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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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树状结构，等级图表，重现的记忆，重要器官，法勒斯，法勒斯一树。在这方面，精神分析学不能改变其方法：它把自身专制的权力建立在关于无意识的专制概念之上。因此，精神分析学的活动余地是非常有限的。在精神分析学与其客体中，总有一位将军，总有一位领袖（弗洛伊德将军）。另一方面，精神分裂分析把无意识当作一个无中心系统，换言之，当作一个有限自动控制的机器网络（一个块茎），因此到达一个完全不同的无意识状态。这些话也可用来描写语言学；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正确地提出了建立“词语社会的一个无中心组织”的可能性。无论对陈述还是对欲望，问题决不是要根据一棵树的模式来约化无意识，阐释无意识，或赋予无意识以任何意义。问题是要生产无意识，同时生产新的陈述，不同的欲望：块茎恰恰是无意识的这种生产。

奇怪的是，树何以一直统治着西方的现实和全部西方思想，从植物学到生物学和解剖学，也包括真知学（gnosiology），神学，本体论，全部哲学……：根—基础，Grund，racine，fondemment。西方与森林和砍伐森林有着特殊的关系；砍伐森林后的田野长满了种子植物，这些种子植物是基于树状种属的培育生产的；在歇耕的田地上豢养动物，这种豢养也选择构成整个动物树状的谱系。东方呈现的是另一幅图景：与大草原和花园有关（或在某些情况下与沙漠和绿洲有关），而非森林和田野：通过个体的破碎培养块茎：放弃或排除只限于有限空间的或被推向游牧的大草原上的动物豢养。西方：以某一所选谱系为基础的农业，包括大量可变的个体。东方：以衍生于广泛“无性繁殖”的少数个体为基础的园艺。东方，尤其是大洋洲，难道没有提供在每一方面都与西方的树模式相对立的一种块茎模式吗？安德列·豪德里克特甚至将此看作是西方超验道学或哲学与东方内在哲学之间对立的基础：播种和收获的上帝与栽植和开垦的上帝之间的对立（栽植嫩枝与播撒种子之间的对立)。①超验性：欧洲特有的一种疾病。音乐也不相同，正如性一样，大地的音乐是另一种音乐：种子植物，甚至双性的种子植物，都把性从属于繁殖的模式；而另一方面，块茎则是性的解放，不仅从繁殖而且从生殖器欲的解放。在西方，树自行栽植在我们体内，甚至使性别僵化、分层。我们已经失去了块茎，或草。亨利·米勒：“中国是人类莱园子里的野草。……野草是人类的天敌。……在我们归属于植物、动物和星球的所有想象的存在中，只有野草过着最惬意的生活。的确，野草长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战舰，讲不出西奈山上的布道。………最终野草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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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事物重又回到中国的状态。历史学家通常愿意把这种状况称作黑暗时代。草是惟一出路。……野草的存在只是为了填充耕种区留下的荒芜空间。最重要的是它在植物之间生长。百合花很美，白菜是食物，罂粟让人发疯但野草遍地生长……：它表明一种道德。”②米勒谈论的是哪个中国？旧中国？新中国？一个想象的中国？还是被置于一张变幻不定的地图上的另一个中国？

美国是一个特例。当然，它也免不了被树占领或对根的追寻。这甚至显见于文学中，在对民族身份的寻求中，甚至在对欧洲祖先或谱系的寻求中（克茹亚克出发寻找他的祖先去了）。然而，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一切重要事情都采取了美国块茎的路线：跨掉派，地下组织，帮伙，与某一外部直接相关的旁系。美国的书不同于欧洲的书，甚至当美国人开始追随树时亦然。书的概念不同。《草叶集》。美国的方向也不同：寻找树状和回归旧世界，这种事情发生在东方。但也有一个块茎的西方，拥有没有祖先的印第安人，越来越模糊的疆界，变幻的、错置的边疆。在西方有一整幅美国“地图”，那里，甚至树也构成块茎。美国颠倒了方向：把东方置于西方，仿佛地球恰恰在西方画完了完整的圆一样；它的西方是东方的边缘。①（印度并不位于东西方之间，豪德里克特认为：美国是中心点和颠倒机制。）