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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史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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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阿格里帕的论证比爱那西德穆的论证更具普遍性和抽象性，也更精致和深刻。它们不仅暴露出绝对主义形态各派哲学的一些弊病，而且涉及了思维本身的一些问题，所以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一些，其中的某些内容被后来有些哲学家以改变了的形式一再提出来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以后的哲学家如果想要建立某种形而上学体系，都必须面对这五个论证的挑战。

在阿格里帕之后，有些怀疑派者为简化起见，进一步把他们存疑的根据概括为两个论证。其一，没有什么事物通过自身得到理解。因为我们既不能用一个可感物作标准，也不能用一个可知物作标准。我们所采用的每个标准都是有争议的，因而是不可信的。其二，没有什么事物通过其他事物得到理解。因为“一个能通过它而理解别的事物的事物自身，必然也要通过其他事物得到理解，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或者无穷后退”②。既然每个被理解的事物都显得要么是通过它自身被理解，要么是通过其他事物被理解，而这两种情况已被证明都不可能，那么显然就没有什么事物能被理解。所以，他们主张怀疑一切事物。

（三）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kstusEmpiricus，公元2世纪中叶人）的生平不详，可能是个医生。他作为晚期怀疑主义的最后一位重要代表，其重要性首先在于他的著作《毕洛主义概略》和《反杂学》。这两本书是我们研究早期和晚期希腊哲学，特别是怀疑主义的重要资料来源。除了系统叙述怀疑主义其他人物的思想外，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见解。

首先，原因不存在。原因和结果都是关系，而关系只是思维的对象，并非存在于实际之中，所以原因只是思维的对象，而不是存在。此外，假如原因存在，无外乎同时、在先和在后三种情况。但是，同时的东西不是同时的东西的原因，在先的东西也不是在后的东西的原因（因为当原因存在时，结果还不存在），在后的东西更不是在先的东西的原因。既然三种情况都不是，因此原因是没有的。

其次，三段论是循环论证。三段论的大前提是根据，而大前提本身又靠三段论的结论所断定的那个事实才成立，所以是循环论证，故而无效。

①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658页。

②同上书，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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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道德领域无知识和信念。在道德领域，不要妄图去寻求真理的判断，不要去设立善和幸福的假定，也不应该有任何道德理想的信念，因为该领域根本谈不到知识问题，信念的存在会唤起人们强烈的愿望和情感，破坏灵魂的安宁。只有预防独断，抑制情感，顺从风俗和法律，保持灵魂的宁静，才能达到不动心和幸福。

怀疑主义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揭示了可感现象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指出了感性认识的局限，暴露了独断论哲学在建构体系时的缺陷，发现了认识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从而有利于破除人们对知识的盲目迷信和对求知的盲目自信，迫使哲学进行自我反省，促进理论思维的提高和哲学思考的深入。正因为如此，它对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活力与魅力。当然，怀疑主义的结论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对希腊哲学理性基础的瓦解也是致命的，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神秘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流行。所以就此而论，怀疑主义实际上并未达到消除独断论的目的，只是促使它改变了形式，因为希腊哲学最后一个哲学体系—新柏拉图主义就是以神秘主义的独断论形式出现的。

第四节 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是公元3世纪至5世纪时最重要的哲学派别。说它最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既是整个希腊哲学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基督教神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通过新柏拉图主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哲学理性精神的衰落和向神学转化的必然性，从而加深对哲学和宗教、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是因为它的基本倾向虽可划入柏拉图主义阵营，但却具有鲜明的“新”特点，这就是思想来源上的折中主义、本体论上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上的直觉主义和伦理观上的人神合一。

新柏拉图主义传播范围较广，流行时间较长，内部区别较大。下面，我们以它的活动中心为依据，分三个学派加以介绍。在介绍之前，先让我们简要地了解它的思想来源。

一、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来源

概括地讲，新柏拉图主义是在广泛吸收希腊和犹太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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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说来，它的思想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早期斯多亚学派的思想。新柏拉图主义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基本依据，把《巴门尼德篇》中的“一”和“存在”视为柏拉图的最高神学，把《蒂迈欧篇》中的摹仿创世论当做建构体系的范本，并且从柏拉图在“第二封书信”中讲到的关于三个领域的学说中寻找三一原理的渊源。与此同时，它亦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神学”中的纯形式、完全现实、第一动因、终极目的等思想，也吸收了斯多亚学派的神创论、泛神论、命定论和逻各斯学说。

