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第六章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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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COMPLICITY

第七章

2012年伦敦奥运会即将开幕时，这个英国城市进入了大赛前特有的警戒状态。关于恐怖分子将大赛作为袭击目标的警告已经发出，而潜在的抗议者也已被预先拘留。军情五处（MI5）在他们沃克斯豪尔（Vauxhall）的大厅里竖起了开幕式的倒计时钟。1皇家海军将它们最大的军舰“海洋号”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并在船上配备了海军陆战队。军方在奥运场馆周围的高楼上部署了“长剑”地对空导弹（这一举动随后被证实只是对外国政府精心编排的说辞，而且十分成功）。而都会区警方则宣称他们会使用无人机来巡视整个城市。2

最后一项举措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跟踪无人驾驶飞行器—无人机—的发展已有多年，从秘密军事项目到常规作战工具，再到家用的高端监控平台和廉价圣诞玩具。但英国警方在使用它们时运气可不算好。埃塞克斯郡（Essex）警方是最早采用无人机的警察，但在2010年就搁置了整个项目。同年，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警察被发现没有拿到英国民航局（CivilAviationAuthority，CAA）颁发的执照就进行无人机飞行；2011年他们拿到了执照，却将飞机撞毁并遗失在了默西河上并决定不再更换新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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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后，我向都会区警察局提交了一份信息公开申请，询问他们在奥运期间是否确实使用了无人机，是在哪里、什么情况下使用的。4几周后他们的回复令我震惊：他们拒绝承认或者否认他们持有我所要求的任何相关信息。我几次重新组织了问题：我问他们是否向民航局申请了无人机执照，他们拒绝回答(不过民航局倒是爽快答复了我，说他们没有执照）。我问他们是否聘请了第三方来为他们执行无人机飞行，他们拒绝回答。我问他们拥有或租赁有哪种飞机，他们回复说他们有3架直升机，除此之外无可奉告。

这条关于直升机的回复着实奇怪：如果他们能说直升机的事，为什么对无人机连提都不能提呢？是什么让它如此特殊？尽管我反复努力想解答这个问题，包括向英国信息委员会（InformationCommissioner）——英国对所有信息公开相关问题进行仲裁的机构—提交了我的情况，但都没有得到答案。任何有关无人机的问题都会被立刻归类为可能涉密，意味着这类问题将豁免向公众公开。无人机就像个保护罩，什么东西都能藏在下面。幽灵般的无人机是如此强大，难以捉摸，仿佛它不仅能携带照相机或者武器，还有一整套保密机制，从秘密军事行动扩展到民用领域的方方面面。这种作为武器的保密机制在警方回绝我的申请时所用的语言中得到了证实。无论何时、无论以任何方式提问，他们的回复都是一样：“我们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持有此类信息。”这种语句——这种特定的表达方式——源自冷战中一段被尘封的历史。这句话有如魔咒，或说某种政治手段，将平民生活变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简直和任何军事手段一样有效—而在这过程中还创造了一类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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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3月，前苏联弹道导弹潜艇K-129号和所有船员一起在太平洋上失踪。当前苏联海军仓促派出一支舰队前往K-129最后出现的地点时，西方才首次获知这次失事。他们在中途岛以北约600英里处搜索了大片海域，但在数周的徒劳之后，海军司令便终止了这次搜救。

美国拥有前苏联所缺少的工具：用于检测核爆炸的水下监听网络。对大量水听器数据的搜索结果显示，3月8日发生了一次爆炸事件——波及范围十分之广，可以通过多个地点进行三角定位。一艘特别配备的潜艇由美国派遣出发，并在三周的搜索后发现了K-129散落在约3英里水域范围内的残骸。

美国情报组织非常欣喜：除了3枚弹道导弹之外，K-129号上还带了密码本和解密设备。这次从前苏联海军的鼻子底下找回潜艇，将会是冷战情报工作中的一记重拳。但问题是这3英里的区域比所有之前的打捞作业都要深得多，而且所有打捞尝试都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形下开展。

