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从本质上说，德勒兹的哲学是关于生成的本体论。用以说明这种“生成学说”的具体例子是“块茎”（rhizome）概念，或“块茎思想”。“块茎”是德勒兹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其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善用比喻）的重要标识之一，也是他（和瓜塔里）所采用的重要论证方法之一。“块茎”是一种植物、但不是在土壤里生芽、像树一样向下扎根的根状植物、相反，“块茎”没有“基础”，不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地点，“块茎”在地表上蔓延，扎下临时的而非永久的根，并借此生成新的“块茎”，然后继续蔓延，如同马铃薯或黑刺梅树一样，一旦砍去了地上的秧苗，剩下的就只有“球状块茎”了。一个“球状块茎”就是个“点”，“点”的链接就是这种生长过程的结果，这个生长过程也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生成”(becoming)。“生成”是一个运动过程。生成不是由事物状态决定的，并不“根植于”确定的事物状态之中，它不提出“你将生成什么？”的问题，因此也不涉及模仿或再现，因为思想并不构成对经验世界的再现，而构成与经验世界的“块茎”生长过程。

就方法论而言，“块茎”与传统的解释、阐释和分析模式毫无关系：德勒兹（和瓜塔里）拒斥语言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模式的专制，因为它们都试图寻找表层之下隐蔽的深度，都试图在表象的背后挖掘出一个终极存在或此在（ultimate beingor presence），也正因如此，德勒兹（和瓜塔里）才开始了重读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浩翰工程。他（们）所感兴趣的恰恰是从未隐藏过的关系，不是文本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文本与其他客体、一个文本与其外部的关系。他（们）从不追问一本书是什么，能指和所指的意义是什么，所要理解的内容是什么。相反，他（们）追问一本书的功能是什么，与它所传达或不传达的强力是什么关系，它进入了怎样的繁殖，又引起了哪些自身的变形，最后，它又是怎样与“无器官身体”（bodywithout organs）达到聚合的。…本书为一个外部（outside）而存在：一本书就是一台文学机器（literarymachine）；批评家（读者）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台文学机器与战争机器（warma-chine）、爱情机器（love machine）、革命机器（revolutionary ma-chine）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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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说，写作不是指意活动，而是对现状甚至对未来进行勘察和图绘。文本的意义，它讲述的内容，它的内在结构，以及用以阐释它的方法，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它与外部的关系（包括读者、作者、文学和非文学的语境）。“块茎”结构不同于树状（arborescent structure）和根状结构(rhizomicstructure)：树状结构用来比喻线性的、循序渐进的、有序的系统：根状结构假定一种隐藏的或潜在的统一性，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无中心的、非统一的。然而，“块茎”结构既是地下的，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显露于地表的多元网络，由根茎和枝条所构成；它没有中轴，没有统一的源点（points of ori-gin)，没有固定的生长取向，而只有个多产的、无序的、多样化的生长系统

总起来说，“块茎”基于关系，把各种各样的碎片聚拢起来：“块茎”基于异质性，把各种各样的领域、平面、维度、功能、效果、目标和目的归总起来；“块茎”基于繁殖，但不是个性的繁殖，不是“一”的繁殖，也不是同一性的重复，而是真正的多产过程；“块茎”基于断裂，“块茎”结构中的每一个关系都可随时切断或割裂，从而创造新的“块茎”或新的关系；最后，“块茎”基于图绘，不是追踪复制，不是制造模式或建构范式，而是制造地图或实验。这种“块茎思想”与阐释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是格格不人的，因为它不探讨潜在的或隐蔽的深度，而注重实用的方面：何以让文本、概念、主体发挥作用，创造新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块茎思想”就是一种实用哲学（pr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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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为一种实用哲学，“块茎思想”实际上导致了力的重新组合（re-assemblage），不同因素在这种组合中协同作用，促成了一种新的统一。在“人一马—蹬”的组合中，人不再是孤立的人，而与马构成了一种新的人马共生的关系，一种新的战争组合。在这种关系中，人和马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即“生成异类”的变化。这种生成是不可感知的，察觉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实际看到的世界包含着虚拟的成分，如人眼看到的色彩实际上是光的流动，而色盲看到的实际光波却又是单色的，因此，感知的实际形式衍生于远较复杂的纯粹差异的流动。在德勒兹看来，生命就是从这种纯粹差异的流动开始的。这种纯粹的差异是生成的冲动，是要区别于他者的倾向。人类生存的世界，人类所能感知得到的存在，就是这种生成流动的“收缩”(contraction)，而每一次收缩都有其自身的“绵延”（duration)。

