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无论是在科学与社会领域，还是在政治与教育、战争与商业中，新技术不仅仅使我们的能力得以增强，还积极地、或好或坏地塑造、引导着我们的能力。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新技术、以批判性的眼光对待新技术显得日益必要，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有意义地发挥技术的塑造与引导的作用。倘若我们无法理解技术的复杂机理，无法理解各类技术系统互相连接的方式，也无法理解各项系统间的互相作用，那么我们面对技术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技术的潜力也将被自私的精英人群和冷酷无情的公司团体攫取。正是由于各类技术常以出人意料的奇特方式联合在一起，并且我们自身也深陷其中，我们对技术的理解就更加不能局限在其实际的效能上。我们必须对技术的原委一探究竟，弄清楚技术不为人知的、互相交织的功用。我们需要的不是理解，而是精通(literacy)。

真正的精通远不止简单的理解，我们应当从更多维的方式来理解、行动。对系统的理解应超越它的实用性，深入洞察它的背景与影响。精通意味着拒绝将任何一种系统的应用视为灵丹妙药，必须认清各个系统的互相关联性，同时坚信任何一种单一的解决方案都必然具有内在的局限性。精通不仅要求我们熟练掌握某项技术系统的语言系统，同时也需要我们掌握技术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元语言指的是系统用于谈论自身、谈论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联性的语言。我们需要对元语言的局限、潜在用法以及滥用保持警惕。至关重要的是，元语言既能进行批判，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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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应批判。

一谈到公众对技术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这个问题，人们就经常呼吁要加强技术教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学会编程。政客、技术人员、专家和商业领袖经常这样呼吁，但他们使用的是赤裸裸的市场化语言，强调技术的实用性一面：信息经济需要更多的编程工程师，年轻人要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立足(最好学点编程)。这是良好的开端，只不过仅仅学会编程是不够的。就好比仅仅学会安装水管道，还远远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地下水位之间的复杂联系、理解政治地理学和基础设施的老化问题以及定义、塑造和维系日常生活保障系统的社会政策。仅仅停留在对系统的功能层面上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思考系统的历史与影响：这些系统从何处来?是谁设计的?为什么而设计?这些设计动机中有哪些还潜伏至今?

对技术纯粹功能性的认知还会导致第二种风险，我称之为“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thinking)。计算思维是某些所谓的“解决主义”（solutionism）的衍生。解决主义坚信任何既定的问题均能通过计算加以解决。不管我们面临怎样的实际社会问题，总有一款应用程序可以将其解决。但是解决主义同样具有局限性，这正是我们的科技所试图传达的。除此之外，计算思维预设了—通常在潜意识层面—一个前提：世界正是像解决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计算思维内化了解决主义的核心要义，在这种思维主导下，我们思考世界、描述世界的方式只能通过计算得出。计算思维风靡全球，助长了我们社会的不正之风。要遏制计算思维，我们必须真正精通全局。如果说哲学在人类思想中负责无法被科学解释的部分，那么系统性知识（systemicliteracy）则负责无法被计算的世界，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不可避免地是由算法塑造、并被算法所充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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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从另一角度论证只“学会编程”的不足之处。我们不必成为“码农”才能理解各项技术系统，正如我们不必成为水管工才能如厕、才能对家中安装的水管系统高枕无忧。不过水管系统也不是没有崩溃的可能：复杂的计算系统构成了当代社会的众多基础，如果系统不能供人安全使用，那么从长远来看，即使人们认识到系统的危险也无济于事。

在本书中，我们将做些水管工的工作。但是我们应牢牢记住每个阶段中非水管工们的需求。我们常常难以设想、描述新技术的范围与规模，这意味着我们仅仅思考它们都很不容易。我们需要的不是新技术，而是新的隐喻：即描述由复杂系统所塑造的世界的元语言。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速记法则，承认并且能够应对现实的世界，一个人类、政治、文化与科技纠缠在一起的世界。这种纠缠有失公允、毫无逻辑且程度不均，但却覆盖全体，不可避免。无可争辩的是，网络世界已经让这种关联性变得清晰可见。事物与我们自身的相互关联亘古有之，但我们现在必须以全新的方式来思考这种关联。将互联网或者虚拟的新技术视为引起或者加剧鸿沟的元凶，这一做法不足取。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描述，我暂且选用“网络”（network）一词表示人类与技术所共处的巨大的系统，网络系统的“一锅鲜”中包含着人类与非人类的能动性和理解，既包含着知，也包含着未知。鸿沟并不存在于我们与技术之间，它存在于网络本身，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将它辨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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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系统性的精通还意味着允许批判、进行批判，同时乐于接受批判。我们将要探讨的系统至关重要，不应仅仅由少数阶层来思考、理解、搭建和颁布，特别是当这些少数阶层往往会勾结、攀附旧派精英和权力结构。我们每天会面对众多复杂的系统，大部分系统的构建与描述都缺乏透明性，全球根本性的不平等、暴力、民粹与原教旨主义等问题都与此息息相关。新技术常被视为具有内在的解放力量，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计算思维的范例，我们都难逃其咎。那些新技术的先期试验者与拥趸们都尝到了甜头并从中获益。他们因此天真地大力支持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然而，如果不加甄别地启用新技术，他们将身陷危险之中。对新技术的批评不能仅仅因为它使某个个体遭受损害，也不能仅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网络世界中，个人主义和同理心是不够的。在缺乏理解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生存下来，团结在一起。

