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当然，当福柯说18世纪西方社会“管治”的对象主要从臣民个体的“身体”转向整体“人口”时，他并不是指“人口”取代了“身体”，而是指管治的主要对象和侧重面发生了变化(“领土”和“臣民”是17世纪管治的主要对象，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口”从18世纪起成了管治的主要对象；“管治”的目的也从“国家的幸福”变为“人口的幸福”)。显然，在西方治理技艺中，“身体”与“人口”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戒训”并非“管治”的唯一手段，“戒训”只是17世纪“管治”的主要手段。因为主导17世纪管治实践的“戒训”和“全景敞视主义”在18世纪并未完全被安全配置这一新治理技艺所取代。其实，这两种管治活动和策略一直共存于18世纪，只是安全配置成了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技艺。在任何时期，无论是身体受“戒训”的“管治”，还是人口受“安全配置”的“管治”，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国家干预和放任自由何者或两者之间的何种关系更能适应特定国家之特定时期的治理实践。

福柯所分析的刑罚领域的权力机制运作也具有类似的历史性、整体性和因果性的统一。从中世纪到当代的三个主要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的刑罚领域先后出现过三种曾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机制：司法机制(刑法、惩罚）、惩戒机制(监视、矫正)和安全配置机制(统计出平均犯罪率，计算犯罪现象的成本，确定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对犯罪的最低可接受限度)。但实际上以上三种机制之间并非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而是密切相关，往往同时共存。某个历史时期某个机制占主导地位，这并不排除另两个机制的存在及其与主导机制的联系。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发生变化的只是主导因素，或更确切说，发生变化的是司法一法律机制、戒训机制和安全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系统”①。在探讨当代安全问题时，福柯发现安全机制是激活法律机制和戒训机制的一种方式，密切关注犯罪成本与预防犯罪所需成本之间的经济关系。福柯敏锐地认识到权力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总体布局形成了一个安全领域，于是他要研究安全技术的历史，弄清楚“在安全社会名义下”，“具有安全技术之形式或无论如何都受制于安全技术的权力的总体布局”(économiegénérale de pouvoir)②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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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police”一词密切相关的另一·词是“gouvernement”。有人把gouvernement”翻译成“统治”、“管理”、“治理”，而我倾向于译为“辖治”、“治理”。这也许取决于个人的理解和喜好。其实，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详尽梳理了“治理”的概念史，叙述了多种治理实践(对人、灵魂、家庭、国家、社会的不同治理实践)，探讨了种种治理问题，再现了“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的历史计划，论述了自由主义治理原则与社会主义治理之合理性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

gouvernementalité”一词，有人把它译成“统治心态”(如德国学者把它译为“Regierungsmentalitat”)，有人则译成“治理术”，也有人译为“治理活动”。这三种译法都不妥，都未能全面反映该词的确切含义。第一种翻译明显是望文生义，其余两种译法也只是抓住了该词的部分含义。实际上，如同塞内纳尔(Michel Senellart)所言，“gouvernementalité”一词并非是由“gouvernement”和“mentalité”这两部分组合而成的复合词，而是派生于形容词“gouvernemental”(治理的)①。当然，笔者也不完全认同塞内纳尔笼统地把“gouvernementalité”看作“权力关系的策略领域或治理活动的专门特征”②。因为福柯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明确用“gouvernementalité”来同时涵盖三方面的含义：既指新治理技艺的制度、程序分析及其相应的算计和策略，又指能产生一系列特殊治理机器并推动一整套知识学科发展的新权力形式，也指西方社会从君权社会经过戒训社会向安全社会以及西方国家从司法国家经过行政国家向治理国家转变的整个过程。福柯把使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整体、得以彰显的趋势以及司法国家得以向行政国家转变的过程称作“gouvernementalité”。显而易见，该词同时包含“制度策略”、“权力形式”和“治理历程”这三方面的涵义。笔者在此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迫不得已选择使用了“治理术”这个虽并不全面但较为接近该词原意的译法。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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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p.12—13.

