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2版

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仍然像神学阶段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层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并解释产生所有现象的基本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形而上学并不使用真正的超自然因素，而是越来越以“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等“本体论”的解释来代替神学的解释。在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既不是纯粹的想象居于操纵地位，也不是实在的观察凌驾一切，而是推理获得充分发展，并以萌芽的方式隐约地酝酿着真正的科学运作。就其性质而言，形而上学只能自发地进行精神方面的尤其是社会方面的批判行动或摧毁行动，而绝不能建立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模棱两可的精神，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它还保留着神学体系的全部基本原则，但却失去了其活力和稳定性。因此，它实际上是神学阶段的某种延续。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视做一种慢性病，它是我们个人或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化过程中天然固有的。

终于，这一段必然的漫长开端最后把我们的智慧引导到最终的理性实证阶段。在实证阶段，人们完全抛弃了神学的思维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人类智慧放弃了对绝对知识的追求，而把精力放在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观察领域。这是真正能被接受而且切合实际需要的各门学科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根据这种实证原则，人们只是借助观察和推理方法去发现观察可以企及的实际现象之间的规律。一切可以由经验观察加以确证的现象才是实在的现象，一切可以由经验现象加以确证的知识才是真正确定和可靠的知识，才是实证的知识。在这个阶段，人类不仅将通过实验和观察所得的经验知识用于理解自然界，而且还将用于理解和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孔德指出，19世纪的欧洲工业社会就是人类发展到实证阶段的典范，欧洲工业社会最终将成为全人类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企业家和学者统治的。

（三）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

根据实证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各门科学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孔德把科学分为六类，并按照历史的和学理的、科学的和逻辑的序列把它们排列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他在《论实证精神》第三部分中明确讲道，作为第一门科学的数学是独一无二的出发点，而最后一门科学即社会学则是整个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因此，孔德借用现代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概念和理论，以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对比方法和历史方法等实证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试图从社会联系中把握社会的总体以及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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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静力学，就是静态地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关系的学说。它大体上相当于生物学中的解剖学。它的目标主要是研究社会秩序。其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是，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认为对社会的解剖首先应当从社会的基本元素一家庭着手。因为家庭是缩小了的社会，社会是放大了的家庭。社会的秩序和美好前景来自于家庭的和谐。家庭关系包括两性、亲子、兄弟或姐妹关系等，它实际上体现了人性中利已与利他两重性的统一与和谐，这种和谐关系若能延伸到社会，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秩序。

随后，孔德又进一步分析了阶级或种族。他从社会和谐的原理出发，认为社会越进步越发展，阶级、组织和机构就越复杂，也就越需要更好地协调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此，社会各阶级应当安于自己的职业，相互合作。社会所以会产生工人起义、市民暴动等社会骚乱现象，乃在于各种社会组织之间不能彼此协调。因此，政府和国家应当注意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秩序，超越于各阶级或种族之上，主持公道。国家和政府用于调节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手段有两个，一是精神手段，一是物质手段。前者是用宣传和教化的方法统治社会和协调社会矛盾；后者是用军队和宪兵等暴力手段统治社会，解决社会矛盾。当然，仅仅这两个方面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宗教的力量。因此他创立了所谓人道教，即关于“人类之爱”的宗教。这种宗教不崇拜全知全能的神或上帝，而以人为对象，它的崇拜对象是人，但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人，即人类。崇拜人、信仰人和对人以爱，是全部人道教的教义。按照这种人道教的主张，社会要进行全面的改组。社会学将成为这个被改组后的社会中的各门科学的女王，如同神学在中世纪的地位一样。社会学将能全面地解释人类知识的发展，解释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可以把所有其他学科归入这一类。社会学还将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道德体系，这个体系将把所有人团结起来，崇尚人性，为不断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秩序提供保证。

所谓社会动力学，是指动态地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及其关系发生、发展的规律的学说。它大体上相当于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孔德继承了启蒙运动所发扬的理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观念，以动力学的观点观察和研究社会。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有规律的演进过程。如同人类思想的发展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神学阶段，家庭是社会的主要单位。人们崇拜神灵，尊奉政治的绝对权威，其政治体系通常是君主专政，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是军事类型的社会组织。因此，这一阶段是权威的时代。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自己的理性去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政治上追求“天赋人权”、“平等”等抽象原则，国家政体转向了共和制。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学家”，因而这个时代也可以称为法制时代。民族国家是这一阶段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形而上学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工业的发展与巩固，它渗入西欧各国政治之中，为西方社会向实证阶段过渡奠定了基本的条件。在社会发展的实证阶段，工业在社会中的统治取代了军事统治，社会把注意力从剥削其他社会转向了开发大自然，开始实行实证政治统治。在这一阶段，前两个阶段业已存在的家庭和民族国家将扩大到全人类，人类社会的秩序将达到完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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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穆勒和斯宾塞，对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亦有深刻的影响。

