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中，如在所有事物中一样，有许多表达或分隔的路线，有地层和区域；但也有逃亡路线，解域和抵制分层的运动。这些路线上可比较的流速产生相对缓慢和黏性的现象，或相反，产生速度和断裂。所有这些路线和可测量的速度，构成了一个组合。一本书就是这样一个组合，而作为这种组合它没有归属。它是一种多元性（multiplicity）—但我们还不知道当多（the multi-ple）不再有所归属的时候这种多元性会导致什么后果，即是说，它已经被提升到独立存在的地位。机器组合一方面面对地层，这无疑使它成为一个有机体，或意指的总体性，或可归属于一个主体的确定性；它还有另一面，面对一个无器官的身体，这个身体不停地拆解那个有机体，让非意指性粒子或纯密度在那里经过或循环，赋予自身以众多的主体，而给这些主体留下的仅仅是作为密度踪迹的一个名称。一本书的无器官的身体是什么呢？根据所论路线的性质，有几种身体，它们的特殊等级和密度，它们在一个“黏性平面”上的可能聚敛保证了它们的选择。在此，如在别处一样，测量单位是最重要的：把写作量化。一本书谈论什么与一本书如何制作，二者间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一本书也没有客体。作为一个组合，一本书只有它自身，与其他组合相联系，与其他无器官的身体相关。我们将永远不问一本书有什么意义，是所指还是能指；我们将不会在书中寻找要理解的东西。我们将询问它的功能是什么，与它输送或不输送密度的哪些其他物体有关，使得它拥有的其他多元性被插入和变形，它又是与哪些无器官的身体相聚敛的。一本书只能通过外部、位于外部才能存在。一本书本身是一台小机器；这台文学机器与战争机器、爱情机器、革命机器等以及横扫所有这些机器的抽象机器——是什么（也是可测量的）关系？我们由于过多地引用文学家而受到批评。但当写作时，惟一的问题是文学机器应该与哪一台机器相连接？为了工作而必须连接。克莱斯特和一台疯狂的战争机器。卡夫卡和一台最不寻常的官僚机器。……（通过文学，人若变成了动物或植物那该怎么办？这当然不是文学上的意思。难道人不是首先通过声音而变成动物的吗？）文学是一个组合。它与意识形态没有丝毫关系。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从来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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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是多元性，路线，地层和分隔，逃亡路线和密度，机器组合和机器的不同种类，无器官的身体和它们的建构和选择，黏性平面，而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测量单位。地层测量仪，涂抹仪，密度单位回波振荡器，聚敛单位回波振荡器：所有这些不仅构成了写作的量化，而且把写作定义为总是对其他事物的测量。写作与意指无关。它与测量、绘图、甚至与尚未出现的领域相关。

第一种书是根—书（root -book)。树已经成了世界的形象，或者说，根成了世界之树的形象。这是古典之书，高尚的、指意的、主观的有机内在性（书的地层）。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一样：以它特有的程序完成自然所不能或不再能完成的事。书的法则是反映的法则，变成了二的一。当书的法则主宰世界与书、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分化时，它何以寓于自然之中？一变成了二：无论何时，当我们遇到这个公式时，甚至当毛将其当作策略而言说时，或以最“辩证”的方式加以理解时，我们面前展现的就是最古典的、最古老的、反映最透彻的、最令人讨厌的那种思想。自然并不以那种方式运作：在自然中，根是主根，有一个更多繁殖的、边缘的和循环的分支系统，而不是一分为二的系统。思想落后于自然。甚至作为自然现实的书也是一个主根，有中枢脊椎和周围的叶子。但作为精神现实的书，作为形象的树或根，无尽地发展变成二的一的法则，然后就是变成四的二的法则…二元逻辑是根一树的精神现实。甚至像语言学这样“先进的”学科也保留着根一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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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基本形象，并因此与古典反映联姻（比如，乔姆斯基和他的语法之树，以S为起点，按二分法进行）。这就等于说，这个思想系统从未达到对繁殖的理解：为了按精神方法推算出二，它必须假定一个牢固的主要整体。在客体的方面，无疑可以按自然的方法直接从一走向三、四或五，但只能是在有一个牢固的主要整体的前提下，这个整体就是支持次根的主根。这并未使我们走出多远。二分法的二元逻辑只不过由连续的环之间的双单义关系所取代。作为枢纽的主根并不比二分的主根提供对繁殖的更好理解。一个在客体中运作，另一个在主体中运作。二元逻辑和双单义关系仍然是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对施莱伯尔病历的阐释中的幻觉之根）、语言学、结构主义、甚至信息科学的主导。

