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直到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公开了相关文档，才让民众真正陷入严重的猜疑恐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仍待争论，或许是其涉及的规模庞大，而且有很强的直观感和故事性。它不断地进入我们的视野，日复一日，带着五花八门的行话、荒唐搞笑的计划代号和辣人眼睛的幻灯片，就好像在和撒旦本人开一场永无尽头的营销会议，这才超出了我们能够视而不见的范围。或许是斯诺登自己的故事能强烈地抓人眼球：他在香港的突然出现，接着又飞往俄罗斯，我们正需要这样一个年轻的、捉摸不定的故事主角。斯诺登的揭露也是第一次将已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计划联系起来—表明它们在行动上的互相勾结所形成的全球监视网让每个人都成为目标，没有人能因自己的政府先进优越而受到保护。

然而，仍然没有人行动。在美国，关于停止未经授权的窃听行为和情报机构不加区分的数据收集行为的提案会遭到参众两院的共同否决，就像《阿玛什-科尼尔斯修正案》(Amash-ConyersAmendment）那样，而其他议案还滞留在委员会审议阶段。《美国自由法案》(USAFREEDOMAct)—原名为《保障人权，停止窃听、数据收集和网络监控，团结振兴美国法案》(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Fulfilling Rights and EndingEavesdropping, Dragnet-collection and Online Monitoring Act)—在2015年6月2日正式通过立法，相当于恢复了前一天刚刚到期的《爱国法案》(PatriotAct)。虽然被标榜为对斯诺登揭秘事件的法规层面的响应，但这一法案事实上保留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部分权力，包括无限制地收集元数据—通讯中除了内容以外的所有细节数据，而内容也很容易通过一次秘密传唤来获取。在任何情况下，一则总统令就可以随时推翻这一法案，就像它此前的几个版本在9·11之后几年里所遭遇的一样，而跨国监控行为则完全没被触及。一项自诞生之日就在系统化地、隐秘地破坏法律的行为，就不可能通过更多立法来纠正。英国政府无论是在曝光前还是曝光后，都从未通过一项防止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监视本国居民的法律，反而满足于给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发送越来越严格的审查要求，即所谓“防务通告”(D-Notices)。在面对持续的全球反恐战争和力量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产业化情报综合体时，世界上其他人也只能徒劳地提提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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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公众并没有什么欲望想要反抗情报机构荒谬而不知满足的要求。这种意愿在2013年曾短暂地高涨了一阵，但很快又回落了，随着事件一点一滴的揭露，也因为恐惧感过于巨大，很快被消磨殆尽。我们并不是真的想知道那些密室里、那些城市中心没有窗户的建筑中究竟是什么，因为答案永远都是坏的。和气候变化的概念相似，大规模监视也证明过于庞大，过于不稳定，以至于全社会都不愿真正去正视它。就像人们会尴尬地聊起天气，半开玩笑半带恐惧，这也不过变成了每个人日常生活之余对猜疑和恐惧的几句抱怨罢了。想想气候变化是如何毁掉了天气，让它哪怕在风和日丽时也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再想想大规模监视是如何毁掉了电话、邮件、相机乃至枕边密语，它用黑色脓水裹住了我们每天触碰的事物，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一来，还是将它列入我们彼此默许不要再提及的清单里，日子会更好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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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关于大规模监视—事实上，是关于任何监视、任何被当成证据的图像，都还有很多需要思考和讨论的地方。全球性的大规模监视依赖于政府的保密工作和技术的不透明性，而这两者又相互促进。在监视敌人的同时，政府也总是在监视自己的人民，随着计算机遍及每家每户、每条街道，进入我们的工作场所乃至我们的口袋，网络与处理能力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窃听生活中每一时刻的能力。政治需求滋养了技术可能性，因为没有政客想在发生暴行或有什么事被曝光后被指责不作为。之所以实施监视，不是因为它们有效，而是因为它们能够被实施；同时，就像应用其他自动化手段一样，是因为能够推卸责任、让机器来背黑锅搜集所有信息，然后让机器来挑拣吧。