然而，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感知不到生成；我们所感知的只是一个超验世界（transcendent world)，或一个由外部事物构成的世界；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感知感性本身所遗漏的东西，感知从时间流动的差异中产生的事件，感知艺术所呈现的特性，即“生成不可感知的东西”（becoming-imperceptible）。这种“生成”（和“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是德勒兹（和瓜塔里）著作中争议最大的一个概念。它的场所是无器官身体。无器官身体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空虚的无器官身体，如瘾君子，受虐狂，疑病症患者；另一种是充实的无器官身体，这是强力得以流通的地方，是权力、能量、生产得以发生的地方。无器官身体有别于身体组织，后者是单一的、统一的、有机的、心理的整体，据此，主体被分成克分子的（mo-lar）和分子的（molecular），少数的（minoritarian）和多数的(majoritarian)。无器官身体，即便空虚的无器官身体，也从不拒绝生成。生成总是分子的，穿越和重新排列克分子“整体”(如阶级、种族、性别的划分)，开拓一条道路，让能量从这些“整体”内部泄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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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道路”（paths）或称“逃亡路线”（lines of flight)共有三条：第一条是严格切分的路线，称作“分层”（stratifi-cation）或克分子路线（mmolarline），它通过二元对立的符码对社会关系加以划分、编序、分等和调整，造成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对立，把现实分成了主体与客体。第二条是流动性较强的分子路线（molecularline)，它越过克分子的严格限制而构成关系网络，图绘生成、变化、运动和重组的过程。第三条与分子路线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但较之更具有游牧性质，它越过特定的界限而到达事先未知的目的地，构成逃亡路线，突变，甚至量的飞跃

这些“道路”指的是从同一性的“逃亡”，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亚哈船长生成鲸，威拉德生成鼠，汉斯生成马，狼人生成狼；这些都不是基于人类对动物的模仿，不是基于人类与动物的相象，更不是对动物行为的效仿，或用动物能力再现主体的想象或精神意念。生成，尤其是生成动物，涉及起中介作用的第三个条件，它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动物，而是与主体相关的其他事物；它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多多少少要与所论的动物有某种关系（如动物的食物)，或与其他动物的外在关系，或主体用来控制动物的工具，或与所论动物的某种说不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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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生成动物不仅仅是精神分析学的问题，而是关于感知和生成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弗洛伊德可以从俄狄浦斯的视角把人类生命归结为对死亡的欲望，或向童年时代其或原始场面的回归。弗洛伊德之后的欲望心理学也都把欲望解释为对所缺乏的、所丢失的或生命不可企及的东西的欲求和占有。德勒兹（和瓜塔里）并不把欲望与生命对立起来。生命就是欲望：欲望是生命通过创造和改造的扩展。因此，生成动物不是存在或拥有，不是要达到动物的某种状态(力量或天真)，也不是要变成动物。生成动物是对动物运动、动物感知、动物生成的一种感觉；亚哈追捕白鲸并非出于某种特殊的商业赢利目的，也不是要证明他能战胜白鲸的英雄气魄和胆量，而恰恰是因为他为白鲸的反常性格所吸引它的不可琢磨和人类无法理解的性格，这样，白鲸就成了“漂浮的能指’(folating signifier)，代表着阻碍终极意义或终极理解的任何东西。在文学中，我们不必非得把动物看作是象征，非得解释它们的象征意义，如白鲸象征着大自然的力量，（卡夫卡的）甲虫象征着人类的扭曲和变形等等，而可以根据动物生成的概念从动物身上找到新的认识方式。

生成动物对文学和文学批评至关重要，但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这是所有生成的根本和关键。所有生成都从生成女人开始，都必须经过生成女人才能实现。德勒兹（和瓜塔里）强调说，不仅男人要生成女人，女人也要生成女人。这大概是说，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生成女人都是颠覆同一性的过程。一般说来，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克分子实体（molar entity）是具有形体和器官、发挥某些功能、担当主体角色的女人。但生成女人不是要模仿这个实体（正如生成动物不是模仿动物一样），不是把自身改造成这个实体，尤其不是模仿或呈现女性形体，而是要通过放射粒子（particles）进入运动与静止之间的关系，进入微观女性（micro-femininity）的临近地带，从而在自身生产一种分子女人（molecular-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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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瓜塔里）解释说，生成女人不是鼓吹某种形式的“双重性征”(double sexuality)。“双重性征”不过是把两性对立起来，加以内化的结果。生成女人是要解除对克分子实体的束缚，对其各个部分加以重新投资，以便充当利用无器官身体的其他粒子、流动、速度和强力。在文学中，这体现为“像女人样写作，”其至最具菲勒斯精神的作家，如劳伦斯和米勒，在写作中也不能不有生成女人的倾向，不能不依赖生成女人的过程。德勒兹（和瓜塔里）进而把所有生成说成是“少数的”和分子的，而不是多数的和克分子的。“少数”不是量的概念，而指分子过程，而“多数”则指依据权力关系进行的群体划分，即占统治地位的群体。之所以不存在生成男人（be-coming-man)，正因为男人是占统治地位的克分子实体。因此，生成女人涉及超越固定主体和稳定结构之外的一系列运动和过程，是逃离以女人为代价赋予男性以特权的二元系统的最佳路线。但这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未必是福音，因为生成女人意味着超越同一性和主体性，打破和开放逃亡路线，从而把同一性统辖在“”之下的上千个微小性别（tinysexes）“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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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勒兹（和瓜塔里）还区别了“偏执式的指意符号”和“情感的、主观的、独裁的后指意符号”，除运动的力度和方向不同外，这两种符号都是虚幻的，都是疯癫的表现。

