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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泰戈拉在众说纷纭的自然哲学之后,确定了一个唯一坚固的立足点,这就是人本身,不过这个人是感性的个体的人。他不但不可能克服自然哲学的缺陷,反而将这种局面固定了下来,走向了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二、高尔吉亚
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3—前375年)是西西里岛雷昂丘城人,据说是恩培多克勒的学生。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和演说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长住雅典,教授雄辩术。他的代表作是《论非存在或论自然》,其主要内容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反杂学》一书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①
在哲学上,高尔吉亚和芝诺的方法相似,然而目的正好相反。他们都是通过逻辑推论揭露别人论点中的矛盾,但芝诺的目的在维护巴门尼德的存在论,高尔吉亚的目的则在批判巴门尼德的存在论。
针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论,高尔吉亚提出了三个相反的命题,并且进行了较为严密的论证。
第一,无物存在。如果有某物,那么它有三种可能:存在;非存在;既存在又非存在。首先,设若该物(是)非存在,那就意味着它既(是)存在又非存在。但说同一个东西既存在又非存在是荒谬的。况且,存在和非存在是矛盾的,假如非存在存在,存在就不存在了,而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存在不可能不存在,非存在就不存在。其次,设若该物存在,那么它或者是永恒的或者是生成的,或者既是永恒的又是生成的。然而,假如它是永恒的,它便没有开始,因而是无限的;如果它是无限的,那就不在任何地方。因为如果它在某个地方,它处于其中的那个地方便与它不同,这样一来它就为某物所包围,因而不再是无限的了。假如它是生成的,它要么从存在中生成,要么从非存在中生成。它不可能从存在中生成,因为如果它是存在的,就不是生成的,而是始终存在;它也不可能从非存在中生成,因为从非存在不可能生成存在。既然存在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生成的,更不是既永恒又生成的,所以存在不存在。最后,第三种可能也不成立。因为既然第一、二两种可能情况皆不成立,那么,由它们合成的第三种可能情况自然不成立。既然某物存在只有上述三种可能,而它们无一成立,结论就只能是:无物存在。
①《反杂学》旧译《反数学家》,似不妥。mathematikos在古代希腊不仅指数学,也包括其他自然科学。结合怀疑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我们译之为“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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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这个命题的实质是:思想和存在不同一。显然,高尔吉亚批评的目标是巴门尼德关于“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这一命题。他进行了两方面的论证。首先,我们所思想的东西并不因此而存在。假如我们所思想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凡是我们所想的就都存在了,但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想到有一个飞行的人或一辆在海上奔驰的马车,但并不真有一个人在飞,真有一辆马车在海上奔驰。其次,如若我们所想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就思想不到了。然而,这是不成立的。因为女妖、狮头蛇尾羊身的吐火怪兽以及其他许多非存在物都被思想到了。所以,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不能被思想。
第三,即使能认识存在,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认识存在要靠各种感觉,而告诉别人则要靠语言。感觉不能互相替换,语言更不能和存在替换。“语言不是主体和存在物,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不是存在而是语言。语言是跟主体相异的东西。因而,既然可见物不可能变成可听物,可听物也不能变成可见物,那么作为外间主体的存在物就不可能变成我们的语言。”①既然存在不能变成语言,即使我们认识了存在,也不能告诉别人。
从内容看,高尔吉亚的命题及其论证无疑具有浓厚的怀疑论色彩,从形式看也不乏牵强附会之处。但是,它们的理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三个命题不仅从否定方面证明了存在与非存在的不可分割性,力图消除爱利亚派在二者之间设置的障碍,而且也说明了思维矛盾的必然性,在客观上揭示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语言与内容等矛盾,从而推动了哲学思考的深入。同时,他在论证过程中对抽象概念和辩论技巧的运用亦训练了人们的思辨能力,丰富了逻辑学的内容。当然,高尔吉亚的哲学观点是否真的如其所述,由于第一手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为智者,他很可能只重论辩技巧而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尽管如此,对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来说,这三个命题的确是它难以回避的难题,直到今天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困扰着哲学家们。