在2016年提交给英国议会委员会的证词中，前文所提到这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揭发者威廉·宾尼断言，情报机构所收集的大量数据中“99%是无用的”。他给出的理由是，庞大的信息量会使分析员难以应对，从而不可能挑选出与特定威胁相关的数据。这种警告在此前也已被多次提出，但其可能的结果却并未得到重视—实际上，情况还愈演愈烈。2009年圣诞节发生了一起针对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航班的爆炸未遂事件，随后奥巴马总统本人也承认情报过多是个问题：“这次反恐行动失败并不是因为收集不到情报，（而是）没能对已有情报进行整合与解读。”29一位法国反恐官员对此评论道：“我们刚刚克服了对美国情报收集能力的广度与深度的羡慕与敬畏，就开始感到庆幸，不必去处理由此带来的不可能处理得过来的信息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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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无人机项目中，同样存在庞大监控数据造成的运算过量问题，因而这些项目多年来受困于难以进行分析和解读的处181 境。随着无人机数量的增长、续航时间的增加，再加上所携带的照相机的分辨率与带宽提升，数据量以指数级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监控能力。早在2010年，美国空军的一位指挥官就曾发出警告，我们很快就会“在传感器里游泳，在数据里淹死”。31即使是对于最先进的信息处理机构来说，更多信息也并不对应着更深的理解，相反还会造成混淆与遮掩，成为增加复杂性的推手：与天气预报问题类似，这也是一场军备竞赛，运算拼命想要跑赢时间。就像威廉·宾尼在英国议会的证词中所说的：“按照目前的方法，结果会是人先死了，然后等历史记录在有朝一日提供出关于凶手(那时可能也已过世）的信息。”32

在很多层面上，大规模监视都起不到什么作用。研究已反复证明，大规模监视能为反恐部门提供的信息少之又少。2013年，白宫情报及信息技术审查小组称大规模监视“对预防袭击并非关键”，他们发现大多数线索都是来自传统调查技术，比如线人或对可疑活动的报告。339·11恐怖袭击触发了各种监控项目的开展，新美国基金会（NewAmerican Foundation）在其2014年的另一篇报告中复述了关于此类项目成功实施的政府声明，并称其“言过其实，甚至具有误导性”。34

而在该领域的另一端，有分析表明在公共场合部署闭路电视和全球监视一样无效。它价格昂贵，分散了本可用于同一问题的其他解决途径的资金与注意力，而且还见效甚微。人们通常认为它会对犯罪形成震慑，但事实并非如此。本世纪初，旧金山曾安装了数百个监控摄像头，并发现在摄像头周围250英尺内的犯罪数量有所减少，但却在下一个250英尺中形成峰值。人们不过挪了个位置，然后继续互相残杀。35和全球性的监视一样，闭路电视的作用只是提高了猜疑的背景杂音，助长了对犯罪与操纵的恐惧，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本身。闭路电视与大规模监视都是追溯性与惩罚性的：或许能够获得更多情报，将更多人关进监狱，但只有等到犯下罪行之时。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发生，而背后的原因却往往受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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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监视方式的有效性，我们不得不反思自己在反抗权利滥用上的策略。把问题摆在聚光灯下是否真的有用？增加照明长期以来就是安保举措中的必备项目，但在城市街道安装路灯后，有时候犯罪率会下降，但有时也有同样频率的上升。36灯光可能令犯罪分子更为大胆，而对受害人也是如此：当所有事物都被照亮，恶棍看起来也没那么可疑，而且那些恶棍还能知道何时会四下无人。明亮的灯光让人感觉更加安全，但却不会真的让人更加安全。37

曝光情报机构最黑暗的行径并没有形成对他们的约束，只不过是安抚了民众，同时将这些行径合法化。那些活动原本发生在模糊、不受承认的灰色地带，现在却被编进了法律，而且是以不利于我们的方式。

斯诺登的揭发激起了针对大规模监视的争议，当我们为这视觉冲击力拍手叫好时，也要想到正是由于这种观赏性，让我们无暇顾及它背后的机制及其顽固性。如果我们一方面争辩说，监视会败于它对表象而非实质理解的依赖以及它对一面之词的信任，又怎能同时在另一方面认为，以相同的监视方式来反抗它反而会取得胜利呢？但这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反对保密，坚持要求透明。我们对清楚、公开的要求看似与模糊、保密相反，但实际上却遵从着同一逻辑。照这样分析，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维基解密”只是立场不同，却有着一致的世界观。双方都相信在世界中心隐藏着某个秘密，如果能将其揭开，就会万事大吉。“维基解密”希望让一切都透明公开，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则只想揭开某些人——它的敌人们——的秘密；但两者都在按照同一套行为哲学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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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的初衷并不是想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某种镜像，而是要破坏这整个机构。在2006年“维基解密”刚刚创立的时候，朱利安·阿桑奇（JulianAssange）就写过一篇关于政府阴谋系统以及如何攻击它们的分析文章，题为《以阴谋统治》(Conspiracy asGovernance)。对于阿桑奇来说，所有专制体系都是阴谋，因为它们的权力都依赖于对民众保守秘密。泄密会削弱它们的权力，并非因为所泄漏的内容，而是因为从内部滋长的恐惧与猜疑会削减这一体系进行密谋的能力。具有破坏力的是泄密行为本身，而不是某次泄密所曝光的具体内容。38随着“维基解密”进入公众的视野，阿桑奇本人也越来越有权势，越来越傲慢，这一组织卷入了与情报机构的一系列斗争之中，并最终成为国家间互相攻击的工具。原先的认识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错误地相信了“证据确凿”的力量，以为仅凭单一信源或者一点证据就能扳倒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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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确凿”的问题困扰着所有依靠揭露来影响民意的策略。早在被斯诺登揭发之前，这些情报机构的活动就可以通过几十年间的许多报道推断出来，那么同样的，其他暴行也会被一直忽视直到有一系列见于档案的真相被公之于众。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Elkins)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书，对英国在肯尼亚的暴行进行了详尽记录，但这本著作却因大篇幅依赖口述历史和目击者的叙述而饱受批评。39直到英国政府自己公开的档案证实了这些记录，它们才得到认可，并成为获得承认的历史。受难者的证词遭到冷遇，直至它们符合了压迫者所提供的档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证据将不会用于其他指控大部分其他罪行。同样的，对揭秘者的崇拜依赖于那些已经为情报机构工作的人变化不定的良心，而机构以外的人们却缺少相关能力，只能无助地等着哪位政府公仆屈尊透露些他们知道的消息。这种对道德行为的依赖显然根基薄弱。

