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第2版

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者包括梅耶（J.B.Meyer)、自然科学家赫尔姆霍兹(H. Helmholtz)、哲学史家策勒（E. Zeller)、海姆(R. Haym)、朗格（F. A. Lange)和费舍（K.Fischer)。他们各自发挥出康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唯心论的、实在论的、批判的、怀疑论的、自然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则是两个学派：一个是以柯亨为代表的马堡学派，以对精确科学的逻辑的研究而著名。另一个是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对历史和文化科学的研究以及先验价值论而著称。此外还有以科内留斯（H.Cornelius）和纳尔逊(L.Nelson）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又称哥廷根学派），以及以黎尔（A.Riehl）和库尔佩（O.Kulpe）为代表的实在论学派。

新康德主义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时期（1871一1878年）的特点是充分认识到康德的统觉和先天性学说的广泛可能性，同时在先验探究与经验探究之间、哲学与实证科学还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一致反对“反科学”（anti-scientific)的形而上学。第二个阶段是从187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一时期，马堡和弗莱堡两个学派在对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先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学说。第三个阶段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基于对文化乐观主义的崩溃的反思，开始以生命哲学的名义讨伐理论上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又复活了，它试图去追溯比苦心经营的理论体系更原始的源泉。

我们在此简略地介绍马堡学派和弗莱堡学派。

(一) 马堡学派

马堡学派是以赫尔曼·柯亨（HermannCohen，1842—1918年）为首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他们试图发挥康德的认识论思想，建立一种以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中心的哲学。由于他们以马堡大学为活动中心，故称为马堡学派；由于他们把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归结为先验逻辑问题，故又有先验逻辑学派之称。

柯亨的哲学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他主要致力于重新解释康德的著作。1871年，他出版了《康德的经验理论》(1885年修订再版)，此书对马堡学派的形成以至整个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发展都发生过重大影响，甚至朗格也认为本书对促使新康德主义发展成一种广泛的思潮是“最为重要的”。1877年和1889年柯亨分别出版了《康德对伦理学的论证》和《康德对美学的论证》，这样他就系统地对康德的三大《批判》做了相应的评述。从20世纪初开始，柯亨主要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体现他的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著作是《纯粹认识的逻辑》（1902）、《纯粹意志的伦理学》（1904）和《纯粹感受的美学》（1912)。其中《纯粹认识的逻辑》是他阐述他的整个哲学基础的著作。此外还有《无限小方法的原理及其历史》（1883)、《伊曼努尔·康德》（1904）、《纯粹理性批判注释》（1907）和《哲学体系中的宗教思想》（1915）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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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柯亨以外，马堡学派最重要的代表是保尔·那托普（P.Natorp，18541924年）和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1874—1945年）。那托普是柯亨的后继者。1885年起任马堡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哲学史、逻辑学、心理学和社会教育学方面都有不少著述，其中主要有：《笛卡尔的认识论：批判主义前史研究》(1882)、《柏拉图的理念学说》（1903）、《精密科学的逻辑基础》（1910）等。1912年他在康德协会所作题为《康德与马堡学派》的演说，是一篇介绍马堡学派的代表性论著。与柯亨相比，那托普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相对论等科学的新发展，并把整个心理学领域纳入柯亨所定的知识体系中。他把马堡学派的哲学当做是一种方法，把它彻底运用于构造“精密科学”、精神科学以及社会关系的体系。总的说来，他倾向于把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同康德的批判主义结合在一起。卡西尔是后期的代表，他的活动时期已是20世纪初，主要著作有：《实体概念和函数概念》（1910）、《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4卷，1906—1933）、《符号形式的哲学》（1925）等。他的思想特色是把马堡学派的观点运用于历史和文化、政治领域。卡西尔后来移居美国，哲学观点发生了变化，某些方面更接近于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马堡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奥瑟·李伯特（A.Liebert，1878—1948年）、鲁道夫·施达姆勒（R.Stammler，1856—1938年）和卡尔·沃伦德尔（K.Vorander，1860—1928年）等。

