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通过对几个时代癫狂史的考察和梳理，福柯认为“大写我思确实是绝对的开端，但绝不能忘记聪敏的精灵(le malin génie)却在大写我思之前”①。这个精灵并非梦中形象和感官谬误的所有危险的堆积和浓缩，“介于上帝与人之间，这个精灵具有一种绝对的意义:它最严格说来是非理性的可能性和非理性全部力量的整体”②。癫狂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不再是16世纪的持续辩证法，不仅非理性先于大写我思，而且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绝对对立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永久的双重关系，紧密结合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癫狂统一体。“非理性是理性之简单的、直接的、立即遭遇到的反面”，而同时“理性对非理性来说始终是非理性之所是的存在理由”③。非理性的存在理由就是它与理性如此接近，与理性是如此同质异形，与理性一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我们只能在其中辨认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文本。一方面，癫狂相对于理性而存在，为不具理性责任的异者，癫狂为了理性而存在，为异于他人的异者，非理性是理性之最直接当下的反面，而理性又始终是非理性的存在理由；④另一方面，癫狂在道德的有理者结构(structuresduraisonnable)的背景下就是理性的完全缺席，而当癫狂独特的个体性在理性面前展现时，理性又成了评判原则，癫狂也相应陷入了医学的合理者结构(structures du rationnel)之中。这里涉及两种理性：作为规范的理性和作为认识主体的理性。按照福柯的说法，这时癫狂者在道德上的负面性与疯子在认知上的正面性合而为一了。癫狂就是带有负面面纱的理性，最接近理性，但也最不能化约为理性。癫狂就是在理性前面加上一个标记“非”，癫狂的明证性其实就是理性之完全临近的在场。福柯甚至谈论非理性最原初和最明显的悖论：①非理性是理性的直接对立面，但非理性的内容只能是理性本身，因为理性认出自己就是癫狂的内容、本性、话语，最终就是癫狂的理性。不仅癫狂的内容是理性，而且癫狂还要披上语言这层理性的外衣才能显现自己，语言是癫狂最初和最终的结构，理性的语言是癫狂的终极语言。福柯干脆把非理性称作“头晕眼花的理性”(raison éblouie)。②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所给出的“癫狂”定义，也体现了癫狂是负面性(背离理性)与正面性(自信遵循理性)的结合体。也就是说，癫狂是理性的缺失，但这个缺失又貌似符合理性。主体的真相并不在主体身上，而在理性与癫狂的变奏和合奏之中。

第一章主体的真相

①②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á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2, p.175.

③④ Ibid., 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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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象学秉承笛卡尔我思哲学传统而设定理性有其基础和根本筹划，并认为理性的本质可依据一个奠基行为而被揭示、确立和寻觅，鉴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着一种尤其是唯一理性(laraison)本身之形式的合理性，并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理性被遗忘、主体被异化的反常的和发生危机的合理性，鉴于哈贝马斯把理性等同于合理性形式的总和并进而指责从巴塔耶、福柯到德里达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们导致并欢呼理性的崩溃和破碎，福柯主张以下两点：一是理性与非理性原本一体，区分开理性与非理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无可能。不同的意识形态可遵循相同的理性原则并给人类带来同样的重大灾难。二是即使要谈论理性(也即非理性的内容和形式)，理性也并非各种合理性形式的总和，因为理性有其在历史中的自动创造和展开，而且在知识类型、技术形式和治理样式这三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多种合理性形式不仅没有崩溃和消失，而且正在大量产生和发生变革。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2, 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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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262.

