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

关于自然规律，有另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与魔鬼学没什么关系，但却与炼金术、更重要的是与物理学有关。这是偶然形式的问题，不同于本质形式和既定主体。因为偶然的形式屈从于或多或少的原则：多少有点仁爱，但也可以说多少有点白色，多少有点温暖。一度热可以发出不同于接受它的物质或主体的温暖。一度热可以与一度白色或另一度热合成，构成第三度不同于主体的独特而有个性的热度。一天、一个季节、一个事件有什么个性？较短的一天和较长的一天严格说来并不是延续，而是延续的度，正如热、颜色都有度一样。因此，一种偶然形式具有由一些构成性个性构成的“纬度”。度，强度，是个体，是个体性（Haecceity），与其他度、其他强度合成，构成另一个个体。主体或多或少参与偶然形式，这个事实能说明纬度吗？但是，不同的参与度难道不意味着不能简约为主体属性的一个形式本身的摆动或震颤吗？此外，如果热的强度不是通过加法构成的，那是因为人们必须加上他们各自的主体；正是这些主体防止整体热量的增加的。更有理由说明强度的分布，确定“被畸形地变了形”的经度，与一个身体或一组身体相对应的各种速度、迟缓和度都是经度：一种地图绘制。①简言之，在物质形式与确定的主体之间，在二者之间，不仅有魔鬼局部转移的全部运作，而且有个体性、度、强度、事件和事故的自然作用，它们构成的个性完全不同于接受它们的完美主体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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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宗教法庭手册，Le marteau des sorciers (1486)，ed. H. Institoris and J.Sprengler (Paris: Plon， 1973)，vol. 1， p. 10， and vol. 2，p. 8. 第一个最简单的案例是关于尤利西斯的伙伴的，他们自以为并被认为变成了猪（或国王Nebuchadnezzar变成了一头公牛)。第二个案例比较复杂：狄俄墨得斯的伙伴不相信他们变成了乌，因为他们死了，而是魔鬼占了鸟的身，把它们当成了狄俄墨得斯的伙伴的身体。澄清这一复杂情况的必要性是通过影响转移的现象来说明的；比如，外出打猎的伯爵砍断了狼的一只脚，回到家时发现并未离开家的妻子被砍断了一只手；或一个人痛打了一只猫，而伤口的确切部位却在女人身上。

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的回忆，1. 物质或本质形式已在许多不同方面受到了批判。斯宾诺莎的方法是激进的：认为元素不再具有形式或功能，就是说，它们是抽象的，即便完全是真实的。元素完全是根据运动和静止、迟缓和快速来区分的。元素不是原子：换言之，有限的元素仍然具有形式。它们也不是可被无限划分的。它们是无限小的，终极部分是实际存在的无限性，都被置放在同一个黏性或构成性平面上。它们不是由数量界定的，因为它们总是无限量的。然而，根据它们的速度或运动或静止关系，它们属于一个特定个体，这个个体本身可能是另一个个体的一部分，而这另一个个体又被另一个更复杂的关系所控制，依次类推，直至无限。因此有较小和较大的无限，但不是由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它们作为组成部分的构成关系决定的。因此，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无限繁殖，而整个自然界则是由无数个体繁殖而成的一个繁殖。自然的黏性平面就像一台巨大的抽象机器，抽象然而又是真实的、个体的；它的各个部件是不同的组合和个体，每一个都是无限数的粒子的聚合，进入了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的一种无限关系之中。因此，自然的平面上存在着统一，可以同样应用于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人工的和自然的东西。这个平面与形式或形象无关，也与设计或功能无关。它的统一与深埋于事物之内的基础无关，也与上帝心中的目的或规划无关。相反，这是万物皆被置放其上的一个平面，就好像所有形式的交叉一样，就好像所有机器的功能一样；而其维度则随着它切割的个性的繁殖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一个固定的平面，上面的事物只能通过速度和迟缓来区分。