二是以斐洛（Philo，约公元前30—公元45年）为代表的犹太神哲学。斐洛的哲学思想是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结合的典型，他通过用柏拉图主义来阐释犹太教义，第一个建立起神学思辨体系。他认为神是唯一永恒的、绝对存在的和不可见的，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神在本性上不可理解，即使通过灵魂的静观，也只能知道它存在而不能表达其本质。逻各斯是神与世界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神创造了可感世界并向它启示了自己。可感世界是消极的。哲学的最高层次是对神的静观，这只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获得。斐洛的这些观点，为新柏拉图主义提供了思想模式和理论蓝图。

三是以阿波罗尼（Apollonios，公元1世纪）为代表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有一个脱离万物而存在的神，神以数为原型规定和创造万物。“一”是神、善、理性、第一原则，“二”是不平等和变化的原则。地上万物因为有质料所以都不洁净，只有摆脱与不洁肉体的联结，与神融合，才能解决伦理问题。

四是以普鲁塔克（Ploutarkos，约公元55—125年）和纽曼洛斯（Numen-ios，约150—200年）等人为代表的折中性柏拉图主义者。普鲁塔克认为，神是最高的存在，一切善的创造者，但其本质不为我们所知。理念是神与世界的居间者，创造的模型。纽曼洛斯则提出了三位神的思想。第一位的神是至上神，自身即善并通过自身而善，是纯粹的思想和实体原则，是父亲。第二位的神是造物主，来自至上神，通过分有第一位神的本质而善，是儿子。第三位的神是世界，即造物主的产品，是孙子。

此外，亚历山大里亚城早期基督教神学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二、亚历山大里亚一罗马学派

亚历山大里亚一罗马学派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第一个派别。如此称呼该学派的原因在于，亚历山大里亚城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孕育地，罗马则是它的诞生地。这一学派的先驱是萨卡斯，主要代表是普罗提诺，重要人物还有波尔费留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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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纽·萨卡斯（Ammonius Saccas，175—242年）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学者，他没有著作，据说也不准学生传播他的思想。他在新柏拉图主义发展史上之所以占有先驱地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确立了该学派的思想方向，即信奉希腊宗教，研究并传播希腊哲学，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善、绝对存在于理念和理智之外。二是培养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Plotinus，一译柏罗丁，205—270年）是埃及人，28岁时到亚历山大里亚师从萨卡斯学习哲学长达11年之久。40岁左右到罗马定居办学，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甚至受到皇帝加里安和皇后的重视，曾计划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柏拉图城”，以实现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因大臣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他50岁开始写作，共撰写了54篇论文，由其学生波尔费留编辑成6集，每集9篇，故冠名为《九章集》（Enneades)。该书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是我们研究普罗提诺思想的史料根据。

普罗提诺的哲学体系博大艰深、内容丰富。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简单介绍他的主要观点。

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改造：将理念等级变成三大本体；将两个世界变成四个层次；将分有、摹仿变成流溢；将灵魂回忆变成灵魂观照。

普罗提诺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产生出来的，这个产生者或父亲就是“一”(hen，为了突出这个“一”的地位和作用，中文一般译为“太一”)。“二”作为一切存在的产生者，本身不是存在，也不是一切。正因为“二”空无一物，所以万物由它产生。它超越了“是”所指示的属性，没有任何肯定的特征，因而不可言说与名状。如果非要言说，也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因为凡“是”和“有”的东西，都有对立面，都是区分的结果，所以都是“多”而不是“一”，都是部分而不是全体，都是缺欠而不是完满。但“二”即不寻求什么，也不拥有什么或缺欠什么，它是极其完美的。①“二”在本性上虽不“是”什么，但我们可以通过形容和比喻来肯定它。从肯定的方面讲，“一”是绝对的同一体，是单纯而单一的神本身和善本身，是存在物的最高原则和终极原因，是完满自足的源泉。它因其完满而流溢，因其流溢而产生一切。“存在于一’之后的任何事物必定是从一’中生成的，或者是它的直接产物，或者可以通过