由高尔吉亚的论辩我们发现,智者之所长,正是自然哲学家之所短,这就是推理论证。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哲学家们只是独断地宣称而少有论证,智者们的目的却恰恰在于论证,虽然他们只是为了论证而论证,没有多少正面肯定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确实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高尔吉亚之后,智者运动越来越朝着玩弄技巧、热衷诡辩的方向发展,逐渐失去了开启智慧、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反而腐蚀了雅典的社会风气,破坏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不过即使如此,智者的活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以极端的和否定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必须直面的难题,即: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到底是否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苏格拉底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面对的问题。
①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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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格拉底的德性论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出生在雅典,父亲是石匠,母亲是产婆。自师从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阿尔克劳(Archelaus)接受了哲学教育之后,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爱智”的事业。据说苏格拉底生得很丑,但是死得很美。他被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度判处了死刑,大义凛然,从容赴死,遂成千古美谈,亦造就了西方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
造成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苏格拉底从事哲学活动的时候,正值希腊城邦民主制由盛而衰之时。他以“牛虻”自诩,嫉愤懈惰世风,关心青年心灵,探讨德性精要,针砭当局时弊,不仅触怒了一些政客,而且因其专家治国论而与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于是,有人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两项罪名对他提出指控,虽然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做了义正词严的精彩申辩,但仍然被判处了死刑。他拒绝了朋友们的救助,最终以身殉道,意在换取雅典人的醒悟。曾经有人以苏格拉底与民主制度对抗而为其思想定性,殊不知此时的民主制度已处于衰败之中,早已失去了进步意义,智者盛行于世就是明证。苏格拉底之死给雅典的民主制度烙上了永远洗不去的污点,因为一座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竟对一名除了运用言论自由权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思想家起诉、判罪乃至处死,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讽刺和耻辱。后来雅典人终于翻然悔悟,为之平反昭雪。苏格拉底光明磊落的人格和对哲学的重大贡献,赢得了后世“圣人”的赞誉。
苏格拉底属于典型的述而不作的哲学家,因而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关于他的思想,我们只能主要通过他的学生克塞诺封、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来了解。由于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多以苏格拉底为主角,如何区分他们二人的观点一直是哲学史上的难题。通常人们将柏拉图有关德性的早期对话看做是苏格拉底的思想,我们在此亦主要依据克塞诺封和亚里士多德的记述,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检索有关材料来概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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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本是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铭言,苏格拉底将其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具有深刻的背景和重要的意义。
