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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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夫卡评论家在这方面的阐释是最糟糕的。他们通过隐喻解决一切：Mathe Robert提醒我们，犹太人像狗一样，或举另一个例子：“通过把艺术家描写成一个要饿死的人，卡夫卡把他变成了一个饥饿艺术家；或，由于把他描写成寄生虫，卡夫卡把他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虫子。”(Oeures completes，Cercle du livre pre-cieux，5：311)。在我们看来，这是文学机器的最简单概念——罗布-格里耶坚持要破解卡夫卡作品中全部隐喻。

②见卡夫卡《书信集》，1902年2月4日给Pollak的信，第1-2页。

布拉格的德语——枯萎的词汇和不正确的句法——是如何促进这种使用的呢？一般说来，“一种语言的内在张力”，不管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作强度或张量。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家威达尔·塞菲哈用强度指“允许走向概念极限或超越概念的任何语言工具，”标志着语言向其极端的运动，向之外或之前的一种可逆性的运动。①塞菲哈充分表明了这种因素的多样性，它们可以是呈现各种意义的各种母词、动词或介词，以及表示痛苦的术语。②也同样可以引述词语内在的声音，其不和谐的功能。一种少数文学的语言似乎特别发展了这些张量或强度。在分析受捷克语影响的布拉格德语的秀丽文字中，瓦根巴赫认为这种形式的德语的特点包括介词的误用，代词的滥用，可塑性动词的使用（如Giben，用指“放置，坐下，安置，拿走”的序列，因此也成了强调成分)，副词的繁殖和连续，充满痛苦的内涵的使用，口音作为词语内在张力的重要性，以及辅音和元音作为内在不和谐因素的分布。瓦根巴赫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种语言的贫乏，都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出现，但又都创造性地用于一种新的冷静，新的表现力，新的灵活性和新的强度。①“我写的每一个词几乎都与下一个词相左，我听到辅音沉重地相互摩擦，元音则像吟唱表演中的黑人一样伴唱。”②语言为了到达极端或极限而不再是代理性的了。痛苦的内涵伴随着这种形变，如戈里高尔痛苦的啭鸣或弗朗茨“独特和不可改变的”呼喊一样。想一想戈达尔影片中把法语用作口语语言的情形。那里也有原型副词和连词的累积，这种累积构成了所有短语的基础—一种奇怪的贫穷，把法语变成了法语内部的一种少数语言；直接把词与形象相关联的一个创造过程；在与“够了，够了，他已足够了”这个极限强度相关联的序列结尾出现的技巧，和恰与一个全景镜头相偶合的一种普遍的强化，这时摄像机原地不动地旋转拍摄，使形象震颤。

① 见 H. Vidal Sephiha,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intensif," in Languages 18 (June1970)：104-20。我们从J.-F. 利奥塔那里借用“张量”这个术语，用指强度与力比度之间的关系。