胚根系统，或束状根，是书的第二个比喻，我们的现代性愿意为它效忠。这一次主根败育，或顶尖受到破坏；次根的一种直接的、不明确的繁殖移植到它上面来，经历了一次繁荣的发展。这一次，自然现实使主根败育，但根的整体仍在，作为可能的过去或尚未到来的未来。我们必须追问反映性的精神现实能否通过要求一个更加综合的秘密整体，或一个更宽泛的总体，来弥补这种事物状态。且举威廉·巴罗斯的切割方法为例：把一个文本叠在另一个文本之上，构成了繁殖的、甚至是偶生的根（如切下的枝条），这是对所论文本的根的一个补充。在这个折叠的补充维度里，整体继续从事精神的劳作。大多数绝对的断简残篇之所以能代表总体或全部著作，其原因就在于此。促进系列多产或增进繁殖的大多数现代方法在某一特定方向是极为有效的，如线性的方向，而一个总体化的整体却断言坚定地朝向另一个循环或周期的维度。每当一种繁殖被置于一种结构之中时，它的发展便被抵消，它的所有法则被综合起来而加以简约。整体的败育者的确是天使的创造者，doctores an-gelici，因为他们证实了一个的的确确是天使般的、至高无上的整体。乔伊斯的话，准确地说是具有“无数的根”，打碎了词语、甚至语言的线性整体，只不过设定了句子、文本或知识的周期性整体。尼采的格言打碎了知识的线性整体，只不过唤起了永久回归的循环整体，作为思想中的未知呈现出来。这等于说，束状根系统并没有真的打破二元论，只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在自然现实与精神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互补性：整体始终在客体中受挫败和挫折，而一种新型整体却在主体中大获全胜。世界失去了中枢；主体甚至不再使用二分法了，但却登上了更高的整体，总是对客体起补充作用的多价的或多元决定的整体。世界变成了一片混沌，但是书仍然是世界的形象：胚根的混沌宇宙而不是根的宇宙。一种奇怪的神秘化：一本书的全部总体就是它的破碎存在。无论如何，不管这想法多么乏味，书都是世界的形象。事实上，说“多元万岁”还不足够，还很难提高那声呼喊。任何印刷的、词汇的甚或句法的智巧都不足以使人听到它的声音。多必须被制造出来，不总是靠附加一个更高的维度，而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凭借清醒的头脑，运用已经到手的一些维度—总是n-1（一属于多的惟一方式：总是被减去）。建构从多中减一的减法；在n-1的维度上写作。这个系统可以称作一个块茎。作为地下支干的一个块茎绝对不同于根和胚根。球茎和根茎是块茎。有根或有胚根的植物在其他方面也许完全是块茎形态的：问题是，特定的植物生命是否完全是块茎性质的。甚至一些成群的动物也是如此。鼠是块茎。而就藏身、食物供应、运动、躲避和逃亡等功能来说，狐兔亦然。块茎本身呈现多种形式，从表面上向各个方向的分支延伸，到结核成球茎和块茎。如同老鼠成堆的情形。块茎中有最好的和最糟的：马铃薯和偃麦草，或野草。动物和植物，偃麦草是马唐。我们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如果我们不罗列出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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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特性，我们就不能说服任何人。

1和2. 连接和异质混合的原则：块茎的任何一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任何其他一点连接。这与树或根不同，树或根策划一个点，固定一个秩序。乔姆斯基模式的语言之树仍然从S点开始，然后按二分法进行。相反，一个块茎中并不是每一个特性都必然与一种语言特征相关：每一种性质的符号链都相关于非常多样的符码模式（生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这些符码不仅激活了不同的符号体系，而且激活了不同地位的事物状态。集体的表述组合在机器组合中直接发生作用；在符号体系及其客体之间进行一次根本性突破不是不可能的。甚至当语言学声称只研究清晰的客体，而不提出任何关于语言的前提时，它仍然没有超出话语的范围，暗示着特殊的组合模式和特殊的社会权力类型。乔姆斯基的语法性，控制每一个句子的范畴符号S，从根本上与其说是一个句法标记，毋宁说是一个权力标记：你必须建构语法准确的句子，你将把每一个陈述分成一个名词短语和一个动词短语（第一个二分法……）。