苏格拉底之所以提出这一宣言,有早期自然哲学家和智者运动两方面的背景。在苏格拉底看来,自然哲学家们在哲学对象、目标、途径、方法等问题上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他们不去关心自身而去关心自然,而且在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探讨上以感官物为依据,以自然物作原因,因而自以为是,众说纷纭,让人无所适从。实际上,自然万物真正的主宰和原因并不是物质性的本原,而是它的内在目的,亦即“善”(agathon)。由于认识自然的本性为我们的能力所不及,因而哲学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自己,即认识人自身中的善。另一方面,智者们虽然注重社会和人生问题,扭转了哲学研究的方向,但是却高扬个体,推崇感觉,导致了对普遍、理性和确定性的贬低或否定,由此走向了诡辩论或怀疑主义,因而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已,更违背了哲学爱智慧求知识的初衷。所以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作为其哲学的座右铭。
由于他的论辩方式,苏格拉底经常被人们看做是智者,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使生苏格拉底死,使死苏格拉底生的,乃是他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他来说,追求知识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使命,而且是医治雅典民主制之痼疾的良药。智者自称是有智慧的人,而苏格拉底却一向以无知自居。据说有人到德尔斐神庙求神谕,询问是不是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神谕说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了。苏格拉底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无知的。于是,他便到处寻找有智慧的人,以期证明神谕错了。结果他发现,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其实是无知的,因而神谕说他有智慧的真义乃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所以始终在追求知识。对人来说,自知自己无知而热爱智慧,才是真正的聪明。
正是在批判自然哲学家和智者的基础上,苏格拉底开始正本清源,摒弃感觉高扬理性,使哲学从求胜求智转向求真求善,以追求知识为人之本性,从而竖起了理性主义大旗,划时代地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以苏格拉底划分前后,将此前的希腊自然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
二、德性即知识
对苏格拉底而言,认识人自己就是认识心灵的内在原则,亦即认识德性。
所谓“德性”(arete),在希腊语中原指事物的特性、品格、特长、功能,亦即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而人的arete就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所以后来便有了伦理上的意义。“善”是自然万物的内在原因和目的,具体到人身上,就是“德性”。德性是人的本性,由神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人,因而人人都具有德性。但是说人人都有“德性”,并非指现实地拥有,而是潜在地拥有。换言之,人并不是生来就符合人的本性,只有在理性指导下认识自己的德性,才能使之实现出来,成为现实的和真正的善。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只有真正认识了他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完成自己的使命,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因此,他把德性与知识等同起来,得出了“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无人有意作恶”的结论。在苏格拉底看来,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没有人自愿追求恶或他认为恶的东西,是行善还是作恶,关键取决于他的知识,因而每个人在他有知识的事情上是善的,在他无知识的事情上则是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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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把德性与知识等同起来的观点,奠定了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础,第欧根尼·拉尔修因此而称他是“伦理学的创始人”。然而,将德性与知识等同起来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毕竟有失偏颇。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他在把德性看做知识时,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同时,知识并不是德性的充分条件,有知识不意味着有德性,“因为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其他德性的情况亦同样”①。
既然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德性而德性就是知识,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
三、“是什么”的问题
