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伍尔夫小说中描述的游行和典礼体现了当时的阶级和社会矛盾。根深蒂固的等级差别和不公，至今都有增无减。然而如今思考这些问题的场所发生了改变。观看1938年伦敦市长就职典礼和巡游的市民们如今分散在网络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样，供人们瞻仰的大厅、场所则移至各大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中。我们无法不对网络进行思考；我们只有通过它思考，才能与它共处。当它在紧急情况下试图向我们传达信息时，请侧耳倾听。

本书绝不是与科技针锋相对，这样做将会是与自己为敌。相反，我们鼓励人们更关照科技、与科技互动，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诠释思考、认知世界的可能性。作为工具，计算系统凸显了人性中最具力量的方面：即我们在现实世界中通过采取有效行动去达成意愿的能力。但是发现和表达出这些意愿，并保证其不会损害、僭越和抹除他人的意愿，这仍是我们的特权。

科技不仅仅是制造、使用工具，它同时也生产隐喻。在工具的制造中，我们把对世界的某种理解实体化，并通过这样的具化，使我们能够在那个世界中实现某种效果。因此这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另一动人部分，即便这常常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隐藏的比喻：实现了某种输送和传递，但同时又是一种裂变，将一种特定的想法或思想方式落地化成一种工具，无需思考就能将其激活。重新思考要求我们对工具加以复魅(re-enchant)。当前的论述只是这一复魅过程的第一部分，一种重新思考工具的尝试，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重新定位或重新定义，而是一种对工具的缜密思考（thoughtfulness）。

俗话说，手中有锤，万物皆钉。但这却要求我们将锤子抛在脑后。如果理解得当，锤子就会有许多用途：它可以拔钉子，也可以钉钉子；可以锻铁、雕刻木石、敲开化石、固定攀岩绳的支点。它能用于法庭判决、维护秩序，也可以在体能竞技中被投掷。如果被某个神灵使用，还可以呼风唤雨。敲击托尔的“雷神之锤”(Mjölnir)，天地间就会电闪雷鸣。受到雷神之锤的启发，我们制造出了锤子形状的护身符，用以保护护身符的主人不受雷神愤怒的伤害；由于护身符形状与十字架颇为相似，也可以防止信徒被强制改宗。后世耕犁时翻出来的史前锤子和斧头被称为“雷石”(Thunderstone)，人们认为雷石是在暴风雨中从天而降。因此，所有这些神奇的工具都变成了神奇的器物：当它们褪去了原初的功能，这些工具就拥有了新的象征性意义。我们必须复魅我们的锤子（和我们所有的工具），让它们更像雷神之锤和雷石，而不是木匠手下的锤子。

第一章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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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也不是人类凭空制造出来的。正如我们的生存必须依靠细菌、谷物、建筑材料、服饰和伴生物种，科技也得依靠非人造物质的给养。高频率交易的基础设施（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讨论）以及被这些基础设施所促进和定义的经济系统，会受到硅和钢等材料的限制，也受到穿透玻璃时的光速的影响，甚至青蛙、飞鸟和松鼠都可以对其造成影响。从石头到小虫，它们可以阻断我们的交流和能源线路，也可以使之成为可能；可以让线路疏通，也可以让它短路。因为有这些非人类因素的操控，科技才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经验。

理性看待这种关系，我们便能发现技术的内在不稳固性：技术会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与其他某些具有不稳定属性的物质和生命发生联系、产生共鸣。简言之，这就是技术的云特征。作为示例，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将研究计算材料如何随着环保压力，不断变化成本：时令不同，千差万别。技术往往被赋予稳固的光晕：理念一旦在具体事物中定型就变得坚不可摧，固定下来——锤子或许能将其再次劈开。只需复魅少许工具，我们就能认识到在丰富多彩的现代日常生活中，(工具的云特征)无所不在。对世界“真相”的“揭示”应当保持一定距离，才能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世界。事实上，“保持一定距离”是本书多次重申的主题，因为与物体保持一定距离才能让我们打开思路，望向远处。唯有如此，才能超越直观认识，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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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篇就提到，以全球变暖为例，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没能认识到，这些发明创造可引发一系列大震荡，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同样的，科技扰乱了事物的秩序，我们曾天真地以为那是事物的自然秩序。科技要求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方式理解世界。但是本书的另一主旨是：我们尚未全盘皆输。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新的思考方式，就可以重新理解世界，并有所改变。正如我们现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起源于科学发现，我们的反思也必须围绕技术发明，它们才是世界复杂纷争、矛盾重重的状态的真实写照。技术是人类自身的延展，它为机器设备、为我们的知识与行为体系编码，并提供了一个更真实世界的模板。

我们习惯将黑暗视为危险之境，甚至是死亡之境。然而，黑暗也同时孕育着自由、公平和各种可能性。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这里谈论的内容十分浅显，因为这些人一直生活在让特权阶级望而生畏的黑暗之中，但我们需要向未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确定性可以让我们收获颇丰，叹为观止。

