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2版

第十章

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思潮

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哲学陷入了重新寻找方向、重新检查基础，甚至重新确定问题和对象的混乱局面，哲学家们广泛深入的探索为20世纪西方哲学开辟了道路。

从思想史来看，19世纪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化学科的创立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这些技能集中处理多种多样而又相互独立的现实领域。①认识论立场的分化使各学科扇形展开，一端是数学和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对形式艺术实践的研究(包括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学)。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研究社会现实的诸学科，其中史学更接近前者，而刚刚分化出来的社会科学则以后者为标准。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紧张关系至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强化了，而哲学（尤其形而上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因为后者的成熟和独立而日益紧张。

①参见[美]华伦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第一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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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一个社会生活和理智生活发生了巨变的时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1763年至1914年，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逐步确立了霸权地位，成为全球的主宰。①就欧洲本身而言，19世纪在政治上始于拿破仑执政，这位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领袖以战争和征服在欧洲贯彻了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而终止于维多利亚时代（1837一1901）流金岁月的褪色。请看那些引人注目的时代变化：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这场充满诗意的革命要求以情感反抗理性的桎梏；工业革命成熟了，它一方面生产出庞大的商品堆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数不清的社会悲剧，社会改革的哲学思潮由此应运而生；1848年革命是阶级分裂的标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首次植根于欧洲人的意识当中；民主政治的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但专制政府及其社会控制也同时得到了强化；最后，达尔文掀起了生物学革命的澎湃浪涛，生物进化的思想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结果，浪漫主义运动深深影响了德国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经济的混乱、社会的动荡和阶级的冲突使英国功利主义的社会改良哲学和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呼之即出；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发展观则为马克思主义、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因此，19世纪向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也向它提供了新的观念。这些新问题、新观念导致了哲学思潮的巨大分野。文艺复兴时期理智生活中的主要事实是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决定它们在此后两个世纪中的发展方向；而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则转向了对心灵特征的分析，探讨心灵何以能够成功地把握自然界，从而引发了理性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直到康德实现了伟大的综合才告一段落。到了19世纪下半叶，理智生活的巨流则剧烈地分化为诸多哲学流派之间的争论乃至冲突，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的对立，例如实用主义对抗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对抗非理性主义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简要地勾勒出19世纪哲学的大致轮廓，它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其代表人物是康德（虽然他的理智活动主要在18世纪，但是其影响却是跨世纪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中期最具特色的一是哲学恢复了对科学及其方法的兴趣，产生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逻辑学，二是以穆勒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的社会理论；晚期则发展出三条主要线索，其一是古典哲学的再度复兴，其中新黑格尔主义以英国的格林、布拉德雷和鲍桑葵为代表，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则打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其二是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以马赫主义为代表；其三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在美国生根发芽，成为这一新生国家的思想根基。尤为突出的是，这一世纪自始至终贯穿着非理性哲学思潮，其中有三位极具个性的思想家堪与其他伟人分庭抗礼，他们就是叔本华、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也许可以说，19世纪的哲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ideology）的时代，它不仅充斥着各种思想体系的纷争，而且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成了三支巨流；另一方面则是反“意识形态”的时代，是生命意志在理性的自负、体系的桎梏和意识形态的钳制下奋力冲撞的时代。虽说20世纪西方文明的基本概念在17世纪就已具雏形，但我们的基本观念和理想的冲突却是在19世纪奠定的。

①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56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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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哲学史并不是纯粹观念推衍的历史，也不是遵循某种逻辑秩序整齐划一的链条。比如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与其说是唯心主义的再度复兴，倒不如用詹姆斯的话说是英国古老的粗疏思维转向最初来自德国的理性主义①；虽说达尔文主义理论上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必要前提，但后者根本上乃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精神。哲学总是植根于社会生活和个人体验中的。因此，哲学也许和艺术一样，既需要理智的沉思和阐发，也需要心灵的领悟和洞见。这对纷繁复杂、冲突动荡的19世纪哲学思潮来说似乎尤为必要。

本章讲述的是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西方哲学，主要讨论后两个阶段的哲学思想。由于篇幅所限，我们的讨论只能是简略式的概览，难免挂一漏万。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哲学，不过有些思潮例如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却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所以它们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第一节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费尔巴哈

