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拉康哲学映象

1. 伪主体的本质：我被语言询唤成主体

依拉康的观点，正是弗洛伊德最早发现了人与象征体制的关系，并将其与人的本质联结起来。但是，拉康笔下个人主体进入象征域的事件，却是主体新一轮的自杀性消解。该论点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下面我们将遭遇拉康对人类主体本质的一种新的认证：主体在语言询唤中被建构。拉康说：

我在语言中认同了自己，但这只是作为客体丧失在语言中后才做得到。在我的历史中所实现的，并不是已逝者的绝对过去态，因为这已不存在了，亦非我现在有过的完成态，而是对于我已要成为的来说可能是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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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杰姆逊：《拉康的想象域与符号界》，载《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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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远流出版公司(台湾)1990年版，第214页。

的将来态。①

这个“先行的将来态”又是我们前面在镜像阶段中看到过的那种本体论上的先行的预期逻辑，可这一次却是主体在语言关系中强制性的未来。我们还不是自己，但我们将要按照先行的象征性关系成为我自己。这其实也是人本主义那个“应该”与“是”的价值悬设逻辑的隐性基础。此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将要成为的“我自己”是他性的强制。不过这时，原先那种镜像一意象式(a)的牵引变成了语言象征关系(A)的预设。

拉康认为，每一个“我”都是被语言(大写的他者)询唤(in-terrogation)成主体的，象征使人成为人，可是，一旦我在语言的询唤中认同了自己，真我作为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就进一步“丧失在语言中”了。②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拉康的象征域正是镜像建构的想象域的必然深化。此处也有一个过渡时刻：在他人面孔之镜(小他者Ⅱ)奴化的后期，孩子已经在父母和家人反复性的言语询唤中发生了一种新的认同。里德曾经举例分析，当母亲抱着孩子看自己镜中的影像时，可能会说：“你的眼睛真像奶奶”，“你的下巴长得和你爸爸一模一样”，以上都是最早的象征性对主体的渗入。克里斯多娃说，在我像什么之前，“我”不存在。③因为它给孩子“在这个家庭中、在这个象征性世界中作了最初的定位，这个孩子和他的形象被词语和名字，也就是语言象征捆在一起”。④在这以后，从我们开始学习第一批概念开始，“爸爸”、“妈妈”、“我”、“人”……象征性的语言就开始替代我们的肉体以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真实世界。我已经说过，黑格尔说概念是世界的本质正是拉康的反证，因为总是象征性符号在我们之前先行，是符号(期望、理想和意识形态)让我们如此这般活着。

第五章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

①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2页。

②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4页。

③ 克里斯多娃：《恐怖的权力》，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④ 里德：《拉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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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男孩，王二长得很白，王二是大个子；王二很听话，王二爱干净，王二讨喜；王二聪明，王二学习好，王二第一名；王二是名牌学校的大学生，王二一定会在英国拿PHD;王二是个重感情的人，王二从不花心，王二是个好父亲；王二是个有个性的人，王二是个会做官的人，王二是一个成功人士。其实，以上每一个肯定性和引导性的概念不断从一个他人口中转到另一个他人的口中，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作业批改”，其中每一个象征性指认都会是一种对主体的询唤和引导。那个被叫作王二的人，正是在这种关系性询唤中被建构成社会存在中的意识主体的。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是每个人在其现实性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在拉康这里，人的本质则成了每个人在其象征域中符号(能指)询唤关系的总和。拉康的思想深深地影响过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阿尔都塞。后者将人视为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职位，这显然是马克思加拉康的混合物。不过，在阿尔都塞的伪主体观中，个人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询唤而成为主体的。①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有非常深刻的指认：

超出了我与他人的关系，我是空无（Iamno-thing），我只是这些关系的集合（马克思会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个“空无”是纯粹自我相关的空无。我是什么，只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不过与其同时，我还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人，即我决定由我与他人结成的哪种关系网络，并由这种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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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和意识形态—一种关于阿尔都塞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六章。

络来决定我。①

当然，在这里，齐泽克与拉康都是倒过来读马克思的。更重要的，构成我存在的那张网络就是象征性符号之网。之所以说“我”是一个空无，是由于作为个人主体的“被还原为一个空虚的、空洞的场所，它的内容由他人和象征性的交互主体关系网络所填充：在我自身之中’我是虚无，属于我自己的肯定性内容是我为他人的存在。换言之，如果这就是全部，拉康最后的那句话便是主体的极端的异化。他的内容、他的存在决定干外在的能指网络(exterior signifying network),这一网络给他提供象征性的认同点并赋予他某种象征性的指令”。②在拉康看来，这种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意识主体(“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体)是一个更可悲的伪我，它既不代表过去的我，也不代表现在当下的我的存在，而是我被强迫去认同的未来之我。这是那个内在的先行性的大写他者预期逻辑的傀儡。