正如巨大的运算能力推动了全球监视的实施，它也以同一逻辑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此事，以及如何应对威胁到我们认知与现实福祉的存在。我们需要一个能让我们百分之百确定某一假设的证据，这种需求超过了我们在当下的行动能力。只要面对哪怕最小一点不确定性，也会令人忘记已有的共识（比如科学上对气候危机的紧迫程度具有的一致意见）。我们发现自已陷于停滞之中，要求“芝诺之箭”(Zeno's arrow）必须击中目标，而不顾在它前方的空气已越来越炙热模糊。坚持要求在某些永远无法充分证明的地方取得实证，这造成了眼下的古怪状况：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没人能对此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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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赖通过监视就能获得世界真相的运算逻辑，就会将我们自己置于根本上自相矛盾的危险境地。运算式的认知需要监视，是因为它只能通过自己直接可得的数据来推导出真相。反过来说，如果所有认知都坍缩成为运算上可识别的事物，那么所有认知都将成为一种监视。运算逻辑否定了我们审时度势的能力—在面对不确定时理性行动的能力。它完全是被动的反应，只有当搜集到充足证据时才允许行动，而在当下最需要动作的时候却禁止行动。

监视行为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共谋，构成了新黑暗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它遵循着某种盲目性：照亮所有事物，却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开始相信只要给问题打上灯光，就等于是在对它进行思考，就能对它产生影响。但运算带来的光亮反而容易让我们虚弱无力——不是因为信息过载，就是因为虚假的安全感。运算式思维的诱人力量向我们兜售的不过是个谎言。

来看一个来自网络的案例。2016年5月前的某天，加拿大亚伯达省麦克默里堡的居民詹姆斯·奥莱利（JamesO’Reilly）在家中安装了一套加那利（Canary）安防系统。加那利的产品套装和谷歌家居（Google'sHome）所提供的一样，都体现了监视的逻辑与运算式思维：一系列摄像头、感应器、警报器——彼此连接并接入互联网——提供对家庭整体环境的实时了解，通过无所不见的机器的帮助，确保家庭安全与内心安定。

2016年5月1日，麦克默里堡西南方的针叶林中燃起了一场野火，并随着强风蔓延到了城镇中。5月3日，政府发布了强制疏散令，88000人离乡背井，包括奥莱利在内。在他驾车离开的同时，他的苹果手机收到了家庭安全系统发来的通知，并开始实时接收视频，随后这段视频也被传到了YouTube网站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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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开始时显示的是奥莱利家客厅的镜头，台灯还开着，鱼缸里也亮着灯，里面的金鱼还在游动。窗外的树木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但似乎还没出现什么麻烦。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开始有阴影贴在门上，逐渐能分辨出那是翻腾的烟雾。又过了一分钟，窗子变成了黑色，窗栅栏也是。火苗先是蔓延到窗帘上，接着是窗子本身。烟雾涌进了房间，画面逐渐变得模糊。摄像头切换成了黑白的夜间模式。在渐深的黑暗中，警报声断断续续地响着，最后也没了声音，唯一能听到的只剩下火焰的噼啪声。

这是个噩梦般的场景，却似乎正描绘出新黑暗时代的情况。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包罗万物，但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减。我们对世界知道得越来越多，能做的却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无助感非但没有让我们停下来重新想想最初的预设，反而将我们推入更深的恐惧、猜疑和分崩离析：更多监视，更多猜忌，对以影像与运算改变处境的能力持有更强的执念，而这种能力正是来自我们对其权威毫无质疑的信仰。

监视是没有用的，正义的曝光也没有用。没有哪方能够总结陈词，也没有明确的说法能安抚我们的良心，或是让我们的敌人改变心意。没有确凿证据，没有完全的证实或清楚的否认。比起某个官僚大意之下说出的确定言辞，“格罗玛回复”才是我们能提出的对世界最真实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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