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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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rlos Castaneda. 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88.

一个块茎，其原因就在于此。①

5和6。绘图和贴花原则：一个块茎对任何结构或生成模式都不负有义务。它更是任何关于生成轴或深层结构的思想所陌生的。一个生成轴就像是一个客观的中枢统一，连续的阶段就是依据这个统一组织起来的；一个深层结构更像是一个基本序列，可以分解成一些直接的构成因素，而产品的统一则要转换到另一个变化和主观的维度。这并不构成从树或根—中枢主根或簇生叶—的代表模式的起点（如，乔姆斯基的“树”与一个基本序列相关，代表其自身据二元逻辑的生成过程)。最古老的思想形式的一个变体。我们认为，生成轴和深层结构归根结底是无限的繁殖的踪迹的原则。全部的树逻辑就是踪迹和繁殖的逻辑。在语言学中如同在精神分析学中一样，其客体是一个无意识，它本身就是代表性的，就已具体化作被编码的综合体，沿着一个生成轴排开，分布在一个句法结构内。它的目标是描写一个实际状态，保持主体间关系的平衡，或探讨从一开始就已经在记忆和语言漆黑的隐蔽处潜伏着的一个无意识。它包括在多元符码结构或支撑轴的基础上寻找现成的东西。树展示踪迹，把踪迹分成等级；踪迹就好比一棵树的叶子。

块茎则完全不同，是一张地图而不是一个踪迹。制作一张地图，而非一个踪迹。兰花并不繁殖黄蜂的踪迹；它在一个块茎里与黄蜂一起构成一张地图。地图与踪迹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地图完全指向与真实相接触的一种实验。地图并不繁殖一种自行封闭的无意识；它构造无意识。它孕育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移去无器官身体上的障碍物，最大限度地把无器官的身体敞放在黏性的平面上。它本身就是块茎的一部分。地图是打开的，它的所有维度都是可连接的；它是可拆解的，可颠倒的，可以进行不断的修改。它可以被撕破，被颠倒，适于任何一种放置方式，随意由个体、团体或社会构型重新制作。它可以画在墙上，被当作艺术品，被建构成政治行动或沉思。块茎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也许在于它总是拥有无数进口；在这个意义上，地洞就是一个动物块茎，有时清楚地把作为逃亡路线的通道与储藏室或生活层（参见麝鼠）区别开来。地图拥有无数进口，这与踪迹恰好相反。踪迹总是回到“原处”。地图与语言行为有关，而踪迹总是涉及一种公认的“语言能力”。与精神分析学和（把每一种欲望和陈述局限于一个生成轴或多元符码结构，在那个轴上制作无数单调的各个阶段的踪迹或那个结构的构成因素的）精神分析能力不同，精神分裂分析拒绝任何事先已追索的命运，不管它如何称呼这个命运—神性的，神秘解释的，历史的，经济的，结构的，遗传的或句法的。（显然，梅拉尼·克莱因不理解她的一个儿童病人小理查的地图制作，而只满足于现成的踪迹—俄狄普斯，好爸爸和坏爸爸，坏妈妈和好妈妈而那个孩子则尽全力进行一次完全被精神分析学家所误解了的语言行为。)①内驱力和作为部分的客体既不是生成轴上的各个阶段，也不是一个深层结构里的不同位置；它们是对问题的政治选择，是进口和出口，是那个孩子在政治上即用其全部欲望的力量所活过的死胡同。

① Pierre Boulez, Conversations with Celestin Deliege (London: Eulenberg Books,1976)：“你把一粒种子播在堆肥里，然后它突然像野草一样生长起来”(p. 15)；关于音乐生产：“一种流动的音乐，其中，写作本身使表演者不可能与脉冲的时间相一致”(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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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Melanie Klein, 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1) : 战争地图在理查活动中的作用。trans:Deleuze and Guattri，with Claire Parnet and Andre Scala，在“话语的阐释”中分析了克莱因的理查和弗洛伊德的小汉斯，in Language, Sexuality and Subversion, trans. Paul Foss and Meaghan Morris (Sydney: Feral Publications, 1978), pp. 141 - 157.