①参见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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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物溯源于它。”①

“流溢”是普罗提诺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用以说明“一”生万物的方式。“二”由于自身充盈，故而自然要溢出，但这种流溢却无损于自身的完满，犹如太阳放射光芒而无损自身的光辉一样。这种流溢说虽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但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仅用内在的流溢关系解决了柏拉图因分有或摹仿而遭遇的难题，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希腊哲学的“生成补偿”观念，因为生成不缺失什么，所以不用生成物的复归作为补偿。

“二”首先流溢出“理智”（nous，或译心灵、努斯等)。“理智”是“二”的影像，也是“一”唯一的直接产物。它作为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一”的绝对同一性，包含着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述它。当然，它仍然享有“一”的统一性，所以，多样性又是统一的，知与被知的差异内在于其中。这样，它就既是知识的真正对象，又是知识的主体。思想与存在、异与同、动与静等范畴也适用于“理智”。

“理智”也像“一”一样能够流溢。它流出的影像是“灵魂”。灵魂存在于理智中，犹如理智存在于“一”中。灵魂作为“二”之间接产物的第三种本体，已不是绝对同一体，也不像理智那样是一与多的统一体，而既是一又是多。当它转向理智和“一”并与它们相通时，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但当它转向自己的产品即可感世界，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中时，就成了多。灵魂是能动的、不朽的，它可以轮回，也可以流溢。

灵魂的流溢物是可感世界。可感事物有形式和质料两个方面。形式是存在于理智之中的理念形式的影像，质料本身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漆黑的混沌。质料不是无，而是非存在，它本身不变，却作为载体承受形式的变化。

灵魂进入人的肉体后，就因为受到污染而堕落了。人的使命就是改造自己，使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经由理智达到与“一”结合。这个过程就是灵魂的回归或上升之路。上升之路有两条，即德性修养和辩证法。对应于灵魂、理智和“一”，德性也有三种，即公德、净化和观照。三者是依次上升的关系。“公德”即公民德性，目标是使人类仁爱交往，抚平激情，顺从本性，所以它是实践性的和否定性的德性，指导公众生活，限定欲望情感。“净化”为沉思德性，目标是使人从肉欲中解脱出来，在理性静观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观照”是最高的德性，它使人在突如其来的一刹那灵魂出窍，舍弃肉体而与“一”处于一种合而为一的、不可名状而又无与伦比的迷狂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解脱”(ekstasis)。在这种神人合一的状态中，灵魂获得了宁静，享受着至福，体验着奇妙无比的欢悦。但是，“观照”的境界是罕见的，只有少数圣贤之士方可达到（波尔费留说，他与普罗提诺相处6年，普罗提诺曾有过四次观照经历，而他自己在68年中仅有过一次)，而且可遇而不可求。不过，“公德”和“净化”阶段的努力是“观照”的准备，虽然这些努力并不必然导致“观照”，但若不努力，“观照”必不可能。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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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灵魂回归的另一条上升之路，也是引导我们到达解脱的技术、办法或训练。它是哲学的高贵部分，不仅由一套理论和规则组成，亦涉及事实，知道真理，首先知道灵魂的作用。“这条道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变低级的生活。第二阶段为已经上升到理智领域、已在那里留下了足迹但尚须在那个领域中继续前进的人所享有。它一直延续到他们把握那个领域的终极为止。”①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到达终极呢？“肯定是那些已经明白全部或大多数事物的人，那些在一出生时就已经具有了由此可生长出哲学家、音乐家或爱美者的生命胚芽的人。哲学家喜欢这条道路是出于本性，音乐家和爱美者则需要外在的引导。”②

“二”向下的流溢过程和灵魂向上的回归过程，构成了普罗提诺哲学的完整框架。第一个过程是他哲学的形而上基础，第二个过程才是目的。与晚期希腊哲学其他学派一样，他也把伦理学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和核心。他把人生的最高境界视为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回到自身，过一种人神合一的内在的神圣生活。区别在于，其他的希腊哲学家一般都强调人神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他受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注重人神合一。

普罗提诺把柏拉图的客观理念理智化、理性思辨神秘化，并糅合进了其他派别的思想，从而创立了以神秘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新柏拉图主义。他的神秘主义在波尔费留那里又有新的发展。

