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官方保密行为的普及深深地破坏了我们认识与理解世界的路径，因为这让我们无法了解自己的历史，也无法知道自己的真实能力。1994年，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由两党共同参与的委员会——政府保密委员会(Commission onGovernment Secrecy），由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Moynihan）议员担任主席。莫伊尼汉和他同事们的任务是检查保密工作的各个方面，从文件保密级别到忠诚审查——基本来说就是哪些人被允许知道哪些事。为期三年的调查发现，美国每年要将40万份新文件定为绝密，即保密等级中的最高等级，同时保有超过15亿页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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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以上历史的涉密材料。

莫伊尼汉的最终报告里包含如下表述：“保密系统完全不让美国的历史学家查阅关于美国历史的档案。最近我们发现，自己要依靠莫斯科的前苏联档案室才能知道本世纪中期华盛顿发生了什么事。”1320年后，唐纳德·特朗普发现即使自己贵为总统，他也无法说服自己的情报机构公开关于约翰·F·肯尼迪被刺杀一事的完整资料。对这段历史的讳莫如深在数十年间持续损害着美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14

在英国，情况远比这糟糕。在经历了超过10年的司法论战之后，一群曾被殖民统治者折磨的肯尼亚人终于在2011年赢得了起诉英国政府的权利。4名原告选自6000个提供证词的证人，他们都曾在20世纪50年代被监禁在集中营里，并遭受了可怕的折磨。恩迪库·穆图阿（NdikuMutua）和保罗·穆卡·恩济利(PauloMuoka Nzili）被阉割；简·穆托尼·玛拉（JaneMuthoniMara)被人用装着滚水的瓶子侵犯；温布古·瓦·宁济(WambuguWa Nyingi）虽然在 1959年 3月霍拉大屠杀（Hola Massacre）中幸存下来，但在这场屠杀中，集中营守卫打死了11个被羁押者，另外77人被打成重伤，奄奄一息。多年来英国政府一直矢口否认这些事件，也否认存在可以证实这些事件的记录，同样遭到否认的还有曾经的被殖民者在独立后向当时的压迫者提出质疑的权利。当伦敦最高法院推翻了最后一项否认理由时，政府被迫承认他们确实持有相关档案—成千上万的档案。15

数十年来，大量的殖民时期的文件被保存在英国境内的多个机密地点，即所谓“迁移的档案馆”，它的存在并不为历史学家所知，也被政府公务员们再三否认。英格兰中部汉斯洛普公园(HanslopePark)的一个秘密政府研究中心存有约120万份文件，揭露了肯尼亚“管道”（pipeline）系统的种种细节。历史学家们将这一系统与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数千男人、女人甚至孩子在审问中遭到毒打和性侵。常见的折磨技巧包括饥饿、电击、肉刑、性侵等，甚至发展到将被羁押者鞭打或焚烧至死。文件内容还包括英国在其他至少37个国家的殖民活动的细节，包括在马来亚紧急状态[1]期间屠杀村民、在英属圭亚那对民主制度的系统性破坏、在亚丁军队情报刑讯中心的运作、在博茨瓦纳有计划地进行毒气试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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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的档案馆”中所包含的证据还表明，上述这些不过是这段秘史中的冰山一角，而其他史料大部分都已被销毁。除了幸存的资料——其中大部分仍未公开——还有数千份“销毁证明”：记录着已不存在的东西，证明了一个意欲模糊与消匿历史的大规模项目。在大英帝国日薄西山的最后几年，殖民地管理者接到指示去收集和保管他们能找到的所有记录，将其烧毁或全部运回伦敦。这被称为“行动遗留问题”，目的是确保能够洗白这段殖民历史。政府工作人员在MI5及女王护卫队的协助下，要么架起柴堆，要么在燃烧的烟尘太过明显之时，将它们装入沉重的箱子沉入海底，这样就能保护他们的秘密不被新独立的国家及其政府——或者未来的历史学家——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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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1948年至1960年，马来西亚独立前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NLA)组织的反英民族解放战争，“MalayanEmergency”是英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称呼。——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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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定罪证据已经被留存了几十年，也仍不安全。直到1993年，有170箱文件作为“行动遗留问题”的一部分被空运回英国伦敦保存，并被标注为“绝密独立档案（1953—1963）”。根据残余的记录，这些文件在海军部档案馆的52A室中占据了79英尺高的货架空间，其中包括关于肯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勒斯坦、乌干达、马耳他和其他15个殖民地的文件。一部分幸存的文件中提到，有关肯尼亚的相关资料里包含了关于虐待囚犯和心理战的资料。有一批资料题为《肯尼亚的情况——CO(殖民部)对巫医的使用》，上面写有这样的警告：“本文件应仅由男性书记员处理和接收。”16在1992年，也许是害怕劳动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得胜利后会导致新的公开，产生新的披露期，外交部