由于希腊人一开始从事哲学思考便以“学以致知”为最高的理想,所以当自然哲学陷入了困境之后,这就迫使哲学家们重新思考知识的问题。巴门尼德以两条道路的区分揭示了自然哲学的局限,说明我们对于始终处在流变之中的感性事物是不可能有知识的,真正的知识是对于唯一、永恒、不动的“存在”的思想,真理乃在于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现在,苏格拉底把巴门尼德所确立的一般原则落实在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这就是“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说知识就是德性,德性就是知识,那么认识德性所认识的是什么?换言之,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才能被看做是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的回答是,认识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是什么”,或者说,认识事物的定义或概念,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规定”。据柏拉图所述,苏格拉底的对话大多以追问“是什么”为其主题,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节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德性”、“什么是美”等等,而且他所追问的并不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勇敢”或“美”,而是“勇敢自身”或“美自身”,亦即“勇敢”或“美”的类本质。由此可见,苏格拉底要求认识的是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质规定,因而他所理解的知识乃是对事物之一般、普遍的类本质的认识,唯有它才是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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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主要是在逻辑学的意义上澄清与道德相关的某些概念,实际上它具有深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所提出的“是什么”的问题,为整个西方哲学史确定了基本的方向。
从本体论上说,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自然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生灭不已的,唯有其中普遍性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正是它们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并且是其存在的根据。从认识论上看,知识与意见有别:知识是确定的、绝对的、普遍的,而意见则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和个别的。对于始终处于流变之中的感性事物而言,我们只能有意见而不可能形成知识,唯有认识事物的“是什么”即确定的、普遍的本质,我们才能形成知识。最后从方法论上看,苏格拉底所提出的“是什么”的问题,为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原则确定了基本的形式。因此,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苏格拉底对哲学的贡献,他指出:“苏格拉底寻求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正在寻求推理,而本质是推理的出发点。那时尚不存在一种辩证能力可以使人们即便没有关于本质的知识也能思考对立物并探讨对立物是否属于同一门科学。可以把两件事情公平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两者都涉及科学知识的出发点。”①显然,苏格拉底对概念定义的探索推进了柏拉图理念论的产生,不过他并没有把普遍从特殊事物中分离出来,所以后人为了区别两者,有时将苏格拉底的上述思想称为“概念论”。显而易见,从巴门尼德到苏格拉底,围绕着知识问题,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思路越来越清晰了。
对苏格拉底来说,认识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是什么”,而认识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四、助产术
苏格拉底以他是“高贵、健壮的助产婆芬尼兰托的儿子”为自豪,宣称他也“习于施行同种技术”。不同的是,他所实施的对象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灵魂而不是肉体。他认为自己“这种艺术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考察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是幻想错觉还是真知灼见”。所以,凡与他交往的人,都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但“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从我这里学到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在自身中发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并把它们产生出来”①,而他自己扮演的则始终只是助产士的角色。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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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也被他称为“辩证法”(dialektike)。克塞诺封指出:苏格拉底注意到dialegesthai(辩证)这个词导源于人们的一种活动,就是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按对象的种属加以辨析。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下决心掌握这种艺术,下苦功去学习它,因为每一个人凭着它的帮助,就会成为最有才干的人、最能指导别人的人和讨论时见解最深刻的人。②
