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2版

在认识论方面，18世纪法国哲学继承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使经验论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具体化。伏尔泰、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和狄德罗都是从洛克哲学出发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洛克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二元论的倾向，并且使经验论理论更加丰富。爱尔维修将经验论和感性论的原则运用到道德领域，提出了功利主义伦理学；狄德罗提出了要将经验、理性和实验三者结合起来的认识论原则，这些都比17世纪的经验论有所进步。然而，法国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重视或理解休谟的怀疑论问题，没有意识到经验主义必然导致不可知论的危险，尽管在批判宗教神学的战斗中他们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于是，正面回答休谟的挑战，就成了康德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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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德国古典哲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段时间是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古典哲学的体系化时期，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集之大成式的概括和总结，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将古典哲学推向了最高也是最后的发展阶段。由于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典型地体现了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并且将它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理想，因而我们通常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

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处在非常落后的境地。16世纪的宗教改革诉诸内在性、主观性和个体性的倾向虽然对德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它毕竟具有浓厚的非理性倾向，而且由宗教争端而引发的战乱亦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英法等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之时，德国仍然处在封建割据的状态，以至于黑格尔曾经悲叹德国还不成其为一个国家。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由于德国始终处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尽管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极其落后，但是在文化领域却卓有建树，终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走在了哲学领域的最前列。显然，德国哲学家们像其他近代哲学家一样，他们在思考深刻的哲学问题，构造形而上学体系的同时，亦肩负着启蒙的重任。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启蒙主义的最高阶段。

世纪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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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活动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发生着波澜壮阔的激烈变革的时代。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纷至沓来、方兴未艾的年代。”①这段话也适用于德国哲学家们，他们是1776年北美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席卷欧洲以及他的失败等等世界大事的见证人。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一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②德国哲学家们作为时代的产儿，用他们的思辨语言把握并表现了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

当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登上哲学舞台之时，正是经验论与唯理论在认识论方面的争论陷入僵局，科学理性与自由发生冲突，形而上学名存实亡的时候。这些就构成了德国哲学家们所面对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代哲学的启蒙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它的理性主义上，不过它所理解的理性实际上主要是作为认识能力的“科学理性”。近代哲学之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哲学为科学提供认识论上的证明，科学则为哲学的理性主义提供证明。然而，由于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关于认识问题的争论最终陷入了困境，结果不仅未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使理性自身发生了动摇，因为理性在证明科学知识的活动中显得无能为力，于是18世纪哲学表现出了浓厚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的色彩和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当然，哲学未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在人们看来或许只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不是实际上的问题，因为18世纪的人们坚信我们的确有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所以哲学未能证明科学只不过是哲学的无能罢了。与此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理性与自由的冲突。

启蒙主义以理性和自由为其根本的主旨，理性是权威和基础，而自由则是最终的目的。然而卢梭却在启蒙主义的内部发现了矛盾：理性与其成果科学知识的发展和进步不但不能使我们逐步摆脱种种的束缚与限制从而走向自由，反而与自由是背道而驰的，科学、文明越是进步，人类就越是不平等不自由。理性与自由、科学与道德是相互矛盾的。

① 转引自[苏]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小传》，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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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自由的失落是近代哲学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必然结果。启蒙运动致力于使理性成为最高的权威，由于人们所理解的理性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因而理性统治世界的结果是，自然因果律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而且是适用于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根本法则，换言之，普天之下万事万物都服从于一种规律，那就是自然因果律。因此，几乎所有的近代哲学家都倾向于严格的决定论，他们强调必然性远胜于自由，甚至迫使自由失去了存身之地，18世纪法国哲学更是如此。这种将人及其人类社会自然化物质化的倾向固然有反宗教神学的意义，但是其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不仅自由而且人本身也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和尊严，他们与任何自然物没有什么区别。

