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2版

人文主义运动是世俗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思想运动。11-13世纪，随着城市地位的提高、市民阶级的形成与逐渐强大，出现了摆脱教会束缚的市民文化和一大批由城市创立的非教会学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世俗知识分子阶层。当文风轻快、重视人、重视世俗生活、重视客观现实世界、学术相对自由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入西欧之后，立刻就与文风呆板、扼杀人性、提倡禁欲主义、敌视客观现实世界、禁锢思想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吸引了这个世俗知识分子阶层。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一股复兴古典文化的热潮。无论是日益世俗化的教皇，还是积极争权夺利的诸侯王公，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不可缺少世俗文化。人文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到了15世纪，人文主义开始越出意大利国界，在西欧诸国获得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各个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和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斐微斯、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爱拉斯谟等文化巨匠。此外，布鲁尼的史学、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莫尔和康帕内拉的空想共产主义也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杰出成就。

一、人文主义运动的一般特征

人文主义思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其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复杂多样。这里只能就其最一般的特征作一些分析。

人文主义运动首先是一场文化运动，主要从事人文学科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发掘、研究和传播。人文主义者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障碍。为了能够直接欣赏、利用和研究古代文学，14—15世纪，在意大利兴起了学习古希腊语的热潮。许多拜占庭学者在意大利讲授希腊语。到了16世纪，希腊语甚至成为大学和许多文科中学的必修课。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还恢复了西塞罗时代的古典拉丁语，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和研究了古希伯来语，从而为直接利用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者都精通希腊语，瓦拉、爱拉斯谟甚至成为当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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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语言大师。

在此期间，西欧社会搜集和收藏古代典籍蔚然成风。意大利学者、作家、商人，甚至贵族、君主、教皇都加人了这个行列。他们到各国搜集、购买、转抄古代作品。教皇尼古拉五世的藏书量达数千册，一些神职人员、贵族、巨富亦以藏书众多而著名。15一16世纪，西欧其他国家也竞相仿效意大利，巴黎、慕尼黑、维也纳相继成为当时的藏书中心。据考证，这些收集已拥有现代所拥有的全部古希腊文献。在此基础上，人文主义学者们进行了紧张的整理、翻译、注释、出版工作。大批的古希腊文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作品被译为或重译为拉丁语。许多古希腊罗马作者或作品第一次为人们所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拉丁语全集相继出版，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也在此时被发现。古典文化借人文主义者之手在西欧土地上再次得到繁荣，这就是后世史家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文艺复兴”的一个根本原因。人文主义者的活动使人们看到了古典文化的完整的、本来的面目。这不仅是对中世纪所歪曲、阉割了的古典文化的矫正和恢复，而且也为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出发点。

不过，人文主义运动并不仅仅是古典文化的复兴，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中世纪崇拜古代权威的遗迹和新思想尚不成熟的一种表现。随着复兴和仿效古典文化，人们的目光开始由神转向了人。在文艺复兴早期，基于对经院哲学式的理性主义的厌恶，人们往往诉诸感性、情感的因素，因而这一转向大多是采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以文学艺术的成就为最高。在此期间，出现了词句优美、以反映市民生活和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和小说，以及具有现实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在被誉为“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三杰”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瓦拉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充满了对人的尊严、人生的价值、人的世俗生活、人的真实欲望和情感、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的热情歌颂，对教会腐败、虚伪、扼杀人性的激烈批判。“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这句古老的箴言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口号。

