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2版

马赫所谓的依存关系应该被理解为我们看待要素的方式。但马赫首先假定了中立的要素，然后又假定了它们可以被解释为物理的或心理的对象。这就必然引出一个问题：所谓的中立要素作为上述解释的根据，其本身的属性是怎样的？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解答都是把要素视为感觉材料，从而把马赫归之于唯心论乃至唯我论，虽然马赫自己认为唯心论和唯我论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系统”②。但如果我们理解了马赫的科学论，问题也许就容易解释了。马赫认为，科学是对感性事实的经济描述；理论应该尽可能少地超越于经验，除非在绝对不可避免的时候；理论的科学性是与它和经验的直接关联的多少成正比的；理论应该尽可能迅速地被证实、确认或被检验；作为间接描述的理论并不具有完备观察指称的术语，它应该被还原为直接描述（事实的语言报告）。这就是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

思维经济原则是马赫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之一。在阿芬那留斯那里，它被称为“费力最小的原则”。阿芬那留斯认为哲学就是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按照这一原则，他把客观物质世界、客观必然性、因果性等都从经验中“清洗”掉了，剩下的只是没有被这些东西玷污的所谓纯粹经验。马赫与之殊途同归，并在阿芬那留斯之前，就已在《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中明确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后来又继续贯彻下去。

所谓思维经济原则，简单说来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思维取得尽可能多的效果。“由于人的生命短促，人的记忆能力有限，任何一项名副其实的知识，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思维经济，都是不能得到的。因此，可以把科学看成一个最小值问题，这就是：花费尽可能少的思维，对事实做出尽可能最完善的陈述。”③马赫认为，科学和人类认识的作用在于摹写和预测经验事实，以代管经验、节省经验。一种科学理论越是能代替更多的经验事实，越是简便、越是经济，就越有利于使人适应环境，从而就越是符合生物学的经济原则，即思维经济原则。换言之，思维在摹写、预测经验事实上的简便性、经济性，是评价科学和认识活动的主要标准，也是思维经济原则的主要内容。显然，要素一元论就是这种原则的“本体论承诺”。

①[奥]马赫：《感觉的分析》，13页。

②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③[奥]马赫：《力学的发展》，见《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卷，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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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科学的任务就需要按照思维经济的原则对感觉经验范围的事实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加以描述，也就是把必然性、因果性等联系当做要素的依存关系来描述。也许是出于数学的普遍性和经济性的考虑，马赫把这种依存关系称为函数关系，并试图以之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就原因概念来说，马赫认为陈旧的传统因果性概念有点僵死的性质：一定量的原因产生一定量的结果。而函数概念比原因概念优越，它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按照研究事实的需要而任意加以伸缩，并追求精确性，而不带有原因概念的不完整性、不确定性和片面性，无论在物理学还是在生物学范围内都能发挥其积极作用，也能合乎它们的一切要求。它还可以科学地解释世界的固定不变性。所谓世界的固定不变性，并不是如哲学家或科学家所假设的那些原子，而是我们用以描述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的那些数学函数或公式。也就是说，世界的固定不变性不是“形而上学的物质实体”，而是描述自然事件的依存关系或函数的不变性，或者说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的不变性是属于经验范围内的，可以用经验证实的。实体的不变性则是“形而上学”的，无法用经验来证实。

马赫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爱因斯坦在1916年悼念马赫逝世的文章中说：“我甚至相信，那些自命为马赫的反对派的人，可以说几乎不知道他们曾经如同吸他们的母亲的奶那样吮吸了多少马赫的思考方法。”①1928年11月，维也纳学派部分成员建立了以马赫名字命名的“马赫学会”，它意味深长地表明了该学会的基本方向。马赫学会的纲领是：促进和传播科学的世界概念，为现代经验论铸造一种塑造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所必需的思想工具。不过，逻辑实证主义者虽然在整体上超出了马赫的思想，但却缺乏马赫融哲学与科学于一体的广博和深邃。他们是思考科学的哲学家，而马赫则是作为哲人的科学家。费耶阿本德喊出“回到马赫去”的口号，恐怕是不无道理的。