美国歌手帕蒂·史密斯唱出了美国牙科医生的圣经：不要寻根，顺着食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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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西方的谷物农业与东方的块茎园艺，播撒种子与栽植枝条之间的对 立，以及与动物豢养之间的对比，见Andre Haudricourt，“Domestication des animaux， culture des plantes et traitement d’autrui," L'Homme, Vol. 2, no. 1 (January - April 1962), pp. 40 - 50, and “Nature et culture dans la civilization de l’igname: l'origine des clones et des clans, " L'Homme, vol. 4, no. 1 (January – April 1964), Pp. 93 - 104. 玉米 和稻谷也不例外：它们是“块茎种植者后来才种植的”谷物，是用相同的方式种 植的；稻谷最初可能是“芋头垄沟里的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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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Henry Miller, in Henry Miller and Michael Fraenkel, Hamlet (New York: Carrefour, 1939), pp. 105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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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也存在着两种、甚或三种（或许还多）的官僚政体吗？西方的官僚政体：源自农业的、土地的官僚政体；根与田地：树以及树作为边疆的作用；征服者威廉的人口普查；封建主义：法国国王的政策：把财产作为国家的基础；通过战争、诉讼、婚姻解决土地争端。法国国王选择了百合花，因为它是根深而固守斜坡的一种植物。东方的官僚政体也同样么？当然，描写一个块茎和内在性的东方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然而，事实是，在东方，国家并不遵循树状图式，即按与事先确立的、树状化了的、根深蒂固的阶级相应的树状图式行事；它的官僚政体是由渠道构成的，比如，人们常说的“没有多少财力”的水利发电站，国家开辟了被开通和正在开通渠道的阶级(参照还没有人否定的威特福格尔著作的一些方面)。①君主是一条河，而不是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仍然是一个点，一个树一点或根；他随激流而去，而不是坐在树下；菩提树本身变成了一个块茎；毛的河流和路易的树。这里，美国不也是在二者之间作用吗？在内部它采取灭绝和杀戮（不仅印第安人，还有农民)，在外部则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资本的流动导致了一条巨大渠道的产生，带有直接“额度”的权力的量化，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从货币流动中获利（于是便有穷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富翁、然后又堕入贫穷的现实神话)：在美国，一切都聚合，树和渠道，根和块茎。没有普遍的资本主义，没有自身独立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位于所有社会构型的十字路口，它在性质上是新资本主义。它发明了东方的面孔和西方的面孔，并重新塑造了它们全然是为了更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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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Leslie Fiedler, The Retur of the Vanishing American (New York: Stein andDay，1968). 该书有一段关于地理及其在美国神话和文学中的作用以及相反的作用的精彩分析。在东部，人们特别寻求美国编码和与欧洲的重新编码（亨利·詹姆斯，艾略特，庞德等)：在南方，有关于奴隶制的多元符码，内战期间奴隶制和种植园的灭亡（福克纳，考德威尔）；在北方，有资本主义的解码（多斯·帕索斯，德莱塞)；而在西方，逃亡路线则起到了综合旅游、幻觉、疯癫、印第安人、认知和精神实验、边疆的变化和块茎的作用。（Ken Kesey和他的“雾机器”，跨掉的一代等)。每一个伟大的美国作家都创造一幅地图，甚至是以自己的风格制作的；与欧洲的情况相比，每一个人制作的地图都与遍及美国的真正社会运动直接相关。菲茨杰拉德的整个作品中就充斥着地理方向的索引。

