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2版

由此可见，康德的哲学革命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通过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认识能力的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而且这后一方面真正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

正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最初只是假说一样，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是一种假说。如果我们要证明它是正确的，那就必须考察理性本身，证明人类理性的确具有一些先天的认识形式，而且这些认识形式在认识中具有法则的作用。康德把这项分析考察理性的工作称为“批判”。

(三)批判哲学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康德解释了“批判”的含义：所谓“批判”不是对书本或者理论学说的批评或驳斥，而是对理性之认识能力的“分析”。亦即根据理性具有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例如数学和物理学——这是康德时代公认的两门科学，对理性的一般认识能力进行分析，其目的是最终确定形而上学的命运。②因此，所谓“批判”也就是对理性的分析和考察。在康德看来，以往的形而上学错就错在它们通常只是武断地论定，当它们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理论教条时，没有去考察一下我们的理性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认识能力。与这种“独断论”不同，康德主张在对事物下判断之前，先来分析我们的认识能力。

①以上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译本，11页以下诸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240～2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译本，5页。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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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表面上看康德直接的分析对象是我们的科学知识和认识能力，而实际上其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康德像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相信数学和物理学是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尽管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最终没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是科学知识是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只是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罢了，因此根本问题还是形而上学问题。康德的意图是通过对科学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来源的分析确立一种衡量知识是否是科学知识的一般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形而上学，看一看它究竟有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

康德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对理性的全部领域进行了考察，从而形成了由三大批判组成的“批判哲学”：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考察理性的认识能力，康德称之为“理论理性”；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考察理性的实践能力或者说意志能力，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考察的“判断力”则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中间环节。

二、理论理性

在我们分析批判理性的认识能力即理论理性之前，先来看一看知识。知识的基本单位不是概念而是判断，因为单个概念不能构成知识。我们可以把判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分析判断，一类是综合判断。所谓“分析判断”指这样一类判断，在它之中判断的宾词原本就蕴含于主词之中，实际上是从主词中抽出来的，例如“物体是有广延的”。在17、18世纪的自然哲学中，物体的定义就是广延，所以当我们说“物体是有广延的”时候，“广延”原本就蕴含在“物体”之中。显然，这类判断具有普遍必然性因而是先天的，但是由于宾词本来就在主词之中，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因为它并没有给我们的知识增添新的内容。所谓“综合判断”就不同了。综合判断指的是宾词是后来通过我们的经验加在主词之上的，例如“物体是热胀冷缩的”，其中的“热胀冷缩”并不是从“物体”中抽出来的，而是我们经验的结果。由于这种判断为我们的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因而只有综合判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但是，综合判断虽然是知识，却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知识不仅要有经验添加的新内容，而且还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因此“综合判断”还可以划分为“后天的综合判断”与“先天的综合判断”，唯有“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成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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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科学知识作为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是从哪里来的呢？知识可以分为质料与形式两个方面。质料是通过后天的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内容，使这些经验质料构成知识则是主体认识能力的工作，因而主体的认识能力就构成了知识的形式。如果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这种普遍必然性就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

因此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证明理性的确具有先天的认识形式。康德把专门研究主体之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称为“先验哲学”。在康德哲学中，所谓“先验的”（transzendental）与“超验的”（transzendent）是相对的：“先验的”指的是关于先天的，关于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体系就是“先验哲学”；而“超验的”指的则是超出认识形式之外的形而上学对象，那是不可知的领域。

先验哲学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它具体分为“纯粹数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和“一般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三个问题。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考察理性认识能力的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先验感性论”，它研究的是感性的先天认识形式；另一方面是“先验逻辑”，它又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先验分析论”，讨论的是“真理的逻辑”，研究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立法作用；其二是“先验辩证论”，讨论的是“幻象的逻辑”，研究理性之理念超越经验的界限所造成的先验幻象。