然而，通过把地图与踪迹加以比较，比作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难道不是又折回到简单的二元论上来了吗？踪迹难道不是地图的本质吗？与根交叉，有时与根融合，这难道不是块茎的本质吗？一幅地图不也包含着与其自身踪迹相似的多余现象吗？一种繁殖不也拥有各个层次，统一和总体化、一体化、模仿机制、意指的权力接管和主体归属就是扎根于这些层次的吗？甚至逃亡路线不也由于其最终的分离而繁殖它们本来就应拆解和智胜的那些构型吗？但其反面也同样真实。这是一个方法问题：踪迹总是要被放回到地图上的。这种运作和以前的运作决不是对称的。说踪迹繁殖地图，这是不准确的。相反，那就好比一幅照片或X光片，是通过选择或孤立开始的，通过着色或其他严格的程序等人工手法，即它旨在繁殖的东西开始的。模仿者总是创造模式，吸引模式。踪迹已经把地图转译成一个形象；它已经把块茎改造成根或簇生草。它已经根据属于它的意指和主观化的轴把繁殖加以组织、稳定和中立化了。它已经生成了块茎，将其结构化，而当它认为它在繁殖别的东西时，它事实上只在繁殖自身。踪迹之所以如此危险，原因就在于此。它插入多余的东西，把它们传播开来。踪迹从地图或块茎那里繁殖出来的不过是死胡同、障碍、刚出现的主根或结构的点。且来看一看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前者所曾经制造的都是无意识的踪迹或照片，而后者所曾经制造的都是语言的踪迹或照片，及其所暗含的全部背叛（毫不奇怪，精神分析学把自身命运维系在语言学之上)。看一看已经在小汉斯身上发生的一切吧。这是最纯粹的儿童精神分析的一个例子：他们始终不断地打破他的块茎，涂污他的地图，为他纠正地图，阻挡他的每一个出口，直到他开始向往他自己的羞耻和罪过，直到他们让羞耻和罪过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使他患了恐惧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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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他从建筑的块茎中赶了出来，然后又从大街的块茎中赶了出来，他们把他根植于父母的床上，他们让他在自已身上长出小胚根，他们把他固定在弗洛伊德教授那里)。弗洛伊德显然考虑到了小汉斯的地图制作，但总是而且仅仅是再把这张地图投射到家庭照片上去。看一看梅拉尼·克莱因对小理查的地缘政治地图都做了些什么：她从那些地图中冲洗照片，制造这些地图的踪迹。打破那个姿态，或顺从轴的生成阶段或结构命运无论哪种，你的块茎都将被打碎。他们会允许你活着和说话，但只能是在每一个出口都被堵住之后。块茎一旦被堵住，变成树状，一切就都结束了，不会再搅起任何欲望了：欲望总是依据块茎运动和生产的。每当欲望爬上一棵树时，内在的反响就会给它设下羁绊，使它跌落至死。另一方面，块茎依据外部的生产的副产品作用于欲望。