与此同时，我们对所有这些地理分布的探讨是错误的。一个死胡同。这更好些。如果问题是要说明块茎也有其自己的、甚至更僵化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那么，这也很好：因为在此与彼之间没有二元论，没有本体的二元论，在好与坏之间没有价值的二元论，没有混合或美国的综合。块茎中存在着树结，根中有块茎的旁支。此外，块茎特有一些内在性和渠道化的专制构型，正如由树、空中的根和地下的枝干组成的超验系统中

① [trans: 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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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无政府的构型一样。重要的是，根一树和运河一块茎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模式：第一个是超验模式和踪迹，即便产生自身的逃避；第二个是一个内在过程，它推翻那个模式，勾勒一张地图，即便构成自身的等级，即便导致一个专制渠道的形成。问题不在于地球上的这个或那个地方，或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更不是这个或那个思想范畴。问题在于一个永远建构或坍塌的模式，在于一个永远延长、断裂、再重新开始的过程。不，这不是一个新的或不同的二元论。写作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标识事物，不准确的表达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根本不可能避免，因为那是必要的步骤，或因为人们只能凭借近似值进步：不准确性决不是近似值，相反，它恰恰是正在进行的事物的通道。我们启用一种二元论只是为了挑战另一种二元论。我们使用一些二元模式只是为了进入向一切模式挑战的一个过程。每一次都需要精神矫正来破解我们并不想建构但又必须通过的那些二元论。通过所有那些二元论，我们得出了我们都试图得出的公式——多元主义=一元论，二元论是敌人，一个完全必要的敌人，相当于我们不断重新安排的家具。

我们且来总结一下一个块茎的主要特点：与树或树根不同，块茎把任何一点与任何其他一点联系起来，而其特点却不必与相同性质的特点相联系；它激活了非常不同的符号王国，甚至非符号状态。块茎既不能简约为一，也不能演绎为多。它不是变成二、甚或直接变成三、四、五等数字的一。它不是衍生于一的多，或附加给一的东西（n+1）。它不是由单位构成的，而是由维度或运动方向构成的。它没有起始和结尾，而总是有一个中间，并从这个中间生长和流溢出来。它构成n维度的线性繁殖。这些维度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而可以在一个黏性平面上展开，一总是能从这里被抽取出来（n-1）。当这种繁殖改变维度时，它也必然改变性质，经历一次变形。块茎与结构不同。结构是由一组点和位置限定的，各个点之间是二元关系，而各个位置之间是双单义关系。块茎只由线构成：作为其维度的分隔和层次的线，作为最大维度的逃亡或解域的线，此后，繁殖将经历变形和性质的变化。这些线或地貌轮廓线不应与树状类的谱系相混淆，这些谱系不过是可以在点和位置之间局部定位的联系而已。与树不同，块茎不是繁殖的客体：既不是作为意象一树的外部繁殖，也不是作为树一结构的内部繁殖。块茎是一种反谱系学。它是短期记忆，或反记忆。块茎依据变体、扩张、征服、捕捉、旁支运作。与图表艺术、画画或照相不同，与踪迹不同，块茎与必须生产、必须建构的一幅地图有关。一幅地图总是可分离的，可连接的，可颠倒的，可修改的，有无数的进口和出口，有其自己的逃亡路线。置放在地图上的必须是踪迹，而非其对立面。与等级制交流模式和既定路线的中心（或多中心）系统相对比，块茎是无中心的，无等级的，无意指的系统，没有将军，没有组织记忆或中央自动控制系统，仅只由流通状态所限定。块茎的问题在于它与性的关系—但也存在着与动物，与植物，与世界，与政治，与书，与自然和人为事物的关系问题，这完全不同于树状关系：纯然“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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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高原总是位于中间，不在开头，也不在结尾。一个块茎是由无数高原构成的。