我们对这些语言模式的批评并不是说它们太抽象，恰恰相反，它们还抽象得不够，它们还不能发挥抽象机器的功能，即把一种语言与陈述的语义和语用内容联系起来，与集体的表述组合联系起来，与社会领域的整个微观政治联系起来。一个块茎不停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以及与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相关的状况之间确立联系。一个符号链就仿佛一个块茎，聚结着各种各样的行为，不仅有语言行为，而且有感知、模仿、姿态和认知行为：它本身没有语言，也没有什么语言的普遍性，有的只是一大堆方言、土语、俚语和专门用语。没有理想的说话者一听者，正如没有同质的语言群体一样。用韦因莱西的话说，语言是“一种本质上异质的现实。”①在一个政治多元体内部，没有什么母语，只有主导语言的权力接管。语言在教区、主教区、首都的周围稳定下来。它形成球茎。它通过地下的支干和水流，沿着河谷或铁路发展起来；它像一块油一样扩散开来。②把一种语言分裂成内在的结构因素始终是可能的，这从根本上与寻根没有什么不同。一棵树总有它自己的谱系。这不是用来描写人的方法。相反，块茎的方法只能通过把语言分解成其他范畴和其他语域才能分析语言。一种语言从来不封闭自身，除非已经阳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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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繁殖原则：只有当多被实际当成一个实体时，即“繁殖”时，它才不再与一有任何关系，即作为主体或客体、自然现实或精神现实、形象或世界的一。繁殖是块茎的，并揭示树的伪繁殖，不管这些繁殖是什么。在客体中没有可用做枢纽的整体，或用来分化主体的整体。在客体中甚至没有流产的整体，或主体中的“回归”。一种繁殖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只有诸种决定因素，量值和维度。没有在性质上发生变化的繁殖，这些决定因素、量值和维度的数量就不能增加（因此，综合的法则随繁殖的发展而增加)。木偶戏的牵线，作为块茎或繁殖，不是连接在艺术家或木偶戏牵线人的所谓意志之上，而与神经纤维的繁殖相连接，这些神经纤维的繁殖在与第一个木偶相连接的其他维度里构成了另一个木偶。“把牵动木偶的牵线或垂线称作编织。可能有人反对说，它的繁殖在于演员的人格之中，这个演员把它投入到文本之中。不错；但演员的神经纤维依次构成了一个编织。它们通过灰色物质，通过网络，进入未区分状态。……其相互作用近似于编织者们在神话中纯粹为命运之神做贡献的活动。”①一个组合恰恰是一次繁殖的各个维度的增加，必然在这次繁殖扩展其关联时改变其性质。在一个块茎内没有点或位置，即在结构、树或根中发现的点或位置。有的只是线。当格兰·古尔德加快表演的速度时，他并非仅仅在展示精湛的技艺，而是在把音乐的点变成线，从而使整个节目无限地繁殖。数字已不再是据其在特定维度内的位置衡量诸因素的一个普遍概念，而本身已经成为据所论维度变化而变化的一次繁殖（所论维度的领域要比附属于那个领域的数字组合重要)。我们没有测量单位，只有测量的繁殖或变体。只有当能指或某一相应的主观化程序在繁殖中接管权力时，整体的观念才出现：这就是中枢统一为客观因素或点之间的一组双单义（biunivocal）关系，或为在主体内遵循二元分化逻辑进行分化的“一”建构基础的情况。整体总是在一个空洞的维度里运作，这个维度是对所论系统（多元符码）的增补。问题是，一个块茎或繁殖从来不会给自身进行多元编码的，从来不把一个增补的维度置于其线的数之上，即置于附属于那些线的数的繁殖之上。所有的繁殖都是平展的，因为它们填充或占据了所有维度：我们因此可以谈论繁殖的一个黏性平面，尽管这个“平面”的维度随与其缔结的关联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繁殖是被外部限定的：被抽象路线、逃亡路线或解域路线限定的，并据此改变性质，与其他繁殖相关联。黏性平面（网格）就是所有繁殖的外部。逃亡路线标志着：繁殖所有效填充的有限量的维度的现实；增补维度的不可能性，除非繁殖被逃亡路线所改变；不顾维度的数量而展平单一黏性平面上或其外部的全部繁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本书的理想就是把一切都展示在这种外部的平面上，展示在同一页纸上、同一本书中：经历过的事件，历史的决定因素，概念，个人，团体，社会构型。克莱斯特发明了这样一种写作，一条断续的链条，其情感和可变速度总是以增减和变化与外部发生某种关系。开放的环。因此，他的文本在每一方面都与古典或浪漫之书相对立。古典或浪漫之书是由内容或主体的内在性构成的。机器之书攻击国家机器之书的一场战争。n维度的平面繁殖是无意指的和无主体的。它们由不定冠词或分隔所标识（一些绊根草，一个块茎的一些……)。