二、穆勒

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亦译做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他博学多才，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一般可以称之为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穆勒在前两个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杰出成就，而人文主义则是他内心世界中更为深沉而基本的情怀。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老穆勒把他训练成一架第一流的思想机器，而他经久不衰的魅力则在更大程度上源于他深厚的人文素养。因而，穆勒只是在次要的方面才属于实证主义。

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逻辑学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亦译《功用主义》，1861）、《威廉·哈弥尔顿爵士的哲学研究》（1865)、《奥古斯都·孔德和实证主义》（1865）、《宗教三论》（1874）等。

穆勒的认识论思想继承了自巴克莱和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他断言我们只能认识现象，认识现象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感觉经验。因此，除了感觉的真实性之外，在我们的经验中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其他任何真实性。

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穆勒着重考察的问题。和休谟一样，与其说穆勒在证明，不如说是在解释：为什么我们被给予的只是经验而我们却相信一个由恒久对象组成的外部世界。穆勒从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出发，认为我们是根据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的原则从个体经验中构造出世界的。他的立场是极端的现象论（phenomenalism)。他认为，事物纯粹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当我们去感知物理对象时，所获得的仅仅是一束感觉，但我们又通过记忆、期待和联想认识到，在同样的情境下，能够依照感觉上曾经出现的序列使之重现，而且这是一种恒久的可能性。而这种恒久的可能性既非先天，亦非先验，而是产生于经验的后天的信念，是观念联想的产物。由此出发，穆勒同意孔德的观点，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客观规律”，规律只是感觉之间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我们借助联想使之联系起来而已。在社会现象中甚至连这种先后或相似的重复关系都没有，因此他否认存在有所谓社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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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物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那么感觉又是如何可能的呢？穆勒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康德有相似之处。他区分了现象界和本体界，认为后者是感觉经验的原因，不仅不依靠我的意志而存在，而且独立存在于我的身体器官以及我的心灵之外。但是，既然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来自经验和感觉的，自然就无法获得关于本体界的知识。同样，所谓“自我”或心灵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对于一个心灵的概念，也只知道它是这些感觉的一个不可知的接受者，或者说是知觉者，它虽然也可以知觉到这些感觉，也可以察觉到我们其他一切感知，但是正像我们把物质或外部世界理解为心灵知觉的某种神秘的东西一样，我们也把心灵理解为能够发生感知和进行思维的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既然知识源于经验，那么任何新知识都必然来自经验的归纳而不是演绎。由此穆勒提出了归纳主义的逻辑学。他认为演绎不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因为就内容来说演绎推理是同义反复，其结论就包括在前提之中；就形式而言则是“窃取论据”①的，即其结论要依靠正确的前提以保证其有效，而要论证其前提的正确，又必须以另一个前提的正确性为保证，这就会导致“无穷后退”的困境，除非“窃取”一个未经论证的论据。但归纳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是从个别到一般、从过去到将来、从有限到无限的推理，无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所谓“休谟问题”即源于此。穆勒为解决归纳逻辑的可靠性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归纳五法”：

(1）合同法（The method of agreement)。如果现象 A的发生，总是与现象B相关联，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则A与B之间有可靠的因果联系。如戴仑发现物体发声总是与其周围的空气振动相联系，从而确定物体发声的原因是空气振动。

(2）差异法（The method of difference)。如果 A现象发生，X现象相应发生；A现象不发生，X现象就不发生，则A现象与X现象之间必有可靠的因果关系。如巴斯特的著名液体发酵试验。他把大小、质量完全相同的两瓶同类液体置于相同的温度下，一瓶瓶口封闭与空气绝缘，一瓶瓶口开启与空气相通。结果，经若干时间后，后者发酵，前者则否。由此他肯定空气中细菌的作用是液体

①“窃取论据”又称“预期理由”或“丐辞”（petitio princip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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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的原因。