172 下令将数千份文件运往汉斯洛普公园。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绝密的独立档案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没有人签发销毁证明，也没有在其他档案馆里找到相关记录。按照法律，这些文件应该被移交给国家档案馆，或提出继续保密的理由，但它们仅仅是从记录中被一笔勾销了。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在其所记载的事件发生的50年后，这些仅存的记录也被销毁了，而且就在英国首都的中心地带。

在肯尼亚的暴行“让人悲愤地回忆起纳粹德国或共产主义俄国的情形”，在殖民地履职的首席检察官在1957年向其英国统治者这样写道。17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撰写新法律来允许这种行为，只要能够对外保守秘密。“如果必须要犯罪，那么就让我们做得悄无声息。”他证实道。“行动遗留问题”是对成就帝国主义的暴力与高压统治的刻意隐瞒，它对历史的篡改让我们难以对大英帝国残留至今的种族主义、秘密势力和不平等进行估量。此外，它所开创的保密习惯使这种滥用行为得以延续到今天。在肯尼亚殖民地发展出的刑讯技术被改进为“五项技术”，被英国军队应用在北爱尔兰，随后又演变成中央情报局的“强化讯问”准则。1990年，位于卡里克弗格斯（Carrickfergus）的警察档案馆被一场大火烧毁，馆中藏有关于英国军队在北爱尔兰所作所为的重要证据。而证据将大火与英国军方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调查者想要确认中央情报局的引渡飞机是否曾在英属迪戈加西亚岛上停留时，他们被告知飞行记录“因为被水浸坏而不完整”。18很难想到一个更加可能、也更加可怕的原因：因为没能隐瞒自己对囚犯施加水刑的事实，情报机构对这信息本身也用了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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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关于欺瞒的冗长叙述，不难看到我们已经在黑暗时代里生活了好一段时间，但也有迹象表明，当今发达的网络让隐藏历史罪行—也包括现在的罪行——变得越来越难。但要真正做到这点，我们不仅要能更好地识别这种混淆行为的蛛丝马迹，还要能采取行动来遏制它。从最近五年解禁的全球监控行为源源不断地揭露的内容来看，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类腐败行为的存在，但尚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2013年6月，一则关于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所作所为的头条新闻出现在全球各大报纸头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报道，这两家机构与其他政府及互联网公司勾结，监视着全球几亿人，其中不乏它们的本国民众。首先被揭露的是威瑞森电信[1]在美国对其1.2亿用户实施的密切监控：在他们拨打的每一个电话中，通话双方的位置、通话具体时间与所用时长都被记录下来。这些数据由通讯公司收集后递交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再由其转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局。第二天披露的是棱镜电子监听计划（PRISMoperation），这一计划会收集所有经过各大互联网公司服务器的数据，包括来自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YouTube、Skype、苹果等公司的电子邮件、文件、音视频聊天、图片和视频。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情报机构在网络系统内触及得比这更深——他们从在世界范围内传输信息的电缆中收集原始数据。当被问及使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后台系统XKeyscore是什么感觉时，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回答道：“你能阅读任何人的电子邮件，只要你有邮件地址。你能看到任何网站的输入、输出数据。任何有人正在操作的电脑，你都能看到它的屏幕。任何笔记本只要被跟踪，你就能追踪它在世界任何角落的移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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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经很清楚，互联网的跨国特性意味着对它的监控没有任何限制，各个政府在监视自己的国民时都不会遇到异议；每个人对于别国来说都是外国人，然而一旦数据被收集，就是生米已成熟饭。