尝试另一种相反的但却非对称的运作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这里。把那些踪迹塞回地图，把根或树重新与块茎连接起来。就小汉斯的情况来说，研究无意识就等于展示他如何努力建造一个块茎，建造大街等；其中有他家的房子，有建筑和大街上的逃亡路线等。这些路线何以受阻，那个孩子何以被根植于家庭之中，何以被置于父亲之下拍照，何以被追溯到母亲的床上，然后，弗洛伊德教授的干涉又何以保证了能指的权力接管和情感的主观化，给那个孩子留下的惟一出路何以使他变成动物，被看作羞耻和罪过的出路（小汉斯要变成一匹马，一个真正的政治选择)。但这些死胡同必须总是被重新置于地图之上，据此向它们敞开可能的逃亡路线。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团体地图：表明在块茎的哪一点上构成一体化、官僚机构、领导、簇生等现象，哪些路线残存下来，即便是地下的，继续在阴影里制造块茎。德里尼的方法：为几个不同的孩子勾画一个孤僻孩子的姿态和运动的地图，把同一个孩子的几幅地图拼凑起来。①如果地图或块茎的本质果真是拥有许多通道，那么，如果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一个人甚至可以通过踪迹或根一树进入这些通道（这里还必须避免任何善恶对立的二元论）。比如，一个人常常被迫走进死胡同，被迫带着意指的权力和主观情感工作，被迫在俄狄普斯或偏执狂等构型甚或更糟的、僵化的、向其他改造性运作敞开大门的地域里找到立足点。甚至精神分析学也不由自主地被用作立足点。相反，在其他情况下，一个人将直接依靠一条逃亡路线，使他能够截然打开断层，切掉树根，制造新的关联。因此，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图一踪迹，块茎一根束，以及解域化的各种协同因素。块茎中存在着树或根的结构；反过来，一棵树枝或树根的分叉也可能开始发芽，长成一个块茎。其坐标不是由暗含普遍性的理论分析所决定的，而是由构成繁殖或密度组合的一种语用学决定的。一个新的块茎可以在一棵树的心脏、在一棵树根的空心和一棵树枝的弯曲处构成。否则的话，使块茎生产得以继续的就是根一树的一个微小因素，一个簇生叶。会计和官僚政体借助踪迹运作：但它们还是开始发芽，伸出块茎的枝干，如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一个强烈的特性开始显示出来，一种幻觉认知，连觉，反常变化，或摆脱羁绊的形象嬉戏，向能指的霸权提出了挑战。就儿童的情况来看，姿态、模仿、顽皮和其他符号系统重又获得了自由，摆脱了“踪迹”的纠缠。即是说，摆脱了老师语言的控制力—这样一个微屑事件竟然打破了权力的局部平衡。同样，依据乔姆斯基的句法模式建构的生成性的树可以向四面八方敞开，依次构成块茎。①构成块茎的形状就等于生产看起来像是根的枝干和细丝，或最好通过渗入主干而与根连接起来，但却将其付诸新的奇怪的用途。我们厌腻了树。我们不要再相信什么树、根和簇生叶了。它们让我们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所有树状文化，从生物学到语言学，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除了地下的枝干和空中的根，除了溢外的生长和块茎，任何其他东西都不是美的、可爱的和政治的。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完全没有根的城市，带有枝干一运河的一座块茎城市。就与商业战争机器的关系而言，这里，功利与最大的疯狂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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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ermand Deligny, Cahiers de l'immuable, vol. 1, Voix et voir, Recherches, no. 8 (April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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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是树状的，而大脑也不是扎根的或分支的物质。被错误地称之为“树突”的东西并不保证神经元在一个连续纤维体内的连接。细胞之间的断裂，轴突的作用，突触的功能，突触的微小裂纹的存在，每一个信息跨越这些裂纹的跳跃，都使大脑成为沉浸在黏性平面或神经胶质上的一个多元体，一整个不稳定的或然系统（“不稳定的神经系统”）。许多人都在大脑里长着一棵树，但大脑本身毋宁说是一棵草，而非一棵树。“轴突和树突相互缠绕，仿佛缠绕刺藤的旋花，每一颗刺上都有一个突触。”②记忆也同样。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生理学家把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大约一分钟）区别开来。二者间的区别不简单是数量的：短期记忆属于块茎或图表式的，长期记忆是树状的，中心化的（印痕，印迹，踪迹，或照片）。短期记忆决不屈从于对客体的临近律或接近律；它可以在一段距离之外行动，在一段长时间之后到来或回归，但总是处于断续、断裂和繁殖的状况。此外，这两种记忆之间的区别并不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临时理解模式之间的区别；它们并不掌握同一事物、记忆或理念。短期理念的光辉：写作时用短期记忆，因此用短期理念，即便阅读和反复阅读时用长期概念的长期记忆。在短期记忆中，忘却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与瞬间，而是与神经的、临时的和集体的块茎相融合。长期记忆（家庭，种族，社会或文明）追索踪迹和转译，但它所转译的东西继续在它内部发生作用，不是瞬间地，而是在一定距离之外，在它的范围之外，以“不适宜的”方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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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Dieter Wunderlich, “Pragmatique, situation d'enonciation et Deixis,”in Languages, no. 26 (June 1972), pp. 50ff.: MacCawley, Sadock, and Wunderlich's attempts to integrate “pragmatic properties" into Chomskian trees.

② Steven Rose, The Conscious Brain (New York: Knopf, 1975)，p. 76；关于货币， 见 pp. 185 - 219.

