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全球政策的制定者—尤指美国，但也包括这片区域的前殖民国比利时和法国——早在屠杀前几周乃至前几个月就已掌握了广泛的信息，也了解屠杀过程中的情形，并将这些信息巨细无遗地记录在案。4许多国家在当地派驻了大使和其他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也有人员派驻，联合国、各国政府部门、军方和情报人员都在监控着事态进展，并在危机升级之时撤回了工作人员。国家安全局监听并记录了如今臭名昭著的卢旺达全国性无线电广播曾做出的打响“最后一战”“消灭这些蟑螂”的呼吁。[在屠杀期间，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罗密欧·达莱尔(RoméoDallaire）将军后来对此评论道：“只要拦截广播内容，并替换成和平与调解的信息，就会对事态进程产生重大影响。”]5美国在很多年里一直否认自己在暴行发生时掌握了任何直接证据，但在2012年对一个卢旺达屠杀者的审判中，起诉方出乎意料地拿出了一组高分辨率的全国卫星照片，分别拍摄于1994年的5月、6月和7月，贯穿整个“百日屠杀”期间。6这些照片来自美国国家侦察局（NationalReconnaissanceOffice)和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的分类数据库，里面勾勒出路障、毁坏的建筑、万人坑、甚至前首都布塔雷(Butare)街道上遍地的尸体。7

1995年，这种情形又在巴尔干重现，当时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从维也纳的战情室通过卫星看到约有8000名穆斯林男子与男童正在斯雷布雷尼察[1](Srebrenica）惨遭屠杀。8几天后，从一架U-2侦察机传来的照片显示出集体坑葬的新鲜土堆：这一证据直到一个月后才被报送给克林顿总统。9但很难去责备机构的惰性，毕竟他们已经做到了施密特所呼吁的对图像分布式的处理。在今天，万人坑的卫星照片已不再是军方与国家情报机构的专利，谷歌地图上就能找到堆满被害者尸体的战壕的前后对比照片，就像在2013年大马士革南部达雅清真寺（DaryyaMosque）中发生的那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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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监视完全是一项回溯性的工作，没有当下立即行动的能力，而且要完全服从于强权力难以抵御的既得利益。在卢旺达与斯雷布雷尼察，缺少的并不是揭露暴行的证据，而是基于证据采取行动的意愿。正如一份针对卢旺达杀戮的调查报告所说：“任何对屠杀未能充分认识的情形都是源于政治、道德和想象力的薄弱，而不是信息方面的问题。”11这句话简直可以作为本书的结语：一起对我们忽视或者寻找更多未经加工的信息的证据确凿的控诉，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知道多少，而是我们做了什么。

这话是在责备照片的无能为力，却并不能用来支持施密特的观点，即无论其来源是多么大众、多么分散，更多的图片和信息总能带来帮助。施密特将智能手机视为能对抗系统化犯罪的技术但事实也一再证明，它反而会放大暴力，将人们暴露在灾难之下。在2007年肯尼亚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手机就变成了这里的卢旺达无线电台，怂恿两个种族互相残杀的短信息加速了暴力的涡流。超过1000人被杀害。其中一则信息被广泛传播，劝诱人们写下并发送他们敌人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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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1995年7月11日—22日，波黑塞族军警以及南联盟派出的军警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在接下来的11天时间里对当地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进行了杀戮。波黑政府直到2004年6月才承认这一屠杀事件。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欧洲的最严重的一次屠杀行为，国际法庭确认其为种族灭绝。—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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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再让无辜的基库尤族(kikuyu)人流血。我们要在都城将他们赶尽杀绝。为了正义，写下你在工作、居住地点或内罗比任何地方认识的卢奥族和卡鲁斯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所处的位置、以什么方式上学等信息。我们会告诉你该发送信息到哪个号码。12

仇恨短信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政府也尝试自己发送关于和平与调解的短信，而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则谴责这种在手机制造的封闭且不可触及的小圈子内流传的不断升级的言论，称其应当为暴力的恶性循环负责。随后的研究也发现，即使考虑了收入不平等、种族割裂和地域因素，整个大陆内的手机覆盖率的提升也与暴力水平的提高相关。13