马堡学派首先继承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方法。在对康德关于理论理性的学说的解释上，存在着先验心理和先验逻辑两种倾向。前者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心理意识具有一定的先天结构和形式，它们决定着人的知识的结构和形式。马堡学派坚决反对这种倾向，因为这意味着把意识分析当做认识和整个哲学的出发点，势必导致心理主义。在柯亨看来，哲学的任务不是揭示主体的意识结构、心理组织，不是研究主体的认识发生过程，相反，它应当摆脱认识主体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特征。他从先验逻辑倾向出发解释康德，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进而阐明包括道德、艺术、宗教在内的其他一切知识部门的可能性，揭示它们的逻辑前提，发现各门科学的一般的逻辑结构。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特殊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它们必有共同的，即先验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种共同的逻辑结构，使知识具有统一性。哲学的任务是探究这种共同的逻辑结构，而不是探求认识的心理基础或具体的认识过程，所以哲学就是科学认识加逻辑，或者说纯粹认识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康德的先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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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堡学派的观点，先验方法有两点基本要求，“第一点是踏踏实实地追溯到各种实存的、有历史为证的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事实”①。用康德那句有力的名言来说，哲学害怕形而上学建筑师们的那些“高塔”，因为它们“通常是面面临风的”，它要求寻求广义的经验的“丰饶的深谷”，力求把根扎入全部文化创作中去。第二点是指明“可能性”的根据，亦即“在全部创造文化的行动中指出规律的根据Logos、Ratio（理性）的统一，提炼出纯粹的规律”②。因此，先验方法就是“批判”方法：既批判形而上学的僭越，也批判目无规律、逃避规律的经验主义。

从这种先验方法出发，柯亨等人重新解释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并进而批判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把全部认识活动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创造。柯亨等人在批判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时认为，人的认识以自己的经验为限，一切被认为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其实都并没有越出经验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那就成了不可知的东西，因此既然自在之物要求具有经验以外的实在性，它就只能是不可知的东西。但“自在之物”又是一种调节原则，它的作用是联结经验材料，调整人的认识，但它本身并不提供认识，它只是一种观念，而非实在。自在之物在成为观念以后，就不再是非科学的实在论的幻想，不再是非逻辑的迷信的幻影，不再是实质上不可实现的愿望的空洞表示。把“自在之物”当做一种调节原则也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限制概念”，它表明人为自己的认识设定的一种目标、界限。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创造的过程，是对尚未确定之物的确定过程，因此人的认识永远没有最终的目标，这个目标总是待确定的，总是一个疑问号，它表明人的认识所不可逾越的界限。

与康德不同，柯亨认为自在之物并不是引起感觉的原因，感觉不是认识的起点，没有思维，任何感觉和知觉都无法发生。思维是从其本身开始的。全部认识都是纯粹思维本身的活动，无须借助其他工具。这就是说，在认识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思维所规定的，也没有任何东西不能为思维所规定。任何经验的规定同时又是思维的规定。空间和时间并不是感性的先天形式，而是纯粹思维本身所创造的范畴，是用来表现纯粹思维活动的结果的。简言之，“康德的确证奠定了批判方法的全部意义，全部权利：一般地说，一切关于对象的关系，一切关于客体和主体的概念，都是在认识之中，按照认识的规律产生出来的”③。

①②[德]那托普：《康德与马堡学派》，见《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卷，84页。

③ 同上书，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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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亨进一步认为，作为数学研究对象的数是纯粹思维的产物，而一切其他科学都可以数学化，因此它们的对象以至整个对象世界、自然界都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具体地说，现代自然科学是数学的自然科学，无穷小的概念则是数学的基本概念，是一切数的基础，因此实际上也就是自然对象的基础。无穷小从时间、空间以及一切其他性质方面决定对象。因为物体的运动和过程意味着它们具有连续性，而连续性又是由无限多的时空的无穷小因素构成的。因此，事物的实在性可以还原为无穷个概念的实在性。既然数是一切自然和社会对象的基础，那么数学方法必然是一切科学的基本方法。

柯亨等人对逻辑问题给予了很大注意。他们对逻辑的解释同对数学的解释一致，即把逻辑范畴当做纯粹思维的创造。纯粹思维利用无穷小概念的演算来创造各种科学理论时，必须依据某种逻辑前提，利用某些有普遍意义的逻辑范畴和规律。这些逻辑规律和范畴既是事物的实在性的标准，也是任何科学原理的真理性的标准。

（二）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因其曾以弗莱堡大学为活动中心而得名，它后期的活动中心是海德堡大学，故又称海德堡学派。由于弗莱堡和海德堡属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州，故又称西南学派或巴登学派。还由于它着重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有时亦被称为先验心理学派或价值学派。

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年)，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序曲》(论文集，1884)、《历史与自然科学》(1894)、《论意志自由》（1904）等，晚年逐渐转向了新黑格尔主义。文德尔班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哲学史家。他的《哲学史教程》曾经是应用广泛的大学教科书，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利希·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1863—1936年）是弗莱堡学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主要哲学著作有：《认识的对象》（1892)、《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1896)、《历史哲学问题》(1905)、《哲学体系》（1921年第1卷）等。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拉斯克(ELask)、科恩（J. Cohn)、鲍赫（B. Bauch）等。