(二)阿芬那留斯

理查·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1843—1896 年）出身法国巴黎一个书店老板家庭，自1877年起一直在苏黎世大学担任哲学教授。除了教学和著述，他一生很少从事其他活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1876)、《纯粹经验批判》（1888一1900)、《人的世界概念》（1891）、《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1894一1895）。阿芬那留斯在

①《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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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创办了刊行40年之久的《科学哲学季刊》，对于促进经验批判主义的流传起了很大作用。阿芬那留斯称他的哲学是一种尊重经验的哲学，不过他既不把经验看做客观对象的主观映像，也反对把经验看做纯粹的主观内省，而是要对以往哲学的经验概念进行批判，由此他的哲学被称为经验批判主义。

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首先是要清洗掉夹杂在经验概念中的一切与经验无关的内容，使经验成为“纯粹经验”或“完全的经验”。被清除的非经验内容包括两类：一类是伦理和美学的评价，另一类是对自然的拟人化解释，因为二者都被误认为对象本身的属性。他在《纯粹经验批判》中认为，纯粹经验的综合概念是一种陈述的综合概念，在这种陈述的所有构成部分中，只有环境构成部分才能是这种陈述的前提。阿芬那留斯继而要求从经验中“清洗”掉物质、因果性、必然性等超乎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因为它们只能是一种空洞的或先天的抽象，不应包括在经验概念之内。具体说来，在清洗过的“完全的经验”内部没有“物理”的东西，即没有形而上学的绝对概念的“物质”，因为这个概念下的“物质”不过是一种抽象；实体只是主体用以联结各种变化的“理想的点”，而不是什么独立存在的东西；必然性、因果性也是这样，我们既然感觉不到某种引起运动的力量，也就感觉不到任何运动的必然性，我们所感觉到的一切，就是现象间的接续，既然因果性的概念要求力量和必然性作为决定结果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因果性的观念也就和它们的命运一样了。

阿芬那留斯称其经验批判主义的世界观为“自然的世界概念”：我在一定的环境中与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同在，这一环境是由具有各种各样相互依存关系的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在这个环境中也包括与我接近的人以及他们的多种多样的言语：他们所说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同这个环境发生一定的依存关系。此外，他们也像我一样说话和行动。这些接近我的人也像我一样是实体，而我自己也像他们一样是实体。我在最初的哲学思维中所发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它是某种存在着的、牢固的、众所周知的、习惯的、可以理解的东西。进一步说，无论是环境还是自我，都是同时由我的经验（思想和感觉）发现的某种现成的东西，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阿芬那留斯认为自然的世界概念包含了两种要素，即经验和假说。经验的内容指已被发现的东西，即自我、环境及其组成部分（包括他人）、经验各部分的依存关系。这一要素实际上指的是自我的经验。假说所指的主要是自我对周围的人的运动（例如说话）所赋予的那种意义。换言之，我必须假定周围的人也像我一样同这个环境发生依存关系，同我一样说话和行动。因而他们同我一样具有其各自的自我及环境的经验。自我和他人在这方面在原则上是完全平等的。因此，自然的世界概念对我和对周围的人都同样适用。凡是对我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他人来说也是正确的，反之亦然。因此，研究自然的世界概念，既可以从自我出发，也可以从周围的任何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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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验批判和自然的世界概念，阿芬那留斯进一步提出了原则同格论。原则同格是指经过“清洗”后的“完全的经验”中或者说是自然的世界概念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作为主体的自我以及作为对象的环境处于不可分割的同格关系，即相互依存关系之中。他把自我叫做同格的常在项或者说中心项，把环境叫做同格的对立项，而二者总是被一起发现的。正像自然的世界概念中的经验不只是个人的经验，也包括他人的经验一样，作为原则同格的中心项的也不只是个人的自我，还包括他人的自我。从原则同格论出发，阿芬那留斯认为，如果把主体和客体（自我和环境）的关系看做从属关系，无论是使自我、精神从属于客体、环境，还是使客体、环境从属于自我、精神，都是对自然的世界概念的歪曲。