并不是说卫星或智能手机本身会制造暴力。卫星、智能手机等科技发明的效用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道德色彩，但是我们通常会不加批判、不假思索地信任它们，才会令我们永远难以反思自己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未经质疑便断定科技是中立善意的，都只能证明现状如此。施密特关于卢旺达的说法就是站不住脚—而且事实恰恰相反，作为在数据驱动的数字扩张进程中全球最有实力的服务商，他在面对全球商业与政府领导人时，所说的话不仅错误，而且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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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暴力的相互关联正变得彻底且不可避免，同时，在意图牢牢控制世界的科技的影响下，信息正在加速武器化。军方、政府与企业利益的历史渊源以及新技术的发展，都让这一点清晰显现，而其造成的影响也随处可见。然而我们还在继续赋予信息与其并不匹配的价值，任它将我们锁定在不断重复的暴力、破坏与死亡的循环之中。鉴于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其他事物上做着类似的事，这一认识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忽视。

英国数学家克莱夫·赫比(CliveHumby)是超市奖励项目“乐购俱乐部卡”（TescoClubcard）的设计者，他在2006年提出“数据是新的石油”，14从那以后，这句话就被一再重复与扩展，先是市场营销人员，再是企业家，最后是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2017年5月，《经济学人》花了整整一期来讨论这个议题，并宣称“智能手机与互联网带来了丰富的数据……通过收集更多数据，一家公司就有更大空间来改良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进一步产生更多数据。”15万事达信用卡的董事长兼CEO告诉他在沙特阿拉伯（真实石油的世界最大生产者）的听众，数据可以像原油那样成为有效的财富生产方式（他还将其称之为一种“公共品”)。16在英国国会关于脱离欧盟一事的辩论中，两个阵营的国会议员都提及了数据与石油类似的特点。17但在做出这类引用时，他们却极少提及长期性、系统性、全球性地依赖于这种有毒物质以及其令人疑虑的开采环境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赫比最初的表述中，他将数据类比为石油是因为它富有价值，但如果不加以精炼就难以被真正利用。“原油必须转化成汽油、塑料、化工制品等等，才能创造有价值的实体，驱动营利活动的开展；因此数据也必须经过分类、分析之后才能具有价值。”18重要的是让信息变得有用所必需的工作，但这么多年来，在处理能力和机器智能的促使下，这一重点早已被忽略，被纯粹的投机主义所取代。在简化过程中，这项比喻的历史影响、在当前的危险性以及长期后果都被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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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数据的渴求就像对石油的渴求一样，如同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与资本主义的剥削网络紧密相连。最成功的帝国都会在自我宣传中进行有选择的披露：只披露那些次要的非核心内容。数据被用来对能满足帝国主义需求的对象进行定位与分类，就好像帝国的臣民要按照主人的命令来起名并进行登记。19这些帝国会对其治下的自然资源先占有、再开采，而它们所建立的网络如今又在数码基础设施上继续存活：继为了控制旧帝国而铺设的电报电缆网络之后，又出现了“信息高速公路”。如今西非通往世界的最快数据通路仍然要经过伦敦，而英国一荷兰两国控股的荷兰皇家壳牌集团（Shell）也仍在开采尼日利亚三角洲的石油。环绕非洲南部的海底电缆归属于以马德里为总部的公司，而那些非洲国家还在为夺回本属于它们自己的石油权益而努力。光纤连接通过在去殖民化时期悄悄取回的离岸领土传输着金融交易数据。帝国大多已经取消了领地，只在基础设施层面继续运作，并以网络的形式保留权力。数据驱动的政权还在重复着先祖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压迫政策，因为这些歧视与态度已经从根源上写进了它们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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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数据/石油的开采、提炼与使用污染了大地与天空。它溢出来，渗入一切事物。它进入我们社会关系的地下水，并将其毒化。它将运算思维强加于我们身上，让社会因为愚蠢的分类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以及不断加速的不平等而出现深深裂痕。它维护并滋养着不均衡的权力关系：在我们与权力的大多数互动中，数据并不是由人们自由提供的，而是通过暴力攫取——或者在恐慌中吐露出的，就像一只受惊的乌贼，试图用墨汁遮掩自己以躲过捕猎者。