关于此，拉康曾经形象地描写道：

象征以一个如此周全的网络包围了人的一生，……在他出生时，它们给他带来星座的秉赋，或者仙女的礼物，或者命运的概略；它们给出话来使他忠诚或叛逆；它们给出行动的法则让他遵循以至他还未到达的将来，以至他的死后；依照象征他的终结在最后的审判中获得意义，在那儿语词宽宥或惩治他的存在，除非他达到了为死的存在的主观实现。③

第五章 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

① 齐泽克：《实在的面庞—齐泽克自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②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译文参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③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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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总括性的说明。人的一生，实际上正是象征性符号如同网络一般缠绕和询唤的一生。当他(她)出生时，除去他性的命名，还有按出生年月日给出的星座中先行的性格、爱情结局和职业的预设。近几年，星座现象在中国也开始流行，我们过去的传统是属相、血型和面相说。当生活中遭遇任何事情，我们会说“双鱼座就是多情”，“属猴的就是不安定”，“型血就是充满热情”来进行即时定位和校正。然后，象征性符号会以种种理想、使命和“历史重任”为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生命的成功与否(“忠诚或叛逆”)；象征性符号也会事先确立特定的道德范式和价值坐标，以判断人的品质。人们常常由此获得成功与失败的判定，也随之得到“好人”与“坏蛋”的名号。最后，一直到死，还是要获得来自象征性符号的“宽宥或惩治”，唯一的标准是人“为死的存在的主观实现”。“死的存在”即是杀死物与人的词语，“主观实现”就是那个作为活死人的伪主体。临到了，还是由象征性的符号对进了棺材的主体进行“最后的审判”。“死有余辜”和“遗臭万年”或者“死得其所”和“万古长青”。拉康真是刻薄。

不仅如此，拉康还上升到更大的认识论层面对此进行了概括。他说，永恒、凝滞的人类一般知识结构实际上仍然是从绝对观念之流出发的一种策略性回撒。主体时常在自己话语的客观化中失去自己的意义，这也会是“主体在科学文明中的最深刻的异化”。这不知道已是拉康异化逻辑中第几回异化批判了。为此，他曾经以一个科学家在那种象征性的研究事业和日常生活中的“死亡”为例。

在科学构成的这个宏大的客观化过程中交流能够成为有效的。科学也使他忘记他的主观性。在他的日常工作中他有效地参与在这个共同工作中，并以一个兴盛的文化娱乐来充填他的空闲时间。从侦探小说到历史回忆录，从教育讲座到集体关系修正术，这个文化足以使他忘记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死亡，同时，在一种虚假的交流中误识他的生活的个别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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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拉康的看法，一个科学家在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中忘却自己的主观性，他自以为手中即是客观真理和本真世界。这是海德格尔的那个“遗忘存在”的一种变形。可他意识不到象征符号建构世界图景和他被询唤为一个不是自己的科学家的真实过程。回到家里，他用大量虚假的文化符号和伪主体际的交流填充自己的空余时间，以忘却自己的真正生活。在所谓文化交流中，他被询唤为主体，但他不知道他已经死亡。

拉康还有一个比喻，他说，对于现代人来讲，象征性的语言像“一堵墙”。这个墙是一种隐喻，它就像先前镜像阶段中的介体——镜子和他人的面容，镜子反射中错认自我，而现在语言是墙，它不是简单的镜像，而是作为大写的他者挡住了主体真实存在的发生和生长。著名电影《迷墙》中有不少片段反映了这一观念。②即使我们了解到文化符号的外在性，现代文化中的“正常”人常常议论的防备空话的措施也只是加厚了这堵墙。并且，“这墙的厚度可以通过上述的文化在它的范围内的甲、乙、丙区域里按居民人数生产的书刊的公斤数，唱片纹道的公里数和广播的小时数的统计数字来测定”。①言下之意，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象征性符号对我们存在的侵占已经不再是单薄的裹尸布，而是厚如城墙。所以拉康说，今天“语言即使不完成一切也是组织了人间关系的一切”。②

第五章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

①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3页。

②以上我们已经提到，Pink Floyd是欧洲著名摇滚乐队。《迷墙》(TheWall)是这一乐队1979年推出的一个极有名的专集。《迷墙》中有一首歌唱道：

正如你所见，迷墙筑得太高了

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无法重获自由

一群蛆虫正在吸食他的大脑

嘿，站在路上的你

总是被动的去做你该做的事，你可以帮帮我吗？

嘿，站在墙上的你

在大厅里砸碎玻璃瓶，你可以帮帮我吗？

嘿，你可别告诉我一点希望都没有

在一起我们就赢，分开我们就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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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拉康之见，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③在这个象征性秩序的王国中，人受到暴力式的统治，在自我惩罚、性格面具和种种变态伪装之下，虚假的主体被确立，而真实的欲望之人却死亡了。为此，拉康使用过一个隐喻，即他在50年代提出的父亲的名字(name of the father)。波微说，一开始，拉康只是对基督教圣曲和三位一体半开玩笑地进行一些暗示，可后来这个隐喻却迅速成为其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④在拉康这里，父亲的名字是立法性和惩罚性权威的象征，他“将父名视为这个象征功能的承载”。⑤虽然父亲的具体功能只能由一个人来代表，但自古以来，在象征的意义上，父亲的名字就是象征域中法的象征。而在拉康这里，父亲的名字象征着限制人类言说和欲望的法律，它的出现会在个体内心中呈现禁止乱伦、树立教化人格、压抑欲望的禁令。到了60年代，拉康又将这种父亲的名字升格为“圣父的名字”(Nameof the Father)或大写的父亲的名字，以它来标识一切同一性的形上力量。这已经不是外在的法律，而是一条自我奴役的内心锁链。父名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一种威严之后的自我惩戒。拉康以为，这是他对弗洛伊德超我的重写。这一点，也很深地链接于福科的“自我惩戒”社会。