如果说自然的世界概念和原则同格论主要体现了阿芬那留斯的世界观，那么生命系列规律说和反嵌入论主要体现了他的认识论。所谓生命系列规律是把人的认识过程归结为生物学的刺激和反应过程，即自我的经验（E）通过中枢神经系统（C）与环境的刺激（R）的相互依存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可分为独立的生命系列和附属的生命系列两个过程。前者是R和C之间的刺激和反应过程，就其只涉及C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它只是人的大脑中所发生的生理过程，它与人的意识、心理活动无关，故称为独立的生命系列。但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并从属于这一过程的还有另一个过程，即意识的、心理的过程，这就是附属的生命系列。这两个过程都是平衡的破坏与恢复的过程。在阿芬那留斯看来，人们平常所说的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人的生活的平衡的破坏和恢复的过程，即发现问题（不平衡），寻找解决问题的手段（恢复平衡的过程），最后解决问题（平衡恢复）。在阿芬那留斯看来，尽管属于心理的东西的附属的生命系列以属于物理的东西的独立的生命系列为前提，但二者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不能认为人的心理反应是对物理刺激的反应，不能把R作为自在之物，似乎是它们作用于感官，引起了感觉、知觉等经验内容（E)，E是C系统引起的，C系统也的确受R的刺激，但E并不是R的产物，更不反映R。在R—C和C—E的过程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二者的过程是对应的，都是平衡的破坏和恢复的过程，但这种关系是函数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阿芬那留斯把感觉、思想仅仅当做人在受到外部刺激以后所做出的生物学的反应，即人的生物有机体应付环境的刺激的手段，而某一种思想、观念只要能用来应付环境，或者说恢复有机体的平衡，那不管它们是否符合实际，都应当加以肯定，这实在是有些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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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芬那留斯的生命系列规律说从正面阐述了他的认识论观点，他对所谓嵌入论的批判则表现了他对传统认识论的否定。所谓嵌入就是把关于对象的感觉、思想、观念置于（嵌入）人的意识中。阿芬那留斯指责当时“流行的心理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哲学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把知觉（感觉、思想、观念）和知觉的对象（事物、现象）分离出来，把后者当做意识以外的东西，而把前者置于意识之中。例如，当人们看到一棵树时，人们便把对树的知觉与树本身相分离而置入（嵌入）人的头脑或意识中。因此这种嵌入论必然导致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的二元分离，分离的结果就是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只有在纯粹经验中才可能实现主客体的统一，而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反嵌入论在逻辑上最终必然要取消主体和客体本身的认识论地位。阿芬那留斯既否认思维是头脑的主人或居住者，也否认思维是头脑的产物，他把所谓“头脑的思维”视为“自然科学的拜物教”，而人们同样可以称他的理论是“纯粹经验的拜物教”。

(三)彭加勒

朱尔·昂利·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e，1854—1912年)，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1854年生于法国南希的名门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很早就对自然、历史和经典名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5岁时，他深深地爱上了数学，10年后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881年，年仅27岁的彭加勒登上了巴黎大学的讲坛。虽然彭加勒仅活了58岁，但他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撰写了将近500篇科学论文和30部专著，这还不包括颇受欢迎的科学哲学著作和趣味盎然的科普著作(为此他被认为是法国的散文大师)。这一切使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智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彭加勒被熟悉他的工作的人誉为“理性科学的活跃智囊”、“起统帅作用的天才”、“20世纪初唯一留下的全才”，也赢得了无数世界性荣誉。