苏格拉底在施行助产术时所采用的方式是问答法,即通过发问与回答的形式运用比喻、启发等手段,使对方对所讨论之问题的认识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一步步逐渐深入,最后得出正确认识,犹如产妇经历艰辛与阵痛,生下自己孕育的真理胎儿。这种方法,一般被总结为四个环节:反讥、归纳、诱导和定义。
“反讥”是助产术的第一步,指通过反问揭露对方谈话中的矛盾或漏洞。之所以首先要反讥,是为了打掉对方自以为是的傲气,迫使他承认对原以为十分熟悉的东西实际上一无所知。因为只有以“自知我无知”的谦虚心态出场,才有可能接受助产术。“归纳”是助产术中引导方向的重要步骤。它通过对答问者具体而片面的意见的否定,一步步地将其导向普遍的、确定的、真实的知识。“诱导”是助产术的实质,也可以看做是狭义的助产术。它通过启发、比喻等方式,帮助对方说出蕴藏在头脑中的思想,进而考察其真伪。这是苏格拉底助产术的精髓所在,即不把观点从外面强加于人,不盛气凌人地宣旨颁诏,而是让对方自己去领会和体悟。“定义”是助产术所要达到的目的,即通过对所论德性的共同性质做出说明,获得确切的概念性认识,并牢牢掌握它。由于苏格拉底一直以助产者而不是生产者自居,所以,虽然他广泛地与人讨论勇敢、节制、友谊、虔敬等德性问题,但从未下过一个绝对的定义。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助产术的过程中,而且也预示着哲学问题是永恒无解的,故思想永远在追问的途中。
为追求绝对的确定性的知识,苏格拉底把他的助产术运用于不同对象,讨论了各种问题。我们以《拉刻斯篇》中对“勇敢”的讨论为例。拉刻斯是当时有名的将军,自以为对勇敢十分了解。当苏格拉底问他什么是勇敢时,他觉得这问题很简单:“一个能坚守岗位,与敌拼搏而不逃跑的人,你就可以说他是勇敢的。”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211页。
②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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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对他的回答进行反讥,认为他仅谈到了重装步兵,没涉及骑兵,更没涉及航海、疾病、贫困、公共事务等领域的勇士,因为勇敢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如在快乐、痛苦、欲望、恐惧方面,都存在着勇敢。通过归纳,苏格拉底接着要他回答一般的勇敢是什么,即在所有这些行为中共同的性质是什么。拉刻斯修改了前面关于勇敢的说法,认为勇敢就是灵魂的忍耐。苏格拉底又对这个答案进行了驳斥。因为忍耐分智慧的与愚蠢的,只有智慧的忍耐才算勇敢,而且还要分析在什么事情上智慧,不能笼统断定。经过步步诘问,苏格拉底迫使拉刻斯承认自己对勇敢一无所知,深感苦恼,并表示虽然不习惯这种研究方式,但却产生了浓厚兴趣,愿意继续研究,毫不气馁。①
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直接为柏拉图所继承和发展,不仅对哲学也对后来西方整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更是将这种对话内在化于精神之中,将其发展为详尽完善的辩证法体系。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苏格拉底通过他的定义推进了理念论的产生。”②事实的确如此。因为苏格拉底的方法,其目的是将普遍的东西提到首要地位,通过反讥、归纳和诱导的反复论证,追求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共性,追求最高的德性善的最终把握,并把它看做比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更加真实的存在。这无疑为柏拉图理念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不过亚里士多德也指出,苏格拉底并没有把普遍或定义从特殊事物中分离出来,是他的后继者才使它们分离并称之为理念,而这种分离,正是我们在理念论中所发现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
苏格拉底之后不仅有“小苏格拉底学派”,人们甚至将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称为“大苏格拉底学派”③,他的思想对后来希腊哲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苏格拉底与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等人被并称为人类的导师,在西方哲学史乃至整个人类思想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小苏格拉底学派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众多弟子由于对老师的观点理解不同等原因,形成了许多派别。因为柏拉图的思想博大精深,所创立的学园在规模、成就和影响等方面都是别人所无法与之比拟的,所以哲学史上一般把苏格拉底的其他学生所创立的派别统称为“小苏格拉底学派”,以区别于柏拉图学派这个大门派。
①参见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214\~218页。
②同上书,219页。
③参见[法]让·布伦:《苏格拉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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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格拉底学派虽然一致认为最高的德性一善是人生的目的,但在究竟什么是善的问题上,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主张。在这些学派中,思想特色鲜明,对后世哲学有直接影响的有三个,即麦加拉派、昔兰尼派和犬儒派。由于他们的著作皆已佚失,间接材料也不多,本节只能作一概述,主要目的在于勾勒思想发展的传承脉络。