一个与类比相对抗的内在性或单一性的平面。据说一具有所有多的单一意义。存在以单一的意义表现了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所谈论的不是物质的统一，而是无限的变化，而这正是这个独特的生命平面上相互构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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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多论文论述中世纪的强度问题；关于运动学和动力学的构成问题，尤 其尼古拉·奥雷姆的重要作用，见 Pierre Duhem的经典著作，Le système dumonde (Paris: A. Hermann & Fils, 19130 – 1959), vols. 7 - 9 (La physique parisienne au X/Ve siè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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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维叶与杰奥弗里·圣-希莱尔之间永无完结的争论：二者至少都同意抛弃相象性或想象的、感性的类比。但在居维叶那里，科学定义涉及器官之间、器官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因此，居维叶把类比推向科学阶段，使其成为比例性类比。据他所说，平面的统一只能是类比的统一，因此也是超验的统一，根据不可简约的、不可跨越的、异质的构成，如果不破碎而成为独特的分支，就不能实现。贝尔后来又加上了发展和区分的非交流类型。这个平面是隐蔽的平面（规划）组织，一个结构或生成。杰奥弗里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超越了器官和功能而深入到他所说的“解剖的”抽象元素，甚或粒子，进入不同结合的纯粹物质，根据速度和迟缓而构成特定的器官，发挥特定的功能。速度和迟缓，运动和静止，迟缓和迅速，不仅控制着结构形式，而且控制着发展类型。这个方法后来在一个进化论框架中重新出现，即皮埃尔的快速生成学和异速生长中的不同生长比率：作为运动实体的类既不早熟，也不迟缓。（甚至生育问题也不是形式和功能的问题，而是速度问题；父亲的染色体是否及时地融入了细胞核？）无论如何，有一个内在性的、单一性的、合成的纯粹平面，在这个平面上，一切都是既定的，在这个平面上，无形的元素和物质跳跃着，只能根据相互的速度加以区别，根据它们的关联和运动关系进入这个或那个个体化的组合。一个固定的生命平面，在它上面，一切都在骚动、缓速或加速。为了全部组合而促成的一个单一抽象的动物。为头足动物或脊椎动物准备的一个独特的黏性或合成平面：为了让脊椎动物成为章鱼或乌贼，它所要做的就是及时地把自身折叠成两半，以便迅速将其后背的每一半因素结合起来，然后把骨盆放在脖颈上，把四肢聚集到一端，就像“一个小丑把头和肩膀后仰，用头和手走路一样。”①皱褶。这不再是器官与功能的问题了，不再是只通过类比关系和离心发展的类型就能控制其组织的一个超验平面的问题了。这不是组织而是合成的问题；不是发展或区别而是运动和静止、快速和慢速的问题。这是元素和粒子的问题，它们是否能及时通过、生成或跳到纯粹内在性的平面上来。而如果事实上组合之间有跳跃，有裂隙，那不是由于其本质的不可简约性，而由于总有一些元素没有及时到来，或在一切都结束之后才到来；因此，有必要穿过雾霭，跨越虚空，拥有时间的间隔和延误，这本身就是内在性平面的组成部分。甚至失败也是这个平面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努力构想这个世界，其中，一个单一固定的平面—我们将称之为绝对不动或绝对运动的平面—贯穿着相对速度的无形元素，它们根据速度和迟缓而进入这个或那个个体化的组合。由无名物质栖居的一个黏性平面，上面无数触摸不到的物质碎片都进入了不同的关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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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tienne Geoffroy Saint - Hilaire, Principes de philosophie zoologique ( Paris: Picton et Didier. 