在数学方面，彭加勒堪与高斯比肩，被认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数学主宰，对数学和它的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人。在天文学方面，彭加勒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十分先进，以至在40多年后还没有几个人能够掌握他的这一锐利武器。他的《天体力学的新方法》（三卷本）被认为是开辟了天体力学的新纪元，可与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并驾齐驱。在物理学方面，他在理论物理学的所有分支上都成为第一流专家，而且对物理学革命做出了相当巨大的直接贡献。

彭加勒在20世纪初就洞察到物理学的危机，并对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他认识到科学的进步似乎使得过去牢固建立起来的甚至被视为基本的原理发生了动摇，不过物理学危机是物理学发展的必经阶段，它预示着一种行将到来的变革，是物理学革命的前夜，因此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正确地指出，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使力学让位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他一再肯定经典理论的固有价值，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科学破产”的错误观点，对科学的前途充满信心。这些论述，对物理学家清醒地认识物理学面临的大变革形势，澄清一些风靡一时的糊涂观念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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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家，彭加勒颇具哲学头脑，思想敏锐而深刻，他研究和探索的问题往往超出了一般科学家的视野。作为思想家，彭加勒学识渊博，心胸开阔，他在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时，不仅大量引证了他所精通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材料，而且也旁及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心理学等领域，他所掌握的材料之丰富绝非纯粹哲学家所能企及。作为一名学者，彭加勒在临终前三周(1912年6月26日)，抱病发表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中说：“人生就是持续的斗争”，“如果我们偶尔享受到相对的宁静，那正是我们先辈顽强地进行了斗争。假使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警惕松懈片刻，我们就将失去先辈为我们赢得的成果”①。正是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顽强的意志造就了这样一位伟人。

彭加勒的哲学著作包括：《科学与假设》（1902）、《科学的价值》（1905）和《科学与方法》（1908)。逝世后遗著被编辑为《最后的沉思》出版（1913)，这是彭加勒所期望的第四本科学哲学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通过对他的科学研究的总结和对当时科学成就的深思，在科学哲学上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新思想。他捍卫“为科学而科学”的准则，认为“只是由于科学和艺术，文明才具有价值”②。他承认科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即使科学原理（有别于定律）也要由实验来最终裁决，因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唯有实验能够告诉我们新东西，给我们可靠性。他充分肯定了科学的固有价值，认为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在科学理论的更迭中，真关系将通过溶化在更高级的和谐中而得以保留。

彭加勒通过对科学的哲学反思看到，无论是康德的先验论还是马赫的经验论，都不能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定律以及由定律提升为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享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于是，他提出了约定主义。彭加勒认为，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当我们将数学中的一个证明分析为其原初的运算，检验它们并确定其为正确无误时，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是什么给予了该证明以统一性。因为总是存在着更多的且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可能以达到同一个目标。我们用来推导一个结论的推演的种类当然可以是不同的。因此，只要结果一样，逻辑程序的内容是无关宏旨的。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几何学：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内容的正确性是与实在的一致，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有意义地断言它。我们只能给出实用的论证，它们向我们解释一个构造优于另一个构造的地方。于是彭加勒断言：“一种几何学不会比另一种几何学更真；它只能是更为方便而已”，“经验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个是最真实的几何学，而是告诉我们哪一个是最方便的几何学”①，“几何学的第一批原理只不过是约定而已；但是，这些约定不是任意的……”②

①[法]彭加勒：《最后的沉思》，中文版译者前言，vii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②法]彭加勒：《科学的价值》，346页，见《科学的价值》（此书是《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和《科学与方法》的合集)，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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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加勒看来，约定是我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由它来指导我们辨明最方便的路径；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见，才有所限制。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的经验论，又要求摆脱先验论，它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温和的约定论者，彭加勒坚持认为，对事实的约定不是任意的，科学家不能自由而随意地构造科学的事实。换言之，约定作为法令虽强加于我们的科学，但并没有强加于自然界。其实，无论是马赫还是彭加勒都没有将定义在逻辑上的任意性混同于实在指涉的认识论上的必要性。因此，正如马赫通过引人思维经济原则而将描述概念相对化一样，彭加勒也反对极端约定论的观点。约定必须参照经验的指引，有时还要进行实验。一个物理学家无论是抛弃一个假设（约定也是假设）或采用一个假设都不是随便的。约定是精神的自由活动所颁布的法令，而这些法令不是任意的，否则它们就是无效的了。“因此，我们的法令如同一位专制而聪明的亲王，他要咨询国家的顾问委员会才能颁布法令。”③