(一) 先验感性论

康德把研究感性先天直观形式的理论称为“先验感性论”。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感性作为我们唯一的直观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验直观，一是纯直观，前者是后天的质料，后者则是先天的形式。那么，感性的直观形式是什么呢？康德认为是空间与时间。通过空间，外部事物的经验被给予我们；通过时间，内心的意识活动被我们所经验。前者是外直观的形式，后者则是内直观的形式。

通常人们不是把空间与时间看做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牛顿），就是把空间与时间看做是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对关系（莱布尼茨），唯有康德把空间与时间看做是主体自身固有的认识形式。显然，这种观点与常识大相径庭，需要康德做出合乎逻辑的证明，这种证明包括“形而上学的阐明”和“先验的阐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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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所谓“形而上学的阐明”要说明的是空间与时间不是经验的物理学概念，而是先天的直观形式。我们以空间为例：

第一，空间不是由外部经验得来的经验的概念。因为我们要想感觉外部事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以空间表象为前提。换言之，我们不能想象离开了空间还能经验外部事物。

第二，空间是一切外部直观之中必然的先天表象，即是说，空间不是经验的而是先天的。因为我们可以抽去所有事物而想象一个空无所有的空间，却不可能想象任何没有空间的事物。所以空间是不能经验的，相反，经验必须以空间为先天的条件。

第三，空间不是经验的概念而是纯粹的直观。因为经验概念乃是对于众多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的抽象，而空间却只有一个，并没有许多个空间。或者说，不同的空间不过是同一个空间的部分，都必须以唯一的空间为其前提。

第四，空间是一个无限的所予量。一切概念都有外延与内涵两个方面而不可能包含无限的表象，但是空间却能够包含无限的表象于自身之中。

上述证明前两个证明说的是空间不是经验的而是先天的，后两个证明说的则是空间不是概念而是直观，两方面加在一起就证明了空间乃是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康德关于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与此大致相同。

再让我们看一看康德关于空间与时间的“先验的阐明”。

所谓“先验的阐明”意在证明空间与时间乃是一切经验的先天条件，换言之，离开了空间与时间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感觉经验，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说明数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数学可以分为几何学与算术。几何学是关于空间的科学，而算术则是关于时间的科学。作为普遍必然的先天综合判断，唯有将空间与时间看做是先天的直观形式，它们才是可能的。现在，既然几何学与算术是先天综合判断，那么也就说明空间与时间是先天直观形式了。

经过这一番证明，康德便得出了结论：空间与时间不是物自体的存在方式，也不是事物之间的现象关系，而是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由此我们便说明了数学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不过同时也证明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显象而不能认识事物自身。所以，康德主张空间与时间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和“先验的观念性”：它们是经验的先天条件，因而对于经验具有实在性，不过这种实在性源于观念，而不是事物自身。

也许我们不能同意康德将空间与时间纯粹主观化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没有意义。与经验论把感觉看做是消极地接受外部事物刺激的“白板说”不同，康德主张我们的感觉也有自己的形式，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在于把感觉的形式先天化了，而且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以空间与时间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作为直观形式。但是康德毕竟说明了即使是在感觉经验之中主体也具有主观能动性。与那些把感觉看做是无条件地接受外部经验的观点相比，康德的观点一方面说明了主体在感觉经验中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亦说明了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在他看来，我们人类理性只有一种直观形式，这就是感性直观形式空间与时间，而没有理智直观的能力。换句话说，离开了感性直观形式就没有经验质料被给予我们，也就没有知识的发生。所以我们的感性直观形式虽然使进入到其中来的经验质料被安排在空间与时间的秩序之中而不是混沌一团，但是它同时也限制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表现而不可能认识事物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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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验分析论

所谓“先验分析论”亦即研究知性的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它是“先验逻辑”的第一部分。