(3)同异并用法(Joint method of agreement and difference)。即上述两种方法的合用。如A、B、C等喉症患者因及时注射血清而痊愈；D、E、F等喉症患者注射相同血清，但因不及时而失治，则由此断定，注射血清及时与否是喉症治愈与否的原因。

(4) 共变法(The method of concomitant variation)。现象 X 在只有条件 A发生变化而其他条件都无变化的情况下，才与A发生相应的变化，则X与A之间必有可靠的因果关系。如波义耳发现在温度相同的条件下，气体的体积的变化与其所受的压力成反比，从而发现了著名的波义耳定律。

(5）剩余法（The method of besides)。如果根据已经知道的全部条件，都不足以说明现象X变化的原因，则必有其他某一或某些条件是现象X变化的原因。如科学史上海王星的发现。科学家们发现天王星轨道有不符合引力理论的偏差，法国人勒维（U.le Verrier）与英国人亚当（J. Adams）就推测天空中必有某一尚未发现的行星，其引力导致天王星摄动的发生，后来果然发现了海王星。

穆勒的归纳五法是对培根以来科学家们运用归纳方法所获成果的总结，它发展了科学发现的归纳逻辑，不过归纳逻辑本身的可靠性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虽然对伦理学的兴趣在穆勒心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但他的有关思想主要表达在《论自由》和《功利主义》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中。穆勒追溯边沁的功用主义，以功用作为道德的基础，以幸福作为伦理学的鹄的，但“这里所谓的功用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做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①，而“幸福就是得到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福就是感受到痛苦和丧失快乐”，所以“除了有利于取得快乐和免除痛苦外，人没有本来要美德的欲望或动机”②。穆勒倡导“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伦理学原则，赋予了边沁的思想以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从而使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成为穆勒伦理学中的终极价值。他认为功用主义的本性既不是利己的，也不是注重感官享受的，因为它既把一切人的快乐看做是同等重要的，也承认理智、艺术和社会的快乐与感官快乐相比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快乐不仅具有量的差别，更具有质的差别。

穆勒在《论自由》中着重探讨了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即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严复曾译之为“群己权界论”，庶几达意。穆勒认为，“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文明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文明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它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①。而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既包括良心、思想、信仰、言论表达的自由，也包括趣味和旨趣的自由，即有自由制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随之而来的后果；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

①[英]穆勒：《论自由》，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②[英]穆勒：《功用主义》，7、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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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自由观念出发，穆勒坚决反对“多数人的暴虐”(the tyranny of themajority)，即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个人，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做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于涉个体自由的唯一理由只能是为了自我防卫，或防止对他人造成危害。除此之外，“人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或者不去做一件事，说因为这对他比较好，因为这会使他比较愉快，因为这在别人的意见认为是聪明的或者甚至是正当的；这样不能算是正当”②。人们可以规劝、争辩、恳求，但就是不能因此而强迫。“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乃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③

套用现代著名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Berlin）所区分的两种自由概念④，穆勒倾向于“消极的”（negative）自由概念，即“免于……的自由”（lib-ertyfrom)，而不是“积极的”（positive）自由概念，即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这就是说，自由的维护，存在于排除干涉的“消极”目的中。穆勒的自由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自由主义思潮，具有深远的思想意义。

三、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进化论的早期倡导者，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影响的主要成就是对知识的综合，并且提倡个人优先于社会，科学优先于宗教的观点。斯宾塞的代表作是《综合哲学》，这部完成于1896年的多卷本综合性著作论述了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其他著作有《社会静力学》（1850）、《进化的假说》（1852）和《社会学研究》（1873）等。

斯宾塞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好辩、也最有争议的英国思想家之一。强烈的科学取向，使他极力强调以科学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重要性。他坚信自己思想的所有方面构成了一个极为融贯而有序的体系。他认为，科学与哲学支持并促进了个人主义和社会进步。不过，虽然把他视为维多利亚时代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很自然的，但他也绝不是没有遭遇不时笼罩在维多利亚式的自信之上的悲观主义阴霾。例如，他认为进化之后必然是解体，即退化，而个人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和战争消亡之后才能盛行。

①[英]穆勒：《论自由》，13页。

②③同上书，10页。

④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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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把哲学视为关于具体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总结，是取代中世纪“神学大全”的“科学大全”。他从发展的角度思考科学的统一，其哲学的整个框架实际上是由生物物种进化观暗中支撑的。在《综合哲学》的第一部《第一原理》中，他认为科学和秩序均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即都是研究有限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和可分类的东西。但现象又是无限的、无条件的绝对存在的意识表现，而这种绝对的存在则是独特的、不可分的东西，超出了现象的范围。斯宾塞有时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出发而称之为“力”。这种绝对的“力”是恒久存在的，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是最高的实在。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力只是这种绝对的“力”的符号，它本身是什么则是不可知的。事实上，“不可知论”（agnosticism）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