②Seohiha，“Introduction，”107（“我们可以想象，表示痛苦、邪恶、恐惧、暴力等消极意义的任何句子都可以抛掉这个意义，以便保留其极限价值—即是说，其强度价值”：比如，德语中的sehr，是源自中高地区的德语词，Ser意思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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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象的比较研究也许比不上对语言的功能进行研究那么有趣，后者可以在同一组内进行跨语言的研究一—双语甚或多语研究。由于惟个别语言的功能研究就能说明社会因素、力的关系和不同的权力中心，所以它能逃脱“信息”神话，以便把语言的等级制和命令式作为命令的传递、权力的实施或对这种实施的抵制加以评价。运用弗格森和冈珀兹的研究结果，亨利·戈达尔提出了一种四语模式：源于乡村或在乡村社区使用的本土语、母语或地域语言；工具的、城市的、政府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语言，用于生意经营、商业往来和官方传播的语言，第一种解域化的语言；指涉性语言，意义和文化的语言，导致文化再分域的语言；和神话语言，在文化的地平线上捕捉精神或宗教再分域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时空范畴具有明显的差别：本土语就在这里；工具语无处不在；指涉语就在那里；神话语则在彼岸。但最重要的是，这些语言的分布随组合的不同而不同，而在一个组合内又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在欧洲，拉丁语在成为指涉语和神话语之前是工具语；英语在当今世界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工具语)。①用一种语言言说的东西不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言说，而可说和不可说的总体必然随每一种语言的不同而不同，随这些语言之间关联的不同而不同。②此外，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边缘都是模糊的，界限都是变化着的，对这种或那种材料具有的功能都是不同的。一种语言可以对一种材料履行特定的功能，而对另一种材料则又履行另一种特定的功能。语言的每一种功能依次分化，携带着众多的权力中心。是各种语言的混合，根本不是各种语言的体系。当用法语做弥撒时，我们理解宗教融合的倡导者们何以愤怒地呼喊，因为拉丁语已被剥夺了神话功能。但古典主义者更落后于时代，他们呼喊是因为拉丁语的文化指涉功能也被剥夺了。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这种语言行使的宗教或教育权力形式表示遗憾，因为现在它们已被其他形式取代了。在各个组合之间甚至存在一些更严肃的例子。地方主义的复兴，及其方言或土语或一种本土语的再分域一如何为一种世界规模的或跨国的技术政治服务呢？那种复兴如何为革命运动做出贡献呢？这些革命运动也充斥着它们试图赋予一种当代意义的古典词语。从瑟凡-施莱伯尔到布勒敦吟游诗人到加拿大歌手。而那还不是真正的界限划分，因为加拿大歌手也可以导致最反动的、最具俄狄普斯性质的再分域，啊，妈妈，啊，我的祖国，我的小屋，olé，olé。我们可以称此为一种模糊，一种混合的历史，一种政治局势，但语言学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也不想了解这一点，因为，作为语言学家，他们是“非政治的”纯粹的科学家。甚至乔姆斯基也只能通过勇敢地反对越战来弥补他的科学非政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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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瓦根巴赫《弗朗茨·卡夫卡》，第78-88页，尤其是78，81，88页。

卡夫卡《日记》，1910年12月15日，第33页。

① Henri Gobard, “De la vehicularité de la langue anglaise,"Langues modernes ( January 1972) and (L'Alienation linguistique: analyse tetraglossique, [Paris: Flammnarion, 1976]).