从约定论出发，彭加勒认为科学仅仅是一种分类方法，是把表面上孤立的事实汇集到一起的方法，尽管这些事实被某些自然的和隐秘的亲缘关系约束在一起。换言之，科学是一种关系的体系，唯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客观性。而且科学作为分类方法不会为真，而只是方便的。但所谓方便的就为真，这种为真应对所有人包括对子孙后代都为真。

彭加勒的约定论与实在论和经验论都有一定的冲突。就实在论而言，它要求陈述的真假要按其是否和它所断言、所解释或预言的事实的一致相一致；而对于经验论者特别是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经验论者来说，他们认为只有经验才是我们建立并检验假说和自然律的占主导地位的出发点。面对这些困难，彭加勒采取了调和的立场。他承认，用以定义真理的那种一致性（符合性）仍然作为证实标准而存在，而且经验也仍然是我们的规定、规则和定义之适当性的准绳。这也就是说，即使一种约定论的立场也能接受一个经验上毋庸置疑的基础“粗糙的事实”。然而，这种接受亦因此而导致了该立场的内在矛盾，因为困难在于：如果不放弃对理论构造的经验性解释，如何解释其严格的有效性和相对的经验独立性呢？显然，这个问题仅从约定论上是无法得到完全解决的。

①[法]彭加勒：《科学与假设》，见《科学的价值》，43、60页。

②同上书，5页。

③ 同上书，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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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的约定论思想与马赫的思想一起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其科学论和哲学的基本成分。

第四节 古典哲学的复兴

所谓19世纪“古典哲学的复兴”，指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具体说来，就是黑格尔主义和康德主义的复兴，我们一般称之为“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以区别于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

黑格尔去世之后，哲学一时陷入了茫然失措的混乱局面。虽然西方哲学始终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但是在黑格尔前后，人们对这种状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黑格尔哲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在此之前，哲学家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理想，所以他们毕竟有一个统一的目标。现在，这个且标不存在了，而人们似乎对此还很不习惯，新黑格尔主义便应运而生了。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对世界观的渴求使黑格尔迷住了青年的一代。

虽然在时间上新黑格尔主义要稍早于新康德主义，但是在德国，首先走上哲学舞台的是新康德主义。既然哲学家们要求重新审视哲学的对象、问题和方法等等，那么没有什么比回到康德去批判理性是最好的办法了。当然，新康德主义并不是康德哲学的翻版。康德哲学复兴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希望有一位哲学大师出来收拾残局，当在世的哲学家们做不到这一点，而人们又不想回到形而上学的时代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了康德。另外，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康德哲学中有许多东西构成了20世纪哲学的基本观念，以至于人们将康德哲学看做是进入哲学王国的桥梁和关隘。实际上，虽然新黑格尔主义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新康德主义则主要局限在德国本土，但是真正对20世纪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康德。新黑格尔主义过后肯定是更加激烈的反黑格尔、反形而上学的热潮，而新康德主义则最终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脱胎换骨，给20世纪的德国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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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黑格尔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以“复兴黑格尔”为口号，表明它是19世纪末古典哲学复兴的一场运动。由于它发轫并首先流行于英、美，因而标志着思辨传统对经验主义传统的渗透。新黑格尔主义者大都是通过研究、评述和解释黑格尔哲学的某些方面来论证自己的理论。他们继承了黑格尔的一些基本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发展。而另外一些学者，他们的著作根本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讲解，甚至很少提及黑格尔，但他们的基本倾向和基本思路还是黑格尔式的，虽然不免也有许多偏离。下面两位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话也许会透露出新黑格尔主义的一点秘密：“历史的精神食粮从休谟那里经过转化，被康德所接受，又从那里终于转化到黑格尔这里；但是我们这几代人还没有从康德、黑格尔那里吸收到养料。”“而他的哲学，却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最渊博的。可以说因其最深刻、最渊博，所以同时也是最需要的。”“黑格尔主义的铁，要以黑格尔的方式锤炼成黑格尔主义的钢，那个绝对的高山要提取出它的精华！”①