人类并非全知全能，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在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生存的关键是：思考，但从不宣称能够（甚至试图）洞悉事物的全部。因为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时候事物是不可知的。只要我们不迷信不盲从，科技就可以成为人类思考的向导与助手。电脑的发明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我们提出问题的工具。本书全篇会多次论证，系统化地深入了解某项技术常常能使我们改写技术所内含的隐喻，并帮助我们寻找新的思考路径。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新的象征符号悄然兴起，出现在电气工程师绘制的图表中，用于描述他们新建的各个系统。这一符号有时是毛茸茸的圆圈，有时是蘑菇状，有时又长得像思想气泡。最终它定型为“云”。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无论工程师研究的是什么课题，都能够与这片“云”发生关联。“云”的另一端可以是能量系统，可以是数据交换中心，也可以是其它计算机网络，不一而足。这都无关紧要。“云”是种降低复杂性的方法：它能够让人专注于眼下而不必担心远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个网络系统越变越大，联系越来越密切，“云”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根据“云”来定义各项更小的系统：取决于它们与云的关系如何，与“云”交换信息的速度以及在“云”中能提取什么。“云”变得越来越有重量，变成了资源，“云”开始无所不能，充满能量与智慧。“云”成了商业中的时髦术语和一大卖点。它不再仅仅是工程计算中的简略表达，而升级为某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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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云”是因特网的核心隐喻：一个强有力的全球系统，仍保持着这一隐喻本体与精神的光晕，然而我们几乎不可能掌控它。我们与“云”关联在一起，在“云”中工作，存储并检索信息，并通过“云”进行思考。我们付费使用“云”系统；只有“云”崩盘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有多离不开它。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云”中，却从未真正理解“云”意味着什么，“云”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习惯依赖“云”，却不清楚我们将什么交给了“云”托管，“云”又托管给我们了什么。

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称“云”是糟糕的隐喻。如果我们找到寻找“云”的路径，“云”并非是无重量、无形态、不可见的。“云”不是存在于神奇的遥远国度，也不是由水蒸气和无线电波构成的自洽体。相反，“云”是具有物质实体的基础设施，由电话线、纤维光学、卫星、海底电缆、电脑仓库等共同构成，“云”消耗着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居留在国家与司法管辖区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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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型工业形式，它不仅仅投掷下阴影，还拥有自己的足迹，它如饥似渴地吞噬着原本担当着重任的市政高楼大厦，以前人们在里面购物、存款、社交、借书、投票。“云”让这些功能变得更加隐匿，不再显眼，不利于人们对其进行批评、调查、维护或者监管。

另一种批评的声音称这样的做法是故意为之。理由冠冕堂皇，国家安全、企业机密、玩忽职守都可以是隐匿“云”的真实面目的原因。“云”使我们丧失了主体性和主权，我们大部分的邮件、照片、状态更新、公务文件、图书馆和投票数据、健康记录、信用评分、点赞、回忆、经历、个人喜好和不可言说的欲望都储存在“云”里，在别人的设备中。因此，谷歌和脸书（Facebook）要在爱尔兰（低赋税）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能源和制冷成本低）建立数据中心；后殖民时代的全球霸主国家仍不愿放弃诸如英属迪戈加西亚岛（DiegoGarcia）和塞浦路斯之类的争议领土，因为这些都是“云”着陆的地区，其含混暖昧的现状仍具有利用价值。“云”委身适应并进一步强化了权势的现有地貌。“云”是权力关系，大部分人都身处底层。

这些批评都不是空穴来风。审视“云”的方式之一便是观察它投掷下的阴影，考察数据中心和深海电缆，探究当今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我们对“云”进行剥皮去籽、压缩变形，迫使它供认不讳，将它的秘密和盘托出。了解“云”的意象如何隐匿技术真实的运作情况，我们才能理解技术隐藏自身的众多方式，无论是通过复杂的机器设备、令人费解的编程公式，还是物理距离、法律构架等等。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窥见权力的运作，而早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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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匣子的发明之前，权力就早已通过这样的方式隐藏自己。

我们虽然分析了“云”的功能性视像，追溯了“云”的权力特征，但除此之外，我们能否让“云”这一意象产生新的隐喻内涵呢?“云”的意象除了能够象征着人类洞察力的失败，是否也能暗示我们对这失败怀有自知之明?我们能否用“云思维”(cloudythinking）代替“计算思维”？能否承认人类的无知，并将“无知之云”幻化为丰腴之雨?早在14世纪，一位无名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作家曾讴歌过横亘在人类与上帝之间的“无知之云”，称其是善良、正义和义举的化身。“云”无法被人类智性穿透，相反，它预示着思想的放逐与废置，追求此时此刻而非预先设定的未来。“去追求体验吧，而非知识，”他敦促道，“知识的虚妄会欺骗你，而这份温柔可爱的情感却不会。知识滋生傲慢，但是爱在努力建造。知识让人心力交瘁，爱让人灵魂休憩。”正是这片“无知之云”，我们试图用计算机去征服它，却在不断尝试的现实里屡屡受挫。云思维拥抱未知，能够教我们从计算思维的钳制中恢复，这也是网络世界对我们提出的时代要求。