第一章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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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最终的、至关重要的鸿沟是能否承认并表达现状。毋庸置疑，新黑暗时代面临着真实而直接的生存难题，其中以全球变暖和生态失衡最为明显。此外，人类正日益丧失共识，科学不尽如人意，未来不可预测。不管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人们被恐惧感支配，一切都预示着失序与暴力。在不远的将来，收入差距加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都会酿成恶果。一切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皆因我们思虑不周，有口不言。

书写新黑暗时代肯定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尽管我常用希望冲淡不悦。写作迫使我们说出不愿说出的事实，思考我们不愿思考的问题。这往往让人陷入空虚绝望。但假若我们不那样做，那么我们就无法认清世界的真实面目，从而一直生活在幻想和抽象之中。想想我们跟朋友一起聊天，如果我们百分之百的坦白诚实，结果往往会令彼此感到毛骨悚然。讨论现在的紧迫问题有失体面，让人深感无助，但我们不能因此惧怕思考。现在我们不能再让彼此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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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COMPUTATION

1884年，艺术评论家兼社会思想家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在伦敦学院以“19世纪的暴风云”(The Storm-CloudoftheNineteethCentury）为题开展了一系列讲座。2月14日至18日的晚上，他回顾了古典艺术与欧洲艺术中有关天空和云彩的描绘，翻阅了登山爱好者攀登他所挚爱的阿尔卑斯山的回忆录，分享了他对19世纪末南英格兰天空的观察。

在这些讲座中，罗斯金称天空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云。他称之为“暴风云”(storm-cloud)，又叫“瘟疫云”（plague-cloud):

此前直到晚近以来，从未有人见过。我所阅读过的古典作品中也从未有过相关描述。荷马、维吉尔、阿里斯托芬、贺拉斯从未承认朱庇特创造出过这样的云。乔叟、但丁、弥尔顿、汤姆森也对此只字未提。现代以来，司各特、华兹华斯、拜伦都对此毫无察觉。观察敏锐、妙笔生花的科学家索绪尔也对此三缄其口。1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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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对天空进行了“长期细致的观察”，他得出结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地区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云，这种“瘟疫云”带来了新的天气。他在1871年的日记中写道：

天空中乌云密布不是雨云，而是干涩的黑色面纱，阳光无法将其穿透，弥漫在薄雾中，雾色朦胧令人无法看清远处的物体。它没有实体，没有形状，也没有自己的色彩…

我对这可怕的东西闻所未闻。我已年过半百，自五岁起，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定格在春日的阳光和夏日的清晨中，但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景象。

科学界人士一直以来兢兢业业地研究太阳、月亮、七大行星。我相信他们也许能够给我讲讲天体的构成和运动。

就我自身而言，我根本不在乎天体的构成和运动。我既无法改变天体的运动轨迹，也不能改善其构成的成分。不过我很愿意听听专家们给我讲讲这些倒霉的风是从哪儿吹来的，是怎么形成的。2

他继续记录下一些类似的观察：骤起的狂风、遮天蔽日的乌云、肆虐他的花园的漆黑大雨。尽管他承认（后来的环保人士经常引用他在这方面的言论），这些地区矗立着大量的工业烟囱，但他主要关注的是这种云背后的道德问题。在罗斯金看来，这类云产生的地区大都战乱频繁、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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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该如何是好。答案很简单：尽人事，听天命吧。”3正如罗斯金的“瘟疫云”，我们描述世界所用的隐喻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现在，其他类型的云(也常常肇始于是非之地)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世界的方式。

罗斯金详尽阐释了暴风云是如何影响光的，因为光在他那里同样具有道德意义。在他的讲座中，他论证了“要有光”(fiatlux of creation)——《圣经·创世纪》上帝说“要有光”的时刻—同时也是“要有生命”(fiatanima）。罗斯金称，光“点亮了人类视线与智力”。我们所见之物不仅决定了我们思考什么，也塑造了我们思考的方式。

更早几年，在1880年，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最先演示了光电话（photophone）的使用。光电话是电话的姊妹发明，它首次实现了人类声音的无线传播。将光束照射在反射面上，当人对着听筒讲话时，反射面会随之震动，原始的光伏电池接收到振动信号，将光波转化为声波。通过光线电话，贝尔能够仅靠光就让自己的声音横穿华盛顿特区的屋顶，传播到200米开外的地方。

在电气照明普及之前，要将光线传送到反射面上，必须得保证晴空万里。这意味着，声音传播质量的好坏取决于天气状况的优劣。贝尔兴奋地写信给父亲：“我听到阳光发出的声音了!我听到光束大笑、咳嗽和唱歌了！我听到影子的声音了！我耳边还闪过了云被太阳遮住的声音。”4