1831年，黑格尔与世长辞。对他的那些最忠诚的信徒来说，哲学也应该很自然地终结了。福斯特（FriedrichForster）在黑格尔墓前的颂词中把他比做理智世界中的亚历山大大帝，要他的追随者们去“确证、宣传和加强”他们刚刚从“思想王国”中继承的财富。另一位信徒则断言，今后的哲学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黑格尔的掘墓人，要么去为他树碑立传。①他们说得都没错。亚历山大病逝之后，他的帝国立即陷入了混战和分裂状态。黑格尔之后，他的信徒们亦立刻分裂为老年和青年两派。这两派都认为黑格尔哲学业已终结，只是老年黑格尔派恪守师教，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最终成了他的掘墓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分裂验证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其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对立面的冲突，既然不能被超越，就必然被扬弃。结果，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扬弃了上帝；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扬弃了绝对精神；施蒂纳的“唯一者”扬弃了费尔巴哈的“类哲学”；马克思则转向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更为激进地扬弃了黑格尔头脚倒置的精神辩证法。

①参见[美]威廉·詹姆斯：《多元的宇宙》，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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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年黑格尔派

我们可以用黑格尔本人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作为划分的原则：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存在的现实是合理的，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正好相反。前者被贴上了“右翼”的标签，因为他们力主以哲学式的“宁静”去适应现存的世界，认为一切都将趋于完善，世界中的恶不过是表面上的附带现象（epiphenomena)，合理性就潜伏在它们之下。这是一种解读黑格尔的方式，或许亦符合黑格尔的观念，因为他曾经这样比喻哲学：“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②，这暗示哲学家不适合做历史时代的改革者或预言家。这种观念历史悠久，一直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哲学“静观”的理论态度。然而，正如青年马克思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来说，世界的现存状态如同法国的君主专制一样，是真实的但不是合理的；黑格尔的思想不能仅仅作为对现存政治和文化形态的合理化方式的理论基础，不能仅仅是静观，而且应当是哲学式的“行动论”（activism)。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区别在于合理化方式的不同，而他们基本的共同点则表现为激进的人道主义的无神论，因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③，所以黑格尔派的分裂首先发生在宗教生活方面。

① Simon Critchley and William Schroeder (ed. ), A Companion to Continental Philosophy, Maiden: Blackwell Publisher, 1998, p. 107.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4页。

③[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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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老年黑格尔派主要包括戈舍尔、加布勒和埃尔德曼等学院派人物，他们大多参加了《黑格尔全集》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编纂工作。这些人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住黑格尔的传统，他们所补充的充其量是对继承下来的伟大著作字斟句酌的评论。结果，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已被人遗忘，对哲学史的影响也微乎其微。1835年，老年黑格尔派的宁静一下子被打破了，青年黑格尔运动正式出现，因为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年）出版了引起轩然大波的《耶稣传》(第一卷)。这是第一部超出了正统黑格尔学说的著作，它的出发点是黑格尔的理性观念，而不是神学观念。施特劳斯一方面用因果关系（自然律）来检查福音故事，另一方面指出福音故事的逻辑矛盾，把历史上的耶稣与基督教信仰中的耶稣基督区别开来，认为基督的形象完全来自期盼弥赛亚的神话。耶稣当然实有其人，不过他只是在拿撒勒长大并在那里创立了一个教派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的耶稣的确伟大，但与耶稣基督的伟大不是一回事。而前者之所以最终变成了后者乃是因为宗教团体的无意识创造或捏造：“首先是由于当时人们对救世主的渴望。我说过，起初有少数人认为耶稣就是救世主，后来这样认为的人就愈来愈多了，而在这以后，这些人就坚信，过去期待于救世主的一切，一定会在耶稣身上发生，他们根据的是《旧约》里的预言、预兆和对他们的通常解释。………由于人民的第一个解放者摩西创造了奇迹，所以人民的最后一个解放者、救世主即耶稣也应该创造出奇迹。……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基督教团体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编造出关于耶稣的故事！不过它们没有意识到它们宗教在编造这些故事。……神话不是个别人有意识的、故意的虚构，而是整个民族或宗教团体的共同意见的产物。”①