对于知识而言，仅仅有感性直观形式是不够的，它所提供的只是构成知识的材料—杂多表象，还必须有知性按照规则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先天认识形式的参与才能构成知识。感性的作用是接受经验质料，知性的作用则是对这些经验质料进行综合统一以构成知识。因此感性的特点是接受性，而知性的特点则是构成性。感性之所司在直观，知性之所司在思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对于知识而言两者缺一不可。感性的先天认识形式是空间与时间，知性的先天认识形式就是知性纯概念，亦即“范畴”。

我们的知性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逻辑功能，二是认识功能。前者在知识的基础上规定着思维的判断形式，不过与判断的内容无关，这是形式逻辑的范围；后者则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这是“先验逻辑”的领域。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我们的形式逻辑已经相当完备了，没有人怀疑形式逻辑是普遍必然的亦即“先天的”，因而提供知识内容的先验逻辑也一定是先天的，因为它是形式逻辑的基础。所以，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是对应的，在每一个判断形式的背后都有某种先验的要素作为它的基础，这种先验要素就是“范畴”。换言之，在形式逻辑的判断形式规范我们已有的知识之前，必须先由先验逻辑的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杂多表象而构成知识。如果知识的判断形式是先天的，那么范畴也一定是先天的。于是，康德对于形式逻辑的判断形式进行了重新整理，建立了由量、质、关系和样式四组十二个判断形式所组成的判断表，并且一一对应地建立了先验逻辑的范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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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表

1. 量的判断：全称的特称的单称的

1. 质的判断：肯定的否定的无限的

1. 关系的判断：直言的 假言的 选言的

1. 样式的判断：或然的实然的必然的

范畴表

1. 量的范畴：单一性复多性总体性

1. 质的范畴：实在性3. 关系的范畴：依附性与实体性（实体与偶性）否定性 原因性与结果性（原因与结果)限制性 交互性（主动与被动的相互作用）

1. 样式的范畴：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性与非存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

康德借用法律上的一个概念，将关于范畴的证明称为“演绎”。

人们在法律上常常要区分事实问题和权利问题：我事实上占有某物并不意味着我有合法的权利占有某物，关于权利问题的证明就被称为“演绎”（deduc-tion)。同样，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范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范畴的使用都是合法的。所以，范畴需要“演绎”。在康德看来，证明范畴的先天性亦即所谓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并不困难，因为它们作为概念本来就是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而且形式逻辑的判断表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证明。真正的困难在于说明属于主观范围的范畴对于经验如何具有客观有效性，亦即主观的范畴如何是经验的先天条件，这就是“先验演绎”。于是，康德就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先验演绎”上，致力于证明范畴用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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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是哲学史上最晦涩难懂的著作之一，而其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就是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康德自己亦称之为形而上学史上最艰难的事业。它的困难在于知性范畴与感性经验毕竟是间接的关系，在通常观念中，即使没有范畴的参与我们一样可以形成经验，而康德要证明的却是范畴是经验的先天条件，换言之，离开了范畴我们就不可能形成经验。其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的先验演绎分为“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