1930). 关于粒子及其运动，见 Notions synthètiques et phisiologiques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 (Paris: Denain,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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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当小汉斯说“鸡鸡”的时候，他指的不是器官，不是有机功能，而基本上指一个物质，换言之，指一个集合体，其各种因素据其各种关联、其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和它所进入的不同的个体化组合而不同。女孩有鸡鸡吗？男孩说有。不是通过类比，也不是为了驱除阉割的恐惧。显然，女孩有鸡鸡，因为她们也便溺：一种机械功能而非有机功能。这非常简单：同样的物质具有不同的关联，不同的运动和静止关系，而就男孩和女孩的情况而言，也进入不同的组合(女孩并不站着便溺或不能便出很远)。火车头有鸡鸡吗？有，但却是在另一个机械组合中。椅子没有鸡鸡：但那是因为椅子的构成因素不能把这个物质融人它们的关系之中，或分解与那个物质的关系直到它屈服于别的什么，如一蹬梯子。有人曾指出，对儿童来说，“一个器官经历了上千次变化，”它“难以定位，难以辨认，它依次可能是骨头、发动机、粪便、婴儿、手、爹爹的心………”这决不是因为把器官当成了部分客体。而是因为这个器官恰恰是其各个因素根据其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构成的组合，以及这种关系把临近因素结合或分裂的方式。这不是泛灵论，也不是机械论（mechanism)；而是普遍的机器论(machinism)：由包含着无限数的组合的一台巨大的抽象机器所占据的一个黏性平面。儿童如果不被看作问题机器，他们提出的问题就得不到很好的理解，所以，不定冠词才在他们的问题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肚子，个孩子，一匹马，一把椅子，“一个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斯宾诺莎主义是哲学家的生成儿童。我们称一个身体的经度为特定关系中属于那个身体的粒子集合体；这些集合体根据界定身体的个体化组合的关系构成而互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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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的回忆，ⅡI.斯宾诺莎还有另一面。对于把无限的各个部分聚集在一起的每一种运动与静止、快与慢的关系而言，都存在着相对应的力度。对于构造、分解或改造某一个体的各种关系而言，都有影响到这个个体的相对强度，增大或减小其行为力度；这些强度来自外在部分，或来自个体自己的部分。影响是生成。斯宾诺莎问道：一个身体能做什么？我们称一个身体的纬度为影响，身体在特定的力度或在那个力度的限度内能够发生影响。纬度是由一定能量之下的强度部分构成的，而经度是由一定关系之下的广延部分构成的。同样，我们避免根据器官和功能界定身体，我们将避免根据种和类的特性来界定身体。相反，我们试图说明身体的影响。这种研究叫做个体生态学，也是斯宾诺莎书写一部真正的伦理学的意义所在。一匹赛马不同于一匹干活的马，一匹干活的马又完全不同于一头公牛。在定义动物世界时，封·于克斯屈尔寻找动物在个体化组合中所能够发生的主动的和被动的影响。比如，受光的吸引，虱蝇在树枝的顶端盘旋；一闻到哺乳动物的味道，便落将下来，扑到在树枝下经过的动物身上；它钻入动物的皮肤，至少能找到多毛的地方。仅三种影响；虱蝇利用其余时间睡觉，有时一睡就是数年，不顾巨大森林里所进行的一切。其力度实际上受到两个极限的限制：一个是尽情饱餐的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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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极限，饱餐之后它将死去；另一个是它在等待饱餐时戒斋的悲观极限。据说，虱蝇的三种影响呈现种和类的特性，具有器官和功能、腿和喙。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是真实的；但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却不然。恰恰相反，在伦理学中，有机特点衍生于经度及其关系，纬度及其程度。在了解了身体的功能之后，我们才对身体有所了解，换言之，我们了解了身体都有哪些影响，能否与其他影响合成，与另一个身体的影响合成，以毁掉那个身体，或被那个身体所毁掉，以与那个身体交换行为和激情，或与它联手共建一个更强壮的身体。

