显了福柯政治哲学具有的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高度统一的整体特点以及主体在真相和权力层面上主要是被动构成而在伦理层面上主要是主动形成这样的具体路径。可以预见，聚焦“解剖政治”和“生命政治”的福柯理论在国际思想界将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康德从事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知识如何可能的重大问题，而福柯从事政治理性批判，则要探讨治理如何可能的重要问题。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尽管治理的重心、策略和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国家治理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动态关系一直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我们期待何种国家治理？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ouci de la vérité",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678.

② Michel Foucault, “Du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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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Le retour de la moral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06.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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