格雷戈里·贝特森用“高原”一词标识非常特殊的事物：一个连续的、自振的区域，其各种强度避免朝任何高潮点或外部终点发展。贝特森引巴厘文化为例：母婴之间的性游戏，其至男人之间的争吵，都经历这种怪异强烈的稳定。“某种连续的强度高原用来代替【性】高潮”，战争或任何一个高潮点。把表达和行动与外界或超验目的相联系，而不是据其内在价值在黏性平面上对其加以评价，这是西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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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一个特点。①比如，由不同章节构成的一本书具有高潮点和终点。一本书是由跨越微小缝隙相互交流的高原（像在大脑中一样）构成的，否则书中又能发生什么呢？我们说一座“高原”是通过表面的地下枝干与其他繁殖相关联的任何一种繁殖，目的是为了构成或延伸到某个块茎。我们在把这本书写成一个块茎。它由许多高原构成。我们给了它一个圆的形状，但只是为了笑。我们每天早晨醒来，我们每个人都自问他要处理哪座高原，在这儿写上五行，在那儿写上十行。我们有了幻觉经验，我们看着一行行文字像一队队微小的蚂蚁一样离开一座高原，走向另一座高原。我们画出聚合的圆。每一座高原都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都可以与任何其他高原连接。要达到多，就必须有一个有效地构造多的方法；任何巧妙的印刷，任何灵活的构词，任何混合或创造的词语，任何大胆的句法，都不能取代它。事实上，这些不仅只是纯粹用来播撒或散布一个统一体的模仿程序，这个统一体是为了一本意象一书而保留在一个不同维度上的。技术自恋主义。印刷的，词法的或句法的创造只在它们不再属于一个潜在统一体的表达形式时才是必要的，这时，它们自身成了所论的繁殖维度。我们只知道这方面的成功是罕见的。②我们本人不能够成功。我们只使用词语，词语反过来为我们起到高原的作用。块茎学（RHIZOMAT-ICS） = 精神分裂分析学（SCHIZOANALYSIS） = 地层分析学(STRATOANALYSIS) = 语用学（PRAGMATICS） = 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这些词都是概念，而概念都是线，这就是说，维系于繁殖（地层，分子链，逃亡和断裂路线，聚合的圆等）的特定维度的数字系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为我们的概念宣布一个科学的名称。我们对科学性就像对意识形态一样不熟悉，我们所知的一切就是组合。而惟一的组合就是欲望的机器组合和表述的集体组合。没有意义，没有主观化：写作，直到n次幂（所有个性化的表达都深陷主导意指之中，所有意指的欲望都与被控制的主体相关)。就其繁殖来说，一次组合必然同时作用于符号流动，物质流动，和社会流动（独立于科学或理论著作中的任何概括）。现实领域（世界）、再现领域（书）和主体性领域（作者）之间的三元划分已不复存在了。相反，一次组合确立了一些繁殖之间的联系，这些繁殖是从每一个领域中抽取出来的，所以，一本书没有续集，没有作为客体的世界，也没有作为主体的一个或几个作者。简言之，我们认为我们以某一外部因素的名义是不能充分写作的。外部没有形象，没有意指，没有主体性。与外部会聚的书对立于作为世界意象的书。一本块茎一书，不是一本二分的、中枢的或簇生的书。永远不要扎根，或植根，不管避免颠倒旧的程序该有多么困难。“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不是从根上发生的，而是从中间的某处。让人试着去抓它们吧，让人试着去抓一叶草吧，抓紧它，它只能从中间开始生长。”①这为何如此艰难？这直接涉及认知符号学的问题。看到中间的事物是不容易的，这不同于从下向上看，或从上向下看，或从左向右看，或从右向左看：试试看，你会看到一切都在改变。看到事物中和词语中的草是不容易的（同样，尼采说，格言必须“慎思”之；一座高原永远不会与栖居其上的母牛分离开来的，这些母牛也是空中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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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egory Bat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 P. 113.值得注意的是，“高原”一词是以对球茎、块茎和块茎的经典研究为基础 的; 见 M. H. Baillon, Dictionnaire de botanique (Paris: Hachette, 1876 - 1892).