我们再一次回到儿童的话题上来。请注意他们是如何谈论动物的，是如何受动物所感动的。他们列出了一张影响名单。小汉斯的马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有感染力。它不是类的成员，但却是役马一面包车一街道这个机器组合中的一个因素或个体。它是由个体化组合中主动和被动影响的名单所界定的，而它本身就是这个组合的一部分：眼睛被蒙着，带着嚼子和笼头，傲慢的派头，有个大鸡鸡，拉重货，被鞭打，倒地，用腿刨地，咬，等等。这些影响在组合内部循环和改造：一匹马“能做”什么。它们的确有最大马力的乐观极限，但也有悲观的临界：一匹马跌倒在大街上！背上沉重的负担压得它站不起身来，还有过分的鞭打；一匹马要死了！—那时候这是常见的景观（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金斯基都曾哀悼过马）。那么，究竟什么是小汉斯的生成马？汉斯也被放在一个组合中：母亲的床，父系因素，房子，街对面的咖啡馆，附近的仓库，街道，上街的权利，这个权利的赢得，赢得这个权利的骄傲，但也有赢得这个权利时的危险，跌倒，羞辱…这些不是想入非非或主观臆想：这不是模仿一匹马的问题，“扮演”马的问题，与马相认同的问题，甚或不是体验怜悯或同情之感的问题。这也与组合间的客观类比无关。问题是，小汉斯是否能给他自己的因素赋予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使他成为马的影响，且不说形式和主体了。有没有既不是汉斯的、也不是马的、目前尚且未知的、但却是汉斯的生成马的组合？比如，在这个组合中，马会露出牙齿，汉斯则露出别的什么，如脚，腿，鸡鸡，等等？这如何改进汉斯的状况？这将如何打开以前一直关闭着的出路？当霍夫曼斯塔尔思考一只老鼠临死时的抽搐时，那动物恰恰在他体内“对凶恶的命运露出了牙齿。”这不是怜悯的情感，更不是他所说的认同。这是涉及完全不同的个体的速度与影响的合成，一种共生；它使老鼠成为人的一个思想，一个热烈的思想，同时，人也变成了老鼠，在死亡的抽搐中咬牙切齿。老鼠和人决不是同一回事。但存在却以一种不再使用词语的语言，以一种不再具有形式的质料，以不再属于主体的一种影响，在二者身上表现了同一种意义。非自然的参与。但是，合成的平面，自然的平面，恰恰是为了这种参与，运用各种手段不断进行组合和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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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类比，或想象的产物，而是黏性平面上速度与影响的合成：一个计划（平面），一个项目，甚或一个树图，一个问题，一个提问机器。夫拉基米尔·斯莱皮安在一个极其怪异的文本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我饿了，我总是饿。人不应该饿，所以我得变成狗—可怎么变呢？这不是模仿狗，也不是关系的类比。我必须成功地给我身体的各个部位赋予快慢的速度关系，这能使身体成为狗，既不通过相象性，也不通过类比，而在一种原创的组合中进行。狗本身不变成别的什么，我就不能变成狗。斯莱皮安想到用鞋来解决这个问题，鞋的制作。如果我把鞋穿在手上，那么，手的因素就会进入一种新的关系，结果就是我所寻求的影响或生成。但是，当第一只手穿上鞋子后，怎样才能系第二只手上的鞋子呢？用嘴，嘴在组合中也接受了新的用途，成了狗的口套，因为狗的口套现在是用来系鞋带的。在这个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需要做的不是比较两个器官，而是把因素或质料置于一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将完全祛除器官的特殊性，使其生成另一个器官。但这种生成，虽然已经发生于脚、手和嘴，但还是要失败的。它败就败在尾巴上。尾巴也一定要赋予新的用途，被迫展示性器官和尾部附属物共有的因素，这样，前者将会用于人的生成狗，同时，后者将用于狗的一种生成，将成为组合之一部分的另一个生成。