鉴于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了解，政客、政策制定者和技术官员现在对数据/石油的褒奖有加实在令人震惊——如果我们还没对他们的虚伪感到麻木。即使我们死后，数据/石油的危害也远未终结，我们欠下的债需要花几个世纪才能还清，而我们也还远没有见识到它最糟糕、最不可避免的后果。

然而，即使数据/石油的比喻再逼真，其比拟能力在一个关键特性上也有所欠缺，并且这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期待，认为人类可以向无信息社会和平演化。不管其他特性如何，石油的根本属性在于它会枯竭。我们已经接近石油峰值[1]（peakoil），尽管每一次石油危机都会促使我们寻找并开采新的油田，或研发某种颠覆性技术——让地球和我们进一步陷入危险——油井终将枯竭，但信息不会。尽管像孤注一掷的水力压裂法一样，情报机构正在记录下每一封邮件、每一次鼠标点击、每一部手机的移动，尽管信息峰值与我们的距离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还要近，但原始数据的采集也可以永远持续，连同它对我们自身及我们应对世界的能力所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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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油峰值论：源于1949年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Hubbert）发现的矿物资源“钟形曲线”规律。哈伯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随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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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点上，信息更接近的不是石油，而是原子能：一种实际上无限的资源，含有巨大的破坏力量，同时在与人类暴力史的显性关联上，信息与原子能也更为紧密。原子般的信息可能会以多种方式迫使我们面对有关时间与污染的存在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几个世纪以来逐渐兴盛的石油文化已经大体上能够避免了。

我们已经回溯了运算思维在机器的帮助下如何逐步演化，并发展到制造原子弹的阶段，以及“曼哈顿计划”的熔炉是如何锻造出当代社会数据处理与网络体系（processing and networking)的架构。我们也看到了数据的泄漏及其路径，也就是造成隐私泄露与根茎状蘑菇云的功率极限骤增（critical excursions）及其连锁反应。这些类比并不是随口借用，而是基于我们对社会与工程所做选择的内在综合效应。

在“相互保证毁灭机制”[1]的幽灵作祟下，我们被困在冷战之中45年；同样的，我们如今也陷入了智力上的本体论死结。我们用来评估世界的基本方法——更多数据——已步履维艰，它无法解释复杂的、人为驱动的系统。并且这一失败也在逐步凸显—主要是因为我们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全球性信息分享系统，使其更加显而易见。政府监视行为与以泄密这种方式进行反监控的激进主义之间的“相互保证隐私熔毁”（mutuallyassuredprivacy meltdown）就是这种失败的例子之一，还有因监视自身带来的实时信息过载而导致的混乱。制药行业的研发危机也是个例子：在运算中投入数十亿美元所实现的新药突破在呈指数级减少。但或许最为显著的例子在于，尽管网上存在海量信息—众多中庸观点和另类解释—阴谋论和原教旨主义不仅仍旧存在，而且在迅速增长。就像在核武器时代一样，我们一再学习着错误的经验，我们注视着蘑菇云，看到其巨大的力量，然后又一次进入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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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互保证毁灭机制（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机制，亦称“共同毁灭原则”，是一种“俱皆毁灭”性质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假设对立的双方都拥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核力量，如果有一方受到另一方核打击，都以相同的方式还击，则两方都会被毁灭，被称为“恐怖平衡”。——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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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应当透过其所有的复杂性，关注网络本身。在我们至今打造的所有用于自省的文明级工具（civilisation-scaletool）中，网络不一定是最新的，但肯定是最先进的。与网络打交道，就像与博尔赫斯的“无限图书馆”以及其中包含的所有内在矛盾打交道：这是一座无法聚合、也一直拒绝保持一贯性的图书馆。我们的分类、总结与权威不再只是有所欠缺，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语无伦次。正如H.P.洛夫克拉夫特在他对新黑暗时代的宣言中所说，以我们现在思考世界的方式，暴露在所有原始信息下的存活几率并不比我们暴露在原子核下的存活几率更高。