所谓“主观演绎”的思路是通过说明形成知识的主观条件，进一步揭示知识的先天条件，说明知识之最高的先验根据。知识以判断为基本单位，所谓判断就是以某种形式把不同的表象或概念联结在一起，康德把这种联结称为“综合”。综合属于知性而不能来源于感性，因为感性是被动的接受能力而综合却是主动的思维作用。通过感性直观形式所接受的东西只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杂多表象”，唯有知性的综合作用才能把这些杂多表象联结为判断。在认识中，综合有三重作用。首先是“直观中把握的综合”，如果没有这一综合，我们就可能在抓住一个表象的时候丢失了其他的表象。其次是“想象中再生的综合”，如果经验过的东西不能再现出来，我们就不可能有关于对象的完整的表象。最后是“概念中认知的综合”，如果我们不能在概念上把众多表象“抓”在一起，就不可能形成关于对象的知识。当我们形成了关于对象的知识之后，我们就会问，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按照康德的观点，对象不可能是事物自身而只能是事物对我们的表现，因此“对象”在认识中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就是把不同的表象结合于一身的同一性，亦即对象概念。然而由于对象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我们的表象，因此所谓对象的同一性归根结底乃是意识的同一性，而意识的同一性则必须以自我的同一性为基础和前提。所以一切认识之最高的根据就是先验主体的自我同一性，康德也称之为“先验自我”、“先验我思”或“先验统觉”。“统觉”有经验的和先验的区别。所谓“经验统觉”作为内知觉乃是变化不定的意识情状，即休谟所说的“一束知觉”。能够对这些多种多样、变化不定的意识情状有所觉察，就必须有一个自身始终保持同一性的不变的自我意识，这就是“先验统觉”。“先验统觉”是一切认识活动形式上最高的先验根据，不过其自身却不是认识的对象。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以后，有人指责康德的上述思想是巴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康德为了避免误解，在出版该书的第二版时干脆删去了主观演绎，扩充并改写了客观演绎部分，我们在此主要讨论《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的客观演绎。所谓客观演绎是从意识范围内的最高的先验根据出发，通过范畴与对象的关系证明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主观演绎讨论的是知识的先天条件，客观演绎讨论的是认识对象的先天条件。实际上，主观演绎的重要意义并不低于客观演绎，虽然就康德的主题而论，客观演绎才是其最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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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关于范畴的客观演绎开始于“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这个命题，并且围绕这一命题而展开。感性与知性是两种不同类的认识能力，知识与经验对象源自杂多表象的综合，而综合不可能来源于物自体或感性，因为物自体不是认迟对象，而感性属于被动地接受刺激的直观能力，因而综合来源于自发性的知性。康德的论证过程是，在“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中包含着先验统觉之分析的统一与直观中杂多表象的综合的统一。虽然统觉之分析的统一是最高的先验根据，但是它须以综合的统一为前提，不过由于所有表象只有当它们从属于“我”时才是我的表象，所以统觉之源始的综合统一性是“至上原理”，而使直观中杂多表象从属于先验自我乃是知性范畴的综合统一功能，由此而证明了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

首先，作为判断的知识依赖于综合，而综合以统一性为其前提条件。由于我们所能认识的范围是事物对我们的“显象”，因而意识范围内最高的统一性是意识的统一性，康德称之为先验我思或先验的自我意识，因为我思构成了意识之最高统一性的先验条件，康德也称之为“源始的统觉”，即“通过产生出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表象并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东西的“我思’表象而不能再被别的表象伴随的自我意识”。显然，任何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表象如果不属于一个自我意识就不是我的表象，所以“它们必须符合唯一使它们能够在一个普遍的自我意识中聚合的条件”①。

其次，为我思所伴随的我的一切表象并非来自我思而来自直观，“这种能够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表象就叫做直观。所以，直观的一切杂多在这种杂多被遇到的那个主体中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②，否则就不会为我所知，或为我思所伴随。这个我思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我思：“因为伴随着各种不同表象的经验性意识自身是分散的，与主体的同一性没有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还不是通过我用意识来伴随任何表象发生的，而是通过我把一个表象附加给另一个表象、并目意识到这些表象的综合而发生的。因此，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在一个意识中联结起来，我才有可能表象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统一性唯有以某种综合的统一性为前提条件才是可能的。”①因此，“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中所说的“伴随”根源于我对于杂多表象的综合统一，而这意味着，“我是就一个直观中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而言来意识到同一的自己的，因为我把这些表象全都称为我的表象，它们构成一个表象。但这就等于是说，我意识到这些表象的一种先天的综合，这种综合就叫做统觉的源始的综合统一，一切被给予我的表象都必须从属于它，但也必须由一个综合来把这些表象置于它下面”②。问题是，如果统觉与直观异类，表象的先天的综合如何可能？康德的回答是：范畴。