计划（平面）失败了，斯莱皮安在此犹豫不决。尾巴一方面是人的器官，另一方面是狗的附属物。它们的关系并未进入新组合中的合成。这正是精神分析学介入的地方，重新使用有关尾巴的一切陈词滥调，如母亲，童年记忆中母亲穿针引线的情景，那些具体的图象和象征性类比。①但这正是斯莱皮安在这个优秀文本中想要使用的方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计划（平面）的失败正是计划（平面）本身的一部分：计划（平面）是无限的，你可以以上千种不同的方式开始；你总会发现有些事物太迟，有些事物太早，迫使你重新构造速度和迟缓关系，你的全部影响，重新安排总的组合。一个无限的事业。但还有一个方面使计划（平面）失败；这次是因为另一个计划（平面）全力回归了，打破了生成动物，把动物折回到动物，人折回到人，仅仅重新组织了因素之间的相象性和关系之间的类比性。斯莱皮安面对的是这两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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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简要说明一下精神分析学：从一开始，它就经常遇到人类生成动物的问题：在不断经历这种生成的儿童身上，在拜物教中，尤其在不断面对这个问题的受虐狂中。至少可以说，精神分析学学者，甚至容格，都不理解、甚至不想理解这种现象。他们在儿童身上就像在成人身上一样杀死了生成动物。他们什么都没看到。他们把动物看作本能的代表，或父母的再现。他们没有看到生成动物的现实，没有看到它是自行体现的影响，是以人为体现的本能，而不代表任何东西。除了组合本身之外没有其他本能。在两个经典文本中，弗洛伊德在汉斯的生成马中只看到了父亲，而在阿帕德的生成公鸡中，佛伦奇也只看到了父亲。马的蒙眼是父亲的眼镜，马嘴边上的黑毛是父亲的胡须，马踢腿代表父母在“做爱。”他只字未提汉斯与街道的关系，如何禁止他到街道上去，也没有说明看到“一匹傲慢的马，一匹蒙着眼拉货的马，一匹倒地的马，一匹被鞭打的马………”，对一个孩子来说都意味着什么。精神分析学对自然参与没有好感，对一个孩子所能安装的组合也不感兴趣。他安装组合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所有出口对他来说都是关闭的：一个计划（平面），不是幻想。同样，如果把受虐狂理解成生成动物，而没有别的解释，那么，就不会谈论痛苦、侮辱和焦虑等蠢话。要最充分地利用自然，总要牵涉到机器、工具、引擎，总要有手段和束缚。这是因为有必要废除器官，把它们搁置起来，这样，它们被解放了的因素就能够进入新的关系之中，由此将产生生成动物，和机器组合内部影响的流通。如我们在别处所看到的，这是面具、笼头、嚼子以及阴茎套的情况：其悖论是，在生成马的组合中，人压制了自身的“本能”力量，而动物则把它“后天获得的”力量输送给了人。颠倒，非自然的参与。女主人的靴子废除了作为人类器官的腿，使腿的因素进入了适合整体组合的一种关系之中：“这样，对我发生作用的就不再是女人的腿了。”①但要打破生成动物，所需要的只是从中抽取一个环节，从中抽取一个时刻，不考虑其内在速度和迟缓，阻止影响的流通。这样，所剩下的就只有条件之间想象的相象性，或关系之间的象征性类比。这个环节指父亲，运动与静止之间的关系指爱欲的场面，等等。必须认识到，精神分析学不足以导致这种突破。它只导致了生成内部固有的一种危险。总是有发现“扮演”动物的危险，家庭的俄狄浦斯动物，米勒学狗叫，叼着一块骨头；菲茨杰拉德舔着你的手，斯莱皮安回到了母亲身边，或从1900年起就在色情贺卡上扮演马或狗的老头（而“扮演”一个野生动物将是最好不过的了)。生成动物继续冒着这些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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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ladimir Slepian，“Fils de chien,”Minuit，no. 7 (January 1974).我们已经对这个文本进行了非常简化的讨论。

① 见 Roger Dupouy, “Du masochisme," Annales Médico – psychologiques , series 12, vol. 2 (1929), p.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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