《耶稣传》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如果耶稣不过是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并无神奇之处的人，如果《圣经》上记载的耶稣基督那个“神人”并没有历史的真实性，那么整个基督教信仰就没有历史根据，整个基督教就不能以历史事实作为基督教真理的证明，而基督教如果没有了历史真实性的耶稣就如同天堂没有了创造世界的上帝一样不可思议。同样，黑格尔论证过，普鲁士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君主政体与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完满性和绝对性是相符的，因而二者分别是绝对精神在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内的体现。如果历史上的耶稣与世俗的历史人物了无二致，那么不但耶稣基督的神性消失了，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整个神学基础也丧失了。这恰恰是施特劳斯的宗旨：在想方设法使人们的精神摆脱宗教的谬见和对人民进行真正文明的教育之前，政治的进步，至少在德国，不能认为是有保障的。因此，虽然施特劳斯遭到了基督徒的口诛笔伐，并丧失了去苏黎世大学任教的机会，却掀起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运动。

①德]施特劳斯：《耶稣传》，211～2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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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耶稣传》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保守的和革命的双重因素。施特劳斯认为他的著作受到了黑格尔思想的激发。他确实是因为听黑格尔的课才转到柏林大学的，虽然只听了几个小时的课，授课人就病逝了。他也曾深入钻研过黑格尔的笔记，深受《精神现象学》的影响，然而得出的结论却与黑格尔大相径庭。于是，正统的神职人员昔日对黑格尔思想的潜在危险的怀疑一下子得到了证实，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不得不极力辩白，说施特劳斯认为黑格尔曾提出基督的历史不过是添枝加叶的神话是毫无根据的，并与神学家一起对施特劳斯痛加讨伐。黑格尔学派开始分裂了，施特劳斯本人在随后发表的《黑格尔学派在基督论方面的各种派别》（1838）一文中，仿照法国议会的做法，把黑格尔学派分为左中右三派，不久又出现了“老年”、“青年”的说法。

面对施特劳斯的宗教批判，老年黑格尔派不得不予以回击。后来倒戈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力的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1809—1882年）当时就是正统派中最极端的代表，虽然他当年只有26岁。鲍威尔是19世纪德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生著述等身，在哲学、宗教、神学、历史、文化乃至社会政治学科诸多领域皆有所成。他于1836年创办的《思辨神学杂志》，后来成为老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然而，在他批判施特劳斯的同时实际上也参加了由后者展开的宗教批判活动，尽管他在批判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黑格尔精神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情调，但他却更为彻底地推进了宗教批判，以至于他后来的无神论观点比施特劳斯的泛神论观点还要激进。

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用宗教团体这一神秘实体的无意识创造来解释神话的产生，因为这无疑会使福音书乃至社会历史都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所支配。相反，他认为只有主体，即个体的自我意识才能使《圣经》的内容具体生动，色彩鲜明。具体地说，福音故事是怀有一定宗教目的的人的创作。另一方面，尽管福音故事并不意味着历史事实，但它们既然是个体的创作，就必然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状况和历史背景。因此，他转而研究基督教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着力研究在基督教中结成了一种体系的这些表象和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取得世界的统治地位的。1838年鲍威尔在《启示的历史批判》（两卷本）的导言中已经详细谈到基督教与犹太文化、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这三种文化协同促进了基督教教条的形成。继《约翰福音批判》（1840）之后，他又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1842)。