一、麦加拉派:善即存在
麦加拉派因其创建于西西里岛的麦加拉城而得名,按它的思想特色,也被人们称做辩论派和辩证法家。它的创始人是欧克里德(Eucleides,约公元前450—约前374年),重要代表有欧布里德(Euboulides,公元前4世纪)等人。
麦加拉派在阐释苏格拉底的思想时深受爱利亚学派的影响,并且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因此,它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把善等同于巴门尼德的存在,二是能言善辩,提出了不少著名的辩题。
欧克里德认为善即是存在,它是一种道德实在。虽然人们用诸如明智、神、理智等等名字来称谓善,但它实际上就是一。一切与善相反的东西,他称之为非存在,认为应该统统摒弃。善也是不动的。正因为善是不动的一,所以只有思想才能认识,感觉在此不仅无能为力,而且是骗人的。
正如芝诺为捍卫巴门尼德的观点而提出了许多论证一样,欧布里德为证明欧克里德的观点,进一步说明感觉事物的虚假性,也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论证,如“说谎者”、“隐藏者”、“谷堆”和“秃头”等。“说谎者”的大意是:有人说:“某人说他在说谎,他的话是真还是假?”如果这句话是真的,他真的在说谎,那么这句话就是假话,因而不是真的;如果这句话是假的,那意味着他没有说谎,这句话就是真的。“隐藏者”的大意是:有人问:“你认识你父亲吗?”答曰:“认识”;又问:“你认识隐藏在幕后的那人吗?”答曰:“不认识”;问者说:幕后就是你父亲,所以你不认识你父亲。“谷堆”是说:一粒谷不成堆,再加一粒仍不成堆,在什么时候再加一粒而成堆呢?“秃头”则相反:掉一根发不成秃头,再掉一根也不成,掉到何时才成秃头呢?显然,这些论证的情形不尽相同,有的是利用概念的灵活性玩文字游戏,有的则反映了质变和量变的转化关系,因而在逻辑史上有一定的意义。
麦加拉派对可感事物的不信任态度和论辩方式,对晚期希腊的怀疑主义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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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
二、昔兰尼派:善即快乐
昔兰尼派因其创始人阿里斯底波(Aristippos,公元前435—前350年)出生于北非的昔兰尼城而得名。他与苏格拉底交往较多,也熟悉普罗泰戈拉的学说。
昔兰尼派的特点,一是快乐原则,二是实用倾向。他们把苏格拉底的善规定为快乐,认为寻求快乐是人的本性。即使是从最不光彩的行为中产生的快乐也是善的,因为虽然行为不合理,但是它所产生的快乐却是人们所希求的,因而是善的。在他们看来,“目的”不同于“幸福”,目的是特殊的快乐,幸福则是一切特殊快乐的总和,其中包括过去的和将来的快乐。人们追求特殊快乐是因为它自身,追求幸福则不是因为它自身,而是因为特殊快乐。肉体的快乐远胜于灵魂的快乐,所以,他们注重的是肉体而不是灵魂。一旦快乐来临,就应尽情享受。
昔兰尼派厌恶抽象思辨,注重实用。他们认为灵魂的状态可以为人把握,但由以产生这些状态的对象却是不可知的。他们放弃了对自然的研究,因为自然显得是没有确实性的。没有什么事物在本性上是正义的、可敬的或卑劣的,一切只是约定和习惯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们崇尚感觉和感受,鼓吹善即快乐。
昔兰尼派的快乐论,被晚期希腊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所继承,虽然后者的哲学基础和快乐含义与前者不尽相同。
三、犬儒派:善即节欲
犬儒派由于其创始人安提斯塞尼(Antisthenes,约公元前445一前360年)经常在一个名为库诺萨各(Kunosarges,意为“白犬”)的体育场与人交谈而得名。不仅如此,“犬儒”这个名称也标志着他们生活方式的特点。犬儒派的另一重要代表是西诺普人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04一前323年)。
安提斯塞尼虔信苏格拉底,每天行40里路去听课,从他那里学会了忍耐,并着意摹仿他对情感的冷漠,由此开创了犬儒的生活方式。他把苏格拉底的善理解为节制、禁欲。他证明德性是可传授的,只有德性才高贵。德性自身足以获得幸福,除了苏格拉底的力量外,它另外不缺少什么。德性是行为的事,不需要太多的道理和学习;有智慧者是自我充足的,因为其他一切善都属于他。有智慧者在公众面前不是根据已设定的法律行事,而是根据德性律行事。智慧是最牢固、最可靠的堡垒,既不能被攻破也不能被出卖。
第欧根尼是安提斯塞尼的学生,他是实践犬儒派哲学的典型,并自号为“犬”。他四处游荡,衣衫褴楼,住在雅典的大街和市场上,有时也睡在木桶里。据说亚历山大大帝遇到他的时候,曾经同情地询问能够为他做些什么。第欧根尼的回答是:请你让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在第欧根尼看来,人应当选择与自然本性相符的工作,而不做无用之功。在生活中,一切事情只有通过努力实践才有希望成功,实践能克服一切困难。他声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赫拉克勒斯一样,爱自由胜于一切。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智慧者的财产。他嘲笑高贵的出身、显赫的名声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称它们是邪恶的艳丽妆饰。他主张抛弃音乐、几何学、天文学等的研究,把它们认做是无用的和不必要的。犬儒派的主张和行为反映了一部分穷苦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希腊“文明”的厌倦,从而以极端的消极手段来表示对社会的抗议。到了晚期,犬儒玩世不恭、恬不知耻的作风越来越泛滥,从而激起了人们普遍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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