从思想内容上说，人文主义的实质就是强调人、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中世纪的宗教学说也曾对人有所研究。它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最高造物，是尘世的最高目的，尘世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创造的。但是神学研究的重心是上帝，研究人是为了论证神，面对神圣的上帝，人的地位是卑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并没有发展到否定上帝至尊地位的程度，他们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避开上帝，把研究的重心从人神关系转移到人兽、人物关系，强调人与万物的区别，从而突出了人的优越地位。但丁认为，天赋的理性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辨别善恶之光。只有遵从理性的指导，人才能达到至善之境，获得真正的幸福。“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①在这方面，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斐微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在《关于人的寓言》一文中，斐微斯热情地讴歌了人及其创造力。他指出，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人足智多谋，单靠自身就创造出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在人的许多发明之中，最为出色的、特别使聪明之士赞叹不已的是：房屋的建筑、农作物的栽培、石器的制造、金属的冶炼、万物名称的制定。人用很少几个字母就可以拼成极其复杂的语言，用以记录知识，记忆力是人们储存知识的宝库。人几乎可以获得先见之明，具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文明不再是神的恩赐，而是人自己的创造，人由此摆脱了在基督教神学中的卑微地位，一跃成为众天神尊敬、羡慕的对象。英国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主人公之口对人的热情赞美，更是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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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人生的价值，也就必然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中世纪的伦理思想强调人的真正幸福在于达到上帝的真善美的本性，也就是说，只有来世或者彼岸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们在现世必须克制自己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限制欲望的满足。人文主义者并不否定来世的幸福，但他们把这看做是遥远的事情。人生在世，重要的是现世的幸福。彼特拉克就明确地宣布：“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③薄伽丘则进一步指出，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应当聪明、强壮、有感情、有教养。人应当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应当在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时也追求感官的享受。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然的力量，任何企图压抑这种权利的人都是妄自尊大、愚不可及。拉伯雷在其著名小说《巨人传》中，塑造了一个特来美修道院作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式。在这里，不存在高大的围墙，男女老幼都可以自由出入。修士修女不必单独分开，他们可以相敬相爱，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修道院内没有任何清规戒律，也没有烦琐的宗教仪式，唯一的院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人人都有一种趋善避恶的天然本性，如果压抑这种本性，只能激起人们的反抗。相反，如果顺应这种本性，人们就会得到全面的发展。拉伯雷所主张的人是博学的、全知全能的人，是勇武知礼的骑士和窈窕灵巧的淑女。拉伯雷很重视知识的作用，他相信人类可以用知识来武装自己，成为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巨人。这正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理想的个人肖像。从市民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人文主义者们为人的自然平等大声疾呼。他们认为，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人的贵贱不是以血统的高贵与否，而是以个人的才能和品德为标准。因此，人们应当积极地发挥个人的才能，建功立业，追逐名利，实现自我。在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世俗的新道德观念，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①《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

②同上书，58页。

③ 同上书，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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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在肯定人生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人性的自由，这就涉及上帝的预知或者天命。人文主义者大多承认天命，但要求给人的自由意志留下活动余地。但丁虽然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命运，但命运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必然性，否则劝善惩恶就不正当了。命运本身就包含了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的活动。人具有种种劣根性，诸如贪欲、野心、逸乐等等，稍不小心就会走上邪路，跌入罪恶的深渊，而其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如果人能够善用自由意志，就能达到良好的归宿。瓦拉也认为，上帝的预知与人的自由意志并不矛盾。上帝虽然能预见到人的某些将来的行为，但上帝的预知并不是事物发生的原因，事物的发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所以上帝才能预知它们。在人类事物中，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本性，是意志。上帝规定了各种可能性，但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将得到实现，则是自由意志决定的。上帝的预知是建立在他对人的意志的了解之上的。斐微斯则用文学的方式歌颂了人的自由意志。他指出，人作为天帝的儿子，分有了天帝不朽的性格、智慧、精明和记忆力。就像天帝的权力及于一切一样，人也可以成为一切。整个世界就像一场戏，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无感觉能力的简单生命、无理性的野兽、长于政治善于社交的人，甚至可以扮演人神之王天帝。这就意味着，在人身上具有成为一切的可能性。人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命形式，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普遍腐败和虚伪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薄伽丘的《十日谈》和爱拉斯谟的《愚神颂》是这方面的杰作。在《十日谈》中，上自教皇、主教，下至修士修女都成了薄伽丘冷嘲热讽的对象。他指出，这些人虽然满口仁义道德，自称是上帝的代表，是清心寡欲的大圣人，是人们进入天堂的引路人，但骨子里却是最无耻、最荒淫。他们过着糜烂的生活，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满足自己的钱欲和情欲，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根本不配去管别人。而爱拉斯谟则借用愚神的口吻，辛辣地嘲弄了教皇、神父、国王、贵族这些愚不可及的人物。他指出，教皇和主教们只知道热衷于权势和财富，钻营宗教的买卖，甚至不惜为此发动宗教战争。神父修士们标榜的是安贫乐苦，其实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们在酒色面前决不会退让。他们用烦琐的三段论去论证神学教条，却不知道基督唯一的戒律就是要从事仁爱的工作。国王和贵族们热衷于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寻欢作乐，争权夺利。这些人如果想一想他们所处地位的责任，如果他们是聪明人的话，就会良心不安，但愚蠢却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做这一切。面对这种普遍的腐败，彼特拉克把教廷称做“恶毒的寺院”、“谬误的学校”、“谎言的熔炉”、“阴谋的牢狱”。但丁在《神曲》中不仅把贪得无厌、作恶多端的教皇、主教扔进地狱的火窟之中，而且还大胆地在那里为尚在人世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预留了一个位子。不过，人文主义者所抨击的并不是神职人员对现世生活的追求，而是他们的虚伪，而这种虚伪的根源就在于中世纪所奉行的禁欲主义是与人性相冲突的。因此，在批判教会腐化堕落的同时，他们也都对禁欲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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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们的活动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被人遗忘了的精神世界，动摇了基督教思想的一家独尊局面。对人本身、对理性、对现世生活的肯定使人们不再甘心屈服于教会的淫威，促进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文主义的一些研究成果，如瓦拉所证明的“君士坦丁赠与”之伪，则直接否定了教皇对西欧世俗政权的要求的理论依据。这些活动都起到了瓦解中世纪教会神权统治的作用。