波尔费留（Porphyrius，一译波斐利，233—305年）是叙利亚人，普罗提诺晚年的得意门生。他不仅编辑了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写了《普罗提诺传》，还撰著了《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要句录》等作品。在哲学上，他有两方面的工作值得一提。

其一，他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是独存的实体，还是仅存于人的思想中？（2）如若是实体，有形还是无形？（3）如若无形，与可感物分离还是在可感物之中？这三个问题，他虽然没有给出答案，却启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唯实论关于共相问题的长期争论。

①②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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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他在介绍普罗提诺思想的同时也做了一些修改，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宗教的神秘色彩和来世观念。他倾向于灵魂本性恶的观点，因而把神人合一的境界推向来世，并强调现世生活应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他把德性分为公德的、净化的、理论的、至福的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现世的道德生活，后两个阶段是现世生活所不及的，只有依靠神恩在来世才能获得。现世的德性和快乐不相容，游戏、娱乐和婚姻均为罪恶。在传播新柏拉图主义时，他还同正在兴起的基督教展开了论战，抨击基督教教义和一些外在的仪式。

波尔费留死后，新柏拉图主义的活动中心从罗马转移到了波尔费留的家乡叙利亚，从而衍生出新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学派。

三、叙利亚学派

由于当时的叙利亚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较小，宗教迷信盛行，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叙利亚学派在整个新柏拉图主义阵营中哲学味道最淡，而迷信色彩最浓。

叙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波尔费留的学生扬布利柯（Jamblikhos，约250—325年)。他的目的是致力于建立融哲学、神学、宗教为一体的体系，为多神崇拜作理论上的辩护，容纳希腊和近东的种种传统信仰，把各民族的神灵接纳进万神殿，让它们各得其所。

扬布利柯的基本方法是在普罗提诺的三大本体之上和之间，另行设置多个等级，靠增多层次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在普罗提诺的“一”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一，它超越所有东西，无任何规定性，比“善”还高。在它之下和之后，才是与“善”等同的“一”。从“一”流出可知世界，它包括思维对象（理念），其基本要素是有限、无定（即“二”）以及两者的结合。可知世界流出能知世界，它包括一切能思想的东西，基本要素有三，即理智、能力、造物主，并由此再分成七个等级。能知世界流出灵魂领域，同样分三等，先是超世俗的灵魂，由此再流出其余两种灵魂，诸神的、天使的、精灵的、英雄的灵魂都在这一领域，它们的数目是按360这个数的模式来决定和排列的。灵魂又流出可感世界，它是整个宇宙等级的末端。

在伦理学方面，扬布利柯接受了波尔费留的德性四阶段说，认为灵魂凭借这些德性来沉思理智，继而观照出绝对“一”的流溢序列。但在这四种德性外，他又加上了第五种，即僧侣的德性巫术，认为巫术是人的灵魂与天使相通的明证，是比神秘的数字、启示更为完美的智慧。由于巫术的作用，灵魂就能迷狂地与终极本原绝对“二”结合在一起。据说他自己和其他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就会施展各种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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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雅典学派

由于叙利亚学派维护多神教崇拜，反对基督教，所以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得势，新柏拉图主义在扬布利柯死亡后不久便一蹶不振了。直到5世纪初，新柏拉图主义才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里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已成强弩之末，没有多大的作为了。这时的新柏拉图主义，由于以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为主要阵地，故被称为雅典学派。雅典学派对于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兴趣，其学说的迷信成分也大为减少。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普罗克洛。

普罗克洛（Proklus，410—485年）是君士坦丁堡人，先在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后投师到雅典柏拉图学园，曾任该校校长。据说他既有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又能与神交往并具有创造奇迹和预言的能力，因而广受尊重。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是对柏拉图作品的注释，尤以对《蒂迈欧篇》的注释最为著名，留传至今的著作是《神学要旨》和《柏拉图神学》。