与此相应，18世纪是形而上学衰落的时期，一方面是休谟的怀疑论，另一方面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如同宗教神学一样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形而上学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以超验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对象一—这一点与宗教是一致的，而在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唯物主义看来，这些超验的对象或是不存在的，或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无法企及的。尽管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而且自认为是科学甚至是科学之科学，然而从形而上学诞生之日起它就从来也没有具备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的普遍必然性。对于以科学作为衡量知识的有效性的18世纪哲学来说，形而上学不是科学这一事实无疑宣判了形而上学的死刑。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反衬出形而上学的困境：科学越来越进步，而自称是科学之科学的形而上学却始终无法证明自己是科学。

当德国哲学登上哲学的舞台之时，古典哲学的潜力似乎尚未完全耗尽，哲学家们仍然相信所有的哲学问题终究要以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为其基础和前提，因而哲学家们把解决上述哲学难题的希望寄托在了形而上学身上，并为此而向形而上学的顶峰发动了一次最富有成效也是最后的冲击。由此，德国哲学家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形而上学体系，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哲学问题。

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至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形而上学对象的认识问题，一个是形而上学的科学体系问题。近代哲学所倡导的科学理性亦即“知性”已经被证明是无法通达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的，因为知性的作用是将事物分解开来，分别认识事物的种种属性，但却无法将这些属性综合起来，重新把握事物之活生生的生命。于是，形而上学要求将宇宙万物构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形成统一的科学体系，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上述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康德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亦即对理性进行分析和考察，通过揭示我们的认识能力能够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来解决形而上学究竟是不是可能的问题。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康德以划界的方式将科学归于可以获得知识的领域，而将形而上学转移到了伦理学的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产生于人类理性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自由之境界的根本理想，而真正能够满足这一理想的不是理性认识而是道德实践。然而随后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两个领域统一起来，构成统一的哲学体系的难题。此后，德国哲学家们都在哲学体系的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工夫，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以辩证法的形式，建立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实现了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科学的理想，也使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古典哲学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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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代哲学的其他形态相比，德国哲学具有思辨性、辩证性和体系性等显著的特征。

首先，德国哲学具有思辨的传统，艾克哈特大师和波墨（JakobBöehme，1575一1624年）思辨的神秘主义、莱布尼茨及沃尔夫的唯理论，以及宗教改革的精神，都表现出了思辨性的特点。所谓思辨性作为思辨思维，亦即理论思维或抽象思维。虽然哲学都是理论思维和抽象思维的产物，但是德国哲学最突出最鲜明地体现了思辨思维的特点。哲学的对象从来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因而哲学的理论或学说通常总是抽象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那样“纯粹”，许多哲学家有经验主义的倾向。德国哲学就不同了，它最纯粹地体现了哲学的思辨性，完全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操作。其次，德国哲学的思辨性与它的辩证性是分不开的。哲学家们试图超越近代哲学的“知性思维”，主张以辩证法的形式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于是，德国哲学“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操作便形成了一种概念的辩证法，正是由于这种概念的辩证法使德国哲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思辨性。最后，德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辩证性为哲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使得德国哲学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庞大壮观的形而上学体系。

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具有思辨性、辩证性和体系性，而且非常重视对古代哲学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德国哲学的传统，例如在早期近代哲学中莱布尼茨就试图以古代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补充近代哲学的机械自然观。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理论视野和历史感比以往的哲学家要开阔得多、深厚得多，正是这种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厚重的历史感使他们在近代哲学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了古代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将西方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德国古典哲学在哲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而且对20世纪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然，德国哲学在将古代哲学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的同时，亦彻底暴露了古典哲学的局限性，因而这个时期既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化的时期，也是形而上学走向终结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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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康 德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思想使哲学深入到了一个新的理论维度，不仅对近代哲学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清理，引发了蔚为壮观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而且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出生在德国普鲁士王国东部的边陲城市哥尼斯贝格（Königsberg)，父亲是马鞍匠，他的家庭属于被称为“新教中的新教”的虔敬派，这对于他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740年开始，康德在哥尼斯贝格大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就离开学校到家乡附近做家庭教师。1755年6月，康德以一篇拉丁语论文《论火》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9月，第二篇拉丁语论文《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新解释》通过了答辩，康德由此而成为哥尼斯贝格大学哲学系的编外（无薪）讲师，开始了长达41年之久的教学生涯。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先后讲授过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学、人类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自然神学、教育学等课程，甚至开设过要塞建筑术和烟火制造术。经过多次申请，康德终于在1770年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