“黑室”(BlackChamber)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是美国在1919年建立的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密码分析组织，以权力的名义，致力于信息的破解、精炼或销毁。它的实体同类是恩利克·费米(EnricoFermi)于1942年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球场(StaggField）的看台下用45000块黑色石墨建造的设备，这个设备被用于屏蔽世界上第一座人工核反应堆。正如曾经作为秘密的高原小镇洛斯阿拉莫斯（LosAlamos）找到了它在当代的对应物——犹他州沙漠中在建的国家安全局数据中心，今天的“黑室”被具化为马里兰州米德堡由不透明玻璃和钢筋建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以及谷歌、Facebook、亚马逊、帕兰提尔(Palantir)、劳伦斯·利弗莫尔（LawrenceLivermore）、“神威·太湖之光”和国防管理中心里一望无际的神秘的服务器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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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米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两个“黑室”代表着与两类湮灭的相遇—一个是身体的湮灭，一个是精神的湮灭，但两者的目标都是我们自身。两者都隐喻着对不断细化打磨的知识进行无止境的毁灭式追求，代价就是承认无知。我们在“更多的信息带来更优的决策”这一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文明，但我们的工程技术已经超越了哲学理念。小说家、社会活动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在描写印度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场景时，将其称为“想象力的终结”—这一启示再次印证在了信息技术上。20

想象力的终结显然是可见的，不仅在于升起的蘑菇云，也在于漫长的原子半衰期，它将在人类自身灭绝后很久依然持续发出辐射，为应对这点，我们诉诸迷信与科学。为了标记美国境内的长期废料存储地点，有提议说应当建造极其可怖的雕塑，以便让其他物种将其所在的地方看做是邪恶之地。与其配套的语音信息如下：“这不是致敬的地方。这里并未纪念过崇高的事件。这里没有珍贵的东西。”21另一项提议是由能源部20世纪80年代所组建的“人类特别干涉小组”(Human Interference Task Force)提出的，他们建议培育一种只要暴露在核辐射之下时就会改变颜色的“辐射猫”，作为活体危险指示信号，同时以艺术作品和寓言将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传达到深远的文化时空中。22昂加洛(Onkalo)废弃核燃料存储场深深地挖进了芬兰地下的岩床之中，这又是另一个方案：一旦完工后，它就会在地图上被抹去，被隐藏起来，永久遗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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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子的方式来理解信息时，所呈现出的未来将灾难重重，迫使我们将现在当成唯一的行动窗口。与对原罪和乌托邦/反乌托邦式未来图景的虚无主义描述相反，有一股在环境与原子方面的行动主义力量设定了“守护者”(guardianship）的概念。24守护者对原子文化下的恶果全权负责，即使、也尤其是这些恶果是为我们的表面利益而被创造出来。其原则是在当下尽可能少作恶，同时为子孙后代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掌握或控制它们。正因为如此，守护者要求变革，要求对我们已经制造出的东西负起责任，并坚持认为将放射性物质深埋就能排除大范围污染的可能与风险。但这么做的同时，它就与新黑暗时代结成了同盟：在那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过去则不可逆转地备受争议，但我们仍然可以与我们直面的事物对话，仍然可以清晰地思考、基于正义而行动。守护者坚持认为，这些原则需要有超出纯粹运算思维、但又完全合乎我们越来越黑暗的现实的道德承诺。

说到底，任何在新黑暗时代的生存策略都依赖于对此时此地的关注，而不是计算机预测出的虚幻前景、监视、意识形态或描述。悬在受压迫的历史与不可知的未来之间，当下才是我们生活与思考之处。技术告知并塑造着我们如今对现实的感知，它们不会消失，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也不应希望它们消失。我们在这个承载了75亿人口、并且人口仍在不断增加的星球上，现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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