福柯谈论西方治理历史上的三个社会形态和三种国家：“君权社会”与司法国家、“戒训社会”与行政国家、“安全社会”与“治理国家”。君权或统治权依赖法律统治臣民，行政国家诉诸规章管治个体，而法治政府则治理人口。安全机制的运作，既无君主一臣民的关系，也不具禁令的形式。如果说统治者密切关注的是君权的稳固和臣民的顺从，那么，治理者则聚焦于人口、领土、财富之间连续而多样的关系。但福柯也明确这并不意味着这三者的构成要素是排他关系，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三者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程度的重叠关系之中，而只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因其中一个要素占主导地位而成为那个社会和那个国家的鲜明特征。“简言之，在18世纪，从治理艺术过渡到政治科学，从受制于君权结构的政制过渡到受制于治理技艺的政制，这都是围绕着人口，因而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进行的。”③当然，新治理艺术的诞生并未消除君权，而只是使得治理艺术不再需要像在16、17世纪那样从那些君权理论中推导出来，并使人们弄清楚人们能把何种司法形式或制度形式或法律基础赋予作为国家特征的君权。同样，新治理艺术也未消除戒训，只有通过巨大的行政君主政体的发展才能体现和理解戒训的组织、实施以及17和18世纪初戒训得以在其中发展的所有制度(学校、军队、工厂等)。只有当人们设法治理人口时，戒训才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和最高的价值。福柯反复强调，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部戒训社会代替君权社会、治理社会代替戒训社会的历史。“实际上存在着君权一戒训一治理管理这样一个三角，治理管制的主要目标是人口，其关键机制是安全配置。”①从18世纪起，治理、人口和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治理者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形式、使用安全配置这一根本技术手段来恰当地治理作为干预对象的人口。福柯把使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整体、得以彰显的趋势以及司法国家得以向行政国家转变的过程称作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②治理术这个概念虽然晦涩难懂，但福柯还是给出了大致的定义。

绪 论

①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06.

③ Ibid.,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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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督教牧领权力因治理信徒灵魂而不同于政治权力，但福柯还是在基督教牧领制度中找到了西方治理术的源头、形成、结晶和胚胎，并断言基督教牧领为近代国家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因为这两种权力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和相互接替。只是到了16、17世纪，治理(gouverner)才获得了其国家意义、政治意义。“在16世纪末，在17、18世纪，这种治理术进入政治领域，这标志着近代国家的开端”③，当治理术实际成为一个被精打细算和深思熟虑的政治实践时，近代国家就诞生了。治理术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问题和人口问题。治理术的治理策略决定了国家的职能大小、范围。在福柯眼里，国家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国家成立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国家的治理问题。并非社会的国家化(étatisation)，而是国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决定了国家的持续存在。福柯把基督教牧领(pastoralechrétienne)、外交军事新技术(nouvelle technique diplomatico-militaire)和管治(police)这三者看作国家实行治理化的重要基石。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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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Ibid., p.169.

福柯为何要用脆弱的、繁冗的和有脱漏的治理术概念来研究坚实而简明的国家和人口问题呢？福柯给出的理由是：他以前探讨戒训时，采取谱系学方法，试图从制度、功能和对象中抽取出权力关系，并加以技术分析和策略分析，从而依据变动不居的对象构建出一个真相领域及其知识对象。例如，为揭示出医学权力的组织类型以及精神病学知识在其中得以展开的方式，仅仅研究精神病医院内部的一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精神病医院的外部人手去探寻权力技术，这个外部就是精神病学秩序，而精神病学秩序的外部则是公共卫生这个针对社会的总体规划。精神病医院是个厚实严密的制度装置，到医院这个制度的外部去，也就是超越这个制度装置来梳理与这种医院相关的整个关系体系。“谱系学分析重构了联姻、交流和支撑点的整个网络。”①福柯尝试着把分析戒训时所采取的这种谱系学方法适用于对国家的分析。由于用一个权力制度来解释另一个权力制度这是一种循环的做法，到不了制度的外部。要分析国家，就得跨到国家的外部去。要走到外部，就得把握权力关系的谱系，以使权力关系非制度化和非功能化。“军队的戒训化并不相关于国家的集中化，而是相关于不稳定的人口问题、商业网络的重要性、技术发明、团体的治理(……)模式，正是这整个联盟、支撑和沟通的网络构成了军事戒训的谱系’。”②在这里，国家问题的内涵已经更新，国家要素也已多样化了。走到国家的外部，也就是走到与国家相关的整个关系体系。由于治理术保证了国家的变化、发展和功能运作，福柯就要把近现代国家重新置于治理术这个权力的总体技术之中。“治理术之于国家，就好比隔离技术之于精神病学，戒训技术之于刑罚体系，生命政治之于医学制度。”①而国家的治理技术不仅针对他人，也针对人们自身。福柯的治理术就是结合了治理他人的技术和治理自身的技术。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Paris,2004, p.121.