康德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在他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常人们以此作为标志，将康德哲学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不过这一划分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康德的哲学思想经过了一个长期艰苦的探索过程，直到12年后《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时，他的批判哲学才真正达到了成熟。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休谟，一个是卢梭。康德在他们的启发下，形成了后来批判哲学的两大主题，这就是自然和自由。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思想是“非批判的”，属于唯理论的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学派，在自然哲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1755年匿名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康德运用牛顿力学的成果研究太阳系的起源，首次提出了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史称“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被恩格斯誉为打开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上的第一个缺口。在深入研读了休谟的著作之后，康德受到很大启发，开始走上了批判哲学之路。他曾经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①如果说休谟的怀疑论使康德深入到了科学知识的基础问题，那么可以说卢梭对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则使康德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局限和自由问题的重要意义。为了阅读卢梭的著作，他甚至打破了多年以来由于体弱多病而为自己制定的严格的生活规律，放弃了一向准时得可以让人们据此对表的下午散步，而且从此在康德的书房里多了一幅卢梭的肖像。康德终生独身，一生活了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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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1年开始，康德陆续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一版，1787年第二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等著作。

一、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康德批判地继承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且将启蒙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康德哲学被誉为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通常被人们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上的革命意味着哲学方向的转变，而康德的确扭转了哲学的方向。

（一)康德哲学的问题

康德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其实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理性、自由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形而上学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了他的全部哲学思考。

西方哲学从希腊哲学开始形成了一种理性主义，对它来说，我们只有通过理性的认识活动，对自然万物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才能通达事实的真相，这种观念在近代哲学中终于演变成为一种科学主义精神，并且极大地推进了认识论的发展。认识论要解决的是我们关于事物的认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由此而形成的知识其普遍必然性或真理性从何而来，以及它所适用的范围等等问题。应该说，只要我们追求知识，这些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对于古代哲学家们来说，这些问题尚未进入他们的视野。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逐渐深入，认识论问题越来越成了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近代哲学那里终于成了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早期近代哲学家们为了解释科学知识的来源、确定性和范围等认识论问题而分成了两大派别，这就是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

经验论从实验科学出发，主张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并且以经验为基础，它试图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概括出自然法则来。唯理论则从理论科学出发，认为感觉经验归根结底是个别、相对和偶然的，因而不足以充当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所以知识乃是由一些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推演出来的，非如此不能说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于是在认识论问题上，这两派哲学家各执一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他们的片面性则决定了谁也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休谟的怀疑论就是近代哲学陷入困境的最好写照。他的怀疑论不仅使经验论企图通过对经验的概括归纳获得有关自然法则的知识这一理想最终破灭了，而且也使唯理论陷入了困境。休谟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一类是关于外在事实的知识。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与外在事物没有关系，只要符合自己的法则而不矛盾就一定是普遍必然的。关于事实的知识就不同了。由于关于事实的知识必须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类知识只能是或然的。由此可见，经验论的理想固然破灭了，唯理论的理想也一样陷入了困境：唯理论试图从理性固有的一些天赋观念推演出人类的全部知识，而休谟却证明理性所固有的观念仅与自身相关而与外在事物没有任何关系。

①[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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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使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近代哲学的启蒙主义以崇尚理性、提倡科学和推进知识为己任，然而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争论却使这些理想出现了落空的危险。它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为科学知识之基础的理性本身也发生了动摇。因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的产物，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无法被证实，还是理性无法证实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结果是一样的，那意味着理性本身成了问题。