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关于“实体即主体”的思想构成了施特劳斯与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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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之争的共同来源：前者发挥了黑格尔的“实体”概念，后者则钟情于黑格尔的“主体”概念。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世界和历史的唯一力量，而历史除了具有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意义之外并无其他意义。自我意识是能动的，只有它才是有生气的、创造的、行动着的，它的具体体现就是批判。在纯粹批判面前，自由的人的无限自我意识不容许把任何东西放置在绝对有效的地位，一切事物一旦被肯定；马上就不再是真的了。谁想要肯定的真理，谁就去皈依宗教。因此，宗教意识就像异化的人一样，与自由的人对立着。神学的东西都是真正非人的东西，所以只有当自然、家庭、国家、世界统治权等等都被否定而不再被尊为真起作用的神力了，而被奴役者的精神锁链还用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花朵装点起来的时候，宗教才得以实现；只有当宗教的抽象精神的吸血鬼把人类的血都吸光了，只剩下枯槁憔悴的自我作为仅存的力量，而人的精神还无力识破他的本质即与他对立的上帝这一幻想时，宗教才得以实现。基督教就是如此。当纯粹批判揭穿了这一切幻想，而已经异化的宗教意识就复归于自身成为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宗教也就完结了；当宗教意识达到自我意识的自由境界的时候，宗教便上升为无神论。后来，鲍威尔甚至连无神论的概念都弃之不用了，因为无神论还包含着那个已经被否定的对象，即异化的宗教意识所假定的神。既然不仅是宗教和教会，而且一切国家形式、伦理机体都无法幸免于批判，那么在批判进一步批判的对象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对某一具体对象的批判，而只能是无对象的抽象批判，即纯粹批判。如此纯粹的批判只能使鲍威尔分享与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相同的命运：1842年，他被赶出大学讲坛，此后再也与大学无缘。

1839年，当鲍威尔转向青年黑格尔派之后，以他为首的“博士俱乐部”与卢格的《哈雷年鉴》联手，逐步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力。施特劳斯的神学批判、鲍威尔的纯粹批判、卢格的历史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和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青年黑格尔运动。

二、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安德里亚·费尔巴哈(Ludwig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运动中的佼佼者，他的人本学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影响。

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①在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下，少年费尔巴哈决意把宗教作为自己一生的目标和事业，并于1823年来到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尔贝格大学神学系读书。在攻读神学的同时，他对黑格尔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转到柏林大学去，但这一去就发生了思想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信仰转向了理性。在柏林，他为黑格尔思想的广博和深邃所倾倒，把黑格尔看做自己思想上的“第二个父亲”。不过，虽然黑格尔哲学启迪了他的智慧，但它那抽象玄虚的色彩却常常使他感到迷惘。因此在他转学爱尔兰根大学之后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就肯定了个别事物的实在性，而否定了一般概念的实在性；强调了限定人类活动的理性，却没有提到在人类活动之外的理性。1829年费尔巴哈留校任教，他用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去批判基督教的教义，撰写了《论死与不死》一书。他驳斥了灵魂不灭、个人不死的观点，强调应当消除人类由来已久的关于此岸和彼岸的矛盾心理，使人类致力于现实生活。他的友人在他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匿名出版了此书，结果立刻就遭到了宗教人士的强烈谴责，书被当局没收，作者身份也被揭露，亦断送了他在大学执教的前途。但是，费尔巴哈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1833年出版了《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受到广泛的好评，后来相继出版了《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1837)和《比埃尔·培尔》（1838)，这预示着他将以独立的哲学家的身份活动于德国哲学论坛。1837年末，他与心爱的姑娘贝尔塔·列夫结为终身伴侣，一同居住在弗兰根中部的布鲁克堡，在这远离德国科学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度过了近25个年头。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2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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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费尔巴哈在《哈雷年鉴》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论文《黑格尔哲学批判》，正式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决裂。1841年，他出版了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从人本学的观点出发把宗教批判和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大超出了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等人的争论水平，促进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恩格斯回忆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此后，费尔巴哈致力于建立他的哲学体系，1842年写出《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次年又出版了《未来哲学原理》，第一次对自己所建立的人本学和自然主义做了纲领式的论述。

19世纪50年代的费尔巴哈埋头研究古代宗教，沉寂了近十年。他的晚年十分凄苦，1860年迁居纽伦堡附近的雷亨堡之后，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但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顶着贫穷的压力，依然努力从事著述。1872年9月，贫病交加、坎坷半世的费尔巴哈终于与世长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为他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主要不是学者，而是工人。

①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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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哲学批判

1828年，24岁的费尔巴哈曾经致信黑格尔，把黑格尔的思想赞誉为“纯粹逻各斯的化身(incarnation)”，但他对自然和人的钟爱与黑格尔理念论的抽象性如同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冲突一样，始终无法合拢，因而最终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了。