② 米歇尔·福柯坚持把特定时刻语言中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区别开来(即使能够做到的话)。Georges Devereux（H. Gobard 引用说)分析了年轻的奠哈维印第安人，他们用土语极轻松地谈论性，但却不能用工具语言即英语轻松地谈论性；这不仅因为英语教师起到了压抑作用，而且有语言的问题（见Essaisd'ethnopsychiatri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1970], 125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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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哈布斯堡帝国的情形。帝国的垮台和堕落增加了危机，到处推行解域化运动，引来了各种复杂的再解域——古代的、神话的或象征主义的。我们可以随意从卡夫卡的同代人中举出下面的例子：爱因斯坦和他对宇宙表征的解域(爱因斯坦在布拉格教书，物理学家菲力普·弗兰克召开会议，卡夫卡出席会议)；奥地利的十二音位主义者们及其对音乐再现的解域（Wozzeck中玛丽的死，或鲁鲁的死，或回声si，在我们看来都遵循一条音乐路线，类似于卡夫卡当时所做的事)；表现主义的电影及其对形象进行解域和再分域的双重运动（具有捷克背景的罗伯特·威恩；生于维也纳的弗里兹·朗格；保罗·韦格纳和他对布拉格主题的运用)。当然，我们应该提到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①布拉格犹太人的特殊境遇与“四种语言”有什么关系？这些来自乡村环境的犹太人的本土语言是捷克语，但捷克语却逐渐被忘记和压抑；至于意第绪语，它往往受到蔑视或怀疑一卡夫卡告诉我们，它让我们害怕。德语是城镇的本土语，国家的官方语言，进行交换的商业语言（但英语已经是这种交换所不可或缺的语言了）。德语——但此次是歌德的德语—具有文化和指涉功能（如较小程度上的法语)。作为一种神话语言，希伯来语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有关，仍然具有一场好梦的性质。对其中任何一种语言，我们需要评价地域、解域和再分域的程度。卡夫卡自己的处境：他是布拉格讲捷克语的几位犹太作家之一（而这种语言将对他与Milena的关系至关重要)。德语恰恰起到了本土语和文化语的双重作用，并总是把歌德抬出来作为样板（卡夫卡也懂法语、意大利语或许一点英语)。他到后来才学习希伯来语。复杂的是卡夫卡与意第绪语的关系。他与其说把意第绪语看作犹太人的一个语言地域，毋宁说将其视作重振德语语言的解域游牧运动。意第绪语中令他着迷的东西不是宗教社区的语言，而是公共剧院的语言（他将成为伊萨克·罗威巡回剧院的老板和经理)。①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卡夫卡用意第绪语向抱有很大敌意的犹太资产阶级听众讲话，其效果相当惊人：意第绪语是一种令人敬畏而非令人蔑视的语言，“胆怯与一种根本的讨厌相混合”。那是一种缺乏语法的语言，充满了词的外壳，这些外壳迅速消逝、运动、移动，变为“把力的关系内化”的游牧民。这是移植到中高地区的德语的一种语言，因此从内部改造德语，这样，如果要将其译成德语，就必须破坏它。人们只能通过心灵“感觉”来理解意第绪语。简言之，这种语言的少数用法将使你陶醉：“然后，你将感到意第绪语的真正统一，如此强烈致使你感到恐惧，然而那不再是对意第绪语而是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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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布拉格学派及其语言学，见 Change，No. 3(1969) and 10(1972)。(的确，布拉格学派成立于1925年。但在1920年，雅各布森来到布拉格，当时，那里已经发动了Mathesius 领导的、与 Anton Marty 相关的捷克语运动，后者曾在德语大学中教过书。从1902 年到1905 年，卡夫卡曾听过 Marty 的课，Marty 是 Brentano的学生，曾参加过 Brentano召开的会议。

① 关于卡夫卡与Lowy和意第绪剧院的关系，见布罗德《弗朗茨·卡夫卡》，第110-16页，和瓦根巴赫《弗朗茨·卡夫卡》，第163-67页。在这个哑剧团中，一定有许多低下的头和挺直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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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恐惧。尽可能欣赏这种自信吧！”①

卡夫卡并未通过捷克语进行再分域。他没有跨文化地使用德语的梦呓、象征和神话意义（甚至希伯来化的意义），如布拉格学派所示；也没有使用口语的、通俗的意第绪语。相反，利用意第绪语为他开辟的道路，他将其改造成独一无二的孤独的写作形式。由于布拉格德语受到若干程度的解域，所以他总是要走得更远，达到更大的强度，但却朝着新的冷静，新的和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异，一种无情的修正，一颗挺直的头。分裂的礼貌，水造成的陶醉。②他将让德国语言选择一条逃亡路线。他将节制自身；他将撕掉布拉格德语自身试图隐藏的全部未开发的性质；他将让它发出一声极端冷静和有力的呼喊。他将从中拖出狗的嚎叫、猴子的咳嗽和甲虫繁忙的脚步声。他将把句法变成呼喊，让那呼喊包容这种干枯的德语的严格句法。他将把它推向文化和神话都无法拯救的解域，那将是绝对的解域，即便缓慢、僵化、凝结。缓慢而循序渐进地把语言带到沙漠。为了呼喊而使用句法，给予呼喊一种句法。

