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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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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针对长途航班的必经之地高空对流层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依然难以对其进行探测和预测。由于这个原因，与风暴边缘和大范围天气系统中发生的可预测形式的湍流相比，晴空湍流更具危险性，因为机长根本无法事先做好准备，也无法绕道而行。更糟糕的是，晴空湍流的发生率每年都在升高。

尽管类似前文中提到的关于湍流的奇闻已经被广泛报道，仍有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湍流事件不为人所知，并且数量难以估计。在一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USFederalAviationAdministration）发布的如何防止湍流损害的公告中，湍流事故频率近十年来持续升高，每百万次飞行的事故率从1989年的0.3次上升至2003年的1.7次。29现在的数据早就远远不止于此了。

湍流次数升高的原因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越来越高。2013年，在一篇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NatureClimate Change)上的文章中，来自雷丁大学国家大气科学中心的保罗·威廉姆斯(PaulWilliams)和来自东安格利亚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马诺伊·乔西（ManojJoshi）详细阐述了气候变暖对跨大西洋航行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通过气候模拟模型发现，在环大西洋航线上，一旦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翻倍，晴空湍流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在冬季北纬50°—北纬75°、西经10°一西经60°航行范围之间，绝大多数晴空湍流的强度中位值上升了10%—40%，中等或更强烈的湍流发生的频率提高了40%—170%。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到本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将使环大西洋航行更加颠簸。飞行时间可能会增加，燃油消耗和

第三章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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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排放量也会增加。30

这项湍流研究的作者再次强调了湍流增强所带来的反馈性质：“飞行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部分原因，而我们的实验结果首次表明气候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飞行。”受影响最严重的将会是繁忙的亚洲、北大西洋空中走廊，这些区域势必会出现大量航班中断、延误和损坏的情况。未来将会是颠簸的，我们甚至正在失去预测这些震荡的能力。

我在伦敦南部的郊区长大，就在希斯罗机场入站航线的正下方。每天下午六点半，从纽约飞来的一架协和式飞机都会从头顶轰隆而过，把我们的门窗震得摇摇晃晃，剧烈的震荡让它看起来更像一艘宇宙飞船。它于1969年进行了首次飞行，并在1976年开始执行定期航班服务，至今已经飞行了几十年了。乘坐协和式飞机进行环大西洋航行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如果你能支付得起的话，因为最便宜的往返机票也要2000英镑。

1997年，摄影师沃夫冈·提尔斯曼（WolfgangTillmans)展出了56张协和式飞机的照片，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一致：从地面而非豪华的客舱中望去，飞机像一支黑色箭头轰隆地从空中碾过。在展览目录中，提尔斯曼评论道：

在所有上世纪60年代技术乌托邦式的发明当中，协和式飞机也许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后例证。它充满未来主义风格的造型，惊人的速度和震耳欲聋的声音至今仍然像1969年它第一次起飞时那样抓住人们的想象力。协和飞机设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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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尽管它对环境会造成噩梦般的破坏，但在当时科学技术被认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密匙——即使是天空也不能构成对科技的限制…对于少数精英来说，协和式飞机显然意味着一次奢华但拥挤并且有些无趣的旅程；对于观看它飞行、降落或起飞的人来说，则是另一番免费的奇观，一次了不起的现代时空错乱。它已经成为了人们渴望通过科技超越时空限制的某个象征。31

2003年，协和式飞机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它的退役一方面是因为它奉行的精英主义路线，另一方面是由于三年前法国航空公司4590次航班在巴黎郊区致命的坠落。对于很多人来说，协和式飞机的陨落意味着某种对于未来构想的终结。

现代飞机身上几乎已经看不见协和式飞机的踪影了，相反，最新近的客机则是技术渐进的产物：更高质的材料、更有效率的引擎、适应性更强的改良型机翼设计—而非协和式飞机所倡导的激进式变革。在所有这些新型客机的改进设计中，我最喜欢的是用于修饰翼尖的“翼梢”设计。这是一项最近才诞生的发明，最早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应对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发出来的，逐渐改进后为商用飞机所采用，主要功能是提高燃油效率。这项发明总让我想起巴克敏斯特·富勒[1]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墓碑上写的墓志铭：“请叫我小舵板。”在飞行过程中大量实施微小的调整，这是我们目前还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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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1895—1983）：美国建筑师和发明家，著有《设计革命：地球号天空船操作手册》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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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步——并不总是一蹴而就的，也并不是一条阳光灿烂的坦途。这不是在怀旧—何况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相反，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当下已经与线性的时间脱节了，并且正以至关重要但却令人困惑的方式偏离历史本身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变得晦涩难懂，无法明确。发生改变的不是未来的向度，而是未来的可预见性。

2016年，在《纽约时报》上刊载的一篇社论中，计算气象专家、美国气象协会前会长威廉·盖尔（WilliamGail）列举了一些人类千百年来不断研究、却被气候变化扰乱的模式：长期天气趋势、鱼类的产卵和迁徙、植物授粉、季风和潮汐的周期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对于大部分有人类记录的历史而言，这些周期差不多都是可预见的。人类建立了庞大的知识宝库供自己汲取养分，使我们日益复杂的文明得以存续下去。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人类逐渐提升了预测未来的能力：知道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开始种植农作物，并有能力预测旱情和森林火灾，洞悉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动态关系，还能够估算农业和渔业产值。