在随后几年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多个保密技术供应商联系，要建造一艘独特的大船，并命名为“休斯·格罗玛探索者号”(HughesGlomarExplorer)。船名来自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HowardHughes），他同意为此事提供一个掩人耳目的说法。“格罗玛探索者号”巨大而昂贵，船顶装有20米高的钻探设备。洛克希德海洋系统(LockheedOceanSystems)建造了一条当时最先进的独立可下潜驳船，就是为了在船中藏匿一只巨大的抓爪而不被发现。休斯对外宣称这艘船用于开采锰结核——散落在海底的贵金属沉积物。锰结核确实存在，也非常值钱，但从未有人能以经济的方式采集它们。种种困难并没有阻止人们在六七十年代围绕这一开采可能性发展出各种产业，这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休斯当时的名气和中央情报局编造的故事。而这艘船的真实目的就是打捞起K-129号并将其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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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玛探险者号”于1974年起航。它停在了K-129号残骸正上方，打开龙骨上的暗门，放下抓爪。抓爪顺利抓住了并未损坏的潜艇船体并开始上升—但操作到某一步时，巨大的钢爪发生了严重的故障，削掉了大部分艇身。由于许多细节仍属于保密内容，K-129号究竟被修复了多少，现在仍不得而知。有些报告声称打捞出两枚导弹，其他报告则提到了文件和设备。唯一可以证实的是有六具前苏联船员的遗体，出于对放射性因素的担忧，他们随后被放在钢制容器内葬于海底。

打捞作业后的几个月，《纽约时报》调查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Hersh)得知了这个故事。美国政府假称打捞仍在进行中，如果公开会造成国际事件，从而拖延了信息公布的时间。然而休斯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发生了一次失窃事件，让另一位记者注意到了此事。随后《洛杉矶时报》(LosAngelesTimes）在1975年2月部分报道了这一行动，尽管错误百出，却仍然引起了媒体哗然。《纽约时报》也随之发表了他们所了解的事件的版本。事件被广为人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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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玛行动”最有趣之处在于，它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展的，却没有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从休斯掩人耳目的故事到可下潜的驳船——这艘船就在加利福尼亚的卡特琳娜岛岸边安装就位，沙滩上所有人都看得到—再到打捞潜艇期间距探索者号不足180米（200码）的前苏联船只，整个过程既在保密状态下，又是公开进行。格罗玛这种放烟幕弹、指东打西的策略，已经作为一种社会遗产延续到了日常生活的领域中。

1981年，另一位记者哈里特·安·菲利皮(HarrietAnnPhillippi）利用《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Information）向中央情报局施压，想让他们公布更多关于这一项目以及相关掩饰工作的细节。中央情报局针对她的请求编制了一条回复—也发明了一种新的公开辞令。考虑到他们所披露的任何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被前苏联敌对方利用，中央情报局一位化名为沃尔特·罗根(WaltLogan)的资深顾问写了这样一段表述:“我们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相关信息的存在，但假设存在此类信息的话，这一内容将涉及机密，并且无法公开。”6

这个句式后来在美国法律中被称为“格罗玛回复”(Glomarresponse），它在肯定与否定、真与假之间创造出了第三类表述。格罗玛回复常被简写为“既不肯定也不否定”(neither confirmnordeny），或缩写为NCND。它随后便脱离了中央情报局的掌控，越过国家安全的界线，扩散到了官方和公共用语之中。

今天，在互联网上进行一次快速搜索就能发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句话已经渗透进了当代交流中的方方面面。7在2017年9月的一天内，这句话就出现在有关巴西财政部长的新闻报道中（关于他竞选总统的野心）、北卡罗来纳州斯坦利郡的警长办公室（滥用911报警电话）、约翰内斯堡大学（腐败指控）、一位阿根廷守门员（转会到津巴布韦）、比亚法拉（Biafra）总统的特别顾问面对媒体及公众（恐怖分子指认）、本田摩托车（新车型）、纽约警方（校园监控）、佐治亚州司法资格委员会（当庭小便）、一名漫威漫画的编辑（“神奇四侠”归来）、真人秀明星凯莉·詹娜（KylieJenner）的公关人员（疑似怀孕）、特务机关联邦调查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一起金融黑客案件），等等。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几乎成了下意识的反应：表示拒绝进行讨论或任何形式的披露，而且是那些我们认为能够信任的主体的默认状态（可能詹娜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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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们过于天真。为了当权者的利益而隐藏世界的真相，这种做法可谓历史悠久。在古埃及，每年的尼罗河洪水对农业和税收都很重要。一场“好”洪水能够灌溉两岸丰饶的土地，沉淀下丰富的营养物质，但也存在风险，威力过大的洪水可能冲毁田地和村庄，或者因水太少而造成干旱和饥荒。但在年复一年循环的基础上，古埃及的贵族与祭司们建立起了极其富有而稳定的文明，依靠他们的预知能力来判断每年洪水的发生时间和强度、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税收水平。在每年庆祝奥西里斯(Osiris）死去与重生的典礼上，祭司会主持复杂精妙的仪式来标记阿赫特（Akhet）——洪水季，并以宣布洪水到来作为结束。他们预测结果的权威性对应着造就了神权统治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并不是——至少并不仅是——神的才能。在神庙位于岛屿或河岸的神圣领域内，藏着一种名叫尼罗河水位计的构造：在一些深井的井壁上，标有刻度或梯级，用于丈量河水深度。这种水位计是种科学工具，如果正确读数，并与标在井壁上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数据进行对比，祭司与统治者们就能预测出河流今年的情况，从而发布相应的宣告并做好准备。水位计的功能甚至存在本身都是不为民众所知的秘密。如果被问及，古埃及祭司们毫无疑问会回答说：“我们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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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这样的情境放到现在，不妨想想密码。从1940年开始，美国的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无疑还有俄罗斯和中国的相应机构都在招收刚从顶尖高校的数学系毕业、脑力处于鼎盛时期的数学家。一旦进入这些组织，他们的所有研究工作就成为机密，隐藏在大众视线之外。偶尔，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会泄漏出来。迪菲-赫尔曼密钥交换（Diffie-Hellmankey exchange)得名于发明它的两位数学家，首次发表于1976年，并形成了公钥密码学的基础，在今天的加密电子邮件和网页中应用广泛。8但在1997年，英国政府的解密档案显示这种方法在更早时候就被独立发明出来了，发明者是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三位数学家：詹姆斯·埃利斯(JamesEllis)、克利福德·科克斯(CliffordCocks）和马尔科姆·威廉姆森（MalcolmWilliamson）。9