② 如 Joelle de La Casiniere, Absolument necessaire. The Emergency Book (Paris: Mi-nuit，1973)，这是一本真正的游牧书。又见 Montfaucon Research Center 正在进行的研究。

①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ed. Max Brod, trans. Joseph Kresh (New York: Schocken, 1948),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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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从固定的观点来撰写的，而且是以一部统一的国家机器撰写的，至少是一部可能的国家机器，即便它的题目是游牧民。所缺少的是一部游牧学，即一部历史的反面。在这方面，成功也是罕见的。比如，关于儿童十字军的主题：马塞尔·施沃布的著作繁殖了像是许多高原的叙事，其维度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然后是安德兹耶夫斯基的《乐园之门》（Lesportes du paradise)，只由一个未间断的句子构成；儿童的流动；走走停停、流离失散和匆匆忙忙的流动；所有儿童的忏悔的符号学流动，他们走到队伍前头逐个向那老和尚忏悔；欲望和性的流动，每个孩子都被爱所抛弃，或多或少为文多姆伯爵死后邪恶的鸡奸欲望所吸引；所有这些都循环往复地聚合起来。重要的不是这些流动究竟“是一还是多”——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一刻：存在着表述的集体组合，欲望的机器组合，一个在另一个之内，二者都被塞入了一个巨大的外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那个外部都是一种繁殖。一个较近的例子是阿曼德·法拉齐论第四次圣战的著作《错位》（La dislocation)，书中，句子要么间隔加宽，排列松散，要么就拥挤在一起，相互共存，而字母和印刷也随着圣战越来越进入谵妄状态而呈跳跃态势。①这些是游牧和块茎写作的模式。写作与战争机器和逃亡路线结合起来了，抛弃了地层，分隔，定栖，和国家机器。但为什么还需要模式呢？这些书难道不是圣战的“形象”吗？它们不也保留一个统一体吗？在施沃布的书中是中枢统一体，在法拉齐的书中是流产的统一体，而在最成功的例子即《乐园之门》中，则是穿着葬礼服的伯爵的统一。还需要一个比圣战更深邃的游牧主义吗？一个关于真正游牧民的游牧主义？还是关于不再运动、不再模仿任何事物的游牧民的游牧主义？那些只聚合的人的游牧主义。书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充足的外部，并用这个外部在异质性中聚合而不是去再生产一个世界呢？文化之书必然是一个踪迹：本身已经是一个踪迹，同一位作者的前一部书的踪迹，其他的不管有多么不同的书的踪迹，既定概念和词语的无休止的踪迹，世界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踪迹。甚至反文化之书也仍然背负着过重的文化负担：但它将积极地利用这个负担，是为了忘却而非为了记忆，为了不发展而非为了趋于发展的进步，以游牧而非定栖方式，制作一张地图而非寻踪索迹。块茎学=波谱分析学（POP ANALYSIS)。即便人们除了阅读外还有其他事情可做，即便其中的学院文化或伪科学性的障碍仍然太痛苦或太沉重。如果把科学完全留给其自身的发明它就会彻底发疯。且看数学吧：它不是科学，而是怪物的俚语，是游牧。甚至在理论界，尤其在理论界，靠不住的和实用的框架都强似踪迹的概念，这些概念的突破和进步并不改变什么。察觉不到的断裂，并非意指的突破。游牧民发明了一台战争机器以与国家机器相抗衡。历史从未曾理解游牧主义，书从未曾理解外部。作为书和思想模式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逻各斯，哲学家一国王，理念的超验性，概念的内在性，精神的共和国，理性的法庭，思想的公务员，作为立法者和主体的人。国家假装成一种世界秩序，使人扎根。战争机器与外部的关系并不是另一个“模式”，它是使思想本身成为游牧的一次组合，书则是每一台活动机器的一个工作零件，一个块茎的一条枝干（反对歌德的克莱斯特和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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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cel Schwob, The Children's Crusade, trans. Henry Copley ( Boston: Small,Maynard, 1898); Jersy Arrlrzejewski, Les portes du paradis (Paris: Gallimard, 1959); Ar-mand Farrachi，La dislocation(Paris:Stock，1974). Paul Alohandery就在施沃布的语境中谈到，在某些情况下，文学可以激活历史，并给历史指出“真正的研究方向”；La chretiente et l'idee de croisade (Paris: Albin Michel, 1959), vol. 2,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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