文德尔班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价值哲学的体系，但他确实继自己的老师、“目的论唯心主义者”洛采（H.Lotze，1817—1881年）之后将价值概念放在哲学的中心地位，并提出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①当时的德国流行两种倾向，一是以哲学史代替哲学，一是把哲学归并到其他经验科学中去。文德尔班坚决反对这两种取消哲学的倾向。他坚持认为哲学有着独立的领域和自己的问题。作为哲学史的专家，他指出“哲学”一词具有理论和实践两重含义，前者提供循序渐进的工作以便达到绝对知识，后者指一种以合理原则为依据的生活艺术。因此，他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置有关宇宙和人生的一般问题。所谓一般问题，就是原则本身。他说：“谁要想以哲学的方式谈哲学问题，就必须时刻鼓足勇气，站稳脚跟，而且还要以坚忍不拔的气概，把听众领到各种最一般的思考中去，在这一片汪洋大海里，去领略天旋地转的滋味。”①文德尔班具体规定了哲学的对象和任务。虽然专门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但哲学并没有成为李尔王，它还保留着一个永远不怕被分掉的对象，那就是宇宙和人生的一般问题，它永远是哲学的对象。至于哲学的任务，文德尔班指出，经过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之后，就不能再醉心于独断地回答实体是什么等形而上学问题，或者去总结或概括各种专门科学的问题。康德使我们明白，哲学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要求，而应当从价值入手，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评价。

① 参见[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9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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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德尔班的观点，事物皆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可认知，人们可以判断它们是什么；二是可评价，人们可以评价它们是怎样的。前者是事实领域，后者是价值领域。知识相应地也具有二重性，即关于是什么和应怎样的知识，而不是被劈成两片的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文德尔班认为，要对哲学进行彻底的改造，就要把哲学从像自然科学那样对事物是如何，如何作判断，改为应该怎样，怎样作评价。因此评价方法就是他所谓的科学方法，他要求把对事物的评价活动放在比对事物的判断活动更重要的地位。这与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进一步把这种优先性扩大了，从而把价值作为哲学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标。

文德尔班总结道：“相对主义就是哲学的取消和死亡。哲学只有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科学才有生命力。……哲学以具有普遍价值的那些价值为自己的领域，为自己的问题。这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是文化和文明全部功能的组织原则，是人生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这些描述和解释这些价值，只为了对它们的价值加以说明；不把它们当做事实，而是把它们当做标准。所有这些要把自己的任务发展为制定规律’，但这不是任意专断地颁布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发现并把握了的理性规律。”②这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说明他遵循着康德所走过的道路，以探讨规律的普遍性为自己的目标，所以把“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作为自己哲学的原则和标准。在原则和标准确立之后，文德尔班就着手改造哲学，改变整个科学的评价，并着手建立一个和判断逻辑相平行的评价逻辑，作为评价活动的普遍应用的方法。

①[德]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卷，62页。

②[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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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尔班把“标准意识”（Normalbewussten）称为哲学的真正前提，认为它是对意志、情感全部经验进行评价的绝对中心。所谓标准意识，就是对实际意愿和理想标准相符合的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只有价值标准，那么价值标准还是一个死的，还不能用来对实际经验进行评价。有了这样的标准意识，就可以把价值标准运用来衡量一切实际经验，构造全部哲学体系。从这个前提来评价康德哲学就可以看到，康德曾竭智殚虑而找不到弥合办法的三个部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完全是统一的，只不过是同一个道德标准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应用，只不过是同一个意识的伦理态度，在三个不同领域里的表现，因而三者统统都是关于标准的科学：逻辑学是关于思想标准的科学，伦理学是关于意志标准的科学，美学是关于情感标准的科学。所以，只有以标准意识为前提，康德哲学的各个部分才是实际统一的，只有价值哲学才真正贯彻了康德实践理性的优先原则。

价值哲学不但能够用“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这个标准把全部哲学统一起来，它和一切活生生的现实知识，和全部生活的丰富内容，也处于不断地交流之中。哲学能加强人生的信念，提高人类的理想，并对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其发人深思的见解。这些信念和理想经过价值概念的整理和规定，就获得了严密的科学形式。

由文德尔班所倡导的价值哲学突出了评价活动，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内容，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它在取消哲学的横流中，极力维持哲学的独立性，继续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古典哲学的传统。