① [trans: U. Weinreich, W. Labov, and M. Herzog,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W. Lehman and Y. Malke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968), p. 125; cited by Francoise Robert, “Aspects sociaux du changement dans une gammaire generative,"Language, no. 32 (December 1973), p. 90.]

② Bertil Malmberg, New Trends in Linguisties, trans. Edward Carners (Stockholm: Iund, 1964) , 65 – 67 ( the example of the Castilian dial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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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rnst Junger, Approches; drogues et ivresse (Paris: Table Ronde, 1974) , p. 304, sec. 218.

4无意指断裂的原则：与分隔不同结构或把单一结构切割开来的多意指断裂相对立。一个块茎可能断裂，在特定的地点粉碎，但却可以在旧的路线或新的路线上重新开始。你永远摆脱不掉蚂蚁，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动物块茎，在大部分被毁灭之后可以不断返回。每一个块茎都包含着分隔路线，块茎就是据这些分隔路线而被分层、分域、组织、指代或归属的。每一个块茎也包含着解域的路线，它就是不断沿着这些解域路线逃亡的。每当分隔路线爆裂成一条逃亡路线时，块茎就发生一次断裂，但逃亡路线却是块茎的一部分。这些路线总是相互联系着的。所以，永远不能设置一种二元论或二分法，即便是最基本的好坏之分也行不通。你可以制造一次断裂，画一条逃亡路线，然而你仍然会再次遇到对一切加以重新分层的组织，给能指恢复权力的构型，重构主体的属性—你所愿意重构的一切，从俄狄普斯的复活到法西斯主义的具体化。团体和个体都包含着等待具体化的微观法西斯主义。是的，绊根草也是一种块茎。好与坏只是一种积极的临时选择的产物，必须加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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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域的运动和重新分域的过程怎么能不相关、相联、相互纠缠呢？兰花通过构成一个形象来解域，一只寻踪索迹的黄蜂；但黄蜂又依据那个形象重新分域。然而，黄蜂还是被解域了，成了兰花繁殖机器的一件产品。但黄蜂通过传递花粉而对兰花进行了重新分域。黄蜂和兰花作为相异的因素而构成了一个块茎。可以说，兰花模仿黄蜂，以意指的方式（模仿，模拟，吸引等）再造黄蜂的形象。但这只在地层的层面上是真实的—两个地层之间的平行，使一个层面上的植物组织模仿另一个层面上的动物组织。同时，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进行着：根本不是模仿，而是捕捉符码，符码的剩余价值，增殖，可验证的变化，正在变成兰花的黄蜂，和正在变成黄蜂的兰花。每一种变化都把一方的解域变成另一方的重新分域。这两种变化相互关联，在密度的循环中形成驿站，进一步推进解域。没有模仿，也没有相似性，有的只是两个相异系列在逃亡路线上的爆炸，它们是由一个共同的块茎构成的，它已不再被任何意指所归属或征服。勒米·肖文说得好：这是“相互间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存在者的不平行进化。”①更普遍地说，进化图式可能被迫放弃树及其繁衍的旧模式。在一定条件下，一个病毒可能与生殖细胞建立联系，作为一个复杂的细胞基因传播开来：此外，它可以逃亡，进人完全不同种类的细胞之中，但同时也携带着来自前一个寄主的“遗传信息”（如本文尼斯特和托达罗目前对C病毒的研究，即其与狒狒的DNA和与几种家猫的 DNA的双重联系)。