不仅癫狂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命运，主体的真相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变奏和合奏中得以把握，而且癫狂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的关系也具有经济、道德和历史的维度，癫狂体验也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基于历史维度梳理和社会经济、伦理、文化因素考察而得出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真相，就是福柯为癫狂主体配备的真相。如果近代哲学家们能认识到理性与非理性原本一体，理性是清醒的癫狂，癫狂是眩晕的理性，理性思维并不具有自己设定自己的特权、明证性的保障以及奠基和构建的功能，那么，近代哲学的主体就不会以对自然和他人进行征服的大写主体这样的至尊形式出现在哲学史上，也就不会有近代哲学追求统一性、同一性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不会有大写理性膨胀欲裂的绝对理性主义和蛊惑人们妄求解决不可能解决之问题的抽象人道主义。在福柯看来，对理性与非理性全新关系的阐发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最有力的批驳。主体本身并不具有、也不知晓“自己以何种方式成为主体”这一真相，福柯的工作是要为主体配备这样的真相，并让主体最终铭记这样的真相。

第三节“实证主义”

福柯毕生都在探讨主体与真相游戏之间的关系，探讨人类借以成为主体的不同样态的历史。福柯把“游戏”看作一组真相生产的规则。主体是如何进入真相游戏中去的呢?从性质上看，人以主动方式成为主体，其样态即“主体化”；而以被动方式成为主体，其样态则是“科学分类”和“区分实践”。《词与物》中的“科学分类”把人限定为在经验科学占据位置的能讲话、从事劳动和生活着的主体，《知识考古学》中那些支配着“话语实践”的多种多样且能自主转化的规则并不诉诸认识主体；《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监视与惩罚》中谈论的“区分实践”则阐明了癫狂主体、临床医学主体和刑事犯罪主体之被强制构成的真相，而《性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和第三卷《呵护自身》的主题“主体化”则讨论人自身积极主动地成为伦理主体的过程，探寻个体根据与自身关系的哪些形式成为和自认为伦理主体。所有这些著作基本上都在设间：当人发现自己是癫狂者、病人时，当人意识到自己是活着、讲着话并劳动着的存在时，当人作为罪人进行自我判断和惩罚时，当人作为欲望主体时，人是通过哪些真相游戏来思考自己的存在？而这样的询问明显具有实证性、历史性和科学性。福柯的主体无疑是一种“实证主义”的主体。

第一章主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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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以被动的方式，还是以主动的方式，人成为主体的道路并非遵循先验哲学主张的目的论和因果关系原则。福柯这方面的思想深受尼采《不合时宜的思考》的影响，尼采在该书中阐发“人怎样成为他自己”，批判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尼采主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守护神，行走在一条独特的人生道路上，都得接受过去、现在和未来无法控制和预料的方方面面。人行走在这条适合于自己的唯一道路上，就是在成为他自己。福柯曾谈及“人成为他自己”的被动和主动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集中体现了福柯所谈论的词“sujet”所具有的双重含义：“受控制和依附而屈从于他人的sujet，以及通过意识或对自身的认识而依附于自己身份的sujet。”①

近代哲学把太多的价值投注到大写理性中去了。福柯语出惊人：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并不始于对天赋观念的讨论或对本体论证明的指责，而是源于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对癫狂与理性关系的探讨，因为拉摩的侄儿体现了癫狂是理性的内容及其存在的意义，即他既是奴隶意识的完全灭绝，又是自主意识的最高颂扬。福柯据此断言狄德罗的反笛卡尔主义甚至比洛克、伏尔泰或休谟的反笛卡尔主义还要激进得多，尽管这个文本标示的逆转要到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时代才被人理解。“在笛卡尔之后，不再有必要勇敢地跨越谵妄、梦想、幻想的全部不确定性，不再有必要一举超越非理性的危险；在非理性的深处，人们便能询问理性…”①狄德罗让人们知道，理性并不一定使人从确定性走向真相，反而会从理性坠入直接现实的虚假真相中。于是，狄德罗质疑了理性主体作为真相来源的特权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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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27.