拉康指出，这也是现代人主体存在的真实面孔。他曾经以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主人公的一段对话来加以描述：老卡拉马佐夫问他的儿子：“上帝死了，那么什么都允许了？”可是他儿子却回答：“上帝死了，什么也不允许了。”因为现代性的主体建构中一个重要支撑点是以抽象的法律—象征性语言全面构筑起来的自我惩罚之网。“人的法律就是语言的法律。”①法律即用语言建立起来的自我奴役，它的核心是责任和自我惩罚。“责任，也就是说惩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之一。这个特性盛行于每个社会。”②所以，拉康说，对人而言，“自我惩罚的意义覆盖了这全部的苦痛和这全部的姿态。”③这是一种自拘性的集体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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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4页。

②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7页。

③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1页。

④ 波微：《拉康》，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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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9页。

拉康认定，在这张四处是高墙的象征性社会之网中，个人主体早已在一种“集中营式的社会关系”中泥足深陷，拉康说，这就是人在本体存在上的“绝境”。拉康此处的论说又十分接近福科所谓的全景式监狱的观点。也是在这一点上，拉康提到当代存在主义思潮为了冲破这种社会之网而力图建立的个人主体观，即：

一种只有在监狱高墙内才得到肯定的自由，一种表达了纯粹良知无法超越任何形势的参与要求，一种两性关系的窥淫一虐淫的理想化，一个只有在自杀中得到实现的个性，一种只有在黑格尔式谋杀中才得到满足的对他人的意识。 ④

这幅画面并不陌生，它显然是萨特、加缪等人的个人主体的悲观式生存图景。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上一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狂潮将萨特扫到学界边缘时，萨特反倒十分清醒地批评了拉康的非历史性：“如果实践不存在了那么主体也就不存在了。拉康和紧随其后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它告诉我们，人并不思想，而是被思想，这就像某些语言学家，他不说话，而是被说。”①在萨特看来，拉康以及所有结构主义所主张的祛主体论正是技术官僚文明贬斥人类个体真实存在的意识形态。这倒确实深具反讽意味。

第五章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

①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

②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7页。

③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9页。

④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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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认为，今天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集中营式的社会关系”，活跃其中扮演某种角色的社会之我本身已经是被谋杀的“真我”的尸体。②倘若依这个逻辑来看，那我们周遭的社会无疑就是一个活跳尸的世界了。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不甘心的问题，即个人主体能不能拒绝这张可怕的象征化之网。答案会是：有可能。然而，答案的真相是“存在着一些主体，他们不说‘Yes!’，而说No!’所谓精神病人，他们恰恰拒绝参与象征秩序”。③也是在这个语境中，德鲁兹将今天资本主义中的革命之路指认为“精神分裂”倒是合情合理的了。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

①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②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5页。

③ 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江苏人民出·216·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第六章 能指链：我在我不思之处

话语的存在，是为了将你引入歧途。

——达利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革命性改造，主要是基于将语言结构主义资源引入精神分析而实现的，并且这种导入并非建构性的肯定，而是一种颠覆。作为精神分析学新革命的法宝，语言符号(能指)再一次毒杀着以概念为核心的语言体系构筑起来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体。如果说，象征性关系只是毒化了主体的外部建构，那拉康则是以处于思想意义域核心的能指关系证伪了理性主体本身。也由此，拉康一定要改写笛卡尔那个“我思故我在”，他的古怪宣言是“在我思之玩物之处我不在，我在我不思之处”①。必须承认，这又是一道极其难解的形上之题。

1. 能指：象征域中的君王

拉康并不讳言自己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历史关系。他坦承自己认同以索绪尔、雅各布森和列维一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潮，以及作为这种思潮前身的19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的种种学术资源。拉康十分得意地认为，弗洛伊德显然没有掌握这种重要的工具。②可是，我却发现握在拉康手中的语言理论，更多地似乎在接近“后结构主义”的观念，因为结构主义的语言结构概念已经直接成为拉康恶毒攻击的对象。拉康对语言的总体看法集中在一个原则性意见之中：“在语言中，符号的意义来自于语义的词汇分割，所处位置以及词素变位中的朴素关系。”①十分清楚，拉康已经肯定了索绪尔以来语言学的一个观点，即并不存在独立的直映实在的词语，任何一种词语的意义都来自符号之间的功能性关系。

第六章 能指链：我在我不思之处

①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9页。译文有改动。 Écrits:A Selecti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 1977. P. 166.

②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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