进化图式将不再遵循树的遗传模式，即从最小差异到最大差异的发展，相反，一个块茎直接在异质因素中运作，从一条已经区别开来的路线向另一条跳跃。①再者，也存在着狒狒和猫的非平行进化；它们显然不是相互模仿或摩制而来（变成狒狒的猫并不意味着猫“扮演”狒狒)。我们用病毒构成一个块茎，甚或说，我们的病毒诱使我们与其他动物构成一个块茎。如弗朗索瓦·雅各布所说，由病毒或通过其他方法转移遗传物质，产生于不同种属的细胞的融合，其结果都与“古代和中世纪可怕的婚配”的结果没什么两样。②不同路线之间的横向交流搅乱了树的谱系。总是寻找分子，甚至亚分子，即我们与之相联系的粒子。我们的生死与其说由遗传疾病所决定，毋宁说取决于我们多形态的、块状的流感，即有其自身遗传路线的疾病。块茎是反谱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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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emy Chauvin in Entretiens sur la sexualite, ed. Max Aron, Robert Courrier, and Etienne Wolff (Paris: Plon, 1969), p. 205.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书和世界：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反，书并不是世界的形象。书与世界构成一个块茎，书与世界之间是一种非平行的进化。书保证世界的解域，而世界导致书的重新分域，书反过来又在世界中给自身解域（如果可能，如果它有这个能力的话)。模仿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概念，因为它依赖二元逻辑描写性质完全不同的现象。鳄鱼并不繁殖树干，正如蜥蜴不能繁殖其周围环境的色彩一样。粉色的豹什么都不模仿，什么都不繁殖，它把它的颜色涂在世界上，粉色涂上粉色；这是它正在变成的世界，以如此的方式致使它自身变得无从察觉，无意指，产生断裂，即其自身的逃亡路线，始终遵循其“非平行的进化”。植物的智慧：甚至当植物有根时，也总是有一个外部，在这里，它们与别的物体构成块茎—与风，与动物，与人类（而且还有一个方面，即动物和人一样自身构成块茎)。“醉酒是植物在我们体内的一次胜利爆发。”总是借助断裂追随块茎；加长、延长、接续逃亡路线；使它多样化，直到你产生出n维度和断续方向的最抽象、最曲折的路线。连接解域了的流动。追随植物：你从限定第一条路线开始，这条路线包括围绕连续独体的无数趋同的圆；然后，你看到在那条路线内是否自动形成了新的趋同的圆，在界限之外和其他方向是否出现了新的点。写作，构成块茎，通过解域扩大你的地域，延长逃亡路线，直到它变成一部抽象机器，覆盖着整个黏性的平面。“先去看你的老植物，仔细观察雨水冲刷出来的河道。现在，雨水可能已把种子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观察溢流造成的裂缝，由此确定水流的方向。然后，找到在距你的植物最远点生长的植物。在二者之间生长的所有棘手的野草都是你的。以后，……你可以沿着这条路上的每一点顺着河道扩大你的疆域。”①音乐总能播放出逃亡的路线，如同许多“变化性繁殖”一样，甚至推翻给音乐以结构并使其块茎化的那些符码；音乐形式，乃至其断裂和多产之所以可以比作一棵野草、

① On the work of R. E. Benveniste and G. J. Todaro, see Yves Christen, "Le roledes virus dans l'evolution,”La Recherche，no. 54 (March 1975)：“在经过细胞内的整合和提取之后，由于删除过程中出了错误，所以，病毒携带着寄主的DNA碎片，把它们传播到新的细胞中去：实际上，这是我们所说的‘遗传工程’的基础。结果，一个有机体的遗传信息可以通过病毒传到另一个有机体。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中，这种信息转移将是从较高级进化的种属向一个不太发达的种属的转移，或者是比较进化的种属的祖先。因此，这个机制就将按与古典进化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这种信息转移证明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将用网状图式（用被区别之后的枝条之间的交流）取代目前使用的丛林或树的图式来表示进化”(p. 271).

② Francois Jacob, The Logic of Life, trans. Betty E. Spillmann (New York: Pantheon, 1973), pp. 291 - 292, 311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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