在斯宾塞看来，事物的基本规律是“力的恒久性规律”(the law of persist-ence of force)。任何事物在这种力的规律的作用下，都不可能保持其自身的同质(homogeneous)，因为外在的力对事物某一部分的影响必然不同于其他部分，任何继续作用于同质事物的力都必将引发其不断的变化。在他看来，这一“作用效果的增值规律”乃是理解整个宇宙和物种演化的线索，他也将这一规律归于一种未知亦不可知的绝对的力。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关于物种进化的观点发表在达尔文和华莱士之前，不过他那时认为进化是由获得性特征的遗传引起的，而达尔文等人则把进化归之于自然选择。斯宾塞后来接受了自然选择理论，把它作为生物进化的原因之一，并熔铸出了“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一名言。

在社会学或社会哲学方面，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首次反思了人类社会，提出了普遍的进化框架。他认为社会进化是不断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过程。在从无差别游牧部落向复杂的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的不断分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基本的社会分类是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前者中人类的合作是通过暴力，而在后者当中，合作是自愿、自发的。

进化并不是斯宾塞唯一应用到社会学理论中的生物学概念。他详细地比较了动物有机体和人类社会，发现两者之中都有调节、维持和循环分配三个系统，在动物中分别是中枢神经、营养和静脉动脉，在社会中分别是政府、工业和道路、电报、商业等手段。据此他又把社会成员分为三等：一是从事生产职能的工人和农民，二是从事“分配与循环”职能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三是从事“调节”职能的政府管理人员、官吏。他断言这三种人同时并存是由社会有机体的本性决定的，他们互相合作，各司其职，以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秩序。同时，在动物和社会有机体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前者中，只有一个与整体相关的意识，各个器官是为着整体的生存而生存的；而在后者当中，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意识，整体是为了它的各个部分的存在而存在。社会是为了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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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试图理解斯宾塞全部著作人来说，这种个人主义乃是打开其思想宝库大门的锁匙。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就是专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前者是原始的、坏的，后者是文明的、好的。斯宾塞相信在工业社会中能够产生秩序，这种秩序虽然不是某人有意设计出来的，但能够微妙地调节各个团体的需要。在《人对国家》（1884）一书中他写道，英国的保守党一般来说喜欢一种军事的社会秩序，而自由党则热衷于工业的社会秩序。然而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的自由党人，随着他们通过了关于工作日、酒类许可证、卫生设施和教育等方面的立法之后，却发展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并在为即将到来的奴役之路作准备。对斯宾塞来说，过去的自由主义的功能在于限制王权，未来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功能应当限制议会的权力。

当斯宾塞强调变化和分化的时候，他无意中用19世纪的语言重复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在17世纪勾画出的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认为“神或自然”具有无限的属性，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是在其中实现的，莱布尼茨则认为神的完满性体现在宇宙的无限多样性之中。不过，他们两人都不认为时间是实在的根本特征，而斯宾塞则把对时间的实在性的信念和对任何可能的多样性存在的最终现实化的信念结合在一起。他就这样给多样性的自由主义原则以形而上学的支撑，并据此认为一个分化和发展的社会比一个单一而静止的社会更可取。

斯宾塞试图综合各种科学的雄心壮志是无法重复的，因为他所欢迎并预见到的学科分化，已经发展到他无法设想的地步了。他的社会学虽然促进了对社会的研究，但事实上已经被从他的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取代了。当T.H.赫胥黎（Thomas HenryHuxley，1825—1895年）说斯宾塞关于悲剧的观点是“个被事实枪毙了的推论”时，他是想提醒人们，斯宾塞作品中的构造体系这一基本特征，引导他去寻找那些可以确证其理论的东西，而忽略了或重新解释了那些与其理论相冲突的东西。尼采曾引用了斯宾塞的两句话：“思维的必然性就是道德的必然性”。“检验一句话真理性的最后试金石就是否定真理的不可理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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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斥之为“悬挂在现代疯人院门上的匾额”①。尼采的话虽然过于尖刻，但不失深刻。