当然，对于近代哲学来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内部发生了矛盾，这就是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由于近代哲学家们所倡导的理性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这就使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自然观。在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的鼓舞之下，哲学家们试图将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他们相信无论自然、社会还是人类自己统统服从于统一的法则，那就是自然的因果律，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此而得到合理的说明。因此，人与自然万物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服从于共同的自然法则，他不过是一架更精密更复杂的机器而已。结果，启蒙主义的两大支柱一—理性与自由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当哲学家们把科学理性贯彻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的时候，不仅自由而且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都成了问题。就此而论，法国思想家卢梭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启蒙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当卢梭试图说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时候，他把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对立起来，认为人类原本生活在无忧无虑、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之中，而当他进人社会状态之时便失去了自由和平等。这意味着，当启蒙主义者鼓吹文明、科学和进步之时，卢梭则开始了对启蒙主义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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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德来说，无论知识问题还是自由问题，其实都与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相关，那就是形而上学问题。

形而上学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它要解决的是宇宙万物统一的基础、本质和根据的问题，因而被人们看做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由于形而上学一向标榜科学，或者说它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因而对许多哲学家来说，如果形而上学不能被证明是科学，那么人类知识的大厦就面临着失去基础的危险，现在哲学家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危险。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哲学在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几乎变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我们实在无法在它之中找到一丝一毫科学知识的特征。更严重的是，正是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的理想缔造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并且形成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尽管这种“科学世界观”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它亦将我们迫入了有可能丧失自由、泯灭人性的困境之中。

这就是康德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我们可以把他的问题概括为“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都与知识有关，所以康德便从知识问题人手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他一方面同意经验论的原则—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亦赞同唯理论对经验论的批评—对科学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识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须是先天的而不可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康德用一句话把这个难题摆了出来：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①在康德哲学中，“先天的”（a priori）与“后天的”（a posteriori)是一对基本概念。“后天的”意即单纯经验的，就知识而言表现为个别、偶然和相对的。“先天的”意即独立于经验而且是经验的先决条件，就知识而言表现为普遍和必然的，康德因而也称之为“客观的”。显然，如若我们承认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是存在的，它就必须同时具有经验和先天这两方面的因素，然而看起来后天的经验与先天的因素却是水火不相容的。

①参见[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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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如果按照形而上学关于知识的传统观念，亦即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才能成为真实可靠的知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为我们既无法说明外部事物及其属性如何能够挪到意识之中来，更不能证明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①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康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观念：既然当年哥白尼可以把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设想不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从而提出了“日心说”假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思路考察知识问题呢？换言之，如果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妨像哥白尼那样换一个角度，把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看一看让对象符合知识亦即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会有什么结果。在康德看来，问题由此便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的确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由于这些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因而便使知识具有了先天性或普遍必然性。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提供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则是先天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证明。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学革命。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以其独特的方式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动性，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因为如果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那就意味着事物对我们来说被划分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主体的认识形式所认识的事物，康德称之为事物对我们的“显象”（Erscheinungen)，另一方面是未经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在认识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体”或“自在之物”(Dinge an sich)。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虽然构成了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但是亦限制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显象而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这样一来，不仅自然科学要求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认识自然的原则发生了动摇，而且更严重的是，形而上学企图超越自然的限制而把握宇宙自然之统一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想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说，自然科学是可能的，而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哥白尼式的革命”归根结底是对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完全是消极的。

然而在康德看来，这个消极的限制完全可以转化为某种积极的成果。虽然认识形式的限制体现了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之外还有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无限自由的领域。于是，对理性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就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亦即实践能力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因为实践理性或者说道德意志乃是以自由为其根据的。如果事物对我们来说不是表现为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认识事物自身从而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在认识形式的限制之下因而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但是如果事物对我们来说划分为两个方面，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事物划分为显象和事物自身两个方面，人亦如是。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服从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在这个领域中他是没有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人自身”，因而亦具有不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一面。换句话说，人具有两重性，他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假如我们无限地扩张理性的认识能力，其结果势必把一切都变成了必然的东西而使人失去了自由。而当我们限制了理性的认识能力的时候，这就会为自由保留了一片天地。所以，康德认为我们有必要限制知识，以便为信念留地盘。①

①参见[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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