①②[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32，中译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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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虽然感性直观中的杂多表象先于思维而被给予，但是它们必须从属于统觉才能是我的表象，因而“直观的一切杂多在这种杂多被遇到的那个主体中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所以，“它们必须符合唯一使它们能够在一个普遍的自我意识中聚合的条件”。换言之，“在任何一个被给予的直观中我的一切表象都必须从属于这样一个条件，唯有在这个条件下我才能把这些表象作为我的表象归于同一的自己，从而才能把它们作为在一个统觉中联结起来的，用普遍的表述‘我思’总括起来”③。因而，“在一个感性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必然从属于统觉源始的、综合的统一，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统一，直观的统一才是可能的（第17节）。但是，被给予的表象（无论它们是直观还是概念）被置于一般而言的统觉之下所凭借的这种知性行动，就是判断的逻辑功能（第19节）。因此，一切杂多，只要在一个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就都是就进行判断的种种逻辑功能之一而言被规定的，也就是说，被这种功能带给了一个一般而言的意识。但现在，范畴无非就是这些进行判断的功能，如果一个被给予的直观的杂多就这些功能而言被规定的话（第10节）。所以，就连一个被给予的直观中的杂多也从属于范畴”④。

简言之，范畴作为先验自我之综合统一功能的体现，乃是自我与感性直观之间的“中介”。先验统觉是分析的统一（自身同一性），而感性直观接受来的则是杂多表象。范畴通过综合统一杂多表象的活动，一方面把先验自我的同一性带给每一个杂多表象，另一方面又把杂多表象带到先验自我之中。由此可见，知性范畴是形成经验对象的先天条件，如果没有范畴我们不仅不可能形成知识，而且也不可能形成经验对象。换句话说，感性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杂多表象而不是经验对象，经验对象并非感性所予而是知性范畴的综合统一功能所形成的。由此，我们就证明了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因为它是经验的先天条件。

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33，中译本，118页。

②同上书，B135，中译本，120页。

③同上书，B132、138，中译本，118、121页。

④同上书，B143，中译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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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知性与感性不同类，知性范畴是如何通过综合统一感性杂多而形成经验对象的？康德认为是“先验想象力”的作用。康德将关于知识的综合称为“理智的综合”，而将关于经验对象的综合称为“形象的综合”，前者形成的是知识，后者形成的是经验对象，这种“形象的综合”根源于“想象力的先验综合”。“想象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①。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是经验性的再生的想象力，而是先验的生产的想象力。感性直观之所予是杂多表象，仅此而论，感性自身不可能综合形成经验对象，但是经验对象又一定是在直观中形成的，而不是知性范畴单凭自身可以构造的。想象力一方面在感性直观中起作用因而属于感性，另一方面作为形成形象的能力而其综合直观杂多表象的规则根据的是范畴（唯有范畴提供综合的规则），因而想象力的综合是先验的综合。“这是知性对感性的一种作用，而且是知性在对我们来说可能的直观的对象上的最初应用（同时也是其余所有应用的根据）。”②就此而论，知识与对象实际上都是由知性范畴形成的，因而是符合一致的，只是由于想象力盲目地形成经验对象，所以我们把对象看做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客观实在。

关于范畴的客观演绎至此得以完成，不过感性与知性如何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感性与知性、直观与范畴是不同性质的认识能力，它们是通过什么具体方式而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先验想象力是如何沟通感性与知性的？显然，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第三者”作为连接的中介，这就是康德称为“先验图型”（Schema）的“时间”。“时间”既是内直观的先天形式，同时亦与知性相关，无论感性经验还是知性概念都以“时间”为存在的条件，因而“时间”就成了沟通直观与范畴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沟通感性与知性两者的“翻译器”，范畴借助于先验想象力通过一定的时间图型而作用于直观杂多。

现在，我们可以展示知性在经验中进行综合统一时所采用的普遍原理了，这些原理作为“纯粹形而下的自然科学普遍原理”，乃是构成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四条原则，一切自然科学知识都必须以这四条基本原则为依据才能形成具体的科学知识，亦即“先天综合判断”。纯粹知性的先验原理是：

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51，中译本，129页。

②同上书，B152，中译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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