四、马赫主义

马赫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奥地利等欧洲一些国家的哲学流派，因其创始人马赫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彭加勒等。为了区别于孔德、穆勒和斯宾塞等实证主义者，人们通常称他们为第一代实证主义，而称马赫主义为第二代实证主义。与第一代实证主义有些不同，马赫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著名的科学家。

(一) 马赫

恩斯特·马赫（ErnstMach，1838—1916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主义的创始人，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契尔里兹（现属捷克）的一个教师家庭，1867年起任布拉格大学物理学教授，并曾两度出任该校校长。1895年起主持维也纳大学为他设立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和理论讲座，马赫由此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最早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哲学和科学史著作有：《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1883）、《感觉的分析》（1886）、《认识和谬误》(1905)等。

马赫对科学史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物理学的各个学科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致有不少术语以他的名字命名，如马赫数、马赫带等)，也不仅仅在于他把物理学应用于生理心理研究，并取得了富有创造性的成果，还在于他批判地考察了科学史（主要是物理学史），否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总是随着经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惯性来源于物体与宇宙其余部分的相互作用等，这些思想为即将到来的20世纪科学革命奠定了基本范式。

马赫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在于他所奉行的彻底的经验论原则、坚决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和建立统一科学的构想，这些贡献直接启发了以维也纳学派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1929年发表的“维也纳学派宣言”指出：“马赫特别致力于澄清经验科学（首先是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我们记得他对绝对空间的批判（这一批判使他成了爱因斯坦的先驱)，他反对关于物自体和实体概念的形而上学和根据所谓终极要素（即感觉材料）构造科学概念的研究。”②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第三版序言中说：“我的认识论的物理学研究和我选择对于感官生理学的研究，都是以同一个观点为依据，这就是：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性。”①在该书的第四版序言中他进一步指出：“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仅是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现在逐渐提倡的这个崭新见解，必然会指导我们彻底排除掉一切无聊的、无法用经验检验的假定，主要是在康德意义下的形而上学的假定。”②由此出发，如果我们将“感觉”看做一切可能的物理经验和良心经验的共同“要素”，并把这种看法作为我们的最基本的和最明白的步骤，而这两种经验不过是这些要素的不同形式的结合，是这些要素直接的相互依存关系，那么，一系列妨碍科学研究前进的假问题便会立即销声匿迹了。这就是马赫提出的“要素一元论”。

① [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544页。

②奥]纽拉特等：《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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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要素”（elements）不能完全认为就是感觉（sensations），更确切地说，只有当要素处于联系或关系之中时才是感觉。因为感觉已经被片面化、主观化了，而要素更能表现出它是非心非物、超乎心物对立的中性的东西，是一种假定或函数关系。马赫认为，“不是自我、而是要素（感觉）是第一性的。……要素构成自我。自我感觉到绿色，就说绿色这个要素出现于其他要素（感觉、记忆）构成的某个复合体中”③，而“所谓的物质是各个要素（感觉）之间的某种合乎规律性的联系”④。“关于物质、关于世界，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人或种种不同人的感性要素的函数联系。凡是不能在一定条件下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感性要素、意识内容发生影响的东西，都是不实在的。”⑤

马赫把要素分为三类，即物理要素、生理要素和心理要素，分别用ABC……与KLM……和αβγ……表示。整个世界即存在于这三类要素的相互联系之中，其中生理要素是其他两种要素的中介。但这种划分实则是实用的和约定的。同一种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是物理的东西，在另一种联系上又会是心理的东西。例如当要素A（如树叶的绿色）与一定的空间感觉、触觉和光线等要素相结合，发生依存关系的时候，A就是物理要素；当A与构成人眼的视网膜的要素发生依存关系的时候，它就成了心理要素。但无论在哪种依存关系中，A的本性并无变化。“因此，我所见到的并不是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的对立，而是这些要素的简单的同一性。”⑥这样一来，自我与世界、感觉（现象）与物体的对立就消失了，而只需考虑αβγ……ABC……KLM……这些要素的联系，因此那种对立只不过是对于这种联系的不完全的表示而已。“照这样看，我们就见不到物体和感觉之间、内部和外部之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有以前所指的那种鸿沟了。”①于是，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一种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同时摆脱了引起思想紊乱的心物二元论。

①奥]马赫：《感觉的分析》，Ⅲ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② 同上书，Ⅳ～V页。

③ 同上书，18页。

④ 同上书，255页。

⑤同上书，287页。

⑥ 同上书，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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