五

第三条较具游牧性质的“逃路线”是从封闭的、等级的思想独裁的逃离，从独裁的符号系统强行的意义等级制的逃离，因此也是从作为“条纹”（striated space）或“网格”（gridspace）空间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的逃离，继而把思想带入一个“平滑”空间（smooth space)，一个不是由意义的等级制而由多元性决定的王国。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思想就是从事这种“逃亡”的。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思想独裁主要是由特殊的符号系统造成的。每一个符号系统都是由异质因素构成的一个“个体性”（haecceitv)，而一个“个体性”就其个体聚合而言又是一个整体，包括气候，风，季节，时间，以及栖居于这些元素中的物、人和动物、人作为主体就是由这些个体性构成的，因此也是由作为意义和指意系统的符号系统所构成的。这样的符号系统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前指意符号”（pre-signifyingsigns）系统，它是多元的，多声部的，能防止普遍的暴政；第二个是“对抗指意符号”（counter-signifying signs）系统，它在性质上是游牧的；第三个是“后指意符号”（post-signifyingsigns）系统，它是主体得以构成的主体化过程。这三个系统可以混合起来，但由于它们与特定的组合相关，所以往往只有一个系统占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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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式的指意符号”始于概念，由“围绕思想而组织起来的”力发展而来，因此是力的内化，并以此为基础来阐释世界。“独裁的后指意符号”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是以情感而非概念为表现的，而且与犹太教的历史遗产密切相关；犹太人逃离古埃及的奴役，进入荒漠，也就是向游牧生活方式的一次逃遁。但不幸的是，这种游牧因素后来被情感主观符号系统的独裁主义吞噬了。

真正的游牧符号系统（nomadic sign system）是对抗指意符号系统，这些指意符号包括希伯来文化的独裁主义，以及像国家机器（state machine）这样的统治机器。游牧就是生成。游牧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严格的符号限制。犹太人为了摆脱古埃及的限制而走上了游牧逃亡路线。德勒兹说，游牧生活犹如幕间曲（intermezzo），它肯定“中间”，高扬“生成”，否定一切关干起源的思想，并向一切抑制系统开动“战争机器”。游牧思想是一种反思想（anti-thought）。反对理性，推崇多元。它立志推翻“我思”（cogito），旨在建立一种外部思维（outsidethinking)。它攻击总体性，欲变思想为“战争机器”。它抵制普遍的思维主体，结盟于特殊的个别种族。它不寄寓于有序的内在性（interioritv），在外在元素中自由运动。它不依赖于骄横的同性，驾驭着差异的烈马在旷野上任意驰骋。它不尊崇人为划分的主体、概念和存在这三个再现范畴，而用无限界的传导活动（conductivity）取代机械的类比。

游牧思想的空间不同于国家的空间，二者的关系就如同空气之于地球。国家空间（state space）是“条纹状的”，“网格式的，”其中的运动要受水平面引力的限制，因此只能在固定的“点”之间运行。游牧空间（nomadicspace）是平滑的，开放的，其中的运动可以从任何一点跳到另一点，其分配模式是在开放空间里排列自身的“诺摩斯”（Nomos)，而不是在封闭空间里构筑战壕的“逻各斯”（Logos)。由此而引申开来的游牧艺术（nomadic arts；游牧科学[nomadic science]）也不同于皇家艺术（royal arts；皇家科学[royal science])；游牧艺术利用物质（material）和力（force），而不是质料（matter）和形式(fom)。皇家艺术借助不变的形式确立常量，规训和控制沉默而野性的质料；相反，游牧艺术试图把变量置于永久变化的状态之中。皇家艺术采取的是质料一形式模式，把形式强加于位于次要地位的质料之上；游牧艺术从不事先准备质料，以使其随时接受某种强制性的形式，而是用众多相关的特性构成内容的形式，构成表达的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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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平滑空间，思想的游牧式巡问，说到底也就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尼采的“快乐的科学”，阿尔托的“戴皇冠的无政府”，布朗肖的“文学空间”，以及福柯的“外部思想”。这至少说明了游牧思想可以呈现多种形式，就德勒兹和瓜塔里自已的看法，最平滑的平滑空间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是数学和音乐。这等于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只要能打破成规，突破旧俗，挖掘出自己所用媒介的潜力，跨越挡在面前的一座座高原的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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