“网络”一词最伟大的表意特征就在于它没有单一的、固定的内涵。没有人特意创造了网络，也没有人特意创造了因特网网络的最佳范例。通过公共项目或私人投资，个人关系或技术协约，通过钢铁、玻璃和电，通过物理空间或理念空间，不同的系统和文化经年累月地发生关联。作为回馈，网络表达了我们最卑贱也最崇高的理想，最平庸也最激进的渴望，我们作为网络的缔造者却无法拥有先见之明。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唯有共同的事业：一代又一代新兴的工具对应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对网络的思考揭示出计算思维的不足之处，同时也展现了万物的无穷无尽相互关联。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思考，反思网络的重量与平衡、意图、失败、定位、责任、偏见和可能性。网络教会了我们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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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思考网络时最大的误区是预先假定网络行为具有内在性与必然性。我所说的内在性是指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总是非常虚无地认为网络产生自我们的造物之中，并不需要人类行为的参与。我所说的必然性是指我们深信技术、历史进步的直线发展，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近年来，线性发展观仍遗留在人们头脑中，虽然不断有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纷纷提出质疑。相反，它摇身一变，渗入到技术中，深信机器能够让美梦成真。我们不再反对线性发展观念，转而落入到计算思维的鸿沟之中。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这股巨大的进步潮流成为启蒙运动的核心要义：人们相信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能够让人类做出更好的决策。人们在追求“更…”的路上越走越远。尽管遭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猛烈抨击，这一核心信条仍然主导着人们目前的实践活动，也定义着新技术开创的未来图景。初期的因特网总是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的电导管，在光学纤维电缆闪烁的光中照亮世界。我们只要轻轻一敲键盘，便可获得任何信息，这是当时流行的观念。

然而我们今天发现，人类掌握了巨大的知识库，却仍然没有学会如何思考。事实上，世界本应当被照亮，却变得愈发黑暗。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获得海量的信息、多元的观点，然而却没让世界变得清晰明确，相反，基要主义盛行于世，充斥着简约化的叙事、阴谋理论和后事实主义政治[1]。“新黑暗时代”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矛盾性。生活在新黑暗时代，知识的传统价值被消耗殆尽，变为廉价易得的商品。我们正寻找理解世界的新方法。1926年，H.P.洛夫克拉夫特[2]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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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世间最慈悲的事情就是人类思想无法关照一切。我们生存在平静的无知岛屿上，被广袤的黑暗海域包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启帆远航。科学在各个方向上的极力伸展迄今还未伤害到我们。但是，终有一日，破碎零落的知识将拼接在一起，为我们开辟出骇人的现实景象，让我们认清人类战栗的处境。到那时候，我们要么在真相面前丧心病狂，要么仓皇逃离这死亡之光，遁入新黑暗时代的平静与安详之中。3

如何理解与思考我们在世上所处的位置、与他人和机器的关系会最终决定科技是会让人类陷入疯癫的魔咒，还是会带来平静的福祉。我所说的黑暗不是字面意思上的黑暗，也不是指知识的缺席或晦涩，这是关于黑暗时代的一般想象。我们表达的不是虚无主义和绝望的情绪。相反，黑暗预示着人类当前危机的本质以及其中潜藏的机遇。现在我们无法看清前方，无法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无法做到独立和公平。承认黑暗的存在，我们才能循着另一道光束寻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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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事实主义政治（post-factual politics）：由美国新右翼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Spencer）提出，指的是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接纳、吸收观点时更容易受到情绪或信仰的影响，而并非基于事实或真相本身。——译者注

[2] H.P. 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1890—1937），美国科幻、恐怖小说家，著有《疯狂的山下》《克苏鲁的呼唤》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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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阴霾深重之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15年1月18日这天的私人日记中写道：“未来是黑暗的，然而我想黑暗大概是未来最好的样子。”正如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Solnit）所评论的：“伍尔夫说的太棒了，她相信未知不必通过人类虚假的预测或冷冰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投射转变为已知。这是对黑暗的讴歌，我想’二字暗示了伍尔夫甚至对自己的论断都情愿保留不确定性。”4

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5她指出这在伍尔夫1938年出版的《三几尼》(ThreeGuineas)中一书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我们必须思考。让我们在办公室里思考；在公共汽车上思考；在人群中站着观看加冕典礼和市长就职游行时思考；让我们在经过阵亡纪念碑时思考；在白厅[1]中、在下议院的大厅里、在法庭之上思考；在参加受洗、婚礼和葬礼时思考。让我们的思考从不停止思考我们身处之中的“文明”到底为何物。这些仪式是什么，我们为何去参加仪式？这些行当都是什么，我们为何能从中牟利？这些有教养人士的游行到底能引我们向何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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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厅（Whitehall）：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着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英国政府机关。——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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