②Ibid,,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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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配置”管治的是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这种新的治理术的出现，标志着国家理由、国家职能、国家重要性都发生了转变。鉴于国家无处不在，力量关系的实施无不遭遇反抗，尽管国家已非无所不能，福柯就把“治理术”视为“特殊的普遍性”，他指的是“一切皆政治”，“一切皆可被政治化”。哪里有政治，哪里就有对治理术的反抗。

总之，福柯本人在不同论著、不同场合对其使用的术语“police”、“raison”、“discipline”、“gouvernement”、“gouvernementalité”等的具体含义都作了解释和澄清。现在大家也知道西文概念往往是一词多义(兼而有之)，而任何翻译(尤其是中文翻译)往往都只能表达出其中一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选取一种较为接近原意的译法。如果人们现在还一味热衷于就某个西文语词该翻译成何词而争论不休，那只会各执一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浪费各种资源(版面、时间、精力、口舌、笔墨)。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哲学界关于“tobe”究竟该翻译成“存在”还是“是”、“Dasein”究竟应该翻译成“亲在”还是“定在”甚或“此在”而众说纷纭，着实热闹过一阵子，至今也无定论。我想只要是圈内专业人士，当看到古希腊的“tobe”、海德格尔的“Dasein”、福柯的“police”等西文语词时，无论谁选择了哪种译法，都不难想到这个语词的完整意义，都不难心领神会地理解该词的“多义性”。若圈内人士都有此境界，纠结于某个西文语词究竟该译成何词，也就没多大必要了。当然，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天马行空般的译法还是不可取的。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即使约定俗成的译法，也是出于权宜之计。约定俗成并不等于权威性。本人总是认为，西方哲学文献的翻译是一项思想的事业。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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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24.

本书由“绪论”、十三章和“结论”组成，论及了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所有主要方面内容，重点探讨了在主体、启蒙、政治想象力、自由、牧领权力、国家治理、管治转向、治理转型、正当治理、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战争图式、政治历史主义、“死亡政治”等问题上集中体现出来的福柯政治哲学思想，论述了福柯生命政治哲学的反主体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国家主义的理论实质，揭示了福柯思想不同于柏拉图、霍布斯、卢梭、马基雅维利、马克思、奈格里和阿甘本的理论特色。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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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主体的真相

德勒兹敏锐地发现，从事权力分析的福柯与把主体问题化的福柯，是同一个福柯。福柯要理解所有那些多元异质细小的权力关系以避免其总是导致宰制或抵抗现象。①福柯对政治实践与医学话语之间关系的论述，阐发了一种基于反先验主体哲学之上的政治渐进主义，充分表明了其思想立场：主体观、历史观是权力观的理论基础。福柯用由不同“话语”(discourants)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实施的操作来反对主张至高无上的意识主体在话语中构建意指这一论题，用对于历史上确定的话语系统所做的分析来反对认为在思想领域中历史有其无休止后退的起源这一论题，拒斥能确保历史具有逻各斯之取之不尽的存在、纯粹主体的至高无上以及原初目的地之深层目的论的整个论题，从而设法把话语领域从19世纪哲学强加于它的历史先验结构和先验目的论中解放出来。②因为我们不能经由讲话主体的意识、不能经由思想的效能去描述一个科学话语与一个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的一组有可能追踪其细节并把握从属性的关系；当然，政治实践也不具有创世和普遍批判的作用，政治实践既不改变话语的意义，也不改变话语的形式，而是改变话语的涌现、嵌入和运作的条件，改变科学话语的存在方式。政治实践的对象应该是科学话语和话语实践、科学话语的存在条件、形成规则和历史转化，而非思想或意识、得意洋洋的理性之显现、纯粹理想性或心理学特征。福柯谈论的政治话语、政治实践明确与传统意识主体划清了界限。

① Gilles Deleuze, Foucault,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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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 Foucault, “Réponse à une question",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683—684.