除了少数之外不存在任何多数的或革命的东西。恨所有大师的语言。卡夫卡对仆人和雇员的着迷（普鲁斯特也对仆人和仆人的语言持同样态度)。更使他感兴趣的是创造自己语言的可能性一假定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一种多数语言，或曾经是——一种少数的应用。他似乎是自己语言内部的陌生人；这就是卡夫卡的伟大泳者的处境。①即便是独一无二的，一种语言也仍然是一种混合，一种分裂的混合，一个丑角的服装，其中，非常不同的语言功能和不同的权力中心统统表现出来，把可说的与不可说的混淆起来。一个功能将被另一种功能淘汰，不同程度的地域和相对解域都将表现出来。即便是多数的，一种语言也只能有一种强化应用，使其沿着创造性的逃亡路线逃跑，不管多么缓慢，不管多么小心，这些逃亡路线现在都能形成一种绝对的解域。所有这些发明，不仅在词汇上，因为词汇无关紧要，还有清醒的句法发明，都只不过是为了像狗那样书写（但狗不能书写—的确如此，的确如此）。这就是阿尔托用法语所做到的—呼喊，喘气。塞利纳遵循另一条路线用法语所做到的，即最高音度的呼喊。塞利纳的句法革命从《长夜漫漫的旅程》开始，到《缓期死亡》，然后又从《缓期死亡》到《木偶剧团》。（然后，塞利纳除了自己的不幸之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换言之，他不再有写作的欲望了，只有赚钱的需要。而结果总是一样，语言的逃亡路线：沉默，被干扰，无尽头，或更糟。但到那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疯狂创造呀！一种什么样的写作机器呀！塞利纳的《长夜漫漫的旅程》受到如此的欢迎，以至于他在《缓期死亡》中走得更远。然后，在天才之作《木偶剧团》中，语言只不过变成了强度。他用一种“少数音乐”说话。卡夫卡也是一种少数音乐，一种不同的音乐，但总是由解域的声音构成，一种本末倒置的语言。）这些是真正的少数作家。是语言、音乐和写作的一次逃亡。我们称作波谱——波谱音乐、波谱哲学、波谱写作—的东西都是词组。利用自己语言的多义性，加以少数的或强化的应用，把这种语言的被压迫性质与其压迫性质对立起来，发现非文化或未开发的弱点，一种语言借以逃亡的语言的第三世界地带，进人物的一个动物，开始运作的一种组合。有多少风格或文类或文学运动，即便是非常小的，也只有一个梦想：在语言中承担多数功能，将自身作为一种国家语言，一种官方语言（如今天的精神分析，它将成为能指、隐喻、词语游戏的母体)。创造相对的梦想：知道如何创造一个变化中的少数。（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的、指涉性文类的哲学还有希望吗？让我们利用这一时刻吧！此刻，反哲学正试图成为一种权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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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 Introductory Talk on the Yiddish Language," trans. Ernest Kaiser and Eithne Wilkins in Franz Kafka, Dearest Father (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54), 381 – 86.

②一个杂志编辑宣称卡夫卡的散文具有“一个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干净气息”（见瓦根巴赫《弗朗茨·卡夫卡》，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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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伟大的泳者”无疑是卡夫卡笔下最具贝克特特色的一个文本：“我必须承认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尽管付出了一切努力，还是听不懂你讲的那种语言的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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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茎 ①

我们两人合作写了《反俄狄普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几个，所以就已经有了一大群。在此，我们使用了可供使用的一切，包括离我们最近的和离我们最远的。我们巧妙地用了假名，为的是不让人认出来。为什么隐藏自己的名字呢？出于习惯，纯粹出于习惯。让别人无法认出我们来。使人难以察觉，不是让我们自己使人难以察觉，而是让使我们行动、感觉和思想的东西难以察觉。也因为像别人那样谈话是好事，也说太阳升起来了，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说话方式罢了。所要到达的不是人们不再说我的地方，而是人们是否说我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的地方。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懂得他自己。我们一直被帮助、被激励、被繁殖。

一本书既没有客体，也没有主体；它由以不同方式形成的物质所构成，并在不同的日期、以不同的速度构成。给这本书赋予主体的属性就等于忽视了这些物质的作用，及其关系的外在性。解释地质运动就等于建构一个有益的上帝。在一本书

块茎

① Selected fror Gilles Deleuze and Fele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y Brian Massumi (London an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3 – 25. Notes from pp. 52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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