“实证主义”主体观拒斥传统意识哲学的主体观。《词与物》谈论的“人之死”，是大写主体之死，是“作为大写知识、大写自由、大写语言和大写历史的起源和基础的主体之死”②。从休谟、斯宾诺莎到尼采、福柯，批判形而上学主体哲学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尼采通过语文学批判，拒绝像传统意识哲学那样对真相作纯粹的、内在的虚假探求，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永恒真相论和意识明证性学说，在现代哲学史上最早尝试根除人类学主体主义。福柯赞赏尼采这位19世纪的哲人“天才般地走在我们时代的前面了”③。而萨特则与尼采不同，萨特把人道主义、人类学和辩证思维糅合在一起，抛弃了逻辑学、信息论、语言学和形式主义这些属于分析理性和现代文化的东西。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一个19世纪的人为了思考20世纪而做出的辉煌而悲怆的努力。在此意义上，萨特是最后一名黑格尔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④。福柯把忽视人并与人道主义格格不入的当代分析理性看作是始于尼采的“非辩证文化”。因为尼采断定上帝之死并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是意味着人的同时消亡；这种“非辩证文化”还出现在海德格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出现在语言学家和列维-施特劳斯

第一章 主体的真相

① Michel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2, pp.368—369.

② Michel Foucault, “La naissance d'un monde ",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788.

③ Michel Foucault, “Michel Foucault et Gilles Deleuze veulent rendre à Nietzsche son vrai visage?",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552.

④ Michel Foucault, "L'homme est-il mort?", Dits et écrits, 1, 1954—1969,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94, pp.54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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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学家的论著中。

福柯特别关注马拉美、布朗肖和巴塔耶的现代文学用哲学语言来代替哲学家的语言，哲学家不再是哲学语言的最高主宰，哲学语言的统治权开始说话。“我讲”(jeparle)取代了笛卡尔“我思”(jepense)，“我讲”的作用与“我思”截然相反，鉴于“我思”导致自我及其存在之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和自我意识的明证性，“我讲”则消退、分散、消除了这种存在，只让虚空的场所显现。“思想之思想，整个比哲学更为巨大的传统，已让我们懂得它把我们引向最深的内在性之中。言语之言语则通过文学，而且可能还通过其他途径，把我们导向讲话主体在其中消失的外部。”①鉴于传统哲学反思内在性和主体性的“内部的思想”，福柯所欣赏的布朗肖的“外部的思想”则通过“我讲”来谈论外部、外在性、界限、散布、空间、虚空和间距的思想。萨德和巴塔耶的语言都缺乏一个绝对主体，而是用一群说着话的主体在传统哲学主体消失了的空白处聚合和散开、结合和排斥。语言与主体水火不容，语言甚至驱逐主体，哲学家不再主宰哲学语言。哲学主体在语言内部分崩离析，语言甚至在主体缺失的空间里复制主体，这在福柯看来是当代思想最基本的结构之一。

福柯“知识考古学”把哲学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确切地说是话语的实证性问题，强调陈述主体与陈述形式的关联。福柯不再探讨主体的综合和统一机制，而是要确定主体的陈述机制。他把陈述看作话语的原子，话语分析就是要描述各种陈述之间的关系。植物种类的分类图表、谱系树、贸易账簿、N次方程式、代数公式、曲线图等都在福柯所说的陈述之列。随着大写的哲学理性主体崩塌，感觉主体登堂亮相。感觉主体的样态与陈述形式密切相关。如19世纪医生话语陈述多种多样，性质描述、自传叙事、测定、解释和符号印证、类比推理、演绎、统计估计、实验证实等都是这样的陈述形式。主体的位置取决于主体相对于不同的对象领域或集合而可能所处的境遇。主体相应的角色也多种多样：有提问的主体、倾听的主体、审视的主体、记录的主体。医生可以作为感觉、观察、描述和教育主体。19世纪医学话语的主体是取决于完全不同的感知场的感觉主体。陈述的各种样态，既不诉诸作为合理性之基本要求的主体，也不诉诸作为综合之经验功能的主体。要确定主体的陈述机制，既不诉诸一个先验主体，也不诉诸一个心理学主体性。“这样被设想的话语并不是一个思考、认知和说出话语的主体之庄严展现，相反，它是主体的散布及其与自身的不连续得以在其中被确定的整体。”①散布在时空中的陈述，并不具有先于它而存在的内在秘密，并不具有基础主体性的核心。话语的历史绝非言语线性的历史、意识流变的历史。于是，我思、意识、意向及其内在性，起源、基础及其合理性、目的论等，所有这些都是福柯的话语实证性分析所坚决要加以摒弃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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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a pensée du dehors",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520.