“黑格尔在他那时代的整个意识内容里贯彻了宇宙的精神性和合理性的思想，贯彻了自我意识着的自我的无限自由的思想，亦即贯彻了在精神之中的至尊人格的思想；就此而言，他将永远保持为系统思维的巨匠和典范。”②

按历史年代说，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形成最早。1865年，苏格兰人斯特林(J.Stirling，1820—1909年）在访问德国之后出版了《黑格尔的秘密》，这是英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黑格尔哲学的长篇巨著，标志着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初露端倪。而新黑格尔主义能够取代经验主义而居于主导地位，首先要归功于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格林。其他还有凯尔德兄弟（ECaird〔1835—1908年〕和J.Caird1820—1898年〕）以及瓦莱士（W.Wallace，1844—1897年）、里奇（D.Ritchie，1853—1903年）等人。在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中，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领袖人物是牛津大学麦尔登学院的布拉德雷。此外还有与之大体同时的鲍桑葵(B. Bosanquet，1848—1923 年）和剑桥大学的麦克泰加特（John Mctaggart，1866—1925年)。与其他各国相比，英国新黑格尔主义最有势力，影响也最大。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20年间，新黑格尔主义者把持了英国各主要大学的哲学讲坛。

①英]斯特林：《黑格尔的秘密》“初版序言”（1865)，见《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卷，43、33、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德]拉松：《什么是黑格尔主义》，“引论”，载《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卷，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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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复活黑格尔之风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哈利斯（W.Harris，1835—1909年）和布罗克迈尔（H.Brockmeyer，1826—1906年）等人创立了所谓圣路易学派，他们着重研究和翻译黑格尔的著作，介绍其思想。美国新黑格尔主义的典型形式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由罗伊斯（J.Royce，1855—1916年）、克莱顿（J.Creighton，1861—1924年）等人建立起来的。其中罗伊斯影响最大，他试图论证普遍的、无所不包的精神性存在的绝对或上帝，追求将一切个人的目的融合在一起的理想社会。然而，新黑格尔主义者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并不长。另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出现过一些黑格尔研究者，他们有时也被认为是新黑格尔主义的新的一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布兰夏德（B. Blanshard，1892—1964年）。

相对说来，德国新黑格尔主义出现较晚。生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年）1905年出版的《青年黑格尔》一书对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同一时期，文德尔班、那托普、卡西尔、李伯特等一批原来的新康德主义者都转向了新黑格尔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克罗纳、格洛克纳（H.Glockner，1896—1979年）以及以编辑出版黑格尔著作出名的拉松(G.Lasson，1862—1932年）等人成了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其中克罗纳影响最大。

意大利也曾是黑格尔主义的重要流行地区。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克罗齐和金蒂雷（G.Gentile，1875—1944年)。但金蒂雷不仅公开而直接地利用其哲学为法西斯作论证，在政治上也投靠法西斯，充当了墨索里尼政府的教育部长，战后被处决。

法国的新黑格尔主义主要代表有华尔（J. Wahl，1888—1974年)、伊波利特(J.Hyppolite，1907—1968年）等人，后者于1930—1940年翻译出版了法文版的《精神现象学》。

限于篇幅，我们准备择其要者，介绍布拉德雷、克罗纳和克罗齐的主要思想。从时间上说，他们应该属于20世纪。但是因为与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把他们放在这里集中讨论。

（一)布拉德雷

弗兰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6—19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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