但是，人文主义还没有发展到成为天主教教会竞争对手的程度。他们对教会的批判大多仅限于指出教会的腐败和虚伪，并没有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存在的根基。而精神、文化的世俗化，对于一个在政治、经济、组织上已经世俗化了的教会，固然会妨碍它继续愚弄人民群众，但也可以为其穷奢极侈的生活提供借口和条件。人文主义活动要求必须有闲暇和财富，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局限于上层知识界，并且依附于权贵阶层，因而也就不可能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许多人文主义者与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数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对天主教会的忠诚。他们与贵族、高级神职人员、国王、教皇来往密切，彼特拉克、瓦拉等人甚至成为教皇的宠信。爱拉斯谟曾多次向教皇表白自己的忠诚，莫尔甚至为维护天主教的统一不惜献出自己的头颅。而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也能够容忍人文主义者的嬉笑怒骂，甚至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利奥十世以及一些世俗统治者当时都是人文主义的著名积极赞助者。人文主义运动自身的这些局限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人文主义者成为咬文嚼字的学究，有些则沦为权贵们装潢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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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物。

二、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哲学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欧各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然而此时的意大利却在教廷和列强的干预下四分五裂。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成为意大利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早在14世纪初，但丁就曾提出：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使世俗政权摆脱教会的干涉，建立统一的君主国。而更加完整地、系统地论述这一要求的，是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哲学。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恐怕再也没有一位思想家像马基雅弗利（NiccolMachi-avelli，1469—1527年）那样受到如此尖锐对立的毁与誉了。臭名昭著的马基雅弗利主义是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的代名词。有人称马基雅弗利为“罪恶的导师”。然而，近代经验论的始祖、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认为，马基雅弗利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样做，使后人得益匪浅。马克思认为，马基雅弗利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①。恩格斯也曾特别指出：“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②

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律师。由于家境贫寒，马基雅弗利未能受到系统的教育，只能自学成才。在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他自幼便喜爱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尤其是古罗马历史。1494年，佛罗伦萨人民举行起义，驱逐梅迪奇家族统治者，建立了共和政府。马基雅弗利被任命为共和国的第二国务秘书，在执政的十人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工作，并曾多次衔命出使国外。多年的政治生涯，不仅使马基雅弗利亲眼目睹了他国统一的王权为国家带来的兴旺发达，从而痛感意大利的分裂、软弱，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开始思考挽救祖国危亡的途径，而且也使他亲身体验了各国统治者之间尔虞我诈、玩弄阴谋诡计的种种伎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梅迪奇家族复辟后，马基雅弗利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职位，后又因涉嫌一项反对梅迪奇家族的案件遭到逮捕和刑讯。他获释后隐居乡下，埋首著述，其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君主论》、《论李维》以及军事代表作《战争的艺术》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1520年，他被梅迪奇家族授予佛罗伦萨史官，并奉命写成了历史学名著《佛罗伦萨史》。1527年，佛罗伦萨再次发生起义，放逐梅迪奇家族，重建共和。马基雅弗利立即返回佛罗伦萨，企图指望当年的功绩恢复在共和国的职位，但却因曾讨好梅迪奇家族并曾受到梅迪奇家族菲薄的恩遇而遭到拒绝。在极度失望之余，他于同年忧郁病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6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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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弗利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就是祖国意大利的统一。作为当年共和国的要员，马基雅弗利在各种政体中更偏爱共和制。在他看来，共和制最符合平等和自由的要求，最能保证公共福利的增进，促进公民财富安全的增长。但是，实现共和制要求公民必须具有某种个人美德，必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而这种美德和秩序在当时的意大利已不复存在，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王权的绝对统治。马基雅弗利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梅迪奇家族身上。因此，在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中，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一个主题，即研究历史和当代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并上升为某种政治理论体系，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进行统治提供借鉴。历史之所以可以为鉴，就在于未来的历史事件与过去的历史事件具有相似性。而情况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由于人类相同的种种冲动的刺激，所以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因此，人类永恒的共同本性，是马基雅弗利政治哲学的基础。关于人性，马基雅弗利曾作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描述：“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①换言之，人性本恶，人是自私的。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理解，马基雅弗利明确指出，进行统治的基础不是美德，而是权力，是统治者的才智、能力。