弗莱堡学派的价值哲学同他们所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科学（即所谓“文化科学”）对立的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德尔班关于事实与价值、事实知识与价值知识的区分，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科学的区分。自然科学是研究事实世界的科学，自然科学的概念属于事实知识，而社会历史科学则研究价值世界，属于价值知识。文德尔班由此而将自然科学称为“系统普遍的”（no-mothetisch）科学。社会历史科学所利用的是对特殊的、具体的事件进行描述的方法，即个别化的方法。社会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中。因此文德尔班把它称为“描述特征的”(idiographisch)科学。李凯尔特完全承袭了文德尔班的价值思想，当他具体论述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历史科学）的对立时，正是把价值概念作为其指导原则。他同样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区别的方法论性质，认为二者均以经验的实在为对象，如果我们在考察这些对象时注意的是一般的东西，那就是自然；如果在考察它们时注意的是特殊和个别的东西，那就是历史。自然科学所利用的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即普遍化的方法，它的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中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因此，只有社会历史科学才能达到实在。因为社会历史科学排除了用普遍化的方法去寻求规律、齐一性，而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去描述具体的、特殊的历史事件。事物的真实存在正是其作为具体的、特殊的事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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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讨论的是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300年间的哲学思想，我们称之为“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和中古哲学相比，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在观念上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无论从消极意义上还是从积极意义上看，它们中的许多东西亦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

我们将近代哲学分为四个单元：经验论和唯理论、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思潮。其中“经验论和唯理论”表明认识论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取得了重要地位，“法国启蒙哲学”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思想和理论背景，“德国古典哲学”以重建形而上学的方式将古典哲学的基本观念发挥到了极致，随后的“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思潮”则标志着古典哲学的衰落并且预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

与古代哲学和中古哲学相比，近代哲学具有鲜明的特征。由于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进步神速，人类的知识领域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使哲学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给哲学家们打开了一个无限的想象空间，似乎从根本上解决哲学问题不再仅仅是理想，实际上这也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努力的方向。知识是人类精神认识世界的根本手段，科学是真理的化身，这构成了这一时代哲学家们的基本观念，而就哲学而言，知识、科学乃至真理，则是通过“体系”的方式实现的。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利用几何学方法使哲学成为科学体系的设想，至于黑格尔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则主要体现在他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体系”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然，近代哲学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包括它的局限），其实在古希腊哲学中都有其根源。套用黑格尔的比喻，哲学就像是一粒种子，它在古希腊哲学的土壤中发芽，而在欧洲哲学的土地上终于长成了大树。不过，这样的比喻容易引起误解，它意味着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似乎是正确的：只有一个哲学，所有的哲学不过是这同一个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所以我们不如换个说法：古希腊人几乎发现了所有的哲学问题，而后人则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一条条思想之路。

本编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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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论的问题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黑格尔曾经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的确如此。只有在近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人类知识领域迅速扩展和深化，以及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的背景之下，作为“知识”或“科学”的哲学才有可能在内容、形式、体系等方面“成熟”起来。虽然我们不能将认识论的问题看做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因为真正的核心问题还是形而上学问题，但是它的确是主要问题之一，而且构成了解决其他哲学问题包括形而上学问题的基本条件。不过，笛卡尔所造成的，潜在于近代哲学主体性原则之中的二元论因素，注定了近代哲学是不可能解决认识论的问题的。

第二，使哲学成为科学。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使哲学成为科学就成了哲学家们的理想，在近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哲学与科学之间相互影响，促使哲学家们试图使这个理想成为现实。笛卡尔形象地将人类知识比喻为一棵大树，形而上学就是这棵大树的树根。显然，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形而上学自身也必须是科学，而且更应该是科学。黑格尔甚至通过哲学自我证明的方式而声称，哲学比所有的科学都更是科学，因为它是从自身出发而回归自身的“圆圈”，所以没有一般科学所必需的前提和出发点。哲学家们的这种“科学情结”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为后人厘清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第三，建立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们就认为使哲学成为科学的方式就是使之成为科学的体系。从笛卡尔仿照几何学建立起来的演绎方法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家们始终在努力发现或者建立一种科学方法，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包罗万象的科学体系。因此，与前此以往的哲学相比，近代哲学可以看做是一个体系化的时期，尤其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在使哲学成为体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此之后，一方面哲学家们放弃了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体系的工作，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进步和发展，也使这种工作变得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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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哲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启蒙主义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导精神，哲学家们不仅试图在认识上达到真理，而且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近代哲学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欧洲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为社会变革进行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主义与宗教迷信、封建专制与愚昧落后为敌，试图通过提倡理性、发展科学、推进知识、教化大众的方式促进社会的进步，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个历史时期，哲学不仅是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黑格尔语)，也是清晨报晓的雄鸡。

第五，形而上学的完成。如果不考虑19世纪下半叶黑格尔后哲学向20世纪西方哲学的过渡，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哲学开始，以黑格尔哲学而告终，我们可以把这一历史时期看做是形而上学的完成时期。笛卡尔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设想，黑格尔则通过他的辩证法使形而上学变成了“科学”。如果再向前追溯，我们可以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过程看做是形而上学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由于黑格尔将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亦使形而上学走上了绝路。黑格尔之后，尤其是20世纪西方哲学，几乎始终都在激烈地反对形而上学。因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表明形而上学虽然在黑格尔那里“完成”或者“终结”了，但是仍然有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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