当时人们并不看好贝尔的这项发明。来自《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员对此嗤之以鼻，他怀疑人们能否将“一束光线”挂在电线柱上，是否需要对光线做绝缘处理：“除非我们看到有人能背着第12号光线在街上走，从这根电线杆挂到那根电线杆，否则我们很难相信贝尔先生的光电话。”5

第二章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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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当然能看到一排排光线陈列全球，然而第一次使用光作为复杂信息的传载体正是贝尔的发明。正如这位评论员不经意间提到的，我们只需将光绝缘就可使其跨越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今天，贝尔的光通过光纤电缆横穿海浪并控制着全球的信息集合。光让庞大的计算设备整合在一起，操纵并管理着我们的生活。在网路中，罗斯金所说的“要有光”就是“要有生命”的观点再次得到了印证。

通过机器思考早于机器本身的出现。微积分学证明，在找到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就可以把握问题。遵循此法，如果将历史看成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将其转化为数学方程式，演算解答，得出未来。这是20世纪早期计算思想家的信条，时至今日仍潜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我们依然对此深信不疑。探讨这一信条是本书的主旨。现在，计算思维的新载体是数据云，它的故事还要从天气说起。

1916年，数学家刘易斯·弗雷·理查森[1]在一战西线战场服务。作为一名教友派信徒，他是坚定的反战派，因此他加入了教友派组织的“盟友救护小组”（Friends'AmbulanceUnit)。艺术家罗杰·彭罗斯(RogerPenrose)、哲学家兼科幻小说家奥拉夫·斯特普里顿（Olaf Stapledon）也是该小组成员。连续数月来，在战斗与休整期的间隙中，理查森在法国和比利时阴暗潮湿的村舍里第一次通过数值运算成功计算出完整的气候气象状况。这是世界首例计算得出的天气预报，当时并没有使用计算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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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斯·弗雷·理查森(Lewis FryRichardson，1881—1953):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气象学家，以数值方法进行天气预报的先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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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前，理查森是位于苏格兰西部的远程气象站埃斯克代尔缪尔天文台（EskdalemuirObservatory）的负责人。随他奔赴战场的资料中就有全欧洲数百位观测员提供的完整天气情况报告，这些报告刚刚在1910年5月20日汇编完成。理查森相信，根据多年的天气数据，应用一系列复杂的数学运算，他可以在数值上将当前的观察推进一步，从而预测天气在连续数小时内的变化状况。为了达成目标，他绘制了数列计算表格，对气温、风速、气压等信息分门别类。单这项工作就耗费了他数周时间。他将欧洲大陆切分成同等面积的观测单元，在他的“办公室”“寒冷军营中的一块干草堆上”6—中亲手用纸笔进行演算。

最终演算完成之后，理查森根据实际观测数据检测了他的预报，他发现计算得出的数据远远高于实际观测数据。尽管如此，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将世界划分为网格、通过数学运算得出每格的气象值。只是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跟上天气变化的规模和速度，理查森的这一理念也无法得到践行。

在1922年出版的《数值工序中的天气预报》（WeatherPrediction by Numerical Process)一书中，查理森总结回顾了他的计算方法，提出了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如何进行更有效的数值运算。在这个实验中，“计算机”仍然需要依靠人脑运行，不过我们今天理解的数字计算的抽象概念已经初具模型：

第二章计算

我们进行了那么多理性分析，现在何不休憩片刻，幻想一番？想象一间类似剧院的大厅，只不过大厅中没有舞台，只有柱子和走廊。四面墙体上画的是世界地图：天花板代表北极地区；英格兰正好在走廊的位置；热带地区位于上层观众席；澳大利亚在二楼第一排，南极在正厅后排。

无数计算人员各司其职，管理他所在地区的天气，每一位计算人员仅负责一处的方程式。每一地区的工作分别由一名高级官员进行监管。无数“夜间标志”展示着瞬时值供临近地区的计算人观看。因此，一项数据将会在三个毗邻的地区进行展示，使地图上的南北保持畅通。

正厅后排的地板上耸立着一根高大的梁柱，有半个大厅那么高。梁柱上方是一个巨大的讲台，讲台上坐着一名男子，他是整个剧院的头儿，身边簇拥着助手和通信员。他的职责之一是保持各地进程速度一致。这方面来看，他就像乐队总指挥，他指挥的乐器是计算尺和计算机器。但是他挥舞的不是指挥棒，如果有的地区超速，他会拿玫色光束照射它；如果有的地方落后于其他地区，他则用蓝色光束照射它。

讲台上四位高级职员正在全速搜集未来天气资料，然后由气动传输管输送到安静的房间中，最后再进行编码、远程传送至无线电发射站。通信人员将大量填写完的计算表格存储到地下室的仓库中。

隔壁是研发中心，负责对系统进行改善。想要改革剧院的复杂的日常运作模式，必须要先进行大量的小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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