考古学的话语形成和话语实践有着“实证性”、“认识论化”、“科学性”和“形式化”这样四个不同的层次，与此相对应就有“循环分析”、“认识论分析”、“考古学分析”、“知识型分析”这样四种不同的历史分析形式。相比之下，理性主体哲学的历史不仅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缺乏层次，而且其分析形式也是单调、乏味和玄虚的。考古学的话语历史，传统意识哲学的主体历史，孰真孰假，也就一清二楚了。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并不是不要主体，而是要拒斥先验主体的奠基作用和心理主体的综合功能，只谈论实证主体在多样性话语中的散布(dispersion)功能。“考古学并不贯穿意识—认识—科学这根轴线(这根轴线不能摆脱主体性的指引)，而是贯穿话语实践一知识—科学这根轴线。”②考古学“主体”虽处在知识领域之中，却并不是知识领域的所有者，它既不从事先验活动，也不进行经验意识。知识考古学并不把话语存在归结为一个先验主体中奠基事实和权利的原初给予的强求，而是归结为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福柯不想排斥主体问题，而是想界定主体在话语多样性中的位置和功能；福柯也不想否定历史，而是要拒绝时间化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揭示出话语领域不同层次的转换，描述话语实践的派生形式的特殊连接方式。考古学设法在并不参照心理学的或构建性的主体性的情况下来确定陈述所能包含的主体的不同位置。考古学并不想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而是要使思想史摆脱任何主体性的引导和先验的屈从，是“要在任何目的论都不能事先加以缩减的一种不连续性中来分析这个思想史；要在任何预先的境域都不能加以封闭的散布中来定位思想史；要在任何先验构建都不能强加主体形式的匿名中让思想史展开；要让思想史向一种并不允诺任何黎明之返回的时间性开启”①。这里所说的“不连续性”、“散布”、“匿名”、“非起源”足以刻画福柯话语历史观的实证主义特征。“如果人们用稀缺性(rareté)的分析来代替总体性的研究，用外在性的关系的描述来代替先验基础的论题，用并合(cumuls)的分析来代替起源的探寻，就是实证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幸运的实证主义者，我很容易接受这个称呼。”②陈述总是不充分，陈述中仅仅有比较少的东西被说出。陈述在深度的并合中被使用、改变、危及、打乱，甚至摧毁，而无神圣高贵起源的预定和确保。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福柯的“实证主义”主体观：这样的主体既不从事先验构建，也不进行经验综合，而是在多种多样的话语中进行散布。这显然不同于那种“限于经验”、“惟有经验”的传统实证主义。就福柯拒斥普遍性，“拒绝反思、交流和共识的普遍性之复兴”而言，德勒兹也恰当地谈论“福柯哲学是一种实用主义，一种功能主义，一种实证主义，一种多元主义”③。

第一章 主体的真相

①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p.74.

② Ibid,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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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pp.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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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p.164—165.

③ Gilles Deleuze, Deux régimes de fou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3, p.320.

福柯之所以坚持“实证主义”主体观，是因为他对哲学和思想史的使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鉴于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看作是一个分析自然科学的命题并把形而上学命题判为无意义的活动，福柯则把哲学看作是对现时、对我们自身进行诊断并拒斥先验哲学及其因果关系说和目的论的活动。福柯把哲学看作是一种人们对当下、现时、自身进行诊断的活动，而诊断活动一般说来都基于实证科学技术的探察，都是历史的、具体的、真实的、多样化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而无需探寻貌似深奥、玄虚，实则空洞、僵硬的世界本源、最高原则、终极根据，无需设定和阐发思辨哲学家们臆想出来的所谓因果关系说和目的论。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向我们表明了自康德以来的先验哲学、起源的主题、人类学思想、人本主义意识形态、主体的地位所经历的种种危机，其目的旨在恢复真实主体的本来面目，倡导实证主体的真实作用，从而逆转传统思想史理论基于先验主体观和能赋予意义的主体观而得出的全部见解。福柯的诊断活动，作为实证研究方法，强调认清事实，注重历史维度，寻求逼真地观看每一个细节，就像肖像画的画家，仔细刻画在所画人物脸上汇聚在一起的特征和最细小的自然事物。①显然，在福柯眼里，这种实证研究方法要比形而上学思辨推演更为确实和必要，福柯也就乐意人们把他的思想称为“实证主义”。