在费尔巴哈看来，有生命的个体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生存的，他的哲学也必然是时代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人类认识的终点，真理毕竟是时间的女儿。那种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绝对真理的谬论，不过是企图创造出“类”在一个个体中得到完满实现的主观妄想。同时，哲学对象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上的自然)”①。人的肠胃是这个自然的产物，人的思维器官即最高贵的头脑也是自然的产物。但自然不仅仅是产生了人和包含了人的自然，而且作为哲学的对象，也是人所意识到的自然，是对象化了的自然，或对象化为“客观理性”的自然。这样，费尔巴哈就与黑格尔把自然看做是绝对观念的外化的唯心主义分道扬镳了。

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感性的、个别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②。因此，黑格尔借助语言表达一般的这一规定来否定感性事物的实在性，无非是确认自身就是真理的那种思想同自然意识要的把戏。作为哲学开端的“存在”只能是现实的感性存在的抽象，而不能是黑格尔式的不确定的纯粹的存在，即“无”。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以绝对理念为根基的“封闭圆圈”，开端即终结。绝对理念通过一系列中介展示自己的前进过程，也就是表达和证明自己的过程。但黑格尔在假定绝对理念时，已经设想到它的对方，即它的外化，而这只不过是一种伪装和表演，只是在嘲弄对方。因此绝对理念在证明自己之前，就已经证明了这种证明，仅仅以自身提供的证据来证明自身，这至多是一种形式上的证明，并不是由经验所产生和证明的。黑格尔的整个体系是理性的绝对自我外化，是理性神秘论。

费尔巴哈以人本学的基本原则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是他由理性到人的决定性一步。然面，他虽然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却又把它简单地弃置一旁，而没有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也许费尔巴哈并未真正理解黑格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84、83页。

②同上书，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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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辩证法。

（二）人本学

费尔巴哈曾把他自己的学说概括为人和自然这两个词，他的“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做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一—因而也就是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做普遍的科学”①。在他看来，“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实体，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②，因而是有形体的、物质的、感性的实体。空间与时间是自然界一切感性事物的存在形式，空间是现实实体的第一个标记，因为任何一个感性实体或自然事物总是首先据有一定的空间位置，而时间则是现实事物变化、发展和连续的标记。因此自然处于恒久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同时一切事物都在相互影响，一切同时既是效果又是原因。时间披露了一切秘密，它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里没有什么神的统治，有的只是自然的必然性、力量和法则。不过，自然虽然在时间上是第一性的实体，但在地位上则不是第一性的。人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实体，但在地位上却是第一性的。人不仅是哲学的对象，而且也是历史的、国家的、法律的、宗教的和艺术的本质。由此可见，人本学是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核心。

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基点是：人是现实存在的感性实体。人作为最现实的、最真实的存在，是有血有肉的人。人不是抽象的思辨的精神实体，也不是一架比较复杂的机器，而是有生命的实体，达到了“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的真实的、非臆造的、现实存在的统一”③。当然，生命源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直接从自然中产生的人，只是单纯的自然人，而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由此，费尔巴哈就把认识论意义的感性提升到本体论意义的感性存在，赋予感性以真和现实性的意义，从而把自然界当做一切感性的实在事物的总和，建立了人本学的感性哲学。

人本学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学说，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唯灵主义，肯定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相统一的实体，人的精神、意志、思想和情感等属于灵魂的东西，依赖于肉体的存在。费尔巴哈认为，作为精神活动中枢的大脑是物质的东西，是自然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因此大脑只有与人的整个身体联系在一起，才是思维器官。人必须先吃饭而后思维，而不是相反。同时，他又指出，大脑活动具有生理活动和心理即认识活动的二重性。就其生理活动来说，它可以成为别人的对象，但永远不能成为自己观察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对象；就其心理活动而言，它只是我的对象而不是别人的对象，思维的对象就是思维活动本身。所以，精神活动既不像消化食物的肠胃，也不像看东西的眼睛，能够成为人的感觉所直接把握到的活动，它是一种隐蔽的、非感性的甚至是“非对象性”的活动，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活动。就此而言，他与那些把精神活动物质化的生理学唯物主义分道扬镳了。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84页。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5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③同上书，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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