马基雅弗利把政治学的基础由道德移向了权力，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此之前，欧洲政治思想领域流行的是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一代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德性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弗利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②

正是从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马基雅弗利虽然认为，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君主之为君主，其首要的任务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而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国家。君主拥有善良的品行受人赞扬固然是好事，但君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拥有所有善良的品行。君主固然应该避免那些可能导致亡国的恶行，但如果某些恶行可以挽救国家的话，君主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它们可能受到责备而良心不安。例如，被人们称为慷慨固然是好的，但它并不适宜于君主。君主只有在慷他人之慨时，例如带军队出征，靠掳掠、勒索、敲诈来补给时，慷慨才是必要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君主为了保有慷慨的名声，势必耗尽财力，额外增加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仇恨他。而当他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时，又会立刻被人称为吝啬。君主最应避讳的就是被人轻视或憎恨，而慷慨则会带来这两者。再如残酷和仁慈这一对品质。残酷令人畏惧，仁慈则受人爱戴。所有的君主都会希望被人称为仁慈而避免残酷之名，但比起坐视混乱从而危害整个社会的过分仁慈来说，能够创造秩序和统一的残酷实际上要仁慈多了。君主也许想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二者兼备，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如果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则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因为人都是忘恩负义、趋利避害的小人，靠惩戒维系的畏惧比靠恩惠维系的爱戴更为有力。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忌。在分析守信问题时，马基雅弗利更是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的比喻。马基雅弗利指出，笃守信义是值得赞扬的。但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并不重视遵守诺言，而是最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最终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君主应勇猛如狮子，狡猾似狐狸，二者缺一不可。在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他决不应该遵守信义，但他务必要装出遵守信义的样子。至于其他品质也是一样。君主必须会做一个伟大的骗子和伪君子。君主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诚实可靠、虔敬信神，但同时又要有精神准备，一旦需要便能够并且知道怎样改弦易辙。如果可能，君主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一旦需要，他必须懂得如何作恶。所有这一切，都被概括为马基雅弗利的一句名言：“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

①[意]马基雅弗利：《君主论》，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②同上书，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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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道德和权术问题，马基雅弗利更注重的是实力。马基雅弗利谆谆告诫君主们，军事是君主的唯一专业。一个君主不仅要懂得用兵方略，而且要熟悉各地的地理形势，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能松懈。在他看来，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是“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而且，精良的军队比完备的法律更为重要，因为没有精良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律，而有了精良的军队，就必能使法律完备。马基雅弗利从意大利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出发指出，依赖于雇佣军和援军是意大利各国长期孱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援军考虑的更多是本国的利益，而雇佣军的眼中则只有金钱。因此，雇佣军和援军非但作战不力，而且如果他们胜利则要受他们的侮辱，如果他们失败则会为他们所抛弃。临阵脱逃、阵前倒戈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聪明的君主总是拒绝这样的军队，而注意培植自己的军队。马基雅弗利甚至做出了极端的断言：聪明的君主宁可靠自己的军队失败，也不靠别人取胜。