第四节 几个理论问题

主体哲学、反主体哲学在20世纪哲学舞台上相继登场，对话角逐，精彩纷呈，共同把西方哲学推入了21世纪，并为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和前行的方向。就主体真相问题的探讨而言，在福柯与主体哲学，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关系问题上，在福柯的主体观与其历史观和国家观的关系问题上，有必要澄清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第一章主体的真相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2, 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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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福柯认为理性并不能使主体从确定性走向真相。主体的真相应该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变奏和合奏之中得以被把握。近现代主体哲学之所以陷入主体性形而上学和唯我论，就是因为不能恰当处理理性与非理性、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所谓源自理性意识明证性的主体的真相其实就是主体的假相。不仅主体的真相有赖于理性与非理性本真关系的把握，而且主体本身的定位也取决于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定位。笛卡尔主义的主体观及其真相理论都奠基于其独尊理性而贬损甚至排斥非理性这一哲学立场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福柯会认为对笛卡尔主义的真正攻击点，既不在天赋观念，也不在本体论证明，而是在“我思”精神实体，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上。由于主体是在真相游戏中成为他自己的，“如何成为自己”既有主动自主的一面，也有被动屈从的一面，所以，这样的真相既不是埋藏在主体身上有待挖掘的真相，也不是隐藏于主体之现象背后的本质。正因为如此，福柯并不说要揭露主体的真相，让主体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是要为并不具备真相、并不认识真相的主体配备真相，要用真相来武装主体，要让真相最终主导主体。主体的这个真相就是：理性与非理性浑然一体，大写理性不仅不能通达真相，反而会堕入假相。作为同一整体的两个方面，理性与非理性在同一整体中和谐共处，相辅相成，适度作为。主体一旦装备和最终掌握了这一真相，就能像福柯那样拒绝“启蒙的敲诈”：即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次，在20世纪并不只有结构主义才反传统主体哲学。尽管福柯与结构主义者在反传统主体哲学这个问题上有着共同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也是结构主义者。人们通常把福柯与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和巴尔特一起统称为结构主义者，这长期来屡次招致福柯的强烈抗议甚至严厉斥责。实际上，无论是列维-施特劳斯一拉康的结构主义，尼采—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还是马拉美—布朗肖—巴塔耶的法国文学，还是卡瓦耶斯一巴什拉一康吉莱姆的法国科学哲学，都是福柯批判传统主体哲学的思想动力，但我们总不至于把所有这些作家都称作结构主义者吧?而且，福柯的考古学描述所聚焦的陈述层面包含了同一性和差异性形式，在这个层面上确立起来的秩序、等级和整个探寻排除了整块的、无定型的和整个一成不变的共时性，从而使得考古学描述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福柯也辩称自己所处的那个学术思想氛围不可能不与结构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他是从结构主义外部来谈论结构和无意识的，而从未使用结构主义的用语，因为“谈论”毕竟不同于“使用”。福柯甚至还设想把《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改为“结构主义考古学”，强调自己在使思想史摆脱先验束缚时并不想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而结构主义在摆脱人本主义时恰恰要使思想史和知识史结构主义化，因为结构主义的语言结构分析使得理性的一切都不能逃避先验确定，并向理性提出起源、原初构建、目的论视域和时间连续性问题。尽管列维-施特劳斯曾把自己的思想称作“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但这仍然是一种先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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