树和根激发一种悲惨的思想形象，永远依据中心的或分隔的高级的“一”模仿多。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组枝干一根，那么，躯干就起到了对立分隔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次组合都是自下而上生长的：这样的分隔是一个“连接偶极”，与“单位偶极”相反，后者是由从单个中心辐射出来的辐条构成的。①即便这些连接偶极本身是多产的，如在簇生叶系统中一样，但永远也不能超越一到二的繁殖和虚假的繁殖。再生，繁殖，回归，水螅和水母，都不能使我们走得更远。树状系统是等级系统，带有意指和主观化的中心，仿佛有组织的记忆一样的中央自动控制。在相对应的模式中，一个因素只能从一个更高级单位接收信息，只能沿着事先确定的道路接收主观情感。这显见于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现存的问题中。这两种科学仍然死抱最古老的思维模式，把全部权力赋予一个记忆或中枢器官。皮埃尔·罗森斯蒂尔和让·珀蒂托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痛斥“指挥树的意象”（中央系统或等级结构），指出“承认等级结构的重要性就等于给树状结构以特权地位。…树状形式容许拓扑学的解释。……在一个等级制中，一个个体只有一个能动的邻居，他或她的上司。……传播的渠道都是事先设定的：树状系统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在一个指定的地点与这个系统融合在一起”（意指和主观化）。这两位作者指出，甚至当一个人认为他已经接近一种繁殖时，那也可能是虚假的一即我们所说的簇生叶—因为它在表面上的非等级表现或陈述，事实上只容许一种完全等级制的解决。著名的友谊定理就是一例：“如果一个社会中任何两个特定个人恰恰拥有一个相互的朋友，那么，就有一个个人是所有其他人的朋友。”（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问那个相互的朋友是谁。“在由无数对夫妇组成的社会里，谁是那个普遍的朋友？主人？牧师？还是医生？奇怪的是，这些想法与最初的原理相去甚远。”谁是人类的这个朋友？是提倡古典思想的哲学家吗？哪怕他是一个失败了的整体，只能通过他的缺场或主体性才能让人感觉得到的整体，同时又说我一无所知、一无是处的哲学家吗？）这两位作者谈论的是专制原理。这就是根一树原则，或根一树的结果：簇生叶的结局，权力的结构。①

① 见 Julien Pacotte, Le reseau arborescent, scheme primordial de la pensee (Paris:Hemmann，1936). 该书分析和提出了树状形式的各种图式，这种形式不是作为纯粹的形式主义提出来的，而是作为“正规思想的真正基础。”它始终遵循古典思想。它代表所有“一—二”的形式，即偶极理论。……最近，米歇尔·瑟莱分析了各相迥异的科学领域中树的变体和序列：树是如何基于“网络”形成的。La tradhuction(Paris: Minuit, 1974), pp. 27ff.; Feux et signaux de brume (Paris: Grasset, 1975), pp.3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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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作者把这些中心系统与无中心系统相对比。无中心系统是有限的自动控制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交流从任何一个邻居到任何其他邻居，枝干或渠道并不是事先存在的，所有个体都是可互换的，只不过在特定时刻由其状态所限定—这样，局部的运作就会协调起来，而终极的全球结果便在没有中央代理的情况下同步发生了。强度状态的能量转换取代了拓扑学，而“调节信息流通的图表在某种意义上则与等级制图表相对立。……图表没有理由成为一棵树”（我们始终称这种图表为地图)。战争机器或射击班的问题：n个人是否需要一位将军才能设法一齐开枪？在一种无中心繁殖中将看到不需要将军的结论，这种无中心繁殖具有一些有限数的信号状态，从战争块茎或游击战的逻辑观点来看，这些信号状态表明相应的速度，而没有任何踪迹，没有对任何中央命令的复制。这两位作者甚至表明，这种机器繁殖、组合或社会，都拒绝把任何中心化的或统一的自动控制当作一种“非社会人侵”。①在这些条件下，n实际上总是n-1。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强调指出，中心与无中心的对立的有效性不是作为事物的标识，而是作为应用于事物的计算模式。树与块茎可能是对应的，或可能长成一个块茎。的确，同一事物一般适于两种计算模式，或两种协调类型，但不能不经历一次状态的变化。再举精神分析学为例：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计算和治疗的实践上，把无意识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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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Rosenstiehl and Jean petitot, “Automate asocial et systemes acentres," Communications， no. 22 (1974)，pp. 45 - 62. 关于友谊定理，见 Herbert S. Wilf，The Friendship Theorem in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Welsh Academic Press);关于—种叫做 “团体犹豫”的类似理论，，见 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63).

①Rosenstiehl and Petitot，“Automate asocial.”无中心的主要特点是，局部的首创精神单独与中央权力相协调，而详尽分析则是通过网络（繁殖）进行的。“人的档案之所以可以放在每一个人的家里保存，其原因就在于此，只有他们才能够提供最新描述和最新档案：社会本身只是可能的关于人的数据库。一个天生就无中心的社会拒绝把中心化的自动控制当作非社会入侵”(p. 62)。关于“射击班理论”，见po. 51-57.无独有偶，梦想着盗用正规游击战技术的将军们也非常感兴趣于“以无数独立的轻量细胞为基础的…共时模式”的繁殖，这些模式在理论上只有最小限度的中央权力和“等级传递”；见 Brossollet，Essai sur la non - bataille(Paris: Beli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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