马基雅弗利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这使得他的观点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现实作为基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又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来，马基雅弗利这部著作是为佛罗伦萨当时的统治者洛伦佐·德·梅迪奇写作的。他期望这位统治者能够借此机会发现，他“是多么不幸地经受着命运之巨大而不断的折磨”，从而改变他不幸的命运。但更重要的是，他期望洛伦佐能够在他“从对现代事物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事物的不断研读”所获得的关于伟人之事迹的知识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领导意大利人民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他甚至鼓励这位君主，不要被命运的说法所束缚。因为命运之神的力量虽然非常强大，但却只能是外面半个行动的主宰，而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则归我们自己支配。命运就像一条泛滥的河流，只是在人们没有做好准备防范它的地方显示威力，而人们只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就可以制服它、驾驭它。人们只有成为命运的盟友，学会与命运密切合作，安抚它、制服它，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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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弗利把政治学的基础从道德改换为权力和实力，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排除了传统的神学观点，首先从人的观点出发来观察社会历史和政治斗争，并企图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奠立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开端。然而，他的非道德学说毕竟在传统的思想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更何况，马基雅弗利把一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了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奉劝君主们伪善，但却亲手撕下了君主们的伪善面具，这就使他不可能取悦于统治者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君主和政客们一方面在做着马基雅弗利所说的事情，另一方面却一次又一次掀起批判马基雅弗利的浪潮。这正好说明，马基雅弗利的非道德政治学说的真正效果不是教唆，而是揭露。真正地理解了马基雅弗利的卢梭说：“马基雅弗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①19世纪末，在意大利要求自由和统一的政治革命中，马基雅弗利的思想重新得到了承认。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道格拉斯·格里高利甚至指出，意大利只有遵循马基雅弗利的理论才能实现统一，走别的任何道路只能给国家带来失败，给人民带来灾难。

第二节 古典哲学的复兴

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的复兴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文艺复兴时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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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几乎每一个古希腊哲学流派都得到了复活。当然，这些古典哲学的复兴者们并不是简单地重述古典哲学，而是从哲学上对人文主义思想做出理论的阐述。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费奇诺、皮科、庞波纳齐、蒙台涅等。

一、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

最早打出复兴柏拉图主义旗号的，是1440年在佛罗伦萨建立的柏拉图学园和该学园的两个中坚人物：费奇诺和皮科。

(一) 费奇诺

马尔西略·费奇诺（MarsilioFicino，1433—1499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医生的儿子。他在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良好的人文学科教育，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学习医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由于他精通希腊文，1462年，佛罗伦萨统治者柯西莫·梅迪奇给他一所房子，让他翻译柏拉图及其他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后来任命他为柏拉图学园的领导人。他一生翻译和注释了柏拉图、普罗提诺、波尔费留、扬布利柯、普罗克洛、伪狄奥尼修斯等人的大量著作。1482年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柏拉图神学》，1495年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其中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哲学论文。费奇诺的积极活动使他成为这个学园的核心人物和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最大的柏拉图主义者，为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费奇诺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神学的宇宙等级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容，提出了他的世界统一性思想。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灵魂。宇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是一个由上帝、天使、灵魂、性质、物质构成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事物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和级别。但它们不是简单地排列起来而是互相联系的。整个结构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在各等级之间，都有中间物存在。在这样一个等级世界中，灵魂以其认识和爱的能力具有特殊的作用。据考证，费奇诺第一个使用了“柏拉图之爱”这一概念，他把这种爱与基督徒对上帝的爱和人们之间的友谊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把它规定为世界统一的原则。当灵魂思考并且爱一个对象时，就和这个对象统一起来，对它发生作用。由此，灵魂成为联结理智世界和物质世界、联结整个宇宙的纽带，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这种理智灵魂在费奇诺那里指的就是人，人的崇高和价值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和爱的作用之上的。

费奇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沉思”。沉思是一种直接的精神体验。在沉思中，灵魂与肉体、与外界的一切事物脱离开来回到自身，深入到自己的内在本质。在那里灵魂不仅发现了自己的神性，而且发现了理智世界、超验的理念以及构成这些东西的共同源泉和本质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在这里代替了普罗提诺的一。沉思不仅是形而上学思辨的基础，而且还是真正的道德生活的唯一源泉。当我们回到内在的精神生活之中时，我们就避开了罪恶，避开了命运的干扰，仅仅服从于纯粹的认识和良知。因而沉思的生活应当是一切人追求的目标，是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唯一道路。但沉思的这种目的只有少数智者的灵魂可以在今世达到，为了使它成为一个对所有人都适用的自的，就必须假设有来世的生活，假设灵魂的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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