《神学要旨》摹仿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本》写作而成，它以三重发展律为演绎原则，以“一”为起点。首先是自身同一的统一体，其次是由于统一体的活动而产生的生成体，最后是生成体在回归统一体的活动中形成的复生体。从统一、生成到复归的三重发展过程也是从自因、原因到结果的关系。每一个过程都包括三个阶段：统一体包括“二”、理智和灵魂；生成体包括理智对象、理智对象与理智活动的同一、理智活动；复生体包括上天世界、内在世界和可感自然。统一体是既不被分有也不分有的自因，因而是不可言说的。每个统一体作为自因，都是一个系列的开端：“一”是绝对存在者即神的开端，理智是生成体系列的开端，灵魂则是复生体系列的开端。“一”是所有过程和系列的原始本质，是杂多的基础、首要的善、万物存在的第一因。它不可言说，超越一切可能的肯定和否定，只能通过类推加以说明。

普罗克洛是新柏拉图主义中除了普罗提诺之外思想成就最大的哲学家，他为了恢复新柏拉图主义而煞费苦心，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已被奉为国教的基督教是不可能容忍异端邪说的。公元529年，普罗克洛死后不到半个世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便下令关闭了雅典的一切哲学学校。这一悲剧事件，标志着新柏拉图主义的结束，也标志着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历史终结。幸运的是，辛普里丘、达马修斯等雅典学园的几位新柏拉图主义者逃脱了女哲学家希帕蒂亚于415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城被基督徒残酷杀害的厄运，他们避难于波斯宫廷，继续从事希腊哲学的评注阐释工作，从而在中东地区为希腊思想的圣火留下了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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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堪称哲学的民族。就“哲学”这一概念所意指的这门学科而论，它完全是希腊人的创造。他们不仅奠定了西方后来所有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以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了西方哲学所有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①因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堪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源头。

希腊哲学的历史可以看做是哲学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史。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哲学起源于好奇，我们也可以说，哲学起源于问题。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以自然的本原为研究的对象，哲学家们的问题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统一的“本原”是什么，由此而产生了一与多的关系等问题。由于哲学家们试图以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所有自然元素，因而他们所断定的本原既缺少普遍性亦难以解释与其他自然元素之间的关系，所以便陷入了众说纷纭的困境。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意识到自然哲学的缺陷，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向了唯一的、永恒的、不变的和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是”)，为后来统治西方哲学长达2000多年之久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亦使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静止与运动、本质与现象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迫使其后的自然哲学为了避免这些矛盾而采取了多元论的立场。随着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智者的泛滥，知识问题越来越突出了。苏格拉底自觉地竖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将问题集中在“是什么”亦即事物的本质定义上，促成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建立。而柏拉图在划分两个世界的同时，遭遇到了理念与事物的“分离”难题，引发了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试图将自然哲学与本体论结合起来，以深入缜密的分析推理来消解一般与个别之间的矛盾。但是因为认识论的缺失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等历史性的局限，因而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方面的种种原因，伦理问题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理性主义的衰落亦造成了思辨精神的衰微，于是便形成了感觉主义、怀疑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盛行于世的局面。到此为止，希腊哲学自神秘主义的宗教神话中脱颖而出，又回到了神秘主义之中去，它已经无法抵挡基督教思想的挑战，甚至构成了基督教哲学的理论来源。

世纪哲学系列教材

本编小结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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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述希腊哲学的演变不仅有自然科学和认识论等不够发达的特殊的历史原因，而且亦有哲学上的普遍原因，这就是哲学中方法与问题之间的矛盾。

一般说来，就西方古典哲学而言，哲学的问题或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普遍的、永恒的和无限的东西，例如本原和存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不可避免地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因为概念、判断、知识或思想不可能没有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与哲学方法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谁找到了方法这把钥匙，谁就掌握了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但是实际上谁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方法的问题。因此，西方哲学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方法问题，而且越到后来越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方法是使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希腊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西方哲学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基本倾向和科学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一样，这种科学思维方式既在形成蔚然大观的西方文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被有些思想家视为造成西方文明之种种弊端的根源。例如，当20世纪西方哲学反思自己历史的局限时，许多哲学家把其最基本的局限性归结为“科学思维方式”，并且将它的滥觞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希腊人虽然崇尚知识崇尚科学，但是他们眼中的科学知识与后世所理解的科学知识是不同的。以自然观为例，希腊人的自然观是朴素辩证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他们以自然为认识的对象，但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以主人的身份去役使自然，以征服者的心态去改造自然。当然，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毕竟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尽管促成其演变的原因多种多样，不能简单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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