这个吸血乌贼还在不断伸展触角：先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然后是“五眼联盟”(the'FiveEyes'），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接着又扩展到丹麦、法国、荷兰和挪威，成为“九眼联盟”；接下来是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的加入，构成了“欧洲高层信息情报”（SIGINT SeniorsEurope）协议，或称“十四眼联盟”——即使明知他们自己的政客、大使、贸易代表团和联合国代表都是其他人的目标，这些国家依然选择了加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曾抱怨她的私人电话被窃听，而与此同时，她的联邦情报局（BND）正在不断上报关于欧洲公民、国防承包商和核心产业所获取的信息。20数十亿互联网与电话使用者个人生活的每一点隐私细节都在巨大的数据池中翻搅，规模之巨超过了此前认为技术可能达到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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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瑞森电信（Verizon）：全美最大的电话公司和无线通信公司。——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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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名为“视神经”(OpticNerve）的计划，该计划专门以雅虎信息（YahooMessenger）用户的网络摄像头为目标，这款软件是大宗商品交易员和欲火中烧的年轻人中最为流行的视频聊天工具。在每一次通话中，每隔5分钟就会有一帧截图被保存—这是通过一项为“遵守人权法规”的原则而施加的限制——并通过人脸识别软件来确认通话者的身份。由于其中大量数据都含有“不良裸露”，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不得不对数据进行额外控制，以免其雇员受到影响。21另一个浮出水面的事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工们经常搜索并截获他们的配偶、情人、前任、倾慕对象的电子邮件和短信，这种行为比比皆是，因而得到了个玩笑般的代号—“爱情报”(LOVEINT），而这也说明此类系统有多么容易进入。22还有些代号显示出其创造者的意图和黑色幽默。“雷金”（Regin）是一款用于入侵比利时和中东电信系统的恶意软件，其中包括很多以板球为主题的代码，如“内旋球”“威尔斯阻截”，后者应该是指英国快投手鲍勃·威尔斯(BobWillis）。23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另一项用于获取IP（网站访问者网际协议）地址的行动代号为“报应警察”（KARMAPOLICE），显然是来自“收音机头”（Radiohead）的同名歌曲，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你跟我们搞事情，这就是你的报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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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故事持续传播了好几个月，晦涩的科技术语变成了常识，粗制滥造的幻灯片烙印在数百万人的记忆里。代码组合在一起，像是一首不祥的诗：颞颥（TEMPORA）、肌肉（MUSCULAR）、神秘（MYSTIC）、奉承（BLARNEY）和无穷的告密者（BOUNDLESSINFORMANT）；爱打听的蓝精灵(NOSEY SMURF)、隐匿的水獭（HIDDEN OTTER）、蜷缩的松鼠（CROUCHING SQUIRREL）、长胡须的小猪（BEARDEDPIGGY）和尖叫的海豚（SQUEAKYDOLPHIN）。最终，这一无穷无尽的名单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全球监控系统并不会退回到其组成部分的水平。正如爱德华·斯诺登在写给纪录片制作人劳拉·珀特阿斯（LauraPoitras）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中所说：“要知道，你每次跨越国界、每次购买商品、每打一个电话、每经过一座信号塔，你交往的朋友、写下的文章、访问的站点、打下的标题、发送的信息，都在一个系统的掌握之中。它的触角并无限制，但它的防护措施却很有限。”25但揭秘事件的几年之后，最令人惊诧的不是这些系统的规模有多么大，而是它们其实是那么的明显，并且被监视的现状几年来毫无改观。