文明本身的延续离不开精准的预测能力。然而，随着生态系统的崩坏，百年不遇的风暴正在不断袭击我们，人类赖以延续文明的这项能力正在下降。缺乏精确的长期预测能力，农民将无法在恰当的时机播种农作物；渔民将无法在正确的地方捕捉到鱼类;我们也没有办法根据以往的规律制定出防洪、防火的计划，也无法确定能源和食物的储存量和需求量。盖尔预见到：今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世界的认知将会比我们更少，相应地，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提高，他们将会遭受更多的灾难性事件。32他甚至猜测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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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我们已经越过了“知识顶峰”，正如我们已经越过了石油峰值时代。这就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新黑暗时代。

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Morton）将全球变暖称为“超物体”（Hyperobject）。超物体意指那些围绕着、笼罩着、包裹着我们的物体，那些过于巨大以至于我们无法窥见其全体的大物。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其对其他事物的影响来感受到超物体：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川、一片正在干涸的大海、一架跨大西洋航班的一次震动。超物体有关的事件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但是我们永远只能从局部感受它的存在。有时超物体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私人化的，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很直接；有时我们又会把它当成某种科学理论，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事实上，超物体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也无法被人类的手段测量和描述，它们是超然于外的存在。因为它是如此的贴近我们，却又如此难以察觉，我们根本无法用理智的语言来描述它，也无法用传统的方法去把握它。气候变化是一个超物体，核辐射、进化和因特网通通都是超物体。

超物体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我们只能通过它留在其他物体上的痕迹来感受它。因此，构建超物体的模型需要大量的计算。只有在网络系统层面，通过分布广泛的传感器系统、时空维度上海量的数据与运算，我们才有可能把握它。科学的记录保存变成了某种超感官的知觉形式：知识生产实现了网络化、共有化，同时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总是在触摸和感受中把握那些无法触摸、不可感知之物，同时也习惯于摒弃那些超出人类无法思考范围的事物。这与超物体的知觉形式特征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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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变化是否存在的辩论实际上也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思考的辩论。

然而，我们已经快要无法思考了。在前工业化时代，大约从公元1000年到175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保持在275—285ppm（百万分率）——这一数据是通过研究北极冰核得出的数据，如今这种知识来源也在消失。自从工业化时代的开端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开始升高，并在20世纪初达到295ppm，很快又在1950年突破了310ppm。这种趋势——又称基林曲线（KeelingCurve）—一直在向上走，曲线越来越陡，1970年是335ppm，1988年是350ppm，而2004年达到了375ppm。基林曲线以科学家基林[1]命名，1958年他在夏威夷的莫纳克亚天文台开创了这一现代测量方法。

2015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了400ppm，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至少要追溯到80万年前。目前这一增长速度毫无减弱的迹象，预计到本世纪末，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会超过1000ppm

一旦浓度达到1000ppm，人类的认知能力将下降21%。33二氧化碳浓度越高，我们就越无法清醒地思考。在一些工业城市，室外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突破了500ppm；而在一些室内环境中，比如通风不佳的住房、学校和工厂，浓度甚至超过了1000ppm——就在2012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许多学校已经被测出其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过了2000ppm。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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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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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尔斯·大卫·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1928—2005）：美国科学家，他在莫纳克亚天文台对全球二氧化碳含量的测量研究，第一次让全世界注意到人为因素对“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可能。——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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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给思维蒙上了一层阴霾：它直接削弱了我们清醒思考的能力。更要命的是，我们正把它融入我们的教育领域，并往大气层中源源不断地排入更多二氧化碳。全球变暖的危机也演变成为了心智的危机、思考的危机，它让我们无法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不久之后，我们将彻底失去思考的能力。

人类认知能力的下降体现在跨大西洋航线的崩塌上，体现在通讯网络的破坏中，也体现在多样性的消失和历史知识宝库的消融上：这些都是我们无法从网络系统层面进行充分思考的征兆，也预示着我们无法从文明的宏观层面思考和行动。人类为拓展自身生命系统而建立的结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与世界的触觉界面，是我们感受被超物体主宰的世界的唯一工具。但问题是：我们才刚刚开始有所感知，而我们的感知能力却在逐渐消退。

我们对气候变化的思考正在被气候变化自身所破坏，正如不断坍塌的地面损坏了通讯网络，也正如我们无法构思复杂的系统，从而对环境和技术变化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讨论并采取行动。但是就当下而言，我们的核心危机来自不断超物体化的互联网：互联网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对互联网的思考方式密不可分。也许因特网在超物体当中，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形式，它代表着我们有意或无意的与数学、电子、硅和玻璃纤维沟通对话的渴望。对这一网络的使用或滥用加剧了当前的危机（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几章中会谈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会完全令人心灰意冷。

我们很难对互联网进行有效的思考，这一点让它成为了对人类建构的现实世界的最佳表征。我们将它放在口袋中、修建电缆传送它、启用数据中心对它进行运算，但是它仍然无法被简化为互不相连的单元。它是非局部的，具有与生俱来的矛盾性，而这也正是世界本身的境况。网络的创造是一个持续的、刻意的、同时又是不知不觉的过程。在一个新黑暗时代，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承认我们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因此，对网络的正确理解可以指导我们思考其他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让这些充满不确定的东西显露自身，这是我们对其进行思考的前提。对付超物体需要对作为观看方式、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网络充满信心。网络打破了时间、空间以及个体经验之间的界限，让我们能够思考新黑暗时代带来的种种挑战。它坚持与事物的本体及其不确定性紧密相连。面对社会的日益原子化和疏离化，网络不断言说着万物互联、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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