福柯毕生关注主体这个根本问题，通过考察癫狂、医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监狱、性史这些特殊的边缘的经验领域来重新梳理整个西方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来探讨我们如何在知识、实践和自身苦行这三个方面的真相游戏中成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福柯怀疑甚至厌恶最高最基本的主体，而认为主体不是被动地形成于屈从实践，就是主动地形成于自由实践。权力主体取决于哲学主体。福柯主体思想是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福柯不仅有主体哲学，而且始终关注主体问题。通过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变奏和合奏这一真相来武装主体，福柯阐发了一种强调功能散布和话语转换，以反对先验统一和经验综合的“实证主义”主体观，旨在批判近现代意识哲学和感觉心理主义传统。严格说来，福柯既非结构主义者，也非后现代主义者，而是话语“实证主义者”。

自从笛卡尔确立起近代哲学主体起，近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都围绕着主体问题展开和演进。20世纪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尝试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主体问题。在主体问题上，福柯既批判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又并不认同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福柯毕生只关注一个问题：主体如何在科学知识、强制实践和主体化这三个层面上进入真相游戏之中。无论是“知识”问题，还是“权力”问题，抑或“知识一权力”问题，都只有相关于主体的真相问题才能被恰当理解和全面把握。福柯正是通过梳理“主体的历史”才把“真相”、“权力”和“个体行为”这三大经验领域贯穿和整合在一起。我们不能因为福柯谈论“人之死”就曲解、无视，甚至否定福柯的主体思想。在《词与物》这部写得“最深奥最累人的”书中，福柯谈论“人之死”，其实死去的是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诞生的是实证主体和历史主体。福柯以真相武装主体的实证主义主体观在20世纪西方哲学和思想史上有其

第一章主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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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重要地位。

第一节 意识主体的没落

思与非思、我与非我、意识与无意识、我思与非我思，总之，笛卡尔主义与反笛卡尔主义，意识哲学与反意识哲学，始终存在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之中，构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关键论题和核心内容。福柯秉承卡瓦耶斯—巴什拉—康吉莱姆(Cavaillès-Bachelard-Canguilhem)这一法国科学哲学和概念哲学传统，拒斥笛卡尔一胡塞尔一萨特这一意识哲学传统。无论是理性主体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体哲学，都脱离了实证科学的土壤，不是拔高了理性主体的地位，就是夸大了非理性主体的作用，既不能为主体配备“真相”，也不能恰当处理理性与非理性、我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整体统一关系。福柯拒绝启蒙运动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敲诈”，要破除理性形而上学所造成的哲学上的种种分裂。

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哲学家们曾尝试用现象学方法或者再结合其他方法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但这些尝试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国概念哲学的质疑和批评。福柯强调在一个历史框架内解决那些所要分析的“客体”和领域的构成问题，否认这个历史框架是现象学主体的简单相对化，质疑现象学的构建性主体(sujetconstituant)，表明某种马克思主义和某种现象学阻碍了人们对权力问题的确切探讨。福柯不相信通过将现象学主体历史化，并因此给出一种随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意识，就能解决权力分析问题。“必须通过摆脱构建性主体，来摆脱主体本身，以完成一种能说明主体在历史框架中得以构成的分析。”①福柯这样的谱系学就是一种历史形式，能说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的构成，而不诉诸一个超越事件领域或在历史上空洞的主体。到了20世纪60年代，包括哲学在内的法国人文科学多个领域的思想家们发现语言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更适合于解决他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于是，务实创新的20世纪就这样成了意识哲学崩塌的世纪。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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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c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