这种对市民通讯进行技术协同监听的行为至少在1967年就已为人所知。当时，一个名叫罗伯特·罗森（Robert Lawson）的电报员走进伦敦《每日快报》（DailyExpress)的办公室，告诉调查记者查普曼·平彻（ChapmanPincher)，每一封到达或离开英国的电报都会进入一辆公共建筑和工程部（Ministry of PublicBuildings andWorks）的卡车，它每天收集一次，然后送入一栋属于海军部的大楼接受检查，最后才被送回去。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载了这一报道，并说明电报监听只是一个庞大行动的一小部分，这一行动还涉及窃听电话和私拆信件。当时公众甚至还不知道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存在，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委员会确认了报道的准确性，并宣布废除了一系列具有误导性的官方声明，但即便如此，这一事件还是很快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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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比斯诺登的揭发还早8年—《纽约时报》指出自从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就被总统乔治·W·布什赋予了强大而隐秘的力量，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形下监控美国的通讯。26文章揭露了一个代号为“恒星风”（StellarWind）的计划，其内容是建立一个巨大的美国居民通信数据库，包括电子邮件通讯、电话交谈、金融交易和网络活动。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员威廉·宾尼（William Binney）在报道中证实了这一计划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随后这个计划遭到了媒体的攻击，因为它明显超出了宪法的保护范围。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局被发现其行为与总统授权相抵触，他们不仅在窃听涉及外国人的通讯内容，还在收集所有它能接触到的通讯数据，这一计划随即成为了政府内部骚乱的源头。但白宫的反应却只是给这一计划换了个名称，并重新作了授权。在随后几年中，宾尼持续对这一计划发出抗议，但直到2012年，《连线》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犹他州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报道，表明“恒星风”计划仍在进行，该报道在描述其能力时引用的依然是宾尼的话。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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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名叫做马克·克莱因（MarkKlein）的职员揭露了一个事实：国家安全局具有监控海量通讯数据的能力。2002年，他曾遇到一名前来为一个特殊项目征募AT&T管理层的国家安全局特工；第二年他在旧金山最大的电话局里发现了一个密室，紧邻着用于发送公共电话通话的机器，只有国家安全局招募的技术人员才能入内。克莱因随后被分配到电话局的另一个房间工作，这里是为一家名为世界网络(Worldnet)的公司处理网络流量的地方。克莱因的工作包括将光纤电缆分成不同线路，并发送到那个秘密房间中去。这些特定线路是用于将世界网络的用户与互联网的其他部分相连，而通过与AT&T其他员工交流，他得知其他城市的电话局中也有类似的分离室。在每个地方，分离出来的线路都被接入一台名为纳拉斯洞察（NarusInsight）的“语义分析”机中，这个机器会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事先设定的词汇或短语。28这种“获取”规模强烈暗示着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仅在监控外国通讯，而且对国内通讯数据也一视同仁。基于克莱因提供的证据，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FrontierFoundation）发起了一项针对AT&T的诉讼，就上述情况进行了指控。但随着这一事件成为重大新闻，美国政府封锁了诉讼，并迅速通过了一项可追溯的法律来保护这家公司免于司法诉讼。

就算没有人出来揭露，为什么就没人自己看看呢？此类黑色预算的规模显而易见，人人都能发现：为冷战而建造的监听站还在嗡嗡作响，甚至有所扩张；大片天线和卫星圆盘在谷歌地图上就有显示，坐落于海底电缆伸入陆地的白色悬崖中。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甚至还有自己的工会—直到1984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在一场20世纪最长的劳工争议中将其取缔。对于情报机构强大能力的讨论仍然是情报学研究者的保留项目以及阴谋论的常见素材，我们在下一章中将对此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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