公钥密码学依赖于设计一种没有便捷计算方法的数学问题：想要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破解密码，所需的数学运算就会过于复杂乃至不可能完成。一种常见的加密方法是分解两个质因数。加密时将两个很大的质数相乘得到一个数字，钥匙就是这两个质数。鉴于这两个数字非常大，即使是超级计算机也需要花上几年才能解开。但这一假设中存在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非常普遍：如果每个人都使用不同的质数，因数分解就会非常强大，但事实上多数操作里都反复用到了同一个较小的质数集合，从而明显减少了问题的复杂性。安全研究者们普遍相信，由于美国国家安全局拥有大规模计算机和每年110亿美元的预算，它事实上已经破解了大量常用的质因数，从而能够解读数量相当可观的加密通讯。10量子计算机的出现无疑还会加快这一工作，而国家安全局也在这上面投资颇巨。“但更为明确的问题是：想想那数千名数学家，他们在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和米德堡（FortMeade）的封闭大厅内秘密工作了超过70年。他们发明了公钥，却没有告诉任何人。谁又能说他们还没在数学中开辟出一片全新的领域——密码—并应用全新的计算方法呢?数学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革命，而如果欧几里得、欧拉或者高斯生活在当代，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些安全机构工作，而他们的发现也就会消失在秘密档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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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黑暗时代中，充满了此类隐约的可能性。如果这听上去遥不可及，只要想想中央情报局花了数十亿美金来完成历史上最深的海底打捞，还能让公众和自己的敌人毫不知情，并且它在这几十年间还在继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是中央情报局，而不是美国陆军或空军研发和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无人驾驶飞行器—“捕食者”(Predator)和“死神”（Reaper)无人机，它们将情报机构的妄想与机密第一次扩展到战场上，随后遍布整个世界，从而彻底革新了当代战争。中央情报局在工程学领域优势明显，但其投资最多的却是信息技术，它把像“雷神”（Raytheon）和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Martin）这样的国防设备提供商换成了帕兰提尔（Palantir）之类的硅谷科技公司，而正是后者帮助中央情报局渗透到现代通讯及社交网络中。或者你应该记得在2012年，另一家更为秘密的机构——负责卫星监控的美国国家侦察局(NationalReconnaissance Office)宣布将两架不再使用的太空望远镜捐赠给公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随即发现，尽管这两台望远镜制造于20世纪90年代末，性能却都超过了当今最为强大的民用技术——哈勃太空望远镜。此外，它们的短焦距意味着其设计用途是为了向下看，而不是望向太空。就像一位科学记者写的那样：“如果这种水平的望远镜都已经要被淘汰下来，想想他们现在在用些什么吧。”12这些三个字母（缩写）的机构，以及在其他国家的对应机构，构成了这个新黑暗时代的标志。数十年来，随着它们的实力与规模的持续增长，